於是當時我就在想，今後要認真觀察事物，也要仔細傾聽聲音。不久之後，便開始熱心於觀察外界事物，以至被大家說「只要和大江一起行走，他不一會兒就停下腳步，或是觀看或是傾聽，真是個滑稽的傢伙」。
——令堂親手把馬克·吐溫的《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以及《尼爾斯騎鵝歷險記》交給你，也是在那個時期吧？
得到那兩本書，是在稍早一些時候，因此當時已經認真閱讀過了。「觀看」和「傾聽」，是將零亂的事物連線起來，而這種連線之中，便有「物語」故事了。讓我再度清晰地意識到理解了這個規律的，正是那些書，它們發揮了很大作用。
——說到小學四年級的時候，應該是一九四四年，當時正處於太平洋戰爭末期，而且，在您祖母於那一年去世之後，令尊不久後也突然亡故了。村子裡還發了大水。那是一個現實社會在你的視野裡急劇展開的時期吧？
就像你所說的那樣，父親和祖母都是一九四四年死去的。我出生於一九三五年，因此，是在我九歲的時候。
當時祖母年事已高，疾病纏身。她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人物，經常作出死去的模樣，或是嚇唬我們，或是逗我們發笑。後來當她真的死去時，倒也沒有感受到過於強烈的衝擊。
然而，父親……在立冬前一天，孩子們轉著圈用稻草紮成的棒子敲擊地面，為了給他們派發賞錢，父親一直在客廳裡喝著酒，直至夜深。作為家裡的孩子，我就坐在父親的身旁。父親平日裡並不與我多說話，可那天晚上卻對我講了許多。聽說，父親當天夜晚還對母親說起過，說是我的話語非常有趣。就在那天深夜，父親亡故了。估計是心臟麻痺。翌日一大早，母親就起了床，對我們說：「爸爸去世了，因此你們不能面向西方吐口水，男孩子不能站立著小便。」不久，幫助料理喪事的四鄰來到家裡，母親便將父親穿用過的西裝等物品送給了那些鄰居。那些換上父親遺物以為紀念的人，便著手葬禮的準備工作。當時我在想，啊，「世界」就是這樣在改變呀！
說到我自身，是一個並不被村裡的小夥伴們敬重的孩子。不過，由於父親的去世，那一天便被賦予一種特別身份。當時村子裡正流行踩高蹺，歲數大一些的孩子做了一副高蹺，就請我優先踩用那高蹺。那可是一副非常高的高蹺，踩在那上面都能看到家裡二樓窗子裡了。我還記得，踩著那高蹺行走起來，村子的景觀在眼裡就完全變了模樣。
那一年暴風雨頻發，尤其在秋天的颱風季節裡，好像每個星期都在下大雨，颳大風。我家屋後的小田川也動不動就氾濫成災。那一陣子，只要一下雨就停電，我們幾個孩子便在黑暗中圍坐在母親周圍。家裡點上忽明忽暗的蠟燭，屋外颳著大風，整座森林都被大風吹得嗚嗚作響，河水也發出巨大聲響湧流而下。那是一九四四年，由這個國家發動的戰爭正處於可怕的狀態之中，就連孩子們也聽說了這一切。當時，母親經常獨自待在記賬的房間裡，嘆息著「該如何是好呀？」，我在心裡則一遍遍地回答說：「已經走投無路了！」父親去世了，我們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將會如何，不知道國家又將走向何方。我們陷於這種不安的、恐懼的、即便抗拒也隨之被拒之一旁的暴力性現實之中。我知道了這一切，是在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這兩年間。
——你們兄弟姐妹當時處於什麼狀態？令堂又是怎麼鼓勵健三郎這個少年的？
我們兄弟姐妹一共七人，最上面是姐姐。我叔叔當時在滿洲的新京1那座中國東北部的大都市經營古董，剛才說到的大姐就去了那裡當幫手。大哥那時是海軍預科練習生，雖然只有十六七歲，卻為加入海軍航空隊而接受了專業訓練。我的二哥在松山的商業學校讀書。再就是比我稍微大一些的二姐，然後是妹妹和弟弟，另外還有我。因此，能夠指望得上的男丁，家裡也就只有我了。就是這麼一種狀態。
對於母親來說，竟沒有一個可以靠得住的人，又存在糧食不足的問題，於是母親在我家與河流之間的河灘上開拓出旱田來，在那裡種上蔬菜，面色陰暗地勞作不休。
——那是一段非常困難的時期啊……很多作家都是一九三五年出生的，各自寫了十歲前後有關戰敗的記憶，這是因為有著強烈的時代刺激的緣故嗎？
從學齡說來，同屬於一個年級的人之中，有劇作家井上廈1。他有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父親，在他父親去世後，便由他母親一手拉扯著長大成人。他生活在都市裡，而我生活在山村中，我們都經歷過生活的種種變故，度過的少年時期多有相似，因而我對他抱有一種親近感。儘管自己顯然是一位知識分子，卻沒在大學裡擔任教職，也不在公司或政府裡工作，經歷了波折四起的青年期之後，最終成為了劇作家的，是井上廈先生。比我小上兩歲，孩童時代好像在橫濱遭遇了大空襲的，則是古井由吉2先生。此人是德國文學專家，卻辭去了大學教師的工作，走上了作家的道路。
我們在巨大的變故——經歷過戰爭，那戰爭後來因戰敗而結束，進駐軍以及佔領軍來了，新的國家體制開始建立——之中度過了十歲至十四歲那幾年光陰，因此，我們知道社會是變動之社會，我們的心境難以穩定。至於穩定的未來以及社會的繁榮，則是連想也不曾想過。戰爭以及戰敗前後那些巨大變故，造就了我們這些小說家和劇作家。早在孩童時代，就已經知道「物事變故」，而這一切對於想象力的生成和發展是非常有效的。
還有那位雖是巴勒斯坦人，卻生長在埃及，後來在美國接受了大學教育，終生在紐約擔任大學教授的愛德華·薩義德1，他也出生於一九三五年，後於二〇〇三年故去了。作為巴勒斯坦人，他作了具有社會影響的發言並付諸行動，度過了確實屢經波折的人生。他是一個境況優裕的家庭的兒子，接受了精英教育，確實是一位與我年歲相同並具有同輩感覺的友人。
——在日本，這也算是度過向戰後學制過渡的初中、高中時代的那一代人了。
是這樣的。我六歲時進入的那所學校，叫做大瀨國民學校，是仿效德國學制的產物，在戰爭結束後又持續了兩年。我和井上廈先生同屬於一個孩子群體，進入國民學校學習，其後又從國民學校畢業的那個唯一的孩子群體。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一九四六年頒佈新憲法並於翌年也就是一九四七年實施。與此同時，教育基本法得以制定併成立了新制中學。如果我們村子裡不成立那種新制中學，我就無法繼續升學了。當時，從我們村子步行可及的周邊地域內沒有舊制中學，如果要去上學，就只能在松山租住民房以便就近往來於學校了。而能夠做到這一切的，哎呀，就只能是非常優秀的孩子了。由於父親故去，我對繼續升學之事便斷了念想。然而，村裡卻建立了新制中學，於是所有孩子就都可以繼續升學了，我也歡天喜地的去了那所學校。據說教育基本法是孩子們今後的教育之根本，我便請老師讓我看了看，還將其抄寫在紙上，覺得這是為孩子們制定的一部很好的法律，儘管這部法律面對的是國家，而非我們孩子（笑）。
老師們也非常熱心地學習嶄新的民主主義體制，經常對我們說什麼「你們，要自主性地去幹！」、「要民主性地去幹！」等。那時，我被推選為兒童農會的負責人，也辦了個小小的實業，是職業課老師和我一起做的。我們倆從大人的農協那裡借來當時的十萬日元，搭建了設有哺育雞雛大溫箱的小屋，養了兩百隻小雞並賣給了農家。
其後，我加入新組建的棒球部並擔任游擊手。那時又能讀書，又能自由自在且充實地生活。初中畢業後，便自然而然地升到了鄰鎮的新制高中。
——您是一九五〇年四月升入高中的，當時還處於佔領之下，可以想象，戰後的混亂以及粗野的氛圍，在農村的各個角落也捲起了形形色色的漩渦了吧。翌年，您從當地的縣立內子高中轉學到松山東高中的高二年級，這其中有什麼緣故嗎？
根據愛媛縣轄內的學區制劃分，此前去了松山、宇和島、大洲那些近郊的學生，要回到原籍所在地轉入本地的高中。在高年級學生裡，也有一些人曾當過軍隊的預科練習生，這種人糾集在一起，擴充套件了藉助暴力控制同學的網路，一旦被高年級或棒球部裡那些不良少年的小團伙給盯上，就會吃上很大苦頭。我的身上原本就有一種無所顧忌的個性，加之在新制中學所感受到的自由氛圍，便不加思索地在作文裡寫了棒球部那些倚仗暴力的事例。於是，我也被畫入了被盯梢的那類同學，雖說也曾進行一些抵抗，卻還是覺得沒必要再在這所學校裡待下去了。我就向母親說了自己的想法，母親便表示「那也可以吧！」現在細想起來，估計母親曾去學校和校長先生商量過此事。高一第三學期時，班主任就對我說：「已經定下來了，你就轉校去松山吧。」我覺得，老師大概是想從遭受校內小團伙迫害的學生中拯救出一個人來，況且，校內這個小團伙與鎮上的不良少年好像也有所勾結。這位老師還幫我尋找可以租住的民房，母親也四處籌措費用，我就這樣轉學到松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