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括說來，最初心血來潮般寫出的小說被刊載在《東大新聞》上，於是有人鼓勵我「今後就寫小說吧」，我便鼓足幹勁寫起了小說。被告知「這一篇不好」後，才第一次認真起來，想要對作品進行改寫，就這樣開始了作家生涯，一年內出版了兩部短篇小說集，還寫了大約三百頁稿紙，被我認為是長篇小說的《拔去病芽，掐死壞種》。
——說到《拔去病芽，掐死壞種》，有非常多的讀者喜愛這部作品，其中很多人喜歡作品中的這一段：
這是殺人狂的時代。戰爭使得群體性瘋狂猶如久不退卻的洪水一般，氾濫在人們情感的褶襞裡、身體的所有角落、森林、街道和天空。就連收容我們的那棟古老磚砌建築及其院子，也遭到從空中突然俯衝而來計程車兵，在飛機半透明的機體內猥雜地撅起屁股的那位金黃頭髮手忙腳亂的年輕士兵的機槍掃射。大清早我們為幹活兒排好隊正要出門，依靠在充滿惡意纏繞著帶刺鐵絲網的大門外側的那個剛剛餓死的女人，隨即栽倒在領隊教官的跟前。幾乎每個夜晚都會遭到飛機轟炸，有時一直持續到大白天，由轟炸引發的大火在城鎮裡肆虐，使得夜空裡一片通明、黑煙瀰漫。
已然瘋狂了的大人們在城裡四處亂竄的那個時代，他們倒是有一種值得記錄的奇妙熱情，就是從那些全身柔嫩的皮膚上只長著栗色胎毛，卻做過微不足道的壞事的孩子中，將大人們判定為具有流氓傾向的孩子們監禁起來。
對黑暗和骯髒的描寫接連不斷，卻又是難以言表的明快，同時讓人感到非常輕快。這種表現之所以可能，或是因為作者還年輕，戰後時代也剛開始不久，都有點兒天不怕地不怕的感覺，抑或由於極為年輕而具有的那個勢頭。我只能作如此想象。
截至那時為止，還是寫出了一些即便現在讀起來仍然有趣的作品，可在那以後的兩三年裡，自己寫的小說並不好。自己也知道「不好」，然而文藝雜誌嘛，他們對於露出水面的新人總是比較寬容——現在還有這種傾向——並樂於接受，便發表了那些作品，我就在這樣的感覺中開始了文壇生活。當然，這其中也有獲得芥川獎的緣故。《遲到的青年》可以說是戰後青年的虛構性自傳，現在我還清晰記得題名的這部長篇小說，也是以那種風格寫成的。
與此同時，我也為另一種感覺所苦惱，那是一種非常黑暗的感覺，覺得如此下去絕對不行，會走到盡頭的。不過，那時多少已經有了一些名氣，因此已經無法回到原先的學生生活，無法在寫作並無稿約的小說的同時進行學習。就是這麼一段不上不下的痛苦時期。
——在一九九六年您六十一歲時出版的《大江健三郎小說》全十卷本中，並沒有收入《遲到的青年》以及《日常生活的冒險》等作品，而這些作品自從您在創作初期發行以來，一直受到廣泛閱讀。所謂「青年時代的作品」不能收入文集，對於讀者來說是一件意外之事。不過，這是因為嚴厲的自我批評之結果嗎？的確，如果想要探究與現在所不同的「大江健三郎」，我覺得閱讀《遲到的青年》和《日常生活的冒險》可能是個行之有效的方法。
比如，圍繞《日常生活的冒險》中的主人公、青年齋木犀吉，書中有這麼一段描繪：
此時身高已達一米七五的大塊頭少年，與魏爾倫1描繪的蘭波，以及當時正在地方影院和東京近郊的三流影院放映的法國電影《肉體的惡魔》中的傑拉德·菲利普比較相似。其後每當遇見他時我都會感覺到，他那大臉膛的相貌儘管並無異常，只是無論處於什麼人群中都非常顯眼，實際上，就是那種時時刻刻都與各色人等的極具個性的那類容貌相似，通常的說法，則是與他人的臉膛相似。就在詹姆斯·迪恩2死於車禍前後，他在行走時以令人聯想起那位近視的美國青年的作派眯縫著憂鬱的眼睛，額頭因耷拉下來的頭髮而顯得短小，以至無論誰都認為，在東洋人之中，唯有他才與詹姆斯·迪恩最為相似。
或許會有人深切的感覺到此處與伊丹十三的面影多有重合，正好您將其寫在了小說之中。這種解讀方式不合適嗎？
伊丹十三去世後，他在媒體界的那些朋友和我分別留下了不同記憶，我以為那倒也未嘗不可。可是，就像剛才所說的那樣，較之於作者，倒是讀者那一方的目光更為準確，因此，在我重新閱讀當年「沒能寫得更為充實的作品」那些已經成為鉛字的東西時，就感受到了這一切，便從全集版中去掉了那些東西。雖然《日常生活的冒險》等作品至今仍被一些讀者所喜愛，可在技法和人物的處理等方面，確實沒能滿足小說的基本要求。
我很早就開始寫小說，年輕時寫下許多作品，可我是小山村裡在家人庇護下成熟較晚的人。由兒童演員成長而成的演員，經常會被認為雖然早熟，卻也有總是不夠成熟的缺點。我也存在著這樣的問題，的確是一個成熟較晚的作家。只是作為成熟較晚的作家，我倒是形成了一個工作習慣，那就是一直以小說技巧的完成度作為自己的目標。就這一點而言，即便我本人也是持肯定態度的，這也是我熱忱於latework，也就是「後期的工作」的理由。
三島由紀夫1等人相信自己從一開始就是完成度很高的作家，具有向社會表明「我就是這樣的人」的力量，把從一開始就具有很高完成度的風格顯示於社會。我覺得那樣的人是早熟的作家。在我的理解中，文學就是「如果朝那個方向掘進的話會很有意思」這麼一種感覺，而且認為這是必要條件，因此，在瞭解到自己有必要如此前進的基礎上進行創作活動，這是事實。但是，我卻沒有自信，不知道讀者或社會是否會充分接受自己如此摸索而行的成果，沒有那種認為自己已經充分具備了條件的自覺。在不瞭解對手是否會接下我投出的球的情況下，我出發了。三島由紀夫當時已是讓人仰視的大家，他比我只大十歲，可在感覺上彷彿要年長二十五甚至三十歲。而且，對於自己所從事的文學行為和社會行為將被外界如何接受這個問題上，三島由紀夫是很有把握的。即便是使社會無法接受的暴投2他也會堅信，那不是自己的責任，而是日本的讀者沒有那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