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現在正準備在世田谷市民大學講演的講演稿。主辦單位指定的講演內容是這樣的：希望我把三年前在小樽召開的全北海道殘疾兒童福利大會上講的話繼續講下去。上次大會的講演記錄，業已以“為了和不可能‘親切’相待的人鬥爭下去”為題出版發行了。於是我就把該文章重新讀了一遍，考慮如何接著往下講。（該文載《核之大火與“人的”呼聲》一書，巖波書店出版。）
正如“殘疾兒和我”這一恰如其分的副標題所示，我在有殘疾兒的父母們面前，講了自己和生下來就頭部缺損的兒子共同生活的經驗。而且，我談的問題重點在於，眼前似乎即將面臨破壞整個世界的核威脅時代之下，同殘疾兒共同生活的經驗。
現在的核狀況，深刻的程度更嚴重了。凡是以世界的今天與明天的視野看待日常的人，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認這一點。如果與此相聯絡回頭看看·單·個家庭——也就是巨大的核威脅之下一個市民的家庭——無非是每天無可避免的老問題，即：拖著一身殘疾的兒子如何成長，以及同他的發育複雜地糾纏在一起而屢屢出現的新困難，再加上如何戰勝這些困難等等。因此，我自己也情不自禁地湧現繼續上次講演的想法。
繼續，這種說法總是浮現於我心頭的話，中野重治戰後寫的第一部小說《五勺酒》中的一節裡就有：“從什麼寫起好呢？寫也寫不完，說也說不盡的樣子。結尾處打算加上‘此項待續’，然而如果忘記而漏掉，也請權當有它而讀下去。”我也權作“此項待續”開始我的話題，但是我以為“此項待續”的話已將告終。
兒子就在眼下的3月畢業於青鳥養護學校的高等部。這樣，和學校之名沾邊兒的緣就算斷了。他的身高和體重都超過父親，是條大漢子，和同班另一條更大的漢子是好朋友，他倆雖然各有不同的殘疾，但是彼此身體狀況不佳的時候，被周圍吵鬧得快喘不過氣來的時候，或者為了強忍住被來自體內的不安徵候快要吞沒的時候，他倆各伸一隻手緊緊握在一起，一動不動地坐著，這種情況，是學校與家庭的聯絡本上寫著的。一畢業，和這位朋友也不得不分手了，對於兒子來說，再想遇上同樣的朋友恐怕是不可能的了。
去年秋天，他參加了將來畢業後開始的區的福利作業訓練，他母親陪他坐公共汽車上下班。偏巧我當時正在加里福尼亞大學巴克萊分校，也就是這段時間兒子經歷了雙親之中父親不在而情緒波動的階段。可能又加上在作業所接受訓練感到緊張，上作業所上班時，公共汽車碰到路上堵車，那粗暴的言語和舉止，常常使他母親十分為難，不知所措。
這時我就通過國際電話，一連幾天和他交談。很明顯，兒子一肚子委屈，非常抑鬱，問他的話答得一點也不爽快。沒有過多久作業所那邊的事就辭了，重返學校。但是這時候也屢屢發生事故，有的是上學時在車站上臺階，上到半路犯了病，跌破嘴唇，有時是蹲在臺階轉彎處的平臺上，再也不動了。這都是熟人通知家裡才知道的。
這些情況，兒子把信寄到巴克萊分校的宿舍我才全知道的，那些信，文章的背後用文學語言來說都蘊涵著某種動機。信的後半部分文思混亂，我這做父親的也讀不懂，至於前半部分的文章，開頭一行就對我在國際電話中說的那些強硬的話給以斥責，並且全給擋了回來，用他的觀點加以解釋，隨後是很好地表現他現在的內心世界，給我的印象是讓我瞭解了兒子新的側面。他那信上說：“實在對不起啦。我的嘴疼了之後，下臺階的半道上就犯了病，我就吼起來了：‘我算不行啦，活了20年可真遭罪。’”
看到兒子新的側面，知道他這是故作含糊的說法，老實說，我遠離兒子，一個人在異國他鄉生活，同樣情緒不安，還有一層，此時美國的核導彈設在西德，因此，蘇聯在日內瓦核裁軍會議上退出會場，成了世界核狀況惡化的轉折點的開始，所以我的心情當然也十分鬱悶。我們作父母的總算好歹迎來了兒子20歲的生日，當然高興，妻子更為之高興，生日那天一到，當時恰逢參議院選舉，便帶著兒子急急忙忙地去投票，她說：“假如讓他棄權，那可就白養這麼大了。”我當時就覺得發現了妻子又一個新的側面。我們的兒子這20年一天一天地活下來，完全是在強忍著殘疾給他帶來的困難中度過的，那是不言而喻的痛苦的人生，我想，他是不讓我們想到他的痛苦才不叫苦的。
就這樣，如果用現在的語言來說，對於陷進煩惱的我，常常讀的米爾查·埃利亞德從1957年到1969年和我們同時代日記合訂本這部書，就是一個很好的鼓勵。（“nosouvenirs”harper＆row）
當然，像埃利亞德這樣極具多樣性、有巨大精神世界的學者、藝術家的日記，決不可能僅有單一的方向性。第一次遇上埃利亞德考察核武器對現代造成的危機時，我倒有一種心頭黯然、對他頗有嘲諷的心情。
1959年歲尾，埃利亞德在回答芝加哥大學的學生們提出的關於原子彈的問題，這段回答是這樣記載的：“基督教徒大概不應該怕這種炸彈。因為它意味著世界的末日到來。因為它成了‘最後的審判’。印度教徒大概也同樣。‘卡里·瑜珈’界向混沌倒退之中結束，然後出現新的世界。只有馬克思主義者們才有靠計盡途窮結果的核作為最後結束世界，使人類同受恐怖的正當理由。這樣說是因為，對於他們來說，天堂是屬於未來的。天堂在地上從來沒有存在過。與此相對應，最近似的就是明天的沒有階級的社會。馬克思主義者只是預想未來才像天堂，所以才甘願難以數計的也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殺戮。如果在得知世界是共產主義為最終世界之前消滅，那麼，一切歷史和人類的一切苦難，可能就根本沒有任何意義了。”
雖然我尊重埃利亞德的比較宗教史的分析，但是，對於馬克思主義者關於今天的看法和作用，我還另有感想，所以，對於埃利亞德以這一部分為中心的話，總感到一股早被拋棄的犬儒主義味道。不過，埃利亞德始終是一位從正面注視著核武器，認為它是毀滅人類的，並且絲毫不懈地思考這個問題的人，這倒是毫無疑義的。翌年1月間，看到他的下述敘述：
“馬克思主義者和唯物論者對歷史的解釋，可以說是人類的‘最後的審判’。審判，即滅亡的危險。準確地說，史前期人類幾乎就要滅亡了。或者說今天人類就被核武器滅亡。／唯物論者或馬克思主義者所思考的，意味著人類對原初的神所賦予的任務已經不存任何希望。結果是使人類消滅。然而這種誘惑及其危險之存在未必是毫無意義的。人類懷著被消滅之勢迫在眉睫的自覺活著，對於人類來說，甚至是件好事。恐怖等於參加某一團體舉行儀式時的痛苦。
儀式，這一進入新階段的禮儀性的手續，埃利亞德把它作為人類規模普遍的信仰體系來思考，因為它是重要的問題點之一，所以十分清楚，他對於核狀況決不會以冷眼旁觀的態度對待。但是，我更進一步想知道的是，和核爆炸而導致人類滅亡這種想法截然相反，埃利亞德充滿積極希望的構想是什麼。
儘管表面上沒有寫得一清二楚，但是埃利亞德悄悄地但確確實實地把該思想提示於同一日記的下述敘說之中，這是我從他的日記中讀到的。於是因此也把我前面提到的陷進煩惱的自己治好了。
1961年年初，埃利亞德把他少年時代在布加勒斯特的經歷，在印度狂熱地學習時期的經歷，在葡萄牙的文化工作經歷，以及在戰爭結束後的祖國羅馬尼亞建立社會主義體制時亡命巴黎開始過上學究生活的經歷等等綜合在一起，使人感到他“更加成熟”。以前，只是在為數不多的地方才看出他從如此經歷中感受之深刻，但這回使我覺得足以洞徹他深刻感受的整個最深部分。對於自己生涯的“擴充套件、持續”給予足夠的啟示。埃利亞德把他的記述作了如下的總結，這就意味著，到此刻為止，在漫長歲月裡，他飽嘗了鬱悶之苦。我認為，這種鬱悶之苦給他帶來的是大大加強了他對核狀況的認識。
埃利亞德現在仍然住在此處的芝加哥大學裡——我這次才親眼目睹並留下強烈印象——有紀念首次解放核能的地點以及核能解放者亨利·穆阿的雄偉雕像。我想著經濟史家內田義彥氏指責把原子彈投於廣島、長崎也算解放（release）核能這句話，甚至想到，應該把堪稱核時代悲慘紀念的廣島那座穹窿形建築物廢墟合建於此。埃利亞德的記述是這樣的：“充滿活力，強烈的感情。在歷史上生與死的人們的生活，突然有了意義，具有了重量。樂觀主義！”
有此啟示的經驗之後，埃利亞德立刻重讀了青年時代讀過的巴貝利恩的日記，他對於該日記上寫的索拉斯著《古代的獵人》讀後感，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作了長篇記述。埃利亞德強調的是：讀了索拉斯著作的巴貝利恩，作為安慰悲慘與病態的現實，從舊石器時期的人類生活態度得到了力量，這力量是使他們確信他們的生存‘不能破壞’的‘顯現’。
他寫道。——雖然那麼說，也無法改變‘我活著’這一事實。即使不論怎麼短的時間，‘我是存在的’。這的的確確是我的顯示，顯示了人的存在是破壞不了的。／（巴貝利恩）補充說——那麼我死的時候，構成我肉體的物質破壞不了，而且永遠存在。既然這樣，對我的‘靈魂’不管有什麼影響，我的物質仍然永遠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