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近親遭逢不幸，給未亡人寫弔唁信的時候，想起了一件事。那是已經將近10年之前的事了，對我自己有深厚影響的人逝世，我終日心境愴然地打發著每天每日，這時，岳母寄來勸我節哀的信。信上說，即使遭受了巨大的傷痛，但隨著時間慢慢推移，它能告訴自己有用的生存的智慧。我想起曾經受過這話的勉勵，就想用同樣的話勉勵對方，但是，就自己來說，巨大的悲痛是不是真的能夠隨著時間的消逝化解得一乾二淨呢，我茫然地俯視著眼下的白紙思考這件事。明確地意識化——這也是在捫心自問的過程中，彷彿手指碰到石頭或別的什麼東西那樣得到確實驗證一般——的結果，是在巨大的悲痛之後有兩種趨勢。其一是確實因為時光流逝而減輕悲哀，其二是有解消之後的悲痛，這悲痛和懷念一起成為記憶。對於這懷念，想把話扯遠說一說，因為這是今年春末的經歷。
長子要從養護學校畢業了，初中和高中的畢業典禮同時舉行，我同妻子前往參加。校長對於每個畢業生都給一張彩色紙，那上面寫的是學生的身體障礙所顯示的情況和特性，據觀察的結果給該學生規定的努力方向等等臨別贈言。有的學生離開行列，步上短短的臺階，在校長面前站好行個禮，就是這麼簡短的動作，行動起來卻是十分不易的。這時，我們看到那孩子終於完成了那些動作，於是禁不住為他高興，那高興似乎是大家共有的一般。有的孩子好像是多動症，不停地手舞足蹈。因為必須順其自然，所以典禮用的時間長了一些，但仍然按原定計劃進行，典禮順利結束。平常週末放學回家時，兒子總是花好長時間和老師道別，可是今天卻對老師脆脆快快地行個禮然後轉身就走，這倒使我頗感意外。可是上了公共汽車一問他，他卻心平氣和地說，今天是畢業典禮，這一天誰都要跟老師道別，如果自己不顧別人和老師沒完沒了地道別，那就不好了。
但是，舉行畢業典禮之前，我卻看到一個小個子少年跟夥伴進行了什麼小小的比賽，他卻傷感地放聲大哭，彷彿身負著全世界的悲哀，心都被深深地刺痛了。假如我的兒子也這樣和那孩子一起縱聲大哭，我自己也可能被那巨大的悲哀所打動。我一邊這樣想一邊注視著那小個子少年。可是他本人悲痛萬分地大哭特哭了一通之後，一會兒臉上卻浮現比誰都心情舒暢的微笑，和他的夥伴玩得特別開心。於是縱情嬉戲，毫無顧忌。沒過多久折騰得過了火，又抽抽噎噎地哭起來了。
總之，對於面帶舒心明朗的微笑而轉眼之間又悲不自勝的這個少年，如果他能給我留下記憶，我想那一定是很值得懷戀的記憶。和這個印象相差無幾，它使我想起自己內心深處業已緩解和癒合的幾宗悲痛之事。
這就是自以為已經想開了的事其實卻沒有想開，以為消逝了卻殘痕猶在的巨大悲痛，可以這樣說，到了中年已過的自己這把年齡，到死為止也不得不生死相隨的銘刻肺腑般的悲痛。然而且隨之而來的是自己想到，既然如此，這些悲痛已經成了自己生涯中的資產。我在信尾說，當作資產的新的巨大悲痛，同時也鼓起積極的與此共生的勇氣。
本來，作為資產的悲痛這樣的話，為了不使它僅僅表達感傷，那就有必要給它下個定義。也就是作為資產的悲痛的定義。它是過去的難以補償的事——（當然）是不能忘卻、也不該忘卻的事——的根源，是自己作為一個以現在的人應有的資質而活著的悲痛。是自己對人的看法，對世界的看法往往以複眼對待的悲哀。如果客觀地來看待自己，那就會把自己看作是一個純粹的人，給其一定的廣度和深度，兩眼生翳，產生了類似資產的悲哀。
把它一般化地顯示，是困難的，在個體的心裡有此自覺，或者在同是個體的親密朋友之間看起來彷彿瞬間的閃光，或者像看好長時間慢慢地滲出來的東西一般的這種資產的悲哀。把它通過文學作品加以客體化，以共通的語言重新處理，反倒令人覺得親切。
今年5月見面的作家們之中，我已經讀了卡特·鮑奈伽特和威廉·斯泰龍的小說，在會議內外和他們交談數次的過程中，我想到，這兩個性格根本不同的人，作為人的資質，我看得出他們各自獨特的資產的悲哀我全都具備。我終於理解，他們為了把它表現在小說裡——還不能說這是唯一表現的目的——而鍛鍊了自己的文學方法和形象創造，才是他們的生命。
關於卡特·鮑奈伽特反覆描寫、敘說的這個世界的悲哀的觀照，已經寫過幾次。也曾寫過對威廉·斯泰龍的《索菲的選擇》印象深刻的文章。現在想再次引用的，是小說裡的自畫像的形式寫的青年時代的斯泰龍現在把他寫成的《躺在漆黑之中》的一節引用於此，同時也等於重讀一遍。「我生了兩個孩子，當了23年的母親。今天我醒悟到，我早已不是母親，也是我知道再也不當母親的頭一天。／我說了可笑的話。／她開始讀報紙了。又投下原子彈，和日本休戰在即。」斯泰龍失去了處女作上所表現的女兒，悲傷的母親為喪女而痛徹肺腑的日子，她讀的報紙上標題是長崎遭受原子彈轟炸，如此選擇，一定是有意識的。
斯泰龍在《索菲的選擇》將近結尾時是這樣寫的：「記不得什麼時候我理解了奧斯威辛。這是大膽的話，然而也天真得愚昧無知。無論誰，決不可能理解奧斯威辛。如果寫得更準確，我以為可能是這樣：「遲早我要寫索菲的死與生，寫出來的東西肯定有助於明確宣示，絕對地惡沒有從這個世界上斷種絕根。
奧斯威辛本身作為一個無法說明的東西留在世界上。曾經有過的關於奧斯威辛最深刻的解說，根本不是解說而是回答。問：‘告訴我，在奧斯威辛，神曾經在哪裡？’／於是回答說：‘人曾經在哪裡？’」
從斯泰龍這位母親為長女之喪而哀嘆中看到長崎遭受原子彈災難的訊息，直到她對奧斯威辛難以理解的認識，說明一位不幸的女性內心世界生與死的難忘的記憶，如果把它稱之為作為資產的悲哀，那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斯泰龍去年出版的評論集《沉靜的塵埃》上，也有表現她心情悲傷的文章：「唱給f·斯柯特·菲茨傑拉爾德的悲歌」，菲茨傑拉爾德是斯泰龍在蔚藍海岸1結識的舊友，因為這位老友家裡兩個孩子相繼去世斯泰龍寫信表示哀悼。菲茨傑拉爾德不僅復了信，而且表明了她對於斯泰龍的悲哀，也就是明確了把悲哀作為資產而活下去的定義（randomhouse版）。斯泰龍的信上說：
1蔚藍海岸（rivierd），為義大利和法國交界的地中海海岸，一向以旅遊療養勝地而聞名——譯註。
最親愛的傑拉爾德和薩拉／今天收到電報。整個下午沉浸在對你們的懷念之中，沉浸在回憶我們共有的那幸福的每一天，實在令人傷感不已。把你們聯結於生命的另一個環壞了，而且，如此殘酷無情的兩個打擊之中，哪一個惡意更能逞兇都很難說。這七年之久的戰鬥之後，可以看出你們在其中彷徨著，沉默著。現在如果想寫給你們一些相應的什麼，那就是寫給戰爭奪去了四個孩子的母親那些話，就和林肯的信上說的一樣。你們應得到的同情，已從你們彼此那裡得到了，你們不會永遠永遠地得到安慰。／可是，儘管這樣，你們一定看到更多的家庭在赫諾利亞周圍成長起來，帶著日暮途窮的和平，走向死亡的航海中，一定找到暫時停靠的港灣。對於類似這樣的事，命運再也不會向你們射出比這還要嚴重地打擊而有傷於你們的箭了，本來就沒備下射向你們的箭的箭筒。記不清誰說過，不論多麼深的悲痛，隨著時間流逝，會變成一種喜悅，這是讓人多麼吃驚的話。黃金之盃雖然已經壞了，但它畢竟是黃金做的。不論誰，都不能從你們那裡奪走這些孩子。斯柯特。
把由於遭逢不幸而被強加的痛心的悲哀變成作為資產的悲哀。把這作為資產的悲哀在自己的內心裡使之活性化，我以為這是屬於人的行為，也是惟獨人才有的行為。以此為媒介，活性化了的作為資產的悲哀，時光流逝之後可能成為一種喜悅。
即使還達不到稱之為喜悅的程度，我們往往喚起某一可悲的回憶，不是也可以玩味稱之為靈魂淨化的安慰麼？我想，這和文學的作用是有聯絡的，文學至少要弄明白為什麼要寫。敘說失去孩子的悲痛的過程中，發現被淨化的喜悅的母親，超越實感，覺得是在寫回憶亡友的文章，於是自己首先得到慰藉和解脫，從而達到結晶作用的水平，於是再進一步把個體悲哀的經驗，表達出豐富而極具鼓舞的感動，達到普遍適於完成文學作品的水平，展示出自然相聯的意義。按照從個體的不幸而經過悲哀的感情淨化的救助這個方面理解，這是可能的。
如果思考一下並非個體而是二十世紀人類這樣巨大的規模的已成資產的悲哀，那就會更加明瞭文學的作用了。卡特·鮑奈伽特當過俘虜，他經歷過德累斯頓的地毯式轟炸，他以他尋求到的方法把這段經歷寫成小說。這是不合理的然而卻是世人制造肯定給世人以痛苦的事直接帶來的悲哀。在記憶裡把它不斷地加以改造的過程中，這悲哀就提高而成為世人的資產，終於表現為文學，使人甚至感到因它而獲得救助。鮑奈伽特描寫了德累斯頓遭受地毯式轟炸，例如《屠宰場五號》所記錄的，為一樁雞毛蒜皮的小偷小摸而處死一名士兵，這樣不合理的事就沒有什麼意義了。對於那個士兵個人來說，死非其罪當然是無法補償的。但是對於德累斯頓地毯式轟炸這個20世紀人類悲劇的愚蠢行為，由於鮑奈伽特的介紹而使我們無不予以注視，而且，對該悲劇中倖存下來的人無比信賴，也是通過鮑奈伽特才確認的，我相信，這才是文學的今天的作用。
描寫奧斯威辛空前的慘劇以及為它帶來的後遺症長久困擾、痛苦到最後終於一死的女性，斯泰龍創作的文學可以說也具有和上述相同的作用。確如斯泰龍所寫，即使通過她的作品，人也無法理解奧斯威辛。總而言之，理性上不能超越它，然而讀完《索菲的選擇》之後，我們的感受是，確實依然深深信賴屬於人的行為，這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我和斯泰龍談了相當長時間的話——如果把我這個想法向作家說出來，就可能像山村的孩子怕見生人似地妨礙她說話，所以只是一直默默地聽著——全是20世紀人類受非情悖理的苦，以及經過這種痛苦之後的更生這一主題，瞭解到自己和眼前的這位美國作家都是朝著相同的方向努力的，所以，我認為文學即使現在不也是人與人之間最重要的橋樑麼？《索菲的選擇》是在敘述者即作家被巨大的悲痛摧垮而睡在海邊，作了個被活埋的令他痛苦的夢，醒來時看到沙灘上嬉戲的孩子們往他身上堆沙子，此刻夜已過去，故事就在這裡結束的。敘述者說：「我自己祝福我的更生，與此同時，孩子們好像用沙子保護我，把我埋上，我緊緊裹在外套之下，像木乃伊那樣直挺挺地躺著，隨他們擺佈。就在這時，我把以下的話寫在心上：‘在涼沙之下，我夢見自己死去／但是我醒來看到黎明／看到燦爛的晨星，在光輝之中，’／不是審判的日子——是個無異於往常的早晨。早晨，一個美麗的、真正的早晨。」總之，斯泰龍描寫回到日常生活中更生的小說就這樣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