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國際間有一種批評，認為日本這個國家對於在聯合國恢復軍事作用以維護世界和平持消極態度。這些言論灌滿了我們的耳朵。然而，日本為重新出發而制定的憲法的核心，就是發誓放棄戰爭，這也是很有必要的。作為走向新生的道德觀念的基礎，日本人痛定思痛，選擇了放棄戰爭的原則。
西歐有著悠久傳統——對那些拒絕服兵役者，人們會在良心上持寬容的態度。在那裡，這種放棄戰爭的選擇，難道不正是一種最容易理解的思想嗎？如果把這種放棄戰爭的誓言從日本國的憲法中刪去——為達到這一目的的策動，在國內時有發生，其中不乏試圖利用國際上的所謂外來壓力的策動——無疑將是對亞洲和廣島、長崎的犧牲者們最徹底的背叛。身為小說家，我不得不想象，在這之後，還會接二連三地發生何種殘忍的新的背叛。
支撐著現有憲法的市民感情超越了民主主義原理，把絕對價值置於更高的位置。在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民主主義憲法下，與其說這種情感值得感懷，莫如說它更為現實地存續了下來。假如日本人再次將另一種原理制度化，用以取代戰後重新出發的道德規範，那麼，我們為在崩潰了的現代化廢墟上建立具有普遍意義的人性而進行的祈禱，也就只能變得徒勞無益了。作為一個人，我沒法不去想象這一切。
另一方面，日本經濟的極其繁榮——儘管從世界經濟的構想和環境保護的角度考慮，這種繁榮正孕育著種種危險的胎芽——使得日本人在近、現代化程式中培育出的慢性病一般的曖昧急劇膨脹，並呈現出更加新異的形態。關於這一點，國際間的批評之眼所看到的，遠比我們在國內所感覺到的更為清晰。如同在戰後忍受著赤貧，沒有失去走向復興的希望那樣，日本人現在正從異常的繁榮下竭力挺起身子，忍受著對前途的巨大擔憂，儘管這種說法有些奇妙。我們可以認為，日本的繁榮，有賴於亞洲經濟領域內的生產和消費這兩股潛在勢力的增加，這種繁榮正不斷呈現出新的形態。
在這樣的時代，我們所希望創作的嚴肅文學，與反映東京氾濫的消費文化和世界性從屬文化的小說大相徑庭，那麼，我們又該如何界定我們日本人自身呢？
奧登1為小說家下了這樣的定義：他們「在正直的人群中正直，／在汙濁中汙濁，／如果可能，／須以羸弱之身，／在鈍痛中承受，／人類所有的苦難。」我長年過著這種職業作家的生活，已然形成了自己的「生活習慣」（弗蘭納裡·奧康納1語）。
1威·休·奧登（1907—1973），出生於英國的美國詩人，著有《新年的信》（1941）和《不安的時代》（1948）等詩作。
為了界定理想的日本人形象，我想從喬治·奧威爾2時常使用的形容詞中挑選「正派的」一詞。奧威爾常用這詞以及諸如「仁慈的」、「明智的」、「整潔的」等詞來形容自己特別喜愛的人物形象。這些使人誤以為十分簡單的形容詞，完全可以襯托我在「暖昧的日本的我」這一句子中所使用的「暖昧」一詞，並與它形成鮮明的對照。從外部所看到的日本人形象，與日本人所希望呈現的形象之間，存在著顯而易見的差異。
1弗·奧康納（1925—1964）美國女小說家。
2喬·奧威爾（1903—1950），英國小說家、社會評論家，著有《一九八四年》（1949）等諷刺性作品。
倘若我將「正派的」人這一日本人的形象，與法語中「人道主義者」的日本人這一表現重疊起來使用的話，我希望奧威爾不會提出異議，因為這兩個詞都含有寬容和人性之義。不過，我們確實有一位前輩不辭辛勞，為造就這樣的日本人而付出了艱辛的努力。
他，就是研究法國文藝復興時期文學和思想的學者渡邊一夫1。在大戰爆發前夕和激烈進行中的那種愛國狂熱裡，渡邊儘管獨自苦惱，卻仍夢想著要將人文主義者的人際觀，融入到自己未曾捨棄的日本傳統美意識和自然觀中去，這是不同於川端的「美麗的日本」的另一種觀念。
與其它國家為實現近、現代化而不顧一切的做法不同，日本的知識分子以一種相互影響的複雜方法，試圖在很深的程度上把西歐同他們的島國連線起來。這是一項非常辛苦的勞作，卻也充滿了喜悅。尤其是渡邊一夫所進行的弗朗索瓦·拉伯雷2研究，更是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1渡邊一夫（1901—1975），日本的法國文學專家、評論家，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大江健三郎的恩師。
2弗·拉伯雷（1494—1553），16世紀法國文藝復興文學的代表作家、醫師、人文學者。
年輕的渡邊在大戰前曾在巴黎留學，當他對自己的導師表明瞭要將拉伯雷譯介到日本去的決心時，那位老練的法國人給這位野心勃勃的日本青年下了這樣的評價：「l′enctrepriseinouiedelatraductiondel′intraduisiblerabelais」即「要把不可翻譯的拉伯雷譯為日語，這可是前所未聞的企圖」。另一位驚訝的幫腔者則更為直率地說道：「belleentreprisepantagrueline」，即「這是龐大固埃1式的、了不起的企圖」。然而，在大戰和被佔領期間的貧困、窘迫之中，渡邊一夫不僅完成了這項偉大的工程，而且還竭盡所能，把拉伯雷之前的、與拉伯雷齊駕並驅的、還有繼他之後的各種各樣的人文學者的生平和思想，移植到了處於混亂時期的日本。
1拉伯雷的代表作《巨人傳》中的巨人王。
我是渡邊一夫在人生和文學方面的弟子。從渡邊那裡，我以兩種形式接受了決定性的影響。其一是小說。在渡邊有關拉伯雷的譯著中，我具體學習和體驗了米哈伊爾·巴赫金1所提出並理論化了的「荒誕現實主義或大眾笑文化的形象系統」——物質性和肉體性原理的重要程度；宇宙性、社會性、肉體性等諸要素的緊密結合；死亡與再生情結的重合；還有公然推翻上下關係所引起的鬨笑。
1米·巴赫金（1895—1975）前蘇聯文學理論家、批評家。
正是這些形象系統，使我得以植根於我置身的邊緣的日本乃至更為邊緣的土地，同時開拓出一條到達和表現普遍性的道路。不久後，這些系統還把我同韓國的金芝河、中國的莫言等結合在了一起。這種結合的基礎，是亞洲這塊土地上一直存續著的某種暗示——自古以來就似曾相識的感覺。當然，我所說的亞洲，並不是作為新興經濟勢力受到寵愛的亞洲，而是蘊含著持久的貧困和混沌的富庶的亞洲。在我看來，文學的世界性，首先應該建立在這種具體的聯絡之中。為爭取一位韓國優秀詩人的政治自由，我曾參加過一次絕食鬥爭。現在，我則對中國那些非常優秀的小說家們的命運表示關注。渡邊給予我的另一個影響，是人文主義思想。我把與米蘭·昆德拉所說的「小說的精神」相重複的歐洲精神，作為一個有生氣的整體接受了下來。像是要團團圍住拉伯雷一般，渡邊還寫了易於讀解的史料性評傳。他的評傳涵蓋了伊拉斯謨1和塞巴斯齊昂·卡斯泰利勇2等人文學者，甚至還包括從圍繞著亨利四世的瑪爾戈王后3到伽布利埃爾·黛託萊的諸多女性。就這樣，渡邊向日本人介紹了最具人性的人文主義、尤其是寬容的寶貴、人類的信仰、以及人類易於成為自己製造的機械的奴隸等觀念。
1德·伊拉斯謨（1466b67—1536），荷蘭文學家、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具有代表性的人文主義者，著有《格言集》（1500）、《痴愚神禮讚》（1511）和《對話集》（1518）等文學作品。
2塞·卡斯泰利勇（1515—1563），16世紀法國人文主義者、新教神學家。
3瑪爾戈王后（1553—1615），1572年與法國國王亨利四世結婚。
他勤奮努力，傳播了丹麥偉大語法學家克利斯托夫·尼羅普的名言「不抗議（戰爭）的人，則是同謀者」，使之成為時事性的警句。渡邊一夫通過把人文主義這種包孕著諸多思想的西歐母胎移植到日本，而大膽嘗試了「前所未聞的企圖」，確實是一位「寵大固埃式的、了不起的企圖」的人。作為渡邊的人文主義的弟子，我希望通過自己這份小說家的工作，能使那些用語言進行表達的人及其接受者，從個人和時代的痛苦中共同恢復過來，並使他們各自心靈上的創傷得到醫治。我剛才說過被日本人的暖昧「撕裂開來」這句話，因而我在文學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力圖醫治和恢復這些痛苦和創傷。這種工作也是對共同擁有日語的同胞和朋友們確定相同方向而作的祈禱。
讓我們重新回到個人的話題上來吧。我那個在智力上存在著障礙、卻存活下來的孩子，在小鳥的歌聲中走向巴赫和莫札特的音樂世界，並在其中成長，終於開始創作自己的樂曲。我認為，他最初的小小作品，無異於小草葉片上閃爍著的耀眼的露珠，充滿新鮮的亮光和喜悅。純潔一詞好像由in和nocea組合而成，即沒有暇疵。光的音樂，的確是作曲家本人純真的自然流露。
然而，當光進一步進行音樂創作時，作為父親，我卻從他的音樂中清晰地聽到了「陰暗靈魂的哭喊聲」。智力發育滯後的孩子盡了最大努力，以使自己「人生的習慣」——作曲，得以在技術上發展和構思上深化。這件事的本身，也使得他發現了自己心靈深處尚未用語言觸控過的、黑暗和悲哀的硬結。
而且，「陰暗靈魂的哭喊聲」被作為音樂而美妙地加以表現這一行為本身，也在明顯地醫治和恢復他那黑暗和悲哀的硬結。作為使那些生活在同時代的聽眾得到醫治和恢復的音樂，光的作品已經被廣泛接受。從藝術的這種不可思議的治癒力中，我找到了相信這一切的依據。
我無須仔細進行驗證，只是遵循這一信條，希望能夠探尋到一種方法——如果可能，將以自己的羸弱之身，在20世紀，於鈍痛中接受那些在科學技術與交通的畸形發展中積累的被害者們的苦難。我還在考慮，作為一個置身於世界邊緣的人，如何從自己的意願出發展望世界，並對全體人類的醫治與和解作出高尚的和人文主義的貢獻。
（許金龍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