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昭和六十二年二月十日早上七點十分，在新宿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件。
在新宿西口k商場前的巴士總站，開往中野車庫的k帝都巴士正在等待發車。而就在這輛巴士上，發生了一起縱火事件。
嚴格的說，是縱火未遂。當時巴士的前後門都敞開著，等待發車。一個流浪漢模樣的男子拿著一個塑膠瓶上了車。正在他開始往車廂地板上倒塑膠罐裡的汽油時，乘客們一起上前，將他制伏。
但是，好不容易抓住的縱火未遂犯被他逃掉了。這是有原因的。因為從後門上車的這名男子不緊不慢地把事先準備好的汽油往地上撒，所以有幾名受驚的乘客爭先從前門逃出。而其中一人被計程車撞倒了。
雖然計程車行駛的速度並不是很快，但是從巴士逃下來的這個人被計程車撞倒後，頭部狠狠地摔倒了地上，立即昏迷了。聞訊趕來的救護車將他送到醫院後，他因搶救無效死亡。但其實他在現場時就已經沒救了。
因為發生了這樣的連環事件，所以縱火未遂犯趁著混亂，擺脫了乘客們的控制，逃之夭夭了。
但是，就在被計程車撞倒的男子躺在馬路上，而大家都在等待救護車到來的時候，巴士突然著火了。
一名乘客說，巴士著火的樣子完全可以用爆炸來形容。或許是因為高溫，巴士的車窗玻璃一塊接一塊的變成白色粉末，四處飛散，火焰從車窗噴湧而出，形成火柱。在都市清晨寒冷的空氣中，黑煙滾滾上升，轟響震驚四周。
著火的原因可能是有人把菸頭掉在了巴士附近。巴士的乘客和聚集在周圍看熱鬧的人一下子逃竄開來，鎮定下來後，他們就再也沒有靠近著火的巴士，而是離得遠遠的了。
幸運的是，從縱火犯侵襲巴士到巴士著火，之間相隔了較長的時間，所以巴士裡沒有乘客滯留，也沒有其他人員傷亡。犧牲者只有那名因縱火犯的闖入而驚慌失措逃出巴士、被路過的計程車撞倒致死的男子。
死者上衣口袋裡的名片表明了他的身份：九州鹿兒島n證券株式會社營業科長佐佐木德郎。他看起來五十出頭。
很明顯，這起案件不是單純的縱火案，而是殺人未遂案。案件造成一人死亡，這或許不是縱火犯的意圖所在。但是，在載有乘客的待發巴士上倒汽油，這隻能說明犯人有殺害乘客的企圖。
這個事件由警署一科的重案組負責。
吉敷竹史向十幾名乘客、巴士司機和過路者等當事人詢問事件的經過，展開了調查。調查過程中，這件貌似單純的西口巴士縱火案漸漸帶上了奇怪的色調。
首先，最奇怪的一點是——這起案件讓人馬上聯想到幾年前的另一個事件。
除了不可思議，再沒有詞語可以形容了。這次的事件就是昭和五十五年八月十九日晚上發生的巴士縱火的真實再現。
無論是地點還是手法，這次的縱火案都與七年前夏日夜晚的那個事件一模一樣。那時，縱火犯也是從後門上車。巴士公司、巴士停放的位置，就連巴士要開往的目的地都一樣。不同的是這次發生在早晨，而上次是夜晚。此外，七年前的那個事件中，犯人在縱火前事先把汽油從塑膠罐移入塑膠水桶中，以致縱火得逞，導致三人死亡（最終為六人死亡）、四人重傷、十六人輕傷。而這一次雖然巴士被放了火，但由於有時間間隔，沒有死傷者。這也是兩次事件的不同之處吧。
吉敷首先考慮的就是，這兩次事件有什麼聯絡呢。
在乘客的證詞中，也有一些奇怪的地方。有位乘客當時坐在巴士最後一排的沙發座位上，當他看到犯人要在車廂裡撒汽油，便第一個衝上前去制止他。據他所言，衝出巴士而被計程車撞倒的人坐在他右前方的沙發座位上。按巴士行駛方向來說，他坐在巴士右邊的座位。在右前方那個橫排的沙發上，除了他還坐了三個人。被計程車撞倒的人——也就是佐佐木德郎——戴著銀邊眼睛，他的淺棕色帆布包一直放在地上。
奇怪的是那之後的事情。手拿塑膠瓶的縱火犯從後門一上車，佐佐木德郎就立馬衝向前門逃了出去。據說那樣子可謂動如脫兔。其他大部分乘客都是在犯人從塑膠瓶裡往外倒汽油後才開始有所行動的。
佐佐木德郎好像認識犯人似的，一看到縱火犯就立即向前跑去，衝出了巴士。但是，他的帆布包就那麼放在車廂地板上了。此後讓人費解的是，縱火犯並不是隨意地往地板上倒汽油，而是衝著佐佐木忘在地上的包倒汽油。
犯人倒汽油倒得很仔細，這給乘客提供了制伏他的時間。
這段證言自然引起了吉敷的興趣。於是他調查了那個關鍵的帆布包，巴士裡的包已經無情地化作了一團灰。雖然帆布包從裡到外都已燒成炭黑，但鑑識科人員還是根據殘骸鑑定出包內的物品。
可是，包裡的東西毫無特別之處，只有毛衣、書、裝在鉛筆盒裡的文具等東西。
大家都覺得這有些蹊蹺——一名年過五十的骨幹職員怎麼會隨身帶著這些東西呢。正在這時，答案揭曉了。那天傍晚，死者佐佐木德郎的兒子找到警察，說明了自己的身份。他叫佐佐木浩一，是鹿兒島的高中生，為了參加高考來到東京。二月十日是j大學的考試日，所以案發那天早上，他自己先去了四谷的j大學。
他說他和陪他來東京考試的父親約好，父親隨後把考試用具給他捎去。
但是仔細一聽，這話也很是奇怪。為什麼考生不帶考試用具就自己先去了考場呢。
聽了吉敷的這個問題，浩一回答說因為他和父親走散了。佐佐木父子為了兒子高考來到東京，從二月七日開始住在新宿k賓館。十日早晨，浩一要去j大的考場，當他走出房間時，父親好像突然想起了什麼急事，他從屋裡對浩一說讓他先到一樓預約一輛計程車，自己隨後就下去。看樣子，父親好像是要打個電話。因為父親拿著自己的包，浩一覺得還是自己拿包比較好，父親卻說「我幫你拿去」，於是浩一就空著手去坐電梯了。
但左等右等父親也沒下來。眼看自己叫的計程車就要來了，佐佐木浩一萬分著急。大廳裡還有很多考生在等計程車。浩一先用賓館的內線電話給房間打了個電話，但沒有人接；他又急忙坐上電梯跑回房間，但房間門已經被鎖上了。
兒子想父親應該會隨後趕到，迫不得已只能自己坐上計程車，先去了大學考場。當時他身上只帶准考證。但是到了考場，等了半天，父親還是沒有來，於是他不得不向大學工作人員說明情況，借了文具參加考試。
中午他在大學附近的小酒吧吃飯時，看到電視上說新宿西口發生了巴士縱火案，而父親出了交通事故。考試一結束，他就緊急聯絡了警方。
佐佐木浩一的證言是說得通的。但是這樣一來，又產生了一個疑點，那就是父親的行動。
按浩一所說，父親應該刻不容緩的追隨兒子的腳步趕去在四谷的j大學，但他卻不緊不慢的坐上了在新宿西口發車的巴士。
如果因為怕堵車所以不打計程車而選擇坐城鐵，這還說得過去。但他坐的是巴士，而且那輛巴士是開往中野車庫的車——中野車庫與四谷在城市對角線的兩端。父親到底為什麼做出如此奇怪的舉動呢。
首先能想到的是——是不是父親不在意兒子的高考？可是，根據兒子所言，事實完全相反。佐佐木德郎是東京大學畢業的優秀證券師，對自己的學歷非常驕傲。他經常嘮叨兒子的學業，甚至把「進不了一流大學就要斷絕父子關係」這樣的話當做口頭禪，總是掛在嘴上。所以兒子說這次父親的舉動真是讓人摸不著頭腦。
在兒子高考的重要日子，對兒子升學格外關心的白領精英到底要帶著兒子的文具去哪裡呢？
不過，仔細想一想，高考只需要鉛筆和橡皮就可以了。到了考場，再翻參考書也沒有用了。大學的教室一般沒有暖氣，比較冷，所以考生常常會帶著懷爐或毛衣。佐佐木浩一也在包裡放了件毛衣，不過這種東西即使沒有，對考試也無大礙。這樣看來，這位父親的舉動或許也不值得大驚小怪。但對於一個特意陪兒子來東京考試的父親來說，他的舉動無疑是很古怪的。
那麼中野車庫那邊有什麼呢？是有熟人嗎？要是去見熟人的話，不能等到兒子考試結束再去嗎？
揭開這個謎題的關鍵，是不是在於兒子說的「父親好像打過一通電話」？難道電話裡發生了什麼，導致父親忘了自己的事情、在兒子高考的日子裡要跑到和j大學反方向的四谷去？
但是，這裡出現了不可思議的事情。吉敷問了賓館的人，他們說父親並沒有打過電話。不是，這麼說多少有些欠妥。應該說，在k賓館的電腦上，沒有佐佐木父子住的1108號房間在二月十日早上的通話記錄。
聽到這個情況，吉敷陷入了思考。那麼是不是有訪客呢？不過，即使有訪客，難道不能到晚上再說？要知道，這可是兒子高考的大日子，而且父親還拿著兒子的文具。
賓館的前臺接待說，二月七到十日，至少前臺沒有接待過找佐佐木德郎的人。兒子也說沒有訪客之類的人。到十日早上為止，父親在晚上會外出一會兒，但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奇怪舉動。
看來這條線暫時走不下去了。此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那就是那輛巴士上其他乘客的證言。
佐佐木德郎坐在靠近後門的長沙發座上，面朝開車的方向。好幾位乘客都說他左右的座位是空的，看起來沒有人和他同行。更重要的是，他沒有表現出任何焦慮的神情，而是一個人優哉遊哉的坐在那裡。
這樣看來他是在等待巴士發車。但手拿塑膠瓶的縱火犯從後門一上車，佐佐木德郎就像條件反射似的立馬奔向前門跑出去了。大多數乘客是在那人擰開瓶蓋、往車上倒汽油時，才知道這個從後門上來的流浪漢是縱火犯。因此有個乘客諷刺佐佐木德郎的直覺很敏銳。不過大部分乘客都覺得佐佐木好像認識那個縱火犯。
但奇怪的是，這次的縱火犯和七年前的巴士縱火犯一樣，不是把汽油在板地上灑開，而是集中倒在一個地方。而且，這個地方竟是佐佐木德郎忘在地板上的包，那個裝有兒子考試文具的包。
把包忘在地板上就倉皇逃走，這也難以理解。雖然有可能是因為著急而忘了拿，但如此重要的東西會這麼輕易忘記嗎？
或許是他忘了拿，但為什麼縱火犯對別的地方看都不看，直接朝著佐佐木德郎的包倒汽油呢？這個包明明沒有什麼特殊價值。
這馬上讓人產生一個聯想——這個流浪漢和佐佐木有仇。這次的巴士縱火案和七年前的案子有所不同，是具有一定計劃性的。所以吉敷推測，犯人可能是看到佐佐木這個特定目標上車後才想到要縱火的。是這麼一回事嗎？
那麼，這次的案件和七年前的案件驚人的相似，這其中是不是有什麼緣由呢。吉敷考慮調查一下昭和五十五年的那起案件。
但是，如果把這次的案件看做是流浪漢男子對佐佐木的復仇，那麼仍在存在很多疑問。——首先，如果流浪漢是看到佐佐木上車後才產生了縱火的念頭，他能這麼容易的找到汽油嗎？
此外，如果這是針對佐佐木的報仇，佐佐木逃跑時，犯人完全可以對著他的後背潑汽油啊。把裝有兒子考試文具的包燒掉，又有什麼用呢。
不管怎樣，吉敷考慮還是先調查一下七年前夏天發生的那起案件。
第二節
一經調查，吉敷發現七年前的案件和這次的案件一樣，包含著這樣那樣的疑點。
犯人丸山博文（當時三十八歲）和現在「深川街頭殺人犯」的川俁軍司一樣，被判無期徒刑，現在處在服刑期中。但是從案件發生到昭和五十五年夏天案件偵破，這之間的過程尚有很多不明之處。
當晚逮住犯人的是在案發現場附近的福崎久司氏（化名?當時二十八歲）和他的一個朋友。但是他們並不是直接目擊者，沒有親眼看到丸山縱火。當時旁邊一個叫谷川文吾（化名?土木建築職業，當時三十五歲）的人指著丸山叫道「他是犯人」，福崎兩人只不過是追上去捉住了丸山。福崎氏說，那時候谷川並沒有和他們一起追犯人，而是一動不動的站在馬路上吃飯糰。
在之後的新聞釋出會上，谷川氏解釋說是因為當時忙著滅火，所以沒有去追犯人。但福崎氏說，谷川即使在記者見面會時也是壓低帽子、躲避人們的目光。
此外，丸山在作案後的逃跑路線也讓人百思不得其解。一般來說，應該跑去新宿西口或混入地下街的人群，但犯人故意穿過馬路、往行人稀少的安田生命大樓方向走去，最後居然在地下街的入口處蹲了下來。
案件相關物證也很匱乏。作案用的塑膠桶上沒有檢測出指紋。只有目擊者的證言和犯人的自供。
而這個自供可以說沒有什麼說服力。丸山在八月二十二日就交代了犯罪事實，但直到九月六日才交代了犯罪動機。而且所謂動機也只是很通俗、很形式化的說辭——「世上的人都覺得生活很幸福，我就想做件讓他們吃驚、讓他們感到不幸的事。」這自然讓人懷疑丸山是在調查隊的引導下才這麼交代的。
案發後警察在現場豎起標牌，以徵集目擊者。這說明警察也覺得現有的目擊者證言缺乏說服力。
目擊者谷川氏居無定所，這也使其證言的可信度有所下降。本以為谷川的住處是東京田端的姐姐家，但和谷川的姐夫聯絡後，姐夫說：「我三四年都沒見過他了，這次出了事才知道原來他還活著啊」。谷川就是這樣一個人。
當時，警察對媒體宣稱谷川氏和福崎氏一起逮住丸山、並目擊了整個事件的經過。但福崎氏說事實並非如此。
而關於指紋，警方認為因為犯人在滿手是油的情況下作案，所以沒有留下指紋。這的確是事實。
另一個事實是——不管怎麼說，發生在七年前夏夜的慘案留下了許多疑點。吉敷考慮，在七年後的二月發生的這起案件，如果是有人為了七年前的事情而報復佐佐木，那麼佐佐木必然和昭和五十五年的案件有直接關係。於是吉敷託鹿兒島警署調查此事。
五十五年那起案件的縱火犯不一樣，昭和六十二年的縱火犯混入了新宿的人群，至今仍逍遙法外。吉敷想——如果能逮到縱火的流浪漢，也許能多瞭解一些這起奇怪案件的內幕。
這次的縱火犯和上次的不一樣，不是衝動性的無差別殺人，而是有計劃的實施縱火。他的目的是什麼？想來想去，其目標還是從鹿兒島來到東京的佐佐木。縱火犯的舉動和更難解釋的佐佐木的行動之間可能有什麼因果關係。那麼這是縱火犯對佐佐木的報復嗎？真是這樣的話，就必須考慮相隔七年的兩個案件之間有什麼相似性。說是相似性，其實用「雙胞胎案件」加以描述更為貼切。如此想來，被縱火犯盯上的佐佐木應該經歷過昭和五十五年的縱火案。即使不是現場經歷，也應該和案子有很強的關聯。到此為止，推理進行得很自然。
吉敷打算先聯絡鹿兒島警署。此外，流浪漢模樣的縱火犯也是重點。幸運的是，這次有很多目擊者。
而且，因為有一陣兒犯人被大家捉住了，所以很多人清楚地看到了他的臉。這樣一來，犯人的畫像就好做了。
此外，還有犯罪遺留物品——裝著汽油的塑膠瓶。這是追蹤犯人去向的重要線索。但是現在除了知道犯人是四十歲左右的流浪漢模樣的男性，其他的情況一概不知。
新宿地下是流浪漢的聚集地。有的人生來就居無定所，像乞丐一樣在這裡生活。更多的人是來東京打工卻在返鄉前賭光了所有的錢，以至於回不可家，只能住在新宿地下。聽說流浪漢中還有大學畢業生。總的人數大概有一百多人，但由於他們的流動性強，所以新宿警署也無法統計出一個確切數字。新宿地下有這麼多人，即使犯人藏在那裡，也很難展開搜查。
第三節
「請問是搜查一科的吉敷警官嗎？我們之前接到了您的電話。」一個雷鳴般的聲音從電話裡傳來。即使耳朵離話筒很遠，還是聽得很清楚。
「我是吉敷。」
一聽到吉敷的回答，對方的聲音變得更大了：「在下是鹿兒島警署刑事科的留井。您託我們調查佐佐木德郎，我想在電話裡向您彙報一下調查的情況。」
吉敷在椅子一下子上坐直了：「我們一直在等候您的回覆。不好意思，給您添麻煩了。」
「哪有哪有，都是工作嘛。」
「那麼，調查怎麼樣？」吉敷把身子向前倚去，一隻胳膊支在桌子上。
「佐佐木德郎是東大畢業的白領精英，在我們這裡可以算是名流了。昭和七十年生，四十五歲，有一個叫浩一的兒子。」
「嗯……」吉敷靜靜的聽著。但是以上的情況他已經大體瞭解了。
「他住在鹿兒島市一個叫池上町的地方，房子很氣派，最近一部分在翻新。因為昭和六十年的大降灰，原本比較舊的二樓，有一部分房頂掉下來了。」
「嗯？您剛才說……什麼？」吉敷問道，「大降灰？」
「是的。咦？您不知道嗎？」
「是啊，不知道。」
吉敷常常遇到這種情況。委託地方警署進行調查時，在地方上發生的著名事件，吉敷一點也不瞭解。但地方上的人想當然的認為大家都應該知道，所以交流中經常產生障礙，讓他們感到很驚訝。這可能是因為吉敷工作太忙了。一有案子，就從早到晚忙個不停。幾乎沒有看電視的時間。週刊的話，若不是對偵查有用的，吉敷這些年也沒看過。有時很多天連報紙也沒空讀。
「鹿兒島這邊啊，每年櫻島的火山灰都落得很厲害，東京那邊的霧啊環境汙染啊什麼的，和這個比起來根本不算什麼。昭和六十年的夏天，就是前年了，前年的春天到夏天期間，那降灰量真是破天荒得多啊，有可能是建國以來最多的一次。嚴重的時候，走在街上，能見度只有十米。很多人都患上了哮喘病，交通水洩不通，樹都枯死了，收成也大減啊。那時候真的很慘。」
「唔……」吉敷對此一無所知。
「鹿兒島整個城市被火山灰籠罩著，到處都是白色的，成了一座鬼城。六十年八月一個月的降灰就相當於之前好幾年的降灰量呢。」
「啊，這樣……」
「列車鐵軌上的自動鐵道口因為火山灰導致執行錯誤，發生了交通事故。因為火山灰會把店裡弄髒，所以店主都拉下捲簾門，遊客也不來了。鹿兒島的商業跌倒谷底，非常慘淡。‘既然沒有客人來，就把店關了吧’，正當人們這麼想的時候，又從櫻島[1]落下巨大的飛石，有的旅館屋頂都被砸爛了。真是禍不單行啊。」
「哦，是這樣啊。那麼，佐佐木家的屋頂……」
「啊對！鹿兒島很多家的屋頂都積了好多的灰，舊一點的房子甚至屋頂都掉下來了。佐佐木家就是其中之一。為了給屋頂除灰，全九州的家政服務公司都集中到鹿兒島來了。這次降灰，獲利的只有家政服務公司和除灰機的生產商。」
「啊是嗎，真是不得了啊。」
「的確啊。直到現在，在鹿兒島這邊，那次降灰仍然是人們談論的話題。大家都說，怎麼就住在這麼糟糕的地方了呢。」
「那個，關於佐佐木德郎……」
「啊，對對，佐佐木德郎。他從東大畢業……，這點已經彙報過了是吧。嗯，那個，您拜託我們調查的是什麼事情啊？」
「昭和五十五年，在新宿發生過一起和這次案件很相似的巴士縱火案。我們有理由推測，佐佐木德郎和五十五年八月的那起案子有關。那是昭和五十五年八月九日晚上九點過後發生的案子。那麼，昭和五十五年八月，佐佐木有沒有來過東京呢？」
吉敷這麼一問，鹿兒島警署的留井立馬做出了否定的回答：「沒有。關於這個啊，百分之百沒有。我們仔細調查了他昭和五十五的出勤表，佐佐木一直、一直在鹿兒島。沒出過一次差。一直在鹿兒島待著吶。那年春天有公司職員春遊，但去的地方是山xx道，和東京沒關係。還有，我們也瞭解到了那年八月佐佐木每週週末都幹了什麼。」
「週末他都幹什麼？」
「在家待著啊。他妻子全都記得。」
「唔。」
「佐佐木就是這麼一個沒有什麼愛好的男人。週日就在家看書，好像也打打高爾夫，但也就是這些。嗯，其實我們這些人都一樣啦。」
「哎。」吉敷嘆了一口氣。這樣一來，東京警署就沒辦法了。佐佐木一直待在鹿兒島的話，就不會牽扯進五十五年的巴士縱火案，也不會得罪流浪漢男子了。
「我明白了。真是麻煩您了。如果再想起什麼線索可能還要給您打電話。」
「沒事沒事，隨時都可以。這次的調查結果能滿足您的需要嗎，是不是沒什麼價值啊？」留井終於把粗嗓門放低了，他很擔心地說。
「啊，老實說，的確是這樣……」
「啊，這樣啊……」
「我再重新想一想。您那邊還有什麼其他線索嗎？」
「哦，這條訊息不知道有沒有用。佐佐木德郎的妻子說，他書房的抽屜裡放著剪報。」
「剪報？」
「是的。」
「什麼樣的剪報？」
「剪報內容都是些無關緊要的小事。他的妻子說，佐佐木有個癖好——他覺得重要的報紙內容、一下子把他吸住的的那些報道，他都放在書桌左面的抽屜裡。他坐在書桌前的時候會開啟抽屜，拿出來一邊看一邊想。雖然佐佐木把抽屜上了鎖，但妻子知道鑰匙放在哪裡。哎，世上的妻子都是這樣……」
「是什麼剪報？」吉敷的語氣變強了一點。
「是賽馬騎手的事情。現在我拿在手上，需要讀一下嗎？」
「好的，麻煩了。」
「標題是《騎手洩露馬匹狀況》，‘中央賽馬的主力騎手鬆永榮吉（三十五歲）多次洩露自己賽馬的情況，將其透露給黑社會團伙。警察觀察到，松永喜歡浮華的生活，比如開著進口車四處兜風，因為沒有錢來遊樂，而被黑社會的人抓住了把柄。松永每週都會安排一天，在他家所在的大田區森林附近的咖啡館和黑社會成員見面……’」
吉敷不由自主的發出「啊……」的聲音。這條新聞勾起了他的回憶。由於這則報道，這次的縱火案和兩年前吉敷負責的一個未能偵破的案件好像有了聯絡。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吉敷思考著。但是居無定做的流浪漢和東大畢業的地方名流怎麼看都聯絡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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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櫻島——位於鹿兒島市對岸的一座活火山。（譯者注）
第四節
吉敷想起來了。那起案件發生在昭和六十年八月二十五日。那天清晨，在東京芝區tp賓館內側的安全樓梯下面發現一具墜樓而死的男屍。
男子大約五十歲，身著茶綠色的麻質高階薄夾克。一頂同色鴨舌帽掉在附近，應該是男子戴的帽子。棉質褲子又髒又舊，但夾克和帽子都是新的。他沒戴眼睛。身上也沒有手錶。
關於男子的墜死，調查隊內部產生了分歧，有人認為這是過失造成的事故，有人認為是謀殺。還有人認為是自殺，但並沒有發現遺書之類的東西。
不僅沒有遺書，男子身上沒有一樣東西能說明其身份。茶綠色薄夾克的內兜和兩側的口袋都是空的，甚至連毛絮之類的東西都沒有，可見剛剛買來的新衣服。右側褲子口袋裡有三枚一百日元的硬幣和四枚十日元的硬幣，但是沒有能表明其身份的物品。
認為他是自殺的警察列舉出以下理由：週六晚上，賓館內並沒有人聽到死者的慘叫。但是東京的市中心，深夜裡也會充斥著附近道路上往來車輛的噪音。即使死者發出慘叫，也無法引起人的注意。
而關於死者是從哪層樓墜下的，大家也有分歧。鑑別科的船田認為，男子全身嚴重摔傷，肯定是從五樓或五樓以上墜落的。
站在五樓安全樓梯中間的平臺看去，眼前是東京鐵塔。往下看，身份不明的男子已經被搬走，混凝土地面上只留下白色粉筆畫出的輪廓。
吉敷則認為這是一宗謀殺案，而且他對自己的推理比較有自信。第一個理由是死者的衣著很不協調。淺茶綠色的麻質夾克配黑色棉質褲子，這個搭配怎麼看都很奇怪。但是在警察內部，很少有人同意吉敷的這個想法。
可以這樣推測：犯人先把死者引到這裡，給他新的上衣和帽子，拿走他的舊上衣，待他換好後再把他推下去。也就是說，這樣可以很乾淨的拿走死者身上所有能表明身份的物品。若是引誘從地方來東京的人，眼前矗立的東京鐵塔是很好的藉口，可以借欣賞東京鐵塔的夜景將他引到安全樓梯。
這樣的話，死者本來的衣著打扮應該是很樸素的。那麼他就不太可能是tp這座高階賓館的住客，但犯人有可能是住客。警方立刻儘可能的調查了所有住客，但沒有人遇到過可疑人物。
賓館裡沒有住客消失。而且，住在賓館的人裡也沒有發現可疑的人。當然，犯人有可能在殺人後偽裝的好，從而沒有被發現。但不住在賓館的人也可以選擇這裡的安全樓梯作為謀殺地點。吉敷推測，有沒有可能是住在附近其他賓館的人呢。
如果是在tp賓館住在房間，又在此將死者殺害，有些說不通。若是犯人住在其他賓館，而謊稱自己住在tp賓館，把死者引到賓館大廳之類的地方，在酒吧喝點酒後一起乘坐電梯去房間，「啊對了，這裡有個很涼快的地方可以看到東京塔，咱們去看看吧」，裝作是即興提出建議，就可以把死者引誘到犯罪地點。
走到安全樓梯之間的平臺時，犯人把準備好的上衣和帽子拿給死者看，說要送給他，讓他穿上試試。或者是犯人自己穿著夾克和帽子，然後說尺寸不適合自己什麼的。就在死者把胳膊穿過袖子、戴上帽子的那一瞬間，犯人把他推了下去。也可以最後再把帽子扔下去。
為了查明死者的身份，吉敷立刻行動了起來。但是，調查比想象的還要困難。名片、身份證、駕照等東西死者身上一概沒有。這一點已經說過了。但死者的外表也沒有什麼特徵。身材中等，頭髮三七分，不算好看也不算難看。如果非要算的話，可能能歸入好看的一類。看起來不像工薪一族。如果是上班族，那麼死者連續缺勤的話，公司應該會聯絡警方。除去新的夾克和帽子，死者看起來像是一名體力勞動者，但穿著比較隨意，所以也不排除是遊手好閒之人。
要說特徵也只有以上這些了。中等身材、不是上班族、略有遊手好閒樣子的——靠這種程度的「特徵」去找，也難怪社會上沒有給出任何反饋。而且，把死者的遺容登在報紙上也不合適。
連續四天，吉敷沒有收到任何聯絡。也就是說，這個五十歲左右的男子無依無靠，沒有妻兒朋友。
吉敷想，生活在東京這個城市裡，因為遊手好閒而沒有依靠的人可能算是一種典型。但是也不排除他是從地方來到東京的人。身份不明的男子，嶄新的上衣裡面是稍微有點舊的、帶著汗漬的白色短袖襯衫，最裡面穿著運動背心。下身穿黑色褲子。這身打扮沒有一點色彩，說是樸素，不如說是外鄉人的土氣。
鑑別科的船田還發現了另一個特徵：死者的衣服上附著了很多煤煙狀的白色顆粒。
死者如果能開口說話，肯定能從中聽到地方口音。但詢問過tp賓館後，不僅沒有人聽過這個身份不明的男子講話，連見過他的人都沒有。死者若有同伴，同伴很可能是把他推下樓的犯人。但是，自然也沒人見過死者的同伴。出乎吉敷的預料，tp賓館一樓和地下的酒吧、咖啡館、餐廳的人都說沒有見過死者。
不過，通過屍體解剖，可以確定死者生前吃的是日式料理，而且喝了很多酒。犯人果然是先把死者灌醉、然後將其帶走的。但是吃飯喝酒的地方不是tp賓館。那麼是不是賓館附近的地方呢。於是吉敷和同事分頭行動，開始調查賓館附件的餐館。但是三、四天過去了，沒有任何發現。
於是吉敷轉而開始調查高階麻質夾克和鴨舌帽，他把東京都管轄地區或上野等地賣西裝的店逐一調查了一番。但是也沒有引人注目的成果。最近，麻質的夾克大量上市，調查猶如大海撈針。本以為鴨舌帽比較少見，可能能調查出什麼來，但這條線也沒有結果。
正當關於男子身份的調查處在觸礁狀態時，案發第四天的下午，吉敷接到了一個電話。打來的人叫旗田，在江東區高砂四丁目經營一家旅館，聽起來是位年邁的老人。他說，在芝區tp賓館墜樓而死的人可能是一週前住在自己旅館的人。旗田自從星期六晚上就沒見過他，看了報紙和電視，立馬就聯想到他，但是沒有能證據能證明。旗田想或許過幾天他就回來了，於是打算等等看。但四天過去了，他還沒有回來，旗田就給警察局打了電話。
吉敷聽後立刻趕往旗田旅館。失蹤男子住的房間還按照原樣保留著。走上這家古老旅館的二樓，走廊非常陳舊，吱吱作響，開啟窗簾往窗下看，眼前是一條汙濁的黑色河流。因為當時下著小雨，所有的窗子都關著，屋裡潮得讓人喘不過氣。開啟窗子可以看到黑色的河面上飄著彩虹色的油漬。因為下雨的關係，河面上有無數個小水圈正在漸漸變大。
男子的行李還留在屋裡。說是行李，其實也只是一隻旅行包，裡面放著上衣和換洗衣物，以及週刊、賽馬報道等東西。還有附近當鋪的當票。行李裡同樣沒有能證明其身份的物品。
男子在旅館登記簿上登記的姓名是「壺井合三」，住所一欄只寫了山口縣山口市。字寫得很漂亮。
旅館店主說，壺井在登記的時候曾問過住處是不是必須要寫。店主回答說這是規定，但只需簡單填一下就行。所以壺井只寫了山口縣山口市。吉敷立刻拜託山口縣警署調查「壺井」的身份和照片，但這條線也無果而終。旗田旅館的店主看了墜樓身亡者的照片，斷定死者就是壺井。「壺井」在東京的居住地和姓名終於搞清楚了，但此外沒有任何進展。而且也不敢保證「壺井合三」就是他的真名。
他的來處也無從知曉。他在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五突然來到賓館，問有沒有房間，那時候他曾提過自己是當天坐新幹線到東京的。當時是傍晚六點左右。之後他好像還說以前來過這一片。
他說話雖然有些地方音，但口音不是很重。吉敷問是哪個地方的口音，店主沒能答上來。店主說既然填的住址是山口縣，有可能是山口口音。
雖然說山口縣可能是死者編造的，但可以確定的是，死者不是東京人。因為一個東京人絕對不可能跑到江東區的賓館住宿。
此外，壺井多在外面，幾乎沒有機會和賓館裡的人交談。他只在賓館吃早飯，午飯和晚飯都在外面吃。
但壺井並非一個沉默寡言的人。他看起來是個喜愛交談、開朗的人。但是關於自己的身份和職業，他隻字未提。或許因為他覺得沒什麼可炫耀的吧。
壺井就是這樣一個人，沒什麼特別之處。但由於他屬於喜愛交際的性格，所以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魅力。當吉敷說壺井是孤單一人時，旅館店主感到非常驚訝，他嘟囔著「他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啊。」
關於著裝，壺井好像只有身上穿的那套衣服——白襯衫、黑褲子、一直披在肩上或拿在手裡的一件灰色發白的日式外套。旅館店主說，報紙上所描述的死者的穿著和壺井的穿著不一樣，這也是讓他們猶豫不決、不知是否該報警的一個原因。店主還說，從沒見壺井穿過淺茶綠色的薄夾克和鴨舌帽。這大大提升了吉敷推測的準確度。
吉敷注意到，當時新聞報道了「淺茶綠色的薄夾克和鴨舌帽」，這個形象和壺井本人並不相符，卻嚴重誤導了人們。新聞所描述的服裝讓聽眾覺得死者是個時髦、愛打扮的人。但聽了旅館店主的描述才知道，事實與此大相徑庭。
或者這正是犯人的意圖，而且這個詭計的確奏效了。因為在那之後的兩年時間裡，死者的身份仍杳然不明。
吉敷拿著從壺井旅行包裡找到的當票去了附近的當鋪，得知壺井當的是手錶。而且這塊手錶還是高階的浪琴錶。吉敷猜想，壺井以前或許很有地位。
雖然線索很少，但調查仍慢慢地進展著。吉敷知道了死者的名字和出身地——至少是死者自報的名字和出身地。
還有一件事讓吉敷很在意。壺井和將他從tp賓館安全樓梯推下去的犯人，是在哪裡、以怎樣的方式和契機接觸的呢。是偶然相遇，還是犯人聯絡的壺井呢。也許壺井就是為了和犯人見面才到東京來的。這樣的話，犯人有可能是住在東京的人。如果是犯人聯絡的壺井，那麼應該會有打到旗田旅館的電話吧。
「唔，沒有這樣的電話……」面對吉敷的詢問，旗田旅館的老店主邊回想邊緩緩地回答
「八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是星期四和星期五，沒有找壺井的電話嗎？」
「對，沒有。」這次店主回答得很堅決，「外面打來找壺井的電話，一通也沒有。我沒有替他轉接過電話。」
「那，壺井有沒有從旅館往外打過電話？」
「也沒有。」
也是，反正外面都有公用電話。既然沒有找他的電話，難道他真的是約好和犯人見面才到東京來的嗎？吉敷開始朝這個方向思考。
「壺井是上週五的傍晚來到這裡的吧？」
「對，傍晚六點左右。啊，請稍等一下。」說完，老人走到走廊裡面，開啟了日光燈，又走了出來。吉敷和小谷在旗田旅館二樓的走廊和老人面對著面。即使是白天，走廊也很昏暗，而且由於太陽落山了，旅館裡的光線越來越暗。日光燈閃了幾下後，亮了起來。
「星期五他就待在旅館、沒有外出嗎？」
「對，一直在旅館休息。」
「吃飯呢？」
「吃的是我們做的飯。」
「第二天星期六呢？」
「星期六他在旅館吃完早飯，過了一會兒就出去了。對，他說‘今天午飯和晚飯都不用準備’。」
「‘午飯和晚飯都不用準備’？」
「是的，他是這麼說的。」
這是不是能說明他已經約了人吃飯。
「他說沒說過要去哪裡？」
「沒有，什麼都沒說……」
「他本來打算住幾天?」
「說是先住到星期一。因為要去看個朋友，所以要看訪友的安排，或許會往後延幾天。」
「朋友啊……」吉敷抱著胳膊想，如果知道這個朋友是誰，就能瞭解壺井的去向了。
「他有沒有說過是什麼樣的朋友？朋友住在哪裡？」
「這方面的話一句沒提過。」
「這樣啊。」正當吉敷說完這句話，走廊盡頭走來一個十幾歲的女服務員，手上抱著一摞報紙。她走到吉敷他們面前，想從他們中間橫穿過去。
「那個，請稍等一下。」吉敷說。
「是的，有什麼事嗎？」服務員停下了腳步，把報紙理了理，重新抱好。
「這捆報紙是上週的嗎？」
「是的。」
吉敷感到很不好意思，於是伸出手幫她託著報紙：「是給客人看的嗎？」
「是的。」服務員回答說。
「那麼壺井的屋裡也放了報紙？」
「是的，放了。」老店主在旁回答道。
「知道是什麼樣的報紙嗎？」
老人聽後皺了皺眉，露出有點不耐煩的表情，嘟囔著說：「知道吧。因為就是週五的晚報和週六的早報。」
「好像沒放週五的晚報。」女服務員說道。
「哦，這樣啊，那就只有週六的早報了。」
吉敷幫服務員把那捆報紙放在地上，開始分類。還沒等老人伸手，服務員就抽出兩份報紙來。服務員做得乾淨利落，老店主卻一臉迷惑，不知道吉敷為什麼要查舊報紙。其實吉敷並沒有期待一個具體的結果，只是因為線索實在太少了，所以保險起見，檢視一下。
「是這兩份嗎？」
「對。上週二樓只有兩位客人。」服務員回答說。這是兩份一樣的a報紙。
「這裡面，哪一份是壺井房間的呢……」
吉敷一問，服務員馬上就接著他的話說：「這份是壺井先生房間的。」
「你怎麼知道的？」
「因為這裡破了。」她邊說邊指著報紙某一面的下邊。果然，那裡有一個很大的洞。
吉敷把報紙平鋪在地上，一面一面地看。雖然他並沒有抱什麼期望，但看到第三面時，他的手停住了。因為左下的一塊兒被撕掉了。
「這是什麼？」吉敷指著缺掉的那部分問，「這是你撕的嗎？」
「不是！我不知道！」服務員大聲否認道，「不是我撕的。」
那麼就應該是壺井撕掉的了。這裡原來印的是什麼新聞呢。吉敷急忙翻開另一份一樣的a報紙，找到同一版面，希望在另一份報紙上看到被撕掉的那則報道。
沒有被撕的報紙上寫著一個小標題——《騎手洩露馬匹情況》，正文報道了中央賽馬的主力騎手多次將自己的馬匹的狀況洩露給黑社會團伙。
「這份報紙能給我嗎？」吉敷問道。店主說沒有關係，吉敷就學著壺井把那則報道撕了下來，對摺後夾在了記事本里。
後來，吉敷和報紙報道的騎手鬆永榮吉見了一面，但他松永說沒有叫壺井的人和他聯絡過。而且當時松永正在被調查，壺井即使想和松永聯絡，也很難聯絡到。
就這樣，好不容易得到的線索又斷了。剪報和其他的檔案一起躺在吉敷抽屜裡面。吉敷無法推斷這個身份不明的男子從哪裡來。就這樣過了兩年。
殊不知在九州鹿兒島，有一則同樣的剪報被遺忘在抽屜裡。
第五節
「那個的確是剪報嗎？是用刀子裁下來的還是用手撕下來的？」吉敷邊問留井，邊開啟抽屜，很快就找到了那則剪報。
「不是，不是剪下來的，是撕下來的。」鹿兒島警署的留井並不知道事情原委，不急不慢的回答著吉敷的問題。
吉敷想，同樣是手撕下來的啊。這真是一個出乎意料的進展。「對不起，能麻煩您再從頭讀一下那條新聞嗎？」吉敷說著，用右手拿起剪報放在眼前，等著留井回話。
留井感到莫名其妙，但還是粗聲粗氣的念起了新聞。從標題到最後一句，兩條新聞隻字不差——這兩份剪報出自同一報紙的同一則報道。
「怎麼樣？」
既然留井問了，吉敷就簡要的地介紹了兩年前的案子。留井聽後很是驚訝：「哎，又是一起和過去糾纏不清的案子啊。」那口氣好像在說一件與自己無關的事。
不過的確如留井所言。剛發現這宗縱火案和七年前的案件極其相似，這下又牽扯到兩年前的另一起案子。
「關於佐佐木的這則剪報，還有什麼其他線索嗎？」吉敷繼續問道。這則剪報事關重大。這樣一來，佐佐木很可能是殺害壺井的兇手。
如果是這樣，那兩人是什麼關係？動機又是什麼呢？難道壺井也是九州鹿兒島出身的人？關於壺井的身份，需要知道的問題堆積如山。
「您要問的是？」留井反問道。
「比如是什麼時候剪下來的、佐佐木夫人有沒有提過佐佐木對這個新聞的評價？」
「這個嘛，不知道啊。佐佐木的妻子貌似也是開啟抽屜時才第一次看到這則剪報。」
「就是說妻子不知道抽屜有這則剪報？」
「是的。她是在佐佐木死後才把抽屜開啟的。」
「這樣啊。那麼這則剪報有什麼特徵嗎？有沒有紅筆劃出的地方，或是筆記什麼的？」
「沒有，什麼都沒有。」
「汙漬也算。」
「唔，還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那是不是皺巴巴的，或者有破損呢？」
「也沒有。是經過仔細對摺的。」
吉敷想，這就是說剪報一直放在抽屜裡，佐佐木應該並不常帶著剪報出門。
等一下！——吉敷突然想到。兩年前的那個案件，也就是昭和六十年八月二十日星期六晚上，壺井合三被人殺害。雖然現在還沒足夠的證據，但那是絕對是謀殺。昭和六十年的八月，不是鹿兒島歷史性大降灰最嚴重的時候嗎？——剛才留井是這麼說的吧。
「昭和六十年的八月份，是不是櫻島降灰降得最厲害的時候？」
聽吉敷這麼一說，留井「唔」了一聲。這好像是留井琢磨事情時的習慣。「昭和六十年的八月，是的。那個月的降灰非常嚴重，我們都沒法上街，街上一片灰白。」
果然是這樣啊。那麼——
「也是那時候，佐佐木家二樓的屋頂掉下來了？」
「對，那是八月的事情。」
「八月幾日？」
「這個……請稍等，我看看詢問筆記……」
從電話裡隱約傳來留井快速翻查筆記的聲音。
「找到了，是八月十九日的傍晚。」
「十九日嗎。」吉敷雖然冷靜的回答著，但他心裡很不平靜——他感到，自己抓住了一個大線索。龐大建築物的碎片一塊塊的找到了。再經過推理，或許就可以用這些材料復原事件的前因後果。
若是十九日，那就是壺井死忘的前一天。或許就在佐佐木家屋頂掉下來之後，緊接著壺井就被佐佐木殺害了。
現在終於可以做出一些推斷了。遭到殺害的壺井的衣服上附著著細灰狀的顆粒，麻質夾克和鴨舌帽、以及在旗田旅館發現的旅行包裡的衣服上，也都有一些顆粒。那是當時在鹿兒島市落下的櫻島火山灰。那麼，壺井有可能是從鹿兒島來到東京的。登記時把出身地寫成山口縣，應該只是他來東京的路上途經山口縣，於是隨手寫上去了。
那麼事情是不是這樣呢——佐佐木家的屋頂掉落，緊接著壺井離開鹿兒島來到東京，而佐佐木也追到東京將壺井殺害？
佐佐木家屋頂掉落和壺井的死之間或許有什麼關聯。如果有，是怎樣的關聯？或者佐佐木家屋頂因為大量存灰而掉落一事和壺井來到東京並被殺一事，只是兩起偶然的事件？
佐佐木和壺井這兩人在鹿兒島有什麼關係？殺人動機的關鍵是什麼？
還有，是不是兩年前的墜樓和那兩起極為相似的縱火案有什麼聯絡呢？
也有可能是昭和五十五年縱火案發生的五年後，佐佐木和壺井在鹿兒島認識了，而縱火案對兩人的交往產生了某些影響。
吉敷面前一下子湧現出來許多值得調查的事情，而且材料已具備，足夠展開推理了。
「留井先生，聽了剛才您的話我發現又有很多事情要麻煩您調查，真不好意思，不知方便嗎？」
「哦，請儘管說。」留井依舊扯著大嗓門。
「首先是壺井合三。這個男人沒有親朋好友，也不是上班族。關於他的出身和職業一概不知。但是我推測，昭和六十年八月二十二日到二十三日之間，壺井在鹿兒島和n證券職員佐佐木德郎有過接觸。隨後我馬上把照片和資料給您寄去，不知您是否放方便協助調查。」
「明白了。既不是上班族也沒有親友，可能是無家可歸的流浪者啊。」
「很可能是這樣。」
「可能是飯館、扒金庫的店員或做短工的，我去這些地方查檢視。」
「然後是佐佐木。這種精英白領、地方上的名流怎麼會和一個遊手好閒的人有關係呢？這一點還很模糊。此外，我們推測這個精英白領追著壺井來到東京，並在八月二十四日深夜將其殺害。如果是這樣，他的動機又是什麼？這一點也想拜託您一併調查一下。」
「調查他的動機，好的，明白了。」留井好像在邊聽邊寫，「還有嗎？」
「暫時就這些了。我也再好好想想。可能還有要拜託您的事情，到時再聯絡您吧。」
「好的，您儘管找我好了。隨時待命。」
「多虧您的幫助，案子有了很大進展。謝謝！」
「不客氣不客氣。那我們再聯絡。」
說完留井掛了電話。吉敷也放下了話筒。
第六節
吉敷猜測，殺害壺井的兇手（有可能就是佐佐木德郎）制定了一個殺人計劃——壺井無依無靠，所以只要拿走能表明其身份的名片、駕照等證件再將其殺害，屍體就會成為無名屍。壺井應該是把那些證件裝在上衣裡面，所以兇手就計劃把壺井的上衣拿走。
兇手用嶄新的薄夾克換下壺井原來的上衣，計劃順利實現了。壺井就這樣身無一物的被殺害了。
事後，佐佐木逐一檢查壺井的上衣口袋。也許和錢包、名片、駕照放在一起的，還有那則「剪報」。
佐佐木把能表明壺井身份的東西和上衣一併處理掉了，可能只有這則剪報引起了他的興趣。而他覺得一則剪報不會帶來什麼危險，於是把剪報帶回家，藏在自己的抽屜裡。
難道，佐佐木手上的這則剪報就是他於前年殺害壺井的證據？
那今年的縱火未遂案是不是壺井的親人或朋友企圖報復佐佐木呢。但壺井不是沒有什麼親友嗎。
如果是這樣，那為什麼縱火犯不針對佐佐木本人、而是隻往他的手提包上倒汽油呢。裡面明明只有佐佐木兒子的考試用具。
不過，僅憑佐佐木手上有來自旗田旅館的a報紙剪報就斷定佐佐木是殺害壺井的兇手，未免為時過早。那麼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呢。
現在還無從判斷。必須要等留井進行進一步的調查。壺井真的是九州鹿兒島人嗎。即使是鹿兒島的人，那麼他和佐佐木是在鹿兒島認識的嗎。如果不能確定這個問題，就無法繼續展開推理。
此外還有一個問題。如果是佐佐木殺害了壺井，那麼昭和六十年八月二十三日那個星期五，他肯定沒去上班。
佐佐木作為工薪一族，如果星期五沒有請假，他能完成殺人計劃嗎？不過，也不是沒有可能。壺井被殺是在八月二十四日星期六的深夜。從這點來看，犯人仍有可能是上班一族。用星期六一上午的時間來東京、再用星期天的時間返回九州就可以了。佐佐木可以做到這一點。
但真是這樣的話，佐佐木應該事先知道壺井來東京的時間。那麼，他們在鹿兒島應該是很熟的朋友了——
壺井這邊，可以確定他用八月三十一日星期五一天的時間來到東京。如果佐佐木要緊跟壺井來東京的話，星期五他就必須請假。無論怎麼說，如果可以確定佐佐木在那個星期五請了假，他殺害壺井的嫌疑就更大了。
等等。吉敷又想到——佐佐木為了拿走壺井的上衣，需要事先準備好麻質夾克和鴨舌帽。這兩件都是新買的。如果用自己的衣服，會比較危險，所以佐佐木應該是為了實施殺人計劃現買的。如果佐佐木有買衣服的時間，那麼他必須事先知道壺井來東京的時間。他並沒有給壺井住的旅館打過電話，但兩個人卻能見面。難道這兩個人真的是約好了在東京見面，才分別來到東京的？
一個是東大畢業的精英，一個是遊手好閒之徒，這兩個人怎麼會這麼熟呢？真是怎麼想也想不通。
除此之外，剪報也是個問題。首先可以肯定的是，a報紙的剪報是從壺井手上轉到佐佐木手上的。如果那時候的a報紙還在，就可以給留井寄去，讓他看看佐佐木抽屜裡的剪報是不是從旗田旅館的報紙上撕下來的。但那份報紙肯定已經被旅館扔掉處理了。但可以肯定，壺井是在旗田旅館把這則剪報撕下來的。
而這則剪報被佐佐木煞有介事地藏在自己房間的桌子裡。這是為什麼？這個剪報哪裡吸引了佐佐木？難道這則剪報和兩年前的謀殺案有關？
再有就是佐佐木家房頂掉落一事。這個昭和六十年兩人來到東京（雖然尚不能確定佐佐木那時來過東京）有什麼關係呢？
兩天後的上午，留井從鹿兒島打來了電話。
「關於您讓我調查的事情，」他還是那副沙啞的聲音，「壺井合三果然住在鹿兒島。」
「是嗎？」
「他住在一個很廉價的公寓裡——鹿兒島市裡的東千石町日高公寓六號。那個公寓是用木頭和泥漿建的，環境很差。房東和其他住戶確認了壺井的照片。」
「原來如此，他在日高公寓住到什麼時候？」
「住到昭和六十年八月。」
「果然是這樣。」吉敷冷靜地回答道。終於知道兩年前那個身份不明的死者的住處了。
「那個叫東千石町的地方，和佐佐木住的池上町離得近嗎？」
「不近，隔得很遠吶。徒步走的話，也不是走不到，但還是有相當的距離的。」
「哦，這樣啊。那麼壺井之前是做什麼工作的？」
「他沒有工作。」
「沒有工作？」
「是的。」
「那他靠什麼生活？」
「一直到死前的半年，他一直在鹿兒島市裡的一個小印刷廠上班，估計是指著失業保險金活過吧。還有就是，有傳言說他是靠女人養活。」
「靠女人？」
「是啊。有人說他和市裡俱樂部的一個女子來往密切。」
「那找到這個女的了嗎？」
「還沒有。」
「哦。」吉敷腦子裡浮現出兩年前見到的壺井——雖然上了年紀但仍存一些風貌。
「我們這邊有壺井合三的戶籍，所以他的出生年月和詳細的背景都查到了。」
「哦是嗎。請稍等一下。」吉敷準備好記事本。
「可以了嗎？他於昭和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出生在大連，父母雙亡，沒有兄弟姐妹。昭和四十一年在大分縣結過一次婚，但妻子也死了，沒有孩子。昭和四十七年開始在鹿兒島市內的福岡印刷廠工作，昭和六十年年辭職。就是這些了。」
看來壺井還是個比較老實的人，不是一個痞子或完全遊手好閒的人。
「那麼壺井和佐佐木德郎……」吉敷接著問道。他們兩人的關係很關鍵。
「這個，完全沒有跡象說明兩人有密切的來往。」
吉敷聽後心裡很苦惱。
「除了兩人是否交往密切，有沒有證據證明兩個人一起吃過飯喝過酒什麼的？」
「哦，這個啊，」
這樣看來，猜測佐佐木德郎是殺害壺井的兇手，完全是無稽之談了。
「我們調查了昭和六十年壺井常去的酒吧、飯館一類的地方，不僅沒發現他曾在這些地方和n證券的佐佐木見過面，而且根本沒人聽他提過佐佐木這個人，沒人在那些地方見過佐佐木。佐佐木好像是個精英意識很強的人，不會去那些地方的。」
留井的這句話引起了吉敷的注意：「您說他是精英意識很強的人？」
「是的，我聽別人這麼說的。」留井回答道，「我們打聽到，佐佐木這個人啊，只去自己指定的酒吧，就連午飯時站著喝一杯酒的小酒屋都只去固定的一家。‘這裡可以’，或者‘這裡不行’，他是這樣風格的人。」
「哦。」
這是預料之中的。但是這樣一來就徹底顛覆了吉敷的推理。吉敷想，如果兩個人彼此不熟，那關於昭和六十年八月那起案件的推測就不能成立。
還有一件事也是和預想一樣的——壺井的確是孤家寡人，他的父母和妻子都死去了，也沒有孩子。那昭和六十二年的這次縱火案，也不可能是壺井親人對佐佐木的報復了。
那麼昭和五十五年的時候呢？那時壺井應該在鹿兒島的福岡印刷廠工作。但八月那次巴士縱火案發生時，他是不是在東京呢？
吉敷問留井，留井回答說馬上去調查。
「佐佐木固定去的酒吧，還有與壺井生前關係密切的酒吧女子這方面，還有其他資訊嗎？」
「現在沒有，如果您需要我們調查，我們馬上去查。」留井畢恭畢敬地說。
「啊，這個，如果方便調查的話，當然最好了……」吉敷的語氣變得吞吞吐吐的。因為即使去調查，也可能毫無所獲。再說留井也有自己的工作。吉敷在想是不是自己去鹿兒島比較好。
「壺井生前是不是人緣不好？」吉敷問道。
「好像不是吧。他比較健談，在酒吧也很受女招待的歡迎。他甚至可以向女人開口要錢。好像挺有女人緣的。實際上，他好像為了討女人歡心什麼都願意做，是很會耍寶的一個人。比如他有一次在某酒吧的吧檯吹噓說自己正為錢太多而發愁，然後當場燒了一張一萬日元的鈔票給別人看。」
「喔……」
「真是個傻瓜，口上說自己很有錢，但實際上都是靠保險金過活，還向女人伸手要零花錢，孤零零地住在廉價公寓裡。我對這種男人最反感了！」留井的語氣變得粗暴起來，「昭和十一前後出生的人裡的確有壺井這種人。我自己也是那時候出生的，所以我知道。但看到他們心裡真難受啊。」
「這樣啊……」吉敷不知道該怎麼回應。
「以前他和本地的一些黑社會團伙有來往，一度口袋裡也有些錢。」
「那是什麼時候？」
「應該是昭和五十八年、五十九年吧，因為不可能是昭和六十年。」
「為什麼這麼說呢？」吉敷追問道。
「這個嘛，因為5五十九年年底那個暴力團伙被消滅了。」
「哦，因為警方的介入？」
「不是，不是因為警方，而是因為和關西的黑社會之間起了戰爭。」
「戰爭？」
「是啊，作為鹿兒島的人我感到很羞愧，但昭和五十九年十二月，鹿兒島曾發生過槍戰。」
「原來如此。」
「當時幾乎所有的黑社會成員都在市中心的一棟公寓裡，槍戰就發生在那裡。那次死了很多人，但還好沒有普通市民受傷。」
「起因是什麼呢？」
「還不清楚。這也是因為鹿兒島的黑社會成員幾乎都被殺死了。不過估計是因為地方權力的爭奪吧。」
是這樣嗎，吉敷暗想。雖然有可能是因為利益爭奪，但這麼大規模的黑社會戰爭不是經常發生的。是不是為了爭奪一大筆利潤而造成了對立呢？應該是因為這樣的事情才爆發槍戰吧。
吉敷一說，留井馬上表示同意：「您說的沒錯，但其實那時候的情況完全相反——當時因為經濟虧損，雙方是為了爭奪僅剩的一點利益而發生爭鬥。昭和五十九年雖然不是櫻島火山落灰最嚴重的時期，但也降了很多灰，商店什麼的根本沒有盈利。因為經濟跌入谷底，所以搜刮商家利潤的黑社會也吃不上飯了。」
「原來如此。」
「就是這樣。總之，死傷的六十個人都是鹿兒島m幫會的人。所以m幫會已經名存實亡了。市民們當然很高興，但和壺井偶爾有來往的幫會成員也死了。所以昭和五十九年年底，壺井曾說覺得身邊有點孤單。」
原來是這樣。難怪性格外向的壺井卻沒有什麼朋友。如果壺井的朋友都是黑社會成員，那一般的人肯定會避免和壺井交往，這也是人之常情。再加上他黑社會的朋友也都死了。
「不過壺井也不傻，他和黑社會的人保持著一定的距離。黑社會的人請他喝酒，他也極力避開。是一個酒保告訴我們壺井和黑社會的人有來往，壺井本人並不和黑社會的人公開來往。」
「哦，這樣。」
「那麼，除此之外還有需要我們調查的事情嗎？」
「不好意思，又要麻煩您了。我們想確認一下，昭和六十年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五，佐佐木是不是缺勤沒去上班？」
「缺勤？哦，為什麼要查這個呢？」
「那天，壺井坐新幹線來到東京，佐佐木有可能緊跟著他來到東京。當然，佐佐木有可能是二十四號坐飛機來到東京的。不過，那樣的話他應該清楚的知道壺井的行動，也就是說兩個人應該關係很好才對。但剛才從您的話看來，他們似乎根本不可能認識。」
「唔，是啊。」
「如果佐佐木在二十三日請了一天假，那麼他殺害壺井的嫌疑就大了。」
「哦，不過依您所見，佐佐木是兇手的可能性有多大呢？」看來留井還是對吉敷的想法抱有懷疑，這也可以理解。
「這個很難說。或許這只是我憑空的猜測。但兩年前壺被殺是不容置疑的事實。不過，剛才聽了您的介紹，我還沒有發現比佐佐木更有嫌疑的人。」
「但是佐佐木和壺井沒有來往，這也是事實啊。您是靠什麼來判斷佐佐木就是殺害壺井的兇手呢？」
「是報紙的剪報。」
「啊，原來是剪報啊。」
「如果沒有剪報，我的推測完全不能成立。首先可以肯定的是，那則剪報是從壺井手裡轉到佐佐木手裡的。如果佐佐木抽屜裡a報紙的剪報是用刀子或剪子裁下來的，那麼必須考慮他們只是偶然從報紙上取下了相同的報道。但兩邊的剪報都是用手撕下來的。」
「原來如此！我明白了。此外什麼需要調查的嗎？」
「有沒有讓佐佐木的妻子看過壺井的照片呢？」
「給她看過了。」
「她說什麼？」
「她說不記得見過這個人。」
「哦……之前我在想，昭和六十年八月十九日佐佐木家房頂掉落這件事，是不是恰好和壺井有關呢。這樣看來也沒有關係了。」
「好像沒什麼關係……」
「還有，六十年八月，佐佐木為了殺壺井來到東京，當時他提前準備了淺灰綠色的薄夾克和同色的鴨舌帽。他可能是讓壺井穿上他準備的衣服然後將其殺害的。不知佐佐木的妻子有沒有見過這樣的衣帽，能麻煩您確認一下嗎？」
「淺灰綠色的麻質夾克和鴨舌帽，明白了。除此之外呢？」
「之外就是剛才說的女子。曾給壺井錢的這名女子現在是不是還在鹿兒島、她的身份背景等等。」
「女子……好的，我記下了。」
「總之需要知道佐佐木針對壺井的動機。如果不知道他的動機，就沒法理清整個事件的脈絡。」
「好的，我知道了。我會盡快去辦，一有訊息馬上聯絡您。」
「拜託了。」吉敷說道。
第七節
吉敷又去k賓館見了還留在那裡的佐佐木的兒子——佐佐木浩一。
浩一說j大考試之後他還要參加w大的考試。而母親因為要準備葬禮、接受警察調查等事情，暫時不能離開鹿兒島，所以母親後天才到東京。吉敷想，佐佐木是地方上的名流，他一死，肯定有很多各種各樣的事情吧。
這是吉敷第二次見佐佐木浩一了。浩一是個瘦弱白淨的少年。看起來比較內向，話也不多。
吉敷去了他住的房間，但他說在學習。於是吉敷邀請他去樓下的咖啡廳。吉敷覺得如果和小谷一起來，浩一可能會緊張，所以他一個人來到賓館。
坐在一樓的咖啡廳，大廳中央有人在彈奏鋼琴。這對命案組的警察來說多少算是精神上的放鬆。
「考試考的怎麼樣？」吉敷問道。
「還行吧。」浩一鼻音很重，好像是感冒了。
「覺得能考上j大嗎？」吉敷問了個不太禮貌的問題。
「勉勉強強吧。」浩一第一次露出了笑容。最初在櫻田門[1]見面時，因為父親剛剛去世，浩一臉上沒有一絲笑容。
「你的成績夠j大的錄取線嗎？」
「現在來看成績夠了。但只看成績還拿不準。」
「嗯。關於你的父親，他是個精英意識很強的人嗎？」
「是的。」
這就是浩一全部的回答，他好像不想再多說什麼了。吉敷不知怎麼辦好。他從包裡拿出壺井的照片。那是兩年前的資料了，照片上市壺井的遺容。
給一個參加高考的學生看死人的照片的確有點說不過去。但現在除了這張也沒有其他照片了。況且照片上壺井的樣子就像是睡著了一樣，看起來是張不錯的照片。
「你知道這個人嗎？」
浩一仔細的看了照片，臉上瞬間掠過一絲詫異的神情，但接著馬上搖頭說道：「不認識。」
「他看起來像不像你父親的某個朋友？」
「我不知道。爸爸的朋友，我一個也不認識。」
「這樣啊。那他有沒有去過你家呢？」
「我不知道，我媽媽可能知道。」
是啊，佐佐木的妻子都說不知道，兒子就更不知道了。
吉敷原本還想問問佐佐木德郎在昭和五十五年八月和六十年八月的情況。但總是拿死去的父親的事情問浩一，容易讓他分心，再影響了考試就不好了。更何況吉敷在懷疑他父親是殺人犯。再說，浩一對這麼久以前的事情可能也記不清楚了。看來他們父子的關係並不是很親密。
「你和父親，感情不親嗎？」
「完全不親。幾乎沒怎麼說過話。」
「你沒有兄弟姐妹是吧？」
「是的。」
「你喜歡你父親嗎？」
浩一聽後低下了頭，默默想著，看起來有些為難。吉敷覺得自己好像問了不該問的問題。
過了一會兒，浩一嘟囔著說了一句：「不怎麼喜歡……」
「浩一，其實我想知道的是你父親去世當天早上他的舉動。他帶著裝有你考試用具的包，卻沒去j大考場給你送文具，反而坐上了開往中野的巴士。這讓人很難理解。他是不是在中野有什麼朋友？」
吉敷說完，浩一又低下了頭：「這個……」
「有沒有想到什麼？」
「爸爸的朋友我都不認識。」
「那你母親認識嗎？」
「嗯，她有可能認識。」
「你父親是在東京上的大學吧？」
「對。」
「畢業後馬上回了九州？」
「據說是這樣。」
「他有東京的朋友嗎？」
「我不清楚。」
「哦……」
看來兒子對父親的事情一概不知。
「那出事當天早上，你父親的行為舉止有什麼奇怪的地方嗎？」
「沒什麼特別的……」
「你們是住在一間房間吧？」
「是的。」
「有沒有找他的電話，或者有什麼人來找過他嗎？」
「沒有。」
「一次也沒有？」
「沒有。」
「如果有人留口訊，屋子裡的紅色煤油燈會亮，燈亮過嗎？」
「這麼……」
「沒注意過？」
「嗯。」
總之，佐佐木德郎並沒有什麼異常。
「至於你父親是要坐巴士去哪裡，你也沒什麼頭緒吧。」
「是的，沒有。」
「嗯……」
吉敷抱著胳膊思考著。浩一不像是在撒謊。
「但上次你說每到晚上他都會外出？」
「是的。」
「從到東京的第一天開始？」
「對。他讓我在房間學習，說為了不打擾我複習，他出去一下。」
「他說沒說去哪裡？」
「沒說。」
「父親有沒有和平時不一樣的表現？」
「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不過回來時好像喝過酒一樣，臉是紅的。」
「喝過酒？」
「是的。」
「每天都這樣嗎？」
「好像是的。」
「可能是去見誰了吧……」
「這種事他從不對我說。只是……」
「只是什麼？」
「他總是一邊說‘太髒了、太髒了’，一邊撣衣服。然後馬上去洗澡。」
「哦？一直是這樣嗎？」
「對，每天晚上都是這樣。」
之後吉敷開始尋找昭和五十五年巴士縱火案的相關人物——做土木建築的谷川的下落。吉敷不久就找到了他，但可以確定這次巴士縱火案發生時他在別的地方，因此和此案無關。
吉敷把這次縱火案嫌疑犯的模擬畫像拿給谷川看，谷川說完全不認識。
之後，吉敷和小谷在新宿地下街走了一天，把模擬畫像一個個拿給睡在地上的流浪漢看。
過了兩天，沒有任何成果。蓬頭垢面的流浪漢都搖頭說沒見過。其實其中很多人喝劣等酒都喝得醉醺醺的，根本沒仔細看。
深夜他們返回警察局一科，吉敷發現自己的西裝髒得不行了。他不自主的撣起了西裝。突然，他的手停下了，因為他想到了佐佐木德郎的話——
「太髒了，太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