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坐在草坪上，浪費了好幾根火柴才把煙點燃。
「太陽昇起落下，人們趕來離去，時間像空氣一樣流淌，豈不有點像郊遊似的？」
那時，我21歲，再過幾周就22了。眼下沒希望從大學畢業，卻又沒有像樣的理由離開大學不念。在這一切都莫名其妙地攪和在一起的絕望之中，幾個月時間我都一步也未能踏出。
我覺得整個世界在運轉不休，唯獨我滯留同一場所不動。1970年秋，目力所及，似乎無一不悽悽切切，無一不慘慘淡淡。就連太陽光和青草味兒以至低低的雨聲都令我焦躁不安。
好幾次夢見夜行列車，千篇一律。車上充滿煙味兒廁所味兒問乎乎的人群味兒，擠得幾乎無立足之地，座席沾有過去的嘔吐物。我忍無可忍，離開座位，在一個車站下來。而那裡一片荒涼，一戶人家的燈火也見不到，站務員也沒有，沒有時鐘沒有時刻表，什麼也沒有——便是這樣的夢。
那段時間裡，有幾次我好像對她很粗暴。如何粗暴如今是想不起來了。是否自己對自己粗暴亦未可知。但不管怎樣，看上去她絲毫沒有介意，或者不如說（說得極端一點）是在引以為樂，為什麼我不知道。說到底，她在我身上尋求的恐怕並非溫情。如此一想，現在也覺得不可思議，一時悲從中來，彷彿手突然觸到空中飄浮的肉眼看不見的厚壁。
1970年11月25日那個奇特的午後我至今仍記得真真切切。一場大雨打落的銀杏樹葉染黃了——黃得如干涸的河——雜木林間一條小徑。我和她雙手插進大衣袋，在這條小徑來回踱步。除了兩個腳踏落葉的鞋聲和鳥尖銳的叫聲別無任何聲響。
「你到底苦惱什麼呢？」她忽然問我。
「沒什麼大不了的。」我說。
稍往前走了一段後，她在路旁坐下吸菸，我也挨她坐下。
「總做壞夢？」
「總做壞夢。大多夢見自動售票機找不出零錢。」
她笑笑，手放在我膝頭，又縮回去。
「肯定不大想講，是吧？」
「肯定講不好。」
她把吸了一半的煙扔在地上，用運動鞋小心碾滅。「真想講的事是講不好的，不是麼？」
「不明白啊。」
地面「撲稜稜」飛起兩隻鳥兒，彷彿被吸進去似的消失在沒有一絲雲絮的天空。我們默然望著鳥兒消失的方向。良久，她開始用小小的枯枝在地面畫出幾個莫名其妙的圖形。
「和你一起睡，我時常悲傷得不行。」
「覺得很抱歉。」我說。
「不怪你的。也不是因為你抱我的時候想別的女孩。那怎麼都無所謂。我，」她突然閉住嘴，在地面緩緩拉出三條平行線，「不明白。」
「也不是想把心封閉起來，」停了一會我說，「只是自己也把握不住發生了什麼。我本想盡可能公平地把握各種事情，不願意過分誇大或過分講究現實。但那需要時間。」
「多長時間？」
我搖下頭，「說不準，或許1年，也可能花上10年。」
她把小樹枝扔在地上，起身拍打大衣上沾的枯草。「曖，你不認為10年就像永遠永遠？」
「是啊。」我說。
我們穿過樹林，走到icu校園，一如往日坐在休息室咬熱狗。下午兩點，休息室電視上翻來覆去推出三島由紀夫來。音量調節器出了毛病，聲音幾乎聽不清。反正都跟我們無關。我們吃罷熱狗，又各喝一杯咖啡。一個學生騎在椅背上擰了一會音量調節鈕，之後作罷，跳下椅子不知去了哪裡。
「想要你。」
我說。
「可以呀。」
她微微一笑。
我們仍把雙手插進大衣袋，慢慢走回宿舍。
驀地醒來時，她正在吞聲哭泣。細窄的肩頭在毛巾被下急促地顫抖。我點燃取暖爐，覷了眼鍾：凌晨2時。夜空中央浮著一輪白亮亮的月兒。
等她停止啜泣，我燒水泡了袋裝紅茶，兩人喝著。沒有砂糖沒有檸檬沒有牛奶，僅僅是熱茶。之後點兩支菸，一支給她。她吸一大口噴出，連續三回，隨即咳嗽了一大陣子。
「我說，你可打算過殺死我？」她問。
「殺死你？」
「嗯。」
「幹嗎問這個？」
她叼著煙用指尖擦了下眼瞼。
「只是想問問。」
「沒有。」
「真的？」
「真的。」我說，「為什麼非殺死你不可呢？」
「是啊，」她不耐煩似的點下頭，「只是一下子覺得，給誰殺掉也並不壞。」
「我不是殺人那類人。」
「是嗎？」
「大概。」
她笑笑，把煙戳進菸灰缸，喝了口杯裡剩的紅茶，又點燃一支菸。
「活到25，」她說，「然後死掉。」
1978年7月她死了，2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