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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1978年7月(第2頁,共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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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喝冷飲什麼的?」

她搖頭。

我從電冰箱拿出一罐徹底冰鎮的可樂,也沒往杯裡倒,一口氣喝光。

「跟誰都睏覺的女孩。」我說。簡直像悼詞,故人是跟誰都睏覺的女孩。

「為什麼對我說這個?」

我也不知為什麼。

「總之是跟誰都睏覺的女孩子?」

「的的確確。」

「但跟你是例外嘍?」

她聲音裡帶有某種特殊意味。我從色拉碟揚起頭。隔著枯萎的盆栽看她的臉。

「這麼認為?」

「有點兒。」她低聲道,「你嘛,是那種型別。」

「哪種型別?」

「你有那麼一種地方,和沙鍾一個樣,沙子沒了,必定有人趕來填回。」

「大概是吧。」

她嘴唇綻開一點點,又馬上覆原。

「來取剩下的東西的。冬天用的大衣、帽子,等等。已經整理裝在紙殼箱裡了,有空兒運到運輸社那裡可好?」

「運到你家去。」

她靜靜搖頭:「算了,不希望你來,明白?」

的確如此。不著邊際的話我是說得太多了。

「地址曉得?」

「曉得。」

「這就完事了。打擾這麼久,抱歉。」

「檔案那樣就可以了?」

「唔,都結束了。」

「真夠簡單的。還認為呷嗦得多呢。」

「不知道的人都那麼認為。其實很簡單,一旦結束的話。」這麼說著,她再次揚貓的腦袋。「兩次離婚,差不多成專家了。」

貓閉眼伸了下腰,脖子輕輕枕在她手腕上。我把咖啡杯和色拉碟放進洗碗槽,拿賬單當掃帚把餅乾渣收在一起。眼球裡面一剜一剜地痛。

「細小事都寫在你桌子的便箋上了——各種檔案放的地方啦,收垃圾的日期啦,不外乎這些。不清楚的就打電話。」

「謝謝。」

「想要孩子來著?」

「哪裡,」我說,「不想要什麼孩子。」

「我相當猶豫過。不過既然如此,沒有也好。或者說有小孩不至於如此吧!」

「有小孩離婚的也多的是。」

「是啊,」說著,她擺弄一會我的打火機,「現在也喜歡你的,肯定不是這方面有問題。這我自己也非常清楚。」

2.她的消失,照片的消失,長筒裙的消失

她走後,我又喝了一罐可樂,然後衝熱水淋浴刮鬚。香皂也好洗髮液也好剃鬚膏也好,什麼都開始變少了。

淋浴出來,梳髮、抹香水、掏耳朵。接著去廚房熱了熱剩下的咖啡。餐桌對面再也沒有人坐。靜靜望著誰也沒坐的椅子,覺得自己好像成了小孩子,一個人留在基裡柯油畫中奇異陌生的街道上。但我當然不是小孩子。我什麼也不想地啜著咖啡。慢慢花時間喝罷,發了一會呆,之後點燃支菸。

整整24小時沒睡,卻莫名其妙地不困。體內倦倦的懶懶的,唯獨腦袋猶如熟悉環境的水生動物在縱橫交錯的意識水路中沒頭沒腦地往來穿梭。

怔怔打量無人椅的時間裡,我想起過去看過的一本美國小說。妻子離家後,丈夫把妻子的筒裙掛在對面椅子上掛了好幾個月。如此想著,開始覺得這構思不壞。倒不是能解決什麼,但總比放早已枯萎的天竺葵盆栽聰明得多。即使拿貓來說,若有她的東西也可能多少安靜些。

逐個拉開臥室她的抽屜,哪個都空空如也。一塊蟲子咬過的舊圍巾,三隻衣掛,幾包衛生球,別無他物。她把什麼都席捲一空。原先逼仄地擺在衛生間裡的零零碎碎的化妝品、捲髮夾、牙刷、吹風機、莫名其妙的藥、月經用品以及長筒靴、木展、拖鞋等所有穿的東西,帽盒、整整一抽屜飾物、手袋、挎包、小提箱、錢夾,總是疊放得整整齊齊的內衣、襪子、信——大凡散發她氣息的東西盡皆蕩然無存,甚至指紋都了無遺痕,我覺得。書箱和唱片架的大約三分之一也不翼而飛。那是她自己買的或我送給她的書和唱片。

開啟影集一看,她的照片全都取下,一張沒剩。我和她的合影,她那部分齊齊剪下,只有我剩了下來。我單人的照片和風景照動物照依然如故。這樣,3冊影集裡收存的便成了被徹底修整了的過去。我總是孑然一身,其間點綴著山、河、鹿、貓的照片,簡直就像生下來時一個人,迄今始終一個人,以後也一個人似的。我合上影集,吸兩支菸。

我想長筒裙留下一條何嘗不好,但這當然是她的問題,由不得我說三道四。她決意什麼也不留下,我只有順從而已。或者如她期望的那樣,只好當她一開始就不存在。她不存在的地方,她的長筒裙也不存在。

我把菸灰缸浸入水中,關掉空調和收音機,又想了一通她的長筒裙,死心上床。

我答應離婚,她離開公寓已過去1個月了。這1個月幾乎毫無意義。虛無縹緲的、猶如溫吞吞的咖哩樣的1個月。我根本不覺得有什麼發生變化,實際上也什麼都沒變。

早上7點起床衝咖啡,烤麵包片,出門上班,在外面吃晚飯,喝兩三杯酒,回到家在床上看1個小時書,熄燈睡覺。週六週日不工作,一清早就開始轉幾家電影院打發時間。之後照常一個人吃晚飯,喝酒,看書睡覺。一個月我就是這樣度過的,恰如某種人把月曆上的數字一個個塗黑。

她的消失,在某種意義上我覺得是無可奈何的,無非已經發生的事發生了罷了。哪怕我們4年過得再風調雨順,那也已不再是重要問題,一如被抽去照片的影集。

與此同樣,即使她同我的朋友長時間以來定期睡覺而某一天索性搬去同居,也算不上什麼了不得的問題。那種事是完全可以發生並且實際上屢屢發生的。縱然她果真如此,我也並不覺得發生了什麼特殊事件。說到底,那是她本身的問題。

「說到底,那是你本身的問題。」我說。

那是她提出離婚的6月間一個週日午後,我把啤酒罐的易拉環套在手指上玩弄。

「你是說怎麼都無所謂?」她問,語調非常緩慢。

「也不是說怎麼都無所謂。」我說,「只是說那是你本身的問題。」

「說實話,並不想和你分手。」她稍後說道。

「那,不分不就行了!」

「可是和你一起,哪裡也到達不了的呀。」

往下她什麼也沒說,但我覺得她想說的不難明白。再過幾個月我就30,她就26歲了。較之前路上將面臨的物的規模,我們迄今所築造的委實太微乎其微了,或者說是零。4年時間簡直是在靠存款坐吃山空。

責任基本在我。我大約是不該同任何人結婚的。至少她不該同我結婚。

起初,她認為自己為社會所不容而我為社會所容。我們較為成功地扮演了各自的角色。然而在兩人認為可以一直這樣幹下去的時候有什麼壞掉了。儘管微不足道,但已無可挽回。我們置身於被拉長了的、平靜的死衚衕中。那是我們的盡頭。

對於她,我成了已然失卻之人。無論她怎樣繼續愛我,那都已是另一問題。我們過於習慣相互的角色了。我再也沒有能夠給予她的了。她本能地明白這一點,我憑經驗瞭然於心。不管怎樣都已無救。

這麼著,她連同幾件筒裙一起從我面前永遠地消失了。有的東西被遺忘,有的東西銷聲匿跡,有的東西死了,而其中幾乎不含有悲劇性因素。

7月24日,上午8時25分

我確認電子錶上這四個數字,然後閉起眼睛,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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