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很關鍵，」我說，「所以要是這次聯絡不上，作為我，難免在工作上加以變通。」
對方沉吟片刻。我當然是在說謊。其實我不能夠隨便變通。我的工作不過是聽命於人，人家叫我去採訪我才敢去。但對方不明白這點，明白就不好辦了。
「不是要寫調查報告吧，」對方說，「要是寫調查報告，可得通過我正式安排才行。」
「不是，百分之百的私事。」
他讓我告之以電話號碼，我告訴了他。
「是中學同學對吧，」他嘆口氣說，「明白了。今天晚上或明天早上讓他打電話過去。當然，要看他本人樂不樂意。」
「那是的。」我說。
「他很忙，也可能不樂意同中學同學通話。又不是小孩子，總不能把他拉到電話機這兒來。」
「那是那是。」
對方邊打個哈欠邊放下電話。沒辦法，才早上10點。
午前，我去青山的紀國屋商店買東西。到停車場，我把「雄獅」停在「薩勃」和「賓士」之間。可憐的老型「雄獅」，活像我本人這副寒酸相。不過在紀國屋採購我倒是很喜歡。說來好笑，這家店的萵苣保鮮的時間最長。為什麼我不清楚，反正就是這樣。說不定是閉店後店員把萵苣集中起來施以特殊訓練的結果。果真如此我也毫不驚訝——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什麼事都有可能。
出門時我接上了錄音電話，但沒有任何話音留下。誰也沒打電話來。我一邊聽收音機裡的《沙夫特的主題》，一邊把買來的蔬菜分別包好放進冰箱。那男的是誰？沙夫特！
之後，我到澀谷一家影院又看了一次《一廂情願》，已經是第四次了，但還是不能不看。我大體估算一下時間，走進電影院，痴痴地等待喜喜出場。我把全副神經都集中在那組畫面上，不放過任何一個細小部分。場景始終如一：週日的早上，隨處可見的平和的晨光，視窗的百葉簾，女郎的裸背，背上游動的男人手指。牆上掛著科爾比詹的畫，床頭枕旁擺著威土忌酒瓶。玻璃杯兩隻，菸灰缸一個，七星煙一盒。房間裡有組合音響，有花瓶，花瓶裡插著雛菊樣的花。地板上扔著脫下的衣服，還可以看到書架。鏡頭迅速一轉，喜喜！我不由閉起眼睛，旋即睜開：五反田正抱著喜喜，輕輕地、溫柔地。「豈有此理。」——我心中暗想，不料竟情不自禁地脫口而出。旁邊大約同我隔四個座位的一個年輕男人朝我遞來一瞥。主人公女孩兒出場了。她梳著一束馬尾辮，身穿快艇用的帶防風帽的上衣和藍色牛仔褲，腳上一雙紅色阿迪達思運動鞋，手裡提著蛋糕或甜餅樣的東西。她跨進房間，又即刻逃走。五反田神色茫然。他從床上坐起，用凝視耀眼金光般的眼神死死盯著女孩兒走後留下的空間。喜喜則把手搭在他肩上，神色憂鬱地說：
「你這是怎麼了？」
我走出電影院，在澀谷街頭躑躅不已。
由於已進入春假，街上觸目皆是中學生。他們看電影，在麥當勞吃一些先天性低營養食品，在《大力神》、《熱狗報》和《橄欖》等推薦的商店裡購買毫無用處的雜貨，把零花錢扔在娛樂中心裡。這一帶的店鋪全都播放震耳欲聾的音樂：達列爾-霍爾和奧茲的唱片、彈子房進行曲、右翼宣傳車的軍歌等等。所有的聲響渾融一片，組合成混沌般的喧囂世界。澀谷站前有人在發表競選演說。
我邊走邊回想五反田在喜喜背上那修長而勻稱的十隻手指。步行到原宿之後，我穿過千馱谷走到神宮球場，又從青山大街走到墓地下。到得根津美術館，從《費加羅報》前面通過後，再次走到紀國屋，最後經仁丹大廈返回澀谷。距離相當不短，到澀谷已是薄暮時分。站在坡上望去，只見各色霓虹燈開始閃爍的街道上，身裹黑乎乎風衣的面無表情的公司職員，猶如溯流而上的冷冰冰的鮭魚群，以同樣的速度遊動不息。
回到房間，發現記錄電話的紅燈亮著。我開啟燈，脫去風衣，從冰箱裡取出一罐啤酒喝了一口，然後在床邊坐下，按動電話上的聲音再生鍵。於是磁帶捲回，送出五反田的聲音：
「噢，好久沒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