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是下午3點過後來的，兩個人。我正淋浴時門鈴響了。在我穿上浴衣開門之前響了8次，那響聲直叫人皮膚髮麻，竟同催命一般。我開啟門，見是兩個男士。一個40餘歲，另一個同我年紀相仿。年紀大的個頭頗高，鼻子有塊傷疤。雖說時值初春，卻已曬成相當水平——猶如漁夫那樣深刻而現實，顯然不是在關島海濱或滑雪場曬出來的。頭髮一看便顯得堅挺不屈，手掌大得出奇，身穿一件灰色風衣。年輕的則個頭偏低，頭髮偏長，眼睛偏細，目光偏尖，活脫脫一副過去的文學青年模樣，就差這裡不是同人雜誌的聚會場所，而他也未撩起長髮說一句「我是三島嘛」。大學時代班上也有幾個這等人物。此君身穿豎領風衣。兩人腳上都是不時髦的黑皮鞋，價廉質次，皺皺巴巴，即使丟在路上，行人怕也要躲著過去。看來這兩個紳士哪個都不是我想要積極結交的角色。我姑且將他倆命名為「漁夫」和「文學」。
文學從風衣口袋裡掏出警察證，一聲不響地遞到我面前——猶如電影鏡頭一般。我還從來沒有看過警察證為何物，冷眼看去，似乎並非偽造。同皺皺巴巴皮鞋的皺皺巴巴相差無幾。但當他將其從口袋裡拿出遞過來時，我竟恍惚覺得是有人在向我兜售同人雜誌。
「赤坂警察署的。」文學說。
我點點頭。
漁夫雙手插進風衣口袋，默不作聲，只是漫不經心地把一隻腳伸在門口，大概存心不讓我關門。罷了罷了，愈發像是電影了。
文學將警察證放回衣袋，從上到下打量我一番。我頭髮溼漉漉的，只穿浴衣，一件綠色列諾瑪浴衣。當然是專利產品，轉身時背上分明寫著列諾瑪。洗髮水用的是維娜牌。全身上下無任何自慚形穢之處，於是我以逸待勞，看對方吐出的是何言語。
「想找您瞭解一點情況。」文學開口了，「很抱歉，如果方便，勞駕去署裡一次好嗎？」
「瞭解？哪方面的？」我問道。
「這個嘛，到時再奉告。」對方說，「只是瞭解情況需要很多形式和材料，所以想請您到署裡去，要是可以的話。」
「換換衣服可以吧？」
「當然可以，請請。」文學表情依然，聲音平淡之極，表情呆板之至。我不由想，假如五反田扮演刑警，肯定更逼真更形象。現實倒不過如此而已。
我在裡邊房間更衣的時間裡，兩人一直在開著門的門口佇立不動。我穿上常穿的藍色牛仔褲、灰毛衣和粗呢夾克。吹乾頭髮，梳理一下，把錢夾、手冊和鑰匙塞進衣袋。然後關窗，熄燈，擰好煤氣開關，開啟錄音電話，最後蹬上褐色尖頭鞋。兩人不無稀罕地盯著我穿鞋。漁夫仍一隻腳放在門口。
離公寓大門不遠處，頗為隱蔽地停著一輛普普通通的警車，駕駛席上坐著一位身穿制服的警官。漁夫先上，接著我上，最後文學上。和電影鏡頭一模一樣。文學關上車門，車便在沉默中開始前行。路面很擠，警車緩緩駛動，沒有拉響警笛。坐起來同計程車的感覺差不多，只不過沒有計程表。停的時間比跑的時間還長，周圍汽車的司機因此得以左一眼右一眼盯視我的臉，但無人搭腔。漁夫合攏雙臂正視前方，文學則像在練習風景素描，神情肅然地觀望窗外。他到底在描寫什麼呢？恐怕不外乎堆砌怪異字眼的抑鬱描寫吧——「作為概念的春光伴隨著黑暗的潮流洶湧而來。她的到來搖晃起匍匐在城市間隙的無名之輩的慾念，而將其無聲地衝往不毛的流沙。」
我很想將這段文字逐一修改下去。何為「作為概念的春光」？何為「不毛的流沙？」但終究覺得傻氣，而就此作罷。澀谷街頭，依然到處擠滿身穿小丑樣奇裝異服且看上去頭腦渾渾噩噩的初中生。既無慾念又無流沙，什麼也沒有。
到得警察署，我被領進二樓詢問室。這是一間4張半墊席大小的房間，有一扇小窗，視窗幾乎射不進光線，大概同旁邊的建築物連得大近。正中有一張桌子，兩把辦公椅，還有兩把備用塑膠椅。牆壁掛著一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鐘。此外別無他物，沒有掛曆，沒有畫幅，沒有書架，沒有花瓶，沒有標語，沒有茶具，惟有桌、椅、鍾三樣。桌上放著菸灰缸和文具盒，一角堆著資料夾。兩人進屋後脫去風衣，折起放在備用椅上。然後叫我在電鍍辦公椅上落座。漁夫在我對面坐定，文學稍離開一點站好，啪啦啪啦地翻動手冊。兩人半天一聲未吭，我自然無言以對。
「好了，昨天夜裡你幹什麼來著？」漁夫終於打破多時的寂靜。想來，漁夫開口這還是第一次。
昨天夜裡？昨天夜裡是哪個夜裡？我搞不清昨天夜裡同前天夜裡有何區別，搞不清前天夜裡同大前天夜裡區別何在。這固然不幸，但是事實。我沉思良久——回憶需要時間。
「我說你，」漁夫乾咳一聲，「法律上的東西這個那個理論起來是很費時間。而我問的非常簡單：昨天傍晚到今天早上你幹什麼來著？還不簡單？回答也沒什麼虧可吃吧？」
「所以正在想嘛！」我說。
「不想就記不起來？才是昨天的事喲！又不是問你去年8月份幹什麼，大可不必動腦思考吧？」
我很想說所以才想不起來，但未出口。大概他們理解不了一時性記憶喪失為何物，從而認定我頭腦出了故障。
「等你，」漁夫說，「等著你，儘管慢慢想吧。」他從上衣袋裡掏出「七星」，用巨大的打火機點燃。「不吸一支？」
「不要。」我說。《布林塔斯》雜誌上告誡：先進的城市生活者不吸菸。但這兩個人卻全然不予理會，津津有味地大吸特吸。漁夫吸「七星」，文學吸短支「希望」。兩人幾乎都是大煙筒。他們不可能讀什麼《布林塔斯》，一對不合潮流的落伍者。
「等5分鐘好了。」文學依然用毫無感情色彩的淡漠聲調說道，「但願這時間裡你能完完全全地想起來，昨天夜裡在哪裡幹什麼來著？」
「所以此人才成其為知識人。」漁夫朝向文學說道，「說起詢問早都詢問過了，指紋都登入在案。學潮、妨礙執行公務、材料送審，這些早已習以為常。久經沙場。厭惡警察。熟悉法律，對於由憲法保障的國民權利之類瞭如指掌，不馬上提出請律師來才怪。」
「可我們不過是在徵求他同意之後請他同走一遭，問問極簡單的問題呀！」文學滿臉驚詫地對漁夫說，「又不是要逮捕他。莫名其妙，根本不存在請律師來的理由嘛！幹嗎想得這麼複雜呢？真是費解。」
「所以我想，此人恐怕不單單是厭惡警察，大凡同警察這一字眼有關的東西，生理上統統深惡痛絕！從警車到交通警，恐怕死都不會協助我們。」
「不過不要緊的，早回答早回家嘛。只要是從現實角度考慮問題的人，肯定好好回答的。絕不至於僅僅因為一句昨晚幹什麼就勞律師大駕。律師也很忙嘛。這點道理知識人還是懂的。」
「難說。」漁夫道，「假如懂得這個道理，互相就可以節約時間嘍！我們忙，他大概也不閒。拖下去雙方浪費時間，再說也辛苦。這東西夠辛苦的。」
兩個人如此表演對口相聲之間，5分鐘過去了。
「那麼，」漁夫說，「怎麼樣，您該想起什麼了吧？」
我一想不起來，二也不願意想。也許不久想得起來，反正現在無從想起。記憶喪失後尚未恢復。「為什麼要問我這個？我要知道一下事由。」我說，「在不明白事由的情況下我什麼也不能講；在事由不明的時間裡，我不想講於己不利的話。按照禮節，瞭解情況之前應先說明事由才是。你們這種做法完全不符合禮節。」
「不想講於己不利的話。」文學像在推敲文章似的鸚鵡學舌，「不符合禮節……」
「所以我不是說這才成其為知識人嗎，」漁夫接道，「對事物的看法自成一體，厭惡警察。訂《朝日新聞》，看《世界》雜誌。」
「既沒訂《朝日新聞》，也沒看《世界》。」我說，「總之在講明為什麼領我到這裡來的事由之前，我無可奉告。你們要疑神疑鬼，那就疑去好了，反正我有時間，時間多少都有。」
兩名刑警面面相覷。
「講明事由後你就可以回答提問嘍？」漁夫問。
「或許。」我說。
「此人倒有一種含而不露的幽默感。」文學一邊目視牆壁上端一邊抱臂說道，「好一個或許。」
漁夫用手指肚碰了碰鼻樑上筆直的橫向疤痕。看樣子原是刀傷，相當之深，周圍肌肉被拽得吃緊。「喂喂，」他說，「我們可是很忙，不是開玩笑，真想快點結束了事。我們也並不喜歡無事生非，要是情況允許，我們也想6點回家，和家人慢慢吃頓好飯。況且對你也一無仇二無冤，只要告訴我們昨天夜裡你在哪裡幹了什麼，別無他求。要是沒做虧心事，講出來也不礙事吧？還是說你有什麼虧心事而講不出口不成？」
我目不斜視盯著桌面上的玻璃菸灰缸。
文學啪地摔了一下手冊，揣進衣袋，有30秒鐘誰也沒有做聲。漁夫又點燃一支「七星」。
「久經沙場。」漁夫道。
「莫非要叫人權維護委員會來？」文學說。
「喂喂，這還談不上什麼人權不人權的。」漁夫道，「這是市民的義務。市民須儘可能對警察的破案工作予以協助，這在法律上寫得明明白白，你所喜歡的法律上可就是這樣寫的。你為什麼對警察那般深惡痛絕呢？向警察問路什麼的在你也是有的吧？小偷進來你也要給警察掛電話吧？彼此彼此嘛！可為什麼連這麼一點小事你都橫豎不肯協助呢？不就是走走形式的簡單問題嗎？昨天夜晚你在哪裡幹了什麼？根本用不著費事，快點答完算了！我們也好往下進行，你也好回家，皆大歡喜。你不這樣認為？」
「我想先知道事由。」我重複道。
文學從口袋裡掏出紙巾，肆無忌憚地擤了一通鼻涕。漁夫從桌子抽屜裡取出塑膠尺，啪嗒啪嗒地拍打手心。
「我說，你還不明白？」文學將紙巾扔進桌旁的垃圾筒，「你在使自己的處境變得越來越糟。」
「知道嗎，現在不是1970年，沒有閒工夫和你在這裡玩什麼反權力遊戲。」漁夫忍無可忍似的說，「那樣的時代早已過去了。我也罷你也罷任何人也罷，都已被一個蘿蔔一個坑地安在社會里，由不得你講什麼權力或反權力，誰也不再那樣去想。社會大得很，挑起一點風波也撈不到什麼油水。整個體系都已形成，無隙可乘。要是你看不上這個社會，那就等待大地震好了，挖個洞等著！眼下在這裡怎麼扯皮都沒便宜可佔，你也好我們也好，純屬消耗。知識人該懂得這個道理吧？」
「說起來，我們是有點累了，話也可能說得不大入耳。這是我們不對，特此道歉。」文學一邊嘛裡啪啦翻著手冊一邊說，「不過，我們的確累了。馬不停蹄地幹，昨晚到現在幾乎沒睡上覺，5天沒見到孩子了，飯也隨便亂湊合。也許你看不順眼，可我們也在為社會盡我們的力。而你到這裡來，硬是彆著勁兒一言不發，我們自然要不耐煩。明白嗎？說你使自己的處境越來越糟，指的就是我們一累心裡就煩得不行，以致本來可以簡單完結的事卻完結不了，容易節外生枝。當然嘍，你有可以求助的法律，有國民的權力，但那東西運用起來需要時間，而在那時間裡很可能遇到不快。法律這玩藝兒-嗦得很，費事得很，而且總有個酌情運用的問題。這些你能理解吧？」
「別誤解，這不是嚇唬您。」漁夫道，「是他忠告您。我們也不願意讓你遇到不快嘛！」
我默默看著菸灰缸。這菸灰缸沒有任何標記，又舊又髒。最初玻璃也許還透明，但如今則不盡然，而呈渾濁的白色，底角還有油膩。我揣摩恐怕在這桌子上已經放了不知多少歲月——10年吧。
漁夫久久擺弄著塑膠尺。
「也罷，」他無可奈何地說，「那就說明一下事由。實際我們提問也是該講究順序，你的說法也有幾分道理，就按順序來好了，事情既已至此。」
言畢，將尺置於桌面，拉出一本資料夾，啪啪翻了幾頁，拿起一個信封，從中取出大幅照片，放在我的面前。我將這3張照片拿在手中審視。照片是真的，黑白兩色。一看便知不是藝術攝影。照片上是個女子。第一張照的是裸背，女子俯臥床上，四肢修長，臀部隆起，頭髮像扇面一樣攤開，掩住頭部。兩腿略微分離，下部隱約可見，胳膊向兩側隨意伸出。女子看來是在睡覺。床無甚特徵。
第二張更逼真。女子仰面而臥，整個身子袒露無餘，四肢呈立正姿勢。無須說，女子已經死了。眼睛睜開，嘴角往一旁扭歪，扭得很怪。是咪咪！
我又看第三張照片。這張是面部特寫。是咪咪，毫無疑問。但她已不再雍容華貴，而顯得凍僵般的麻木不仁。脖子四周有一道彷彿被揉搓過的痕跡。我一時口乾得不行，連嚥唾液都很困難，手心皮膚陣陣發癢。咪咪，那場絕妙的歡娛！曾和我快活地掃雪不止，直至黎明。曾和我一起聽斯特倫茲，一起喝咖啡。然而她死了，現已不在人世。我很想搖頭，但沒搖。我把3張照片重疊收好，若無其事地交還給漁夫。兩人全神貫注地觀察我看照片時的反應。我用催問的神情看了看漁夫的臉。
「認識這個女孩兒吧？」漁夫開口道。
我搖頭說不知道。如果我說認識，勢必將五反田捲入進去，因為他是我同咪咪的中介。但眼下不能在此將他捲進去。或許他已經卷入，這我無從推斷。果真如此，果真五反田道出我的名字並說我同咪咪睡過，那麼我的處境就相當尷尬，等於說製造偽供。那樣一來，可就非同兒戲。這是一次賭注。但不管怎樣，不能從我口裡吐出五反田的名字。他和我情況不同。如若說出他來，必然輿論大譁，週刊蜂擁而至。
「再仔細看一遍！」漁夫以頗含不滿的緩慢語調說道，「事關重大，再仔細看一遍，然後好回答。如何？對這女子可有印象？請不要說謊。我們可是老手，誰個說謊當即一目瞭然。對警察說謊，後果可想而知。明白嗎？」
我再次慢慢地看了一遍3張照片。本來恨不得背過臉去，但不能。
「不認識。」我說，「但她死了。」
「是死了。」文學富有文學性地重複一遍，「徹底死了，的確死了，完全死了，一看便知。我們看到了，在現場。蠻不錯的女子，一絲不掛地死了。一看就知是個不錯的女子。但已經死掉，不錯也罷什麼也罷都無所謂了，赤身裸體也無所謂了。死人一個而已。再放下去就會腐爛，皮膚脹裂，血肉露出，臭氣熏天，蛆蟲四起。看過那種光景？」
我說沒有。
「我們看過好幾次了。到那步田地，女子錯與不錯早已分辨不出，一堆爛肉罷了，和爛掉的烤牛肉一樣。聞了那種臭味，好久都咽不下飯。雖說我們是老手，可惟獨這臭味受用不了，除非習慣。再過一段時間，就只剩有骨頭，這回臭味是沒了，一切都已乾乾巴巴，白生生的，也還好看。總之骨頭是乾淨的，不壞。不過，這女子還沒到那般地步，沒有腐爛，沒見骨頭。僅僅是死掉，僅僅是變僵，硬挺挺的。是個不錯女子，這點分明看得出來。要是能趁她活著的時候和她盡情大幹一場該有多妙！但如今日睹裸體也興奮不起來，因為已經死了。我們和死畢竟截然不同。人一死，就是一尊石像。就是說，這裡邊有個分水嶺，一旦越過分水嶺一步，就成了零，真真正正的零。等待的只有火化。多好的女孩兒，可憐！要是活下去，肯定更好無疑，可惜！哪個殺的？傷天害理。這女孩兒也有生存的權利，才20歲剛出頭。是被人用長統襪勒死的。一下子死不了，到嚥氣要花不少時間。痛苦到極點。她自己也知道要死，心想我為什麼非要在這種地方死去不可呢。她肯定還想活。她感覺得出氧氣少得讓人窒息，頭腦一陣發暈，小便失禁，拼命掙扎，但力氣不夠，最後慢慢死去，死得夠慘的，我們想把使她慘死的犯人捉拿歸案，必須捉拿。這是犯罪！而且是非常殘忍的犯罪，強者使用暴力殺害弱者。不能聽之任之。如果聽之任之，將動搖社會的根基。必須逮住犯人，嚴懲不貸。這是我們的義務，否則，犯人可能還將繼續殺害其他女孩兒。」
「昨天午間，這女孩兒在赤坂一家高階賓館定了一間雙人房，5點時一個人住了進去。」漁夫說，「說是丈夫隨後到。姓名和電話都是假的，錢是預付過的。6點時要了一人分量的晚飯，叫送到房間去。那時是一個人。7點時把碟碗放到走廊，並掛出‘請勿打擾’的字牌。第二天12點是退房時間，12點半時服務檯打去電話，沒人接。門上仍掛著‘請勿打擾’。敲門也不應，於是賓館人員用另配的鑰匙把門開啟。結果女孩兒已經赤裸裸地死了，像第一張照片那樣。誰也沒見到有男子進來。最頂層是餐廳，人們經常乘電梯來來往往，出入頻繁。因此這家賓館常用來幽會，以掩人耳目。」
「手袋裡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成為線索。」文學說，「沒有駕駛證，沒有手冊，沒有信用卡，沒有提款卡，什麼也沒有。衣服上沒有任何字樣。有的只是化妝品和裝有3萬多日元的錢包，以及口服避孕藥，再沒有其他的。不，還有一樣：錢包最裡邊一個不易注意到的地方，有一張名片，你的名片。」
「真的不認識？」漁夫叮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