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歡聽人講陌生的地方，近乎病態地喜歡。
有一段時間——10年前的事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逢人就問自己生身故鄉和成長期間住過的地方的事。那個時代似乎極端缺乏願意聽人講話那一型別的人，所以無論哪一個都對我講得十分投入。甚至有素不相識的人在哪裡聽說我這個嗜好而特意跑來一吐為快。
他們簡直像往枯井裡扔石子一樣向我說各種各樣——委實各種各樣——的事，說罷全都心滿意足地離去了。有的說得洋洋自得，有的則怒氣衝衝，有的說得頭頭是道，有的則自始至終令人不知所云。而說的內容，有的枯燥無味，有的催人淚下，有的半開玩笑信口開河。但我都盡最大努力地洗耳恭聽。
原因固然不得而知，反正看上去人人都想對一個人、或者對全世界拼命傳達什麼。這使我聯想到被一個挨一個塞進紙殼箱裡的猴群。我把這樣的猴們一隻只從箱裡取出，小心拍去灰塵，“呼”一聲拍打屁股放歸草原。它們的去向我不知道。肯定在哪裡嚼著橡樹子什麼的，然後一隻只死掉——命運是奈何不得的。
這的的確確是一樁事倍功半的活計。如今想來，假如那年舉辦“熱心聽他人講話者世界大賽”，毫無疑問我將榮獲冠軍。作為獎品，大概至少能得到一盒炊用火柴。
我的交談物件中有一個火星出生的和一個金星出生的。兩人的話給我以極深的印象。最先講的是土星。
“那裡嘛……冷得不得了。”他呻吟似的說，“一想都發、發暈。”
他屬於某個政治性團體，該團體佔據了大學校園的九號樓。他的座右銘是“行動決定思想，反之則不可”。至於什麼決定行動，卻無人指教。可九號樓裡有飲用水冷卻器、電話和洗澡的熱水，二樓甚至有蠻別緻的音樂室，裡邊有兩千張唱片和a5阿爾特克唱機，堪稱天堂(較之有一股腳踏車賽場廁所那種味道的八號樓)。他們每天早上用熱水齊刷刷颳去鬍鬚，下午興之所致地一個接一個打長途電話。到了晚上，聚在一起聽唱片，以至秋天結束的時候他們個個成了西方古典音樂愛好者。
11月間一個天晴氣朗的午後，第三機動隊衝進九號樓時，據說裡邊正用最大音量播放威瓦爾弟《諧調的幻想》。真假弄不清楚，卻是圍繞1969年的溫馨傳說之一。
我從堆得搖搖欲墜的用來作路障的長椅下面鑽過時，正隱約傳來海頓的g短調鋼琴奏鳴曲。那撩人情懷的氣氛，同爬上開滿山茶花的山坡小路去女朋友家時一模一樣。他勸我坐在最漂亮的一把椅子上，把溫吞吞的啤酒倒進從理學院弄來的寬口瓶子裡。
“而且引力大得很。”他繼續講土星，“一個傢伙踢在口裡吐出的香口膠殘渣上，競踢裂了趾甲。地、地獄啊2”
“是夠意思。”我隔了兩秒附和道。那時候我早已學到了各式各樣——不下三百種——附和方式。
“太、太陽小得很，小得就像從外場看放在本壘上的一個稿子，所以總黑麻麻的。·”他嘆息一聲。
“大家幹嗎不離開呢?”我問，“容易生活的星球另外也是有的嘛，何苦……”
“不明白。怕是因為生在那上面的吧——是、是這麼回事。我大學畢業也回土星。建、建設一個美好的國家。搞、搞、搞革命。”
總之我喜歡聽遙遠地方的故事。我像冬眠前的熊一樣貯存好幾個這樣的地方。一閉上眼睛，眼前就浮起街衢，現出房舍，傳來人語，甚至感覺得到人們那大約永遠一成不變的、徐緩然而實實在在的生之潮流。
直子也跟我講過好幾次。我一字不差地記得她的話……
“不知道怎麼稱呼才好。”
直子坐在陽光明朗的學校休息室裡，一隻手支著臉頰不無厭煩地說著，笑了笑。我耐住性子等她繼續下文。她說話總是慢悠悠的，總是字斟句酌。
我們面對面坐著。中間一張紅色塑膠桌，桌上放有一個滿滿裝著菸灰頭的紙杯。從高高的視窗如魯本斯的畫一般射下的陽光，在桌面正中間畫出一條線，將明暗截然分開。我放在桌面的兩手，右手在光照中，左手在陰影裡。
1969年春天，我們都正20歲。休息室給我們這些穿著新皮鞋、夾著新講義、腦袋裡灌滿新腦漿的新生擠得再無插足之地，身旁始終有人因碰撞而互相埋怨，或互相道歉。
“那根本算不上城市。”她繼續道，“有一條筆直筆直的鐵路，有個車站。車站不成樣子，下雨天司機恐怕都看不見。”
我點下頭。’爾後兩人一聲不響地茫然看著在光照中搖曳不定的香菸的煙。
“車站月臺上總有狗從這頭走到那頭。就這麼個車站，明白?”
我點頭。
“出了站，有塊小小的交通島,有汽車站，有幾家店鋪。…·店鋪都傻呆呆的，一直走過去就是公園。公園有一架滑梯三座鞦韆。”
“沙坑呢?”
“沙坑?”她慢慢想了一會兒，然後確認似的點下頭，“有的。”
我們再次陷入沉默。我把燃到頭的香菸小心碾死在紙杯裡。
“那座城市真個無聊透頂!建造那麼無聊的城市到底出於什麼目的呢?無法想象!”—
“神是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出現的。”我試著說了一句。
直子搖搖頭，一個人笑了起來。那是成績單上清一色a的女大學生常有的笑法。笑得活像《艾麗絲漫遊奇幻記》裡邊的波斯貓。她消失後那笑也沒消失，在我的心裡留了很久，不可思議。
對了，無論如何我都想見見月臺上跑來跑去的狗。
4年後，1973年5月，我一個人找到那座車站，為了看狗。為此我剃了鬍鬚，紮上半年沒扎的領帶，換上科爾多瓦新皮鞋。
我從車上——從只有眼看就要生鏽的悽悽惶惶的兩節車廂的市郊電氣列車上下來，最先撲鼻而來的是令人懷念的青草氣息，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效遊氣息。5月的風一如往昔從時間的遠方陣陣吹來。若揚起臉側耳傾聽，甚至可以聽見雲雀的嗚叫。
我打了個長長的哈欠，坐在車站長椅上，以很無奈的心情吸了支菸。清早走出宿舍時那興沖沖的勁頭已經蕩然無存。似乎一切不過是同一事情的週而復始而已。永無休止的dejavu[1dejavu：法語。未曾經歷的事情彷彿在某處經歷過的似曾相識之感，既視感,且重複一次惡化一次]。
以前有一段時間，我曾跟幾個朋友橫七豎八地擠唾在一起；天亮時有人踩我的腦袋，道一聲對不起，隨即傳來小便聲。週而復始。
我鬆了鬆領帶，嘴角仍叼著香菸，用尚未合腳的皮鞋咔嚓咔嚓使勁地蹭水泥地面，目的是為了減輕腳痛。痛倒是沒那麼厲害了，卻持續帶給我一種乖戾感——就好像身體被另外分成了幾部分。
狗沒出現。
乖戾感……
時不時有這種乖戾感，感覺上就像硬要把兩塊種類不同且夾帶碎片的嵌板拼在一起似的。每當這時，我總是喝威士忌躺下。早上起來情形愈發不可收拾。週而復始。
睜眼醒來，兩側有雙胞胎女孩。同女孩睡覺雖說以前經歷過幾次，但兩例睡有雙胞胎女孩畢竟頭一遭。兩人把鼻尖觸在我兩肩，很愜意似的睡個不醒。一個十分晴朗的週日清晨。
一會兒，兩人幾乎同時睜開眼睛，毛手毛腳穿上脫在床下的襯衫和藍牛仔褲，不聲不響地在廚房燒咖啡，烤麵包片，從電冰箱拿出奶油擺上餐桌。動作甚是訓練有素。不知名的鳥兒落在窗外高爾夫球場的鐵絲網上，機槍般叫個不止。
“貴姓?”我問兩人。醉意仍未消失，弄得我腦袋像要脹裂。
“不配有名有姓。”坐在右側的說道。
“實際上也不是了不得的姓名。”左邊的說，“明白?”
“明白。”我說。
我們隔桌而坐，嚼烤麵包片，喝咖啡。咖啡十分夠味兒。
“沒名字不方便?”一個問。
“方不方便呢?”
兩人想了一陣子。
“無論如何都想要名字的話，你適當給取一個好了。”另一個提議。
“隨你怎麼叫。”
兩人一唱一和，活像除錯短波立體聲。於是我腦袋愈發痛了。
“比如說?”我問。
“右和左。”一個說。
“豎和橫。”另一個道。
“上和下。”
“表與裡。”
“東和西。”
“進口與出口。”我也不甘落後，好歹加上一句。
兩人相視而笑，一副滿意的樣子。
有入口必有出口，事物大多如此：郵筒、電動吸塵器、動物園、醬油壺。當然也不盡然，如捕鼠器。
我在宿舍洗滌槽下面放過捕鼠器。餌料用的是薄荷香口膠。找遍房間，大凡能稱為食品的僅此一物，是從冬令大衣口袋裡連同半張電影票一起發現的。
第三天早上，一隻小鼠撞上機關。鼠的顏色就像倫敦免稅店裡堆積的開司米羊毛衫，年齡還小，以人比之，也就十五六歲吧。多愁善感的年齡。一小截香口膠掉在腳下。
逮自是逮住了，可我不曉得如何處置。於是任憑夾子夾著它的後腿。鼠第四天早上死了。它那樣子留給我一個教訓：
事物必須兼具入口與出口，此外別無選擇。
鐵路沿著丘陵，就好像用格尺畫好似的，一個勁兒筆直地伸延開去。遙遠的前方那模模糊糊的綠色雜木林，小得像一團廢紙。兩條鋼軌鈍鈍地反射著日光，緊挨緊靠地消失在綠色中。無論走去哪裡，這光景恐怕都將無盡無休地持續下去。如此一想，便有些煩了，心想地鐵倒強似許多。
吸罷煙，我伸個懶腰仰望天空。好久沒望天空了，或者不如說慢慢觀望什麼這一行為本身，於我已經久違了。天空無一絲雲絮。然而整體上還是罩有一層春天特有的朦朦朧朧的不透明面紗。天空的湛藍便力圖透過這虛無縹緲的面紗一點點滲出。陽光如細微的塵埃悄無聲息地從空中降下，不為任何人注意地積於地表。
溫吞吞的風搖晃著光。空氣恰似成群結隊在樹木間飛行的鳥緩緩流移。風掠過鐵路線徐緩的綠色斜坡，越過鋼軌，不經意地震顫樹葉穿過樹林。杜鵑鳥的叫聲成一條直線橫穿柔和的光照，消失在遠處的山脊線。一座座山丘起伏著連成一排，如熟睡中的巨貓匍匐在時光的向陽坡面。腳愈發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