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備午飯時電話鈴響了。
我在廚房裡切面包夾黃油和芥末，再夾進西紅柿片和乳酪片，之後放在菜板上準備用刀一切為二——正要切時電話打來了。
等電話鈴響過3遍，我用刀把麵包切下一半，放在盤子上，擦罷刀放進抽屜，又把熱過的咖啡倒進杯子。
電話鈴還是響個不停，估計響了七遍。只好拿起聽筒。可能的話，真不想接，卻又怕是久美子的。
“喂喂，”一個女子的聲音。全然不曾聽過。既非妻的，又不是最近煮義大利麵條時打來奇妙電話的那個女郎，而是別的我不熟悉的女子的聲音。
“請問是岡田-事先生府上嗎？”女子道。語調嚴然在照本宣科。
“是的。”
“您是岡田-久美子女士的夫君嗎？”
“是的，岡田-久美子是我的妻子。”
“綿谷-升是您太太的兄長嗎？”
“是的，”我耐住性子回答，“綿谷升的確是我妻子的哥哥。”
“我們姓迦納。”
我一聲不響地等待下文。猝然冒出妻子哥哥的名字來使我很是警覺。我拿電話機旁的鉛筆用筆桿搔了搔脖後。對方沉默了五六秒。不光語聲，聽筒中任何聲音都聽不到。女子正用手按著送話口同近處什麼人說話也未可知。
“喂喂，”我不安起來，招呼道。
“實在失禮了。那麼，改時間再打給您。”女子突然說道。
“喂，等等，這——”但此時電話已經收線。我手握聽筒，定定看了好一會兒，再次把聽筒貼回耳朵——毫無疑問，電話業已結束通話。
我心裡悵悵的，對著餐桌喝咖啡，吃三明治。我已記不起接電話前自己想什麼來著。右手拿刀正要切面包的時候，我確乎想了什麼，且是事關重大的什麼，是長期以來想也未曾想起的什麼，就是那個什麼在我要切面包時倏然浮上腦海，然而現在全然無從記起。我邊吃三明治邊努力回憶，但無濟於事。記憶已返回其原來生息的意識王國黑暗的邊緣。
吃罷午飯，剛收拾好碟碗，電話鈴又響了。這回我即刻抓起話筒。
“喂喂。”女子道。妻的聲音。
“喂喂。”我應道。
“還好嗎？午飯吃了？”妻說。
“吃了。你吃的什麼？”我問。
“談不上吃，”妻說，“一早就開始忙，吃東西工夫都沒有。過會兒在附近買點三明治什麼的吃。你午飯吃的什麼？”
我彙報了自己的食譜。她“唔”了一聲，似乎不甚羨慕。
“忘說了一件事兒——早上就想跟你說來著——有個姓迦納的人今天應該有電話打給你。”
“已經打了，”我說，“剛剛。列舉了我的你的你哥哥的名字，列舉完什麼事也沒說就結束通話了。到底算什麼呀，那片？”
“結束通話了？”
“嗯。說過會兒再打來。”
“那好，要是迦納再次打來，可要按她說的做喲，事關重大！說不定要去見見那個人的，我想。”
“見？今天就？”
“今天有什麼安排或約會不成？”
“沒有。”我說。昨天也罷今天也罷明天也罷，我都沒什麼安排沒什麼約會。“可那迦納究竟是什麼人？找我究竟有什麼事？不能告訴我？我也多少想知道什麼事怎麼樣的嘛。要是跟我找工作有關，我可不願意在這上面跟你哥哥打交道，我想以前也向你說過的。”
“不是什麼你找工作的事。”妻不無厭煩地說，“貓，貓的事。”
“貓的事？”
“跟你說，現在脫不開手，人家等著呢，電話勉強打的。不是說午飯還沒吃麼！放下可好？有空兒再打過去。”
“忙我知道。不過，突然把這莫名其妙的勾當推到我頭上我可沒興趣喲！貓又怎麼了？那個姓迦納的……”
“反正按那個人說的辦好了，明白？這可不是開玩笑。好好在家等著，等那個人的電話。嗯？掛了！電話果然結束通話。
兩點半電話鈴響時，我在沙發上迷迷糊糊打盹。起始我以為是鬧鐘響，伸手去按鍾腦袋想止住鈴聲，但那裡沒鬧鐘。我躺的不是床，是在沙發上。時候也不是清晨，是午後。我爬起去接電話。
“喂喂。”我開口道。
“喂喂。”和午前打電話那個女子是同一聲音，“請問是岡田-亨先生嗎？”
“是，我是岡田亨。”
“我姓迦納。”
“剛才打來電話的那位？”
“是的，剛才太抱歉了，您今天往下有什麼安排沒有呢？”
“倒也沒什麼特殊安排。”我說。
“那麼恕我冒昧，從現在開始可有同您見面的可能性？”女子道。
“今天，現在就？”
“不錯。”
我看了下表——30秒前剛剛看過，並無必要再看，但出於慎重又看了一次——時間仍是午後2時30分。
“要很多時間嗎？”我試著問。
“我想不至於太長。但也可能比預想的要長。此時此刻我也無法說得很難，請原諒。”女子說。
問題是我已沒有更多的選擇餘地，即使時間花得再長。我想起電話中久美子的話。她讓我按對方說的去做，並說事關重大。我只有言聽計從而已。既然她說事關重大，那就一定事關重大。
“明白了。那，去哪裡拜會您呢？”我問。
“知道品川站前那家太平洋賓館嗎？”
“知道。”
“一樓有間咖啡屋，4點我在那裡等您。可以嗎？”
“可以。”
“我三十一歲，頭戴一頂紅色的塑膠帽。”她說。
哎呀呀，我不由叫苦。這女子說話方式頗有點奇特，剎那間就使得我陷入困惑。至於女子話中到底什麼東西奇特，我卻又說不清道不明。一個三十一歲的女人有什麼理由非戴一頂紅塑膠帽不可呢！
“明白了。”我說，“應該能找到，我想。”
“那麼，為慎重起見，可以把您的外部特徵講給我聽一下嗎？”
我開始歸納自己的外部特徵。我究竟有何外部特徵呢？
“三十歲。身高172釐米，體重63公斤，短髮。沒戴眼鏡。”不不，這無論如何算不得特徵，我邊介紹邊想。如此外表的人，品川太平洋賓館咖啡屋裡很可能有50人之多。以前我到過那裡一次，是個十分寬敞的咖啡屋。恐怕要有較為不同尋常的醒目特徵才行。可我又想不出任何那樣的特徵。我有邁爾斯-戴維斯簽名的《西班牙素描》。脈搏跳動相當遲緩，1分鐘通常47次，高燒38．5度時也不過70次。失業。《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兄弟姓名記得滾瓜爛熟。然而這些當然從外表看不出。
“打算穿什麼樣的衣服呢？”女子詢問。
“這個嘛……”我說。可我考慮不好。“說不準，還沒走呢，事出突然嘛。”
“那就請系水珠形圖案的領帶來好了。”女子以一副不容分說的口氣說，“水珠形圖案的領帶您是有的吧？”
“有的。”我說。我是有條帶有奶油色小小水珠圖案的領帶，還是三年前過生日時妻送的。
“就請系那條領帶。好了，4點鐘見面。”言畢，女子放下電話。
我開啟西服櫃尋找水珠領帶。不料領帶架上沒有水珠領帶。我又拉開所有的抽屜，壁櫥的衣箱也全部開啟看了，但哪裡都沒有水珠領帶。倘若那領帶就在家中，我絕對可以找它出來。在衣服整理方面久美子可謂一絲不苟，不能設想我的領帶會被置於它平時所在場所以外的場所。西服——無論她的還是我的——一如往常整理得井井有條。襯衫一道褶也沒有地躺在抽屜裡。塞滿毛衣的箱子裡密密麻麻擺滿衛生球，稍一開蓋都覺眼睛作痛。一個箱子裡裝有她學生時代的衣服，帶花的小連衣裙、藏青色的高中校服之類歸納得嚴然舊日影集。我猜想不出她為何特意儲存這些東西。或許始終沒有扔棄的機會而隨身帶到現在。也可能打算某個時候捐給孟加拉國，或者留給將來作文化史料。總之，我的水珠形圖案領帶是哪裡也無從覓得。
我手扶西服櫃拉門，回想最後一次系此領帶是什麼時候。可偏偏想不起來。那是一條蠻有品位的漂亮領帶，在法律事務所繫起來多少有點浪漫過頭。若系那樣的領帶到事務所上班，保準有人午休時湊到我跟前說什麼“好漂亮的領帶嘛，色調好，視覺明快”，而且說個沒完沒了。然而那是一種警告。我所在的事務所，被人誇獎領帶絕對不是光彩事。因而我不曾系那條領帶上班。系那條領帶時僅限於屬私人性質且較為講排場的場合，如去欣賞音樂或去吃正兒八經的西餐，亦即妻提議我“今天出門要好好打扮打扮”之時。機會誠然不多，但那種時候我係的便是這水珠領帶。與藏青色西裝相得益彰，妻也對這條領帶青眼有加。而最後系這條領帶是什麼時候呢？我硬是全無記憶。
我再次檢查一遍西服櫃，然後作罷。看來水珠領帶是因某種緣故下落不明瞭，於是我只好穿上藏青色西裝，往藍襯衫上繫了一條斜紋領帶。到時再說就是。也許她看不出我，但只要我發現一個戴紅帽子的三十一歲女人，問題也就解決了。
我一身西裝坐在沙發上，盯視牆壁多時。實在有好久沒穿西裝了。一般說來藏青色西裝這個季節穿來未免有點過熱，所幸這天因下雨的關係，就6月來說還稍帶涼意。我最後上班那天（4月間的事了）穿的即是這同一件西裝。墓地心裡一動，逐個往衣袋裡摸去。在內胸袋底端發現一張日期為去年秋天的收據。是在哪裡搭計程車的收據。原本是可以向事務所報銷的，現在則為時過晚。我將收據揉成一個球扔進垃圾箱。
辭去工作以來兩個月時間裡，西裝竟～次也沒上身。時隔許久穿起西裝來，覺得自己的身體好像被緊緊箍在什麼異質物裡面。沉沉的硬硬的，同身體格格不入。我立身在房間兜了一會兒，又去鏡前拉了拉袖口和下襟。促使其同身體和平共處。我使勁伸直胳膊，使勁呼吸，彎腰屈體，檢查這兩個月時間裡體型是否有所變異。而後重新坐回沙發，可還是心神不定。
直到今年春天我還每天穿西裝上班來著，並未曾因此而感到有什麼彆扭。我供職的事務所是個對衣裝相當挑剔的地方，就連我這等下級職員也被要求以西裝革履。所以，我穿西裝上班是極為順理成章之舉。
然而現在如此身著西裝獨自往客廳沙發一坐，竟覺得自己似乎是在搞什麼違背規範的不良行為，有一種類似出於某種卑鄙目的偽造履歷或偷偷男扮女裝的負疚感，於是我漸漸呼吸不暢起來。
我走至門口，從鞋架裡掏出褐色皮鞋，用鞋拔穿上。鞋面薄薄積了層白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