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安，除了一定級別、地位的人，一般庶民都不準在大馬路邊設立住戶，只能居住於小巷衚衕內。相較之下，開封並沒有這等嚴格的規定。
面對運河的開封，除了為交通要衝外，更是商業都市，比起政治都市長安，開封顯然較具多面性。
開封的鬧市叫作「瓦子」。大量集中的瓦可以用以修葺屋頂，但拆除後就成為分散的東西，准此含義，稱人們聚集又分散的地方為「瓦子」——這是此一名稱的由來。
瓦子有規模宏大的演戲劇場以及無數的路邊賣藝人，以各種表演取娛人們，這些表演包含說書、魔術以及戲劇等。
大型劇場叫作「棚」，「蓮花棚」、「牡丹棚」、「夜叉棚」等劇場都足以容納數千名觀眾。由「棚」這個名稱，不難推測建築物內有縱橫無數的欄杆，形成棚的樣子。在地面稍斜的棚裡，觀眾想必是以手扶欄杆的姿態看戲吧？
酒樓鱗次櫛比，不論氣候和季節，不分晝夜地營業。至於酒，則為政府的專賣品。直接向政府購買酒的地方叫「正店」，分銷處則稱為「腳店」。酒樓除了可以叫酒菜外，並且置有妓女。開封最大的酒樓是在東華門外的「白礬樓」，後來改名為「豐樂樓」。此外「仁和店」和「宜城樓」亦甚有名。
在鬧市瓦子有一個名氣非常響亮，叫俞敬之的剪紙畫名手。
「剪一個顏體‘富’字給我。」客人做此要求時，俞敬之會拿出一張黑紙，使用剪刀開始剪，片刻後，和顏真卿書寫的「富」字一模一樣的字型出現了，貼在白紙上的字形，實在令人歎為觀止。
客人也可以要求他剪「王羲之的‘’字」之類的。由於是文化技藝，所以，他雖然是個藝人，卻從不向客人討好。他絕少和客人說話，只管默默地做自己的工作，王羲之的字型很快便在他的剪刀下被剪出來。
除了名家字型，各種圖案他也會剪。
這地方一天到晚都是車水馬龍，每個人都生意興隆，而越是如此，客人的要求越嚴格。以館子為例，菜色不夠理想，客人一下子就轉到別家店去；賣藝的人也一樣，表演不受歡迎就不會有人來看。且不說表演變差，一旦有本事更強的人出現時，客人立刻便被吸引過去。
所以，這可以說是競爭非常激烈的時代。以剪紙畫為例，由於有一個本事很強的少年出現，俞敬之的生意一下子就沒落了。這個天才少年能在自己的衣袖裡剪字畫，而俞敬之則需要邊看邊剪。
在餐飲之類的生活文化以及各類藝事上，都需要面對激烈的競爭，因此，一切發展得極為迅速。
從太祖到太宗約四十年期間，可以說是創造極為充實的宋體制的時期。
宋太祖之所以在中國歷史上被譽為明君中的明君，理由完全在於出身於武門家庭的他，卻毅然決然切斷五代的武人政治這一點上。
唐末起，節度使開始掌握軍事及行政權，並且割據各地，因而招來五代分裂的時代。為不使中國再分裂，非阻止軍閥的產生不可。
實際上，這項預防政策為後周柴榮所創，他採取的方法是強化殿前軍，也就是中央軍。宋太祖繼承這項政策，走上使節度使成為名譽職的方向，也就是儘可能地頻頻調動節度使，以避免在一個地方生根。另外一點是，將軍事和行政分開，由中央派遣叫作「通判」的行政官主管政務。
在眾多措施中，最為有效的一項是，將轉運使派遣至地方。轉運使是擔任租稅、鹽稅、酒稅等工作的官員，過去的徵稅工作全歸節度使擔任，派遣轉運使，無異是切斷節度使的糧道。
如此一來，節度使便只是地方上的師長而已。不過，「節度使」這個官職還是很有分量，很有利用價值。
宋依然使用節度使這個官名，但實際上只用它作為對行將除役的軍人臨時性的酬庸。因此從財政方面來看，他們會割據之虞已不存在了。
這樣的措施不是隻見於節度使。宋並沒有遽然廢止唐朝以來的制度官職，而是使之暫存一段時期，再採取逐漸更改的方式。不勉強行事——概括言之，這是太祖和太宗在政策上的基本態度。
軍人出身的皇帝，戮力推廣的卻是文官政治。
經由考試起用官吏的「科舉」制度起源於隋代，當然也為唐所繼承。但隋、唐還是相當重視門閥的時代，雖然寒門進士因此得以在官界發跡，但這些人往往成為門閥出身人士排斥的物件，處處遭受壓抑，牛李黨爭就是其中最顯著的事例。
宋代採取的卻是進士至上主義。一個人無論家世如何，除非科舉及第成為進士，不然絕不可能在官界居高位。
宋代仍然有針對地對國家有功勞人員的子弟，不經考試即予起用的制度。但有把握考上進士的人還是會參加考試，因為這樣對自己利多於弊。
「非進士者非上人」的風氣，確實有其負面效果。但這個風氣的確成為宋在確立文治主義上的一股極大的推動力。有經濟能力的家庭，無不鼓勵子弟潛心讀書。
北宋時代起，以理學為名對儒教哲學作深度研究之風甚為普遍，其理論已到了獨樹一幟的程度，南宋朱熹將之集大成為「朱子學」，對後世及日本產生極大的影響。
這是使「武功」因素趨於淡化，「文治」主導時代的轉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