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了。有意思！」
約翰見我已經解開了這香港「優勢」的奧妙，顯得很高興。說老實話，勞動力問題在旅行社的導遊手冊裡是看不到的，所以我很樂意聽他的開導。
「再比如，」約翰又接下去說，「一隻飯碗假如有兩個人想要，有個解決的辦法就是一個人的飯兩個人分著吃。這樣就兩個人都不至於失業了。」
「不假，」我說。
「是不假。」他笑笑，對我這句美國俗話很欣賞。
「不過這麼一來，兩個人就都幹了全份的活兒，卻只拿半份工資了，」我說。
「他們也照樣很願意，」項先生拿起了帳單。「我們要不要把車開到鄉下去轉轉？」
「哎，約翰，我倒很想到個工廠去看看。辦得到嗎？」
「香港有三萬家工廠，那還不容易？大到很大的大廠，小到家庭作坊，色色都有。你想看什麼樣的？」
「嗯，我想去瑪西的工廠走馬看花參觀一下，行不行？」
「我當然一切ok，」他說。
我們首先來到九龍的一個地區，這種地方你在香港的明信片上是怎麼也看不到的。擁擠，骯髒，簡直照不到一點陽光。街上擠滿了亂鬨鬨的人，我們一路把喇叭按個不停，才算開了過去。
車子在一個院子裡停好以後，約翰說道：「第一站到。這是生產襯衫的。」
我們走了進去。
我突然覺得自己像是退回到了19世紀。到了馬薩諸塞州的福耳河城。
這是個血汗工廠。
換不得半個字，十足地道就是一個血汗工廠。
又窄，又黑，又氣悶。
只見好幾十個女工，都撲在縫紉機上，幹得真像連命都豁了出去似的。
除了表明生產效率高的一片機器喀噠聲和馬達嗡嗡聲以外，其他什麼聲音也沒有。
跟當年阿莫斯-巴雷特的工廠有什麼兩樣呢！
一個監工匆匆走過來迎接約翰和我這個西方來的外賓。當下我們就由他帶著去參觀。那真是讓我大開了眼界。廠子是小得不能再小了，可是眼前的情景卻是慘得不能再慘了。
那監工咭咭呱呱講個沒完，講的都是中國話。約翰告訴我，說他是在誇他手下這幫女工的生產技術有多熟練。
「這裡生產的襯衫質量是頂刮刮的，」約翰說。
說著他就停下來衝一個女工一指，那女工正以飛快的動作把襯衫袖予往機口裡送。
「瞧！絕不絕，用雙針縫的！這樣的質量是世界首屈一指的！眼下在美國都還出不了這樣的產品呢。」
我仔細一看。
說來遺憾，約翰本是隨便找個例子讓我看看的，可他卻偏偏挑錯了人。問題倒不在於這女工的技術，而在於這女工本身。
「這小姑娘多大了？」我問。
那小妞兒還是以熟練的手法只管埋頭縫她的，沒有理會我們。倒是好像還稍稍加快了手裡的速度。
「她十四了，」那監工說。
他顯然是懂一點英語的。
「約翰，那是睜著眼睛說瞎話，」我悄聲說道。「這丫頭明明頂多不過十歲。」
「是十四，」那監工卻一口咬定說。約翰也就聽了他的。
「奧利弗，那合乎法律上規定的最低年齡。」
「我不是說法律上定得高了還是低了，我只是說，這個小姑娘才十歲。」
「她有身份證，」那監工說道。工作上用得著的英語他還是能對付兩句的。
「讓我們看看，」我說得很客氣，不過也沒有加上個「請」字。約翰的臉上始終沒有一點表情，那監工就叫小丫頭把身份證拿出來看。小姑娘慌忙找了起來。天哪，我又不能對她說我是不會敲碎她的飯碗的。
「喏，請看吧，先生。」
那頭頭把一張證件衝我一揚。證件上沒有照片。
「約翰，」我說，「上面沒有照片哪。」
「不滿十七歲，身份證上規定不用貼照片，」他說。
「是這樣，」我說。
看他們的神氣像是在怪我怎麼還不往前走。
「也就是說，」我又接著說道，「這小丫頭是從一個大姐姐那裡借來了一張身份證。」
「明明白白是十四歲！」那監工放大了嗓門又衝我說。他把身份證還給了小姑娘。小姑娘如釋重負，回過身去又幹起活來，幹得比剛才還快。只是現在還不時偷偷拿眼來源我。糟糕，這不要害她出工傷事故嗎？
「叫她不用緊張，」我對約翰說。
約翰用中國話跟她說了兩句，小姑娘於是就只管幹她的，再也不偷眼瞟我了。
「請請，喝茶去，」監工說著，一路點頭哈腰，把我們盡往一個小間裡讓，那就是他的辦公室了。
約翰心裡明白：我根本不信那小姑娘是十四歲。
他就對我說：「你瞧，反正她乾的是十四歲的活兒嘛。」
「可她又能掙幾個錢呢？你不是說過嗎，童工的工錢只及得到成人的一半。」
「奧利弗，」約翰還是那麼沉得住氣，「她幹一天可以拿十塊錢回家哪。」
「那可好，」我說，可又跟著補上一句，「不過是港元。摺合美元只有一塊又八毛，對不對？」
那監工遞給我一件襯衫。
「他讓你看看這做工有多考究，」約翰說。
「不錯，」我說。「這‘雙針縫’的玩意兒的確很新穎別緻（到底有多大意思我就說不上了）。事實上這樣的襯衫我自己就有兩件。」
要知道，這裡出品的襯衫都是標上「賓氏名士世界」商標的。看來今年愛穿襯衫加毛衣「兩件套」的男士，穿這種襯衫是時髦了。
我低頭喝著茶，心裡卻在想：遠在萬里以外的老家紐約，我們那位埃爾維-納什女士1，是不是知道自己大力推銷的這種風流瀟灑的時式服裝是怎麼樣製作出來的呢？
1前文提到過，埃爾維-納什是紐約賓寧代爾公司「名士世界」新潮男裝部的售貨小姐（見第17章）。
「我們走吧，」我對約翰說。
我憋得都快透不過氣了。
我把話頭轉到了天氣上。
「到了盛夏季節這裡的日子一定是很不好過的，」我說。
「潮溼極了，」約翰答腔說。
這個題目我們是早就談過的了，所以我的回話也是現成的。
「就跟八月裡的紐約差不多，是不？」
「不相上下，」他說。
「那是不是……影響了女工的工作效率呢？」
「你是說……」
「我看車間裡沒有安裝空調啊，」我說。
他對我瞅了一眼。
「這是亞洲，奧利弗，」他說，「不是加利福尼亞。」
車子還在一路往前開。
「你住的公寓裡有空調嗎？」我問。
約翰-項又瞅了我一眼。
「奧利弗，」他若無其事地說，「在我們東方，工人對生活所抱的期望是沒有那麼高的。」
「是嗎？」
「就是。」
「可約翰呀，在你們亞洲難道普通的工人就不想要吃飽肚子了嗎？」
他沒有答腔。
「那麼，」我又接著說，「你總也承認憑這一塊八毛錢是維持不了生活的吧？」
我知道他心裡是早就恨不得一個「千鈞掌」把我給劈死了。
「這裡的人幹活就是不怕吃苦，」他是一副理直氣壯的口氣。「我們這裡的太太們是不會在美容院裡捧著本雜誌解悶兒的。」
我知道出現在他腦子裡的一定是我的母親，在他的心目中我的母親就是坐在幹發器下打發時光的。
「就比方說你看到的那個小女孩吧，」他又接著說。「她一家都在那個廠裡做工。她母親到晚上還要替我們再做些針線活兒呢。」
「在自己家裡做？」
「對，」約翰答道。
「哎呀，這不是勞工法上所說的‘在家做工’嗎？」我說。
「不錯。」
我猶豫了那麼一下。
「約翰老兄，你是商學院畢業的堂堂研究生一個，」我說。「你總應該記得在美國‘在家做工’所以被判為違法的道理吧。」
他笑笑。「你不瞭解香港的法律。」
「算了吧，你這個醜惡的偽君子！」
他猛的一踩剎車，車子刺的一聲停了下來。
「我沒有必要來挨你的臭罵，」他說。
「你說得對，」我說著就開了車門。可是不行，我不能就這樣氣沖沖一走，我還得把這個道理說一遍給他聽聽。
我就把口氣放得很溫和的，對他說：「在家做工所以被判為違法，是因為那可以不受工會規定的最低工資的約束。不得已而去幹這種活兒的人，老闆高興給多少他們就只能拿多少。通常都是可憐巴巴的，差不多等於零。」
約翰-項對我一瞪眼。
「你的演講講完了嗎，自由派的先生？」他問。
「講完了。」
「那就請聽我來講講，你也瞭解瞭解本地實際存在的情況。這裡的工人所以不參加工會，是因為大家都情願一個人的工資讓幾個人分著掙，大家都情願自己的孩子去幹活，大家都情願能弄上點活兒拿到家裡去做。你明白啦？」
我也不想去跟他多說了。
「還可以告訴你這個臭律師，」約翰最後說，「在本港是根本沒有什麼最低工資的。你這個下地獄的坯子！」
他一踩油門就呼地把車開走了，所以我也沒有來得及告訴他：我這不是早已在地獄裡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