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就站在爸爸的旁邊，在那裡招待巴雷特家各地企業派來的代表。這裡邊有一個還是紡織工會的幹部呢。
這個人我一眼就認了出來。他叫傑米-弗朗西斯，在滿堂賓客中就他一個是沒有穿布魯克斯或傑普雷名牌服裝的。
「可借你來晚了一步，」傑米說。「我剛才還作了個發言，可惜你沒有聽到。你瞧——會員們還集體送了件禮物呢。」
他指了指董事會會議室裡的那張桌子，桌子上擺著一臺埃特那自動電子金鐘，亮晶晶的數字顯示出此刻的時間是6：15。
「你父親真是一個好人。你有這麼個好父親應當感到自豪，」傑米又接著說。「我跟他在一張桌子上開會，至今已有近三十年了，我可以告訴你，這三十年可沒有一年是好過的。」
我只是點了點頭。傑米似乎一心只想把他表彰我父親的那篇發言給我完完整整重新講一遍。
「當初在五十年代，工廠老闆都爭先恐後往南跑，紛紛到南方去開廠。丟下了一大幫工人，弄得生活無著。」
這話倒不是他誇大其詞。當初新英格蘭一些工廠林立的城市，眼下都成了冷清清的荒城一個。
「可是你爸爸卻讓我們坐下一起商量，他說：‘我們決定堅持在原地。希望大家協力相助，一定要提高我們的競爭能力。’」
「請說下去，」我說，彷彿他還得我催催才會說下去似的。
「我們提出要更新機器裝置。依我看當時也決沒有哪一家銀行會發了瘋，肯給他提供這麼一大筆資金……」
他歇了口氣。
「結果巴雷特卻說到做到，馬上把錢拿了出來。投入了三百萬塊錢，算是保住了我們的飯碗。」
這件事爸爸可從來也沒有對我說起過。不過話說回來，我也從來沒問。
「當然啦，要說壓力，他今天受到的壓力才真叫夠嗆哪，」傑米說。
「怎麼？」
他對我瞅瞅，吐出兩個字來：「香港。」
我點點頭。
他又接著說了下去。「還有臺灣。眼下南朝鮮也在幹起來了。真他孃的要命哪。」
「是啊，弗朗西斯先生，」我介面說，「那種競爭是夠兇的。」實在我心裡也清楚著呢。
「我這要不是在他的辦公室裡，恐怕粗話說得還要多些呢。他確是一個十足的好人，奧利弗。說句不怕你生氣的話——他跟你們巴雷特家的有些人就是不一樣。」
「是啊，」我說。
「其實，」傑米說，「他所以總是千方百計不肯虧待了我們，我看原因也就在這裡。」
我猛然一抬眼，向對面的那頭望去，只覺得爸爸所在的地方，站著的已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人了。我從來也沒有發現，原來他的心靈是跟我有個相通之處的。
不過雖是一樣都有這麼一種感情，有一點他卻跟我不一樣，那就是他說得少，做的卻要多得多。
到11月裡，總算報了仇，出了氣。
在橄欖球賽上一連幾屆被壓得抑抑不得志，這一回哈佛可終於把耶魯打了個屁滾尿流。結果是14比12。起決定作用的，一是老天幫忙，二是我們的防守隊員表現出色。多虧老天幫忙，送來了大風，才使對方馬西的傳球絕技沒能充分施展。也多虧我們防守隊員表現出色，對方伊萊最後的一次衝擊也到底給截住了。我們在軍人體育場裡看球的，個個笑逐顏開。
我們驅車去波士頓市區，一路上爸爸還讚不絕口：「贏得好！」
「何止是好——簡直是妙不可言！」我說。
人漸入者境，一個最明確的跡象就是對一年一度的哈佛一耶魯大賽誰勝誰負也開始當件大事了。
不過還是我那句話：我們贏了球，這才是最重要的。
爸爸把車就停在州府大街左近他辦公大樓的停車處。
停好了車，就步行去飯館，打算大嚼一頓龍蝦，少不了還要說說那老一套的話。
他腳下還是勁頭挺足的。因為他儘管已是這麼大年紀，一個星期五次到查爾士河上去划船還是老規矩。他的身體可好著呢。
我們的談話主要都是談的橄欖球。爸爸從來沒有問過我——我想也絕對不會問我——跟瑪西的事到底怎麼樣了。至於其他的話題，只要是他認為不該提的，他也絕對不會提起。
因此我就採取了主動。
我們走過巴雷特一沃德一西摩投資銀行的辦公大樓時，我就開了口：「爸爸？」
「什麼事？」
「我想跟你談談……我們銀行的事。」
他對我瞟了一眼。臉上沒有透露出一絲笑意。不過看得出他是調動了全身的力量才忍住了的。他畢竟是個運動員，不到終點線，這手裡的槳是一直要劃下去，不能有一點鬆勁的。
那可不是我一時的心血來潮。但是我也始終沒有告訴爸爸我是走過了一條多麼曲折的道路，才終於作出決定，準備……投身進去的。因為，作出這個決定所花的時間實在太長了。
我平時決策很果斷，可是這一次，從半年多前參加了爸爸的生日宴會回來以後，我卻是天天在考慮，夜夜在考慮。
首先是，我已經不可能再愛紐約了。
要消除心靈的寂寞，在紐約是不行的。我現在最需要的是得有個著落。得找個著落的地方。
問題恐怕還不僅在於我對自己的家庭已經改變了看法。恐怕應該說，我也實在太想回家了。
我以前一直想做這樣的人，想做那樣的人，為的就是想避而不見自己的真實身份。
可我終究是奧利弗-巴雷特。後面再加上個「第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