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大部都消磨在說「太早了」，然後又說「太晚了」。
——福樓拜：《通訊集》，1895年7月
我要坦白一個可怕的想法。
當我得知西爾維亞快要死去的時候，我並不覺得難過得要命。
我知道這顯得很不人道，特別是出自一個醫生之口。事實上，當我剛得知這麼多年以後她要來見我時，我幾乎覺得這是個和解的舉動。
我不知道她心裡是怎麼想的。她把我們即將到來的重逢只是當做為拯救自己的生命而進行的最後掙扎呢，還是說，也許在死神降臨之前，就和我渴望見到她一樣，她想再見我一面？
那麼她的丈夫呢？縱使她還沒有告訴他我們倆人之間多年前的那層關係（這簡直太不可能了），現在她肯定也非得告訴他不可了。
不過不管他的想法如何，他不可能阻止我們見面。畢竟他是個習慣於享有世上最好的一切的人，而在這個領域裡我是最棒的。
她比我小兩歲，才43，從最近報紙上的文章判斷，仍然非常漂亮。她看上去容光煥發，生氣勃勃，根本不像得了重病。對我來說，她永遠都是生命力的象徵。
我們第一次在電話上交談時，里納爾迪很鄭重，很客氣。儘管談的是他的妻子，但他的聲音裡沒有一絲感情色彩。相反，他想當然地認為我立刻就會聽從他的吩咐。
「里納爾迪夫人長了個腦瘤，你能馬上見她嗎？」
但是，儘管他很傲慢，我還是能夠感覺到他語氣中暗暗承認，我有著他本人並不具有的一種力量。雖然他是個頂刮刮的生意人，卻在討價還價上敵不過死神。
而這正是使我感到滿意的所在。
可是突然，好像剛剛才想到似的，在他的聲音幾乎難以黨察的稍一停頓後他補充道：「勞駕了。」
我得幫助，幫助他們兩個。
一個小時之內，醫療記錄和x光片都送到了我的辦公室。一等屋裡只有我一個人的時候，我馬上就撕開了封套，毫無道理地認為可能有什麼一眼就能認出是西爾維亞的東西在裡面。
可是當然，裡面只有她大腦的各種高科技的造影。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我本以為自己以前已經看到了她的頭腦深處了。當然，頭腦不是一個器官，大腦也不是靈魂所在之處。然後，我作為醫生被激怒了。
即便是最早的掃描也已顯示出了腫瘤的跡象。她找的是什麼樣的人給看的病？我很快翻了一遍醫療記錄，但都是通常那些冷冰冰的醫療術語。病人當時41歲，是個已婚白人婦女，最先找了個叫盧卡·文吉阿諾的教授，說感到劇烈的頭痛。醫生認為是由於情緒緊張所致，開了當時最先進的鎮靜劑。
但是儘管他抱著無所謂的態度，他還是透露出了一點她的個人情況。顯然，西爾維亞生活中存在著某種未明確說出的緊張壓力。也許出於自私，我立刻就認為這與她的婚姻有關。
儘管作為光彩婚姻的裝點，她和丈夫一起出現在照片上，卻似乎總是故意在他生活的邊緣上生存著。對比而言，尼科可是個出頭露面多得多的人。
他巨大的跨國公司——米蘭汽車製造公司——除了是義大利最大的汽車生產商之外，還經營建築、煉鋼、保險和出版事業。
在各個時期報刊上都出現過傳聞，把他和這個、那個年輕女人聯絡在一起。當然他們的相片都是在一些慈善活動的場合照的，因此也許只是猥褻的猜測。不過名人總是招人議論的。我在自己領域中的成就足以使我瞭解這一點。
無論真相如何，這點暗示對於我那乾柴般的感情就像是根點燃了的火柴，我寧願去相信記者的含沙射影，並把那位大教授記錄中所說的焦慮歸咎於她丈夫的移情別戀。
我強迫自己讀下去。
她的病毫無道理地拖了很長的一段時間以後，文吉阿諾才認真對待，把她送到倫敦一位具有國際聲譽、姓名前冠有「爵士」稱號的神經病學家那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