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阿斯朋，美國科羅拉多州的一個城市，夏季在此舉辦音樂節。
記得一天夜裡我在小兒科病房值夜班的時候，一個昏迷的小女孩好像在抽泣。我向護士報告，她們堅持說她完全處於麻醉狀態，根本不可能感覺到任何痛苦。
儘管如此，我下班後還是到她床邊坐下，握住了孩子的手。她突然安靜了下來。
我在她床邊幾乎一直坐到天亮。女孩肯定意識到我一直在陪著她，因為她醒來時對我輕輕一笑，並且說：「謝謝你，大夫。」
我打電話給埃維，告訴她我已經拿定了主意。
「我真高興，馬修。」
「高興我要當醫生？」
「不，」她親切地說，「高興你終於做出了決定。」
我也一樣。
在四年級上了一半的時候，埃維得到了好訊息。由於約瑟夫森替她說了話，她得到了去朱利尼德音樂學院的獎學金。
她求我申請上紐約的醫學院，這樣我們就可以仍在一起演奏。我考慮後覺得這念頭很有吸引力——儘管蔡茲已被密執安大學錄取，秋天就要來入學了。
總之，我到醫科顧問的辦公室去抱回了一大堆紐約和其他很吸引人的地方的小冊子，開始仔細研究起來。
終於，埃維要離開的時間到了。我猜想大多數好朋友會出去吃一頓告別餐啦什麼的，但在如何度過在一起的最後一晚這件事上，我們有自己的主意。我們在傍晚6點左右到了我們最喜愛的練琴室，直到午夜守門人羅恩來趕我們走時仍在裡面。我們向他解釋了這一時刻的特別意義，他同意先去鎖別處的門，我們可以練完正練著的這支曲子。
就這樣，我們練完了西澤·弗蘭克1的《a大調奏鳴曲》，傑奎琳·杜佩雷和丹尼爾·巴倫波姆不久前剛剛錄製了這支樂曲的唱片。
1西澤·弗蘭克（1822-1890），法籍比利時作曲家，19世紀後半葉法國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
音樂充滿了哀傷和渴望，我們演奏時其情之深，超過了我們一起演奏的任何時刻。
第二天早上，我送她到機場。我們擁抱告別後她走了。
我驅車回家，車子裡空落落的。
那年9月，我那大手大腳的弟弟來到了安阿伯。他完全是個大人了，迫不及待地準備開始生活。
自然，他對於生活的想法，無疑受到了我們童年時心理上不穩定的強烈影響。他似乎急於要建立起一個安穩的家。
為了證明這一點，他連專業都沒選定，就選好了一個固定的女朋友。
不過幾個月的時間，他和一個滿臉雀斑、會彈吉他的同班同學埃倫·莫里斯就快快活活地同居了。他們住在離大學乘公共汽車有25分鐘路程的普蘭菲爾德一座兩家合住的樓房的頂層。
在這段時間裡，我忙著寫4年級的音樂論文，同時在有機化學課上受煎熬——和牙痛一樣，不過是科學上的。
每週幾個晚上（在11點電話費打折以後），埃維和我就在電話上聊天。這不如「活生生的」談話那麼令人滿足——當然更不如在一起演奏音樂——但是能聽到她對從我的女朋友到論文等一切問題的看法仍然是件十分愉快的事。她對論文想得比女朋友多，甚至認為有可能發表。
我論文寫的是威爾第寫出了《遊吟詩人》和《茶花女》的那充滿靈感的一年（1852——1853）。我能夠看出他兩部歌劇在風格上的相似之處，以及他作為管絃樂大師的成長過程。真像是鑽到了這位音樂家的腦袋裡面。顯然，兩位評閱人和埃維有同感，因為他們給了我a+。
媽媽在感恩節來看我們的時候帶來了意想不到的驚喜。他的名字叫馬爾科姆·赫恩，是個醫學博士。我原來就覺得最近有人走進了她的生活，這個預感證明是對的。
他是個離了婚的外科醫生，孩子已經成年。馬爾科姆看來不僅是個具有幽默感的熱情可靠的人（他對世界的看法和父親的完全相反），而且還有那麼點兒是個音樂家，確切地說，是個男高音，而且是個不折不扣的男高音，不用欺騙或假聲就能唱到高音c。僅此一點就會使他成為任何一次演唱活動中受人歡迎的客人。馬爾1已經是醫院男聲四重唱中的明星了。聽他唱悄得有勇氣》中高昂的高對位調肯定會使最愁眉不展的聽眾臉上也露出笑容。最重要的是，看來他確實很喜歡母親，現在母親有真正的第二次獲得幸福的機會了。
1馬爾，馬爾科姆的暱稱。
埃維聽到了關於馬爾科姆的事非常高興。（一個外科醫生，一個很好的男人，而且還是個高音「c」？真是好得讓人難以相信！）
我對她說，在聖誕節見到他時由她自己得出結論吧。
「哦，馬修，我正要鼓起勇氣來告訴你，恐怕我是去不了啦。羅傑和我——」
「羅傑？」我懷著毫無理性的嫉妒問道，「你是指名家約瑟夫森嗎？」
「呃，是他。其實剛才是他接的電話。」
「嘿——」我突然不好意思地說，「你該告訴我我打攪了你。」
「你永遠也不會打攪我。再說，我們的事我都對他說了。我說，你和我們一起到糖械林去滑一個星期的雪怎麼樣？」
「哎呀，我要能去就好了。可是功課簡直把我給埋上了，我幾乎都擠不出一天來回家。不管怎樣，祝你聖誕節快樂。」
我掛上電話，覺得自己笨得像頭驢。我早了整整一個月向埃維祝賀節日。
我留在了安阿伯上醫學院。這樣，即使在他們結婚以後，我仍然可以經常見到蔡茲和埃倫（他在畜類保護協會找到了做執行教練的工作，而她開始讀師範學位）。
那年結婚很流行。8月，埃維和羅傑在坦戈伍德也結成了連理，羅傑正在那裡在朱賓·梅塔1的指揮下演出德弗札克的作品。幸好我提前兩天到了那兒，因為當羅傑去參加最後一次單身漢聚會時，埃維突然感到一陣膽怯（我只能這樣形容）。（「我是說，馬特，他是這麼有名，而且——這麼成熟。他幹嗎要娶我這麼一個孩子？」）
1梅塔（1936-），印度管絃樂隊指揮。1978年起任紐約愛樂管弦樂團音樂指導。
我設法使她相信，像羅傑這樣的人很聰明，知道她是個多麼與眾不同的人。在這一點上，不管誰娶了她都會知道自己是世界上最幸運的男人。這一不可避免的危機在開香檳酒瓶塞和閃光燈的砰砰聲中早已被忘得一乾二淨了。
至於我嘛，慶典最好的部分是婚禮後一些客人開的音樂會，似乎我收藏的錄音帶的一半作者都親自出席演奏了。
我回去以後就一頭鑽進了醫療世界中去。那年秋天，埃維終止了在朱利尼德的學業，以便能和羅傑一起巡迴演出。這樣，我們就逐漸疏遠了。
即使在成了個完完全全的丈夫以後，蔡茲和我仍然每個星期日晚上在一起喝啤酒，並進行兄弟間的談話。
他依然有著問令人不快的問題的習慣。
「你有機會的時候卻沒有和埃維結婚，覺得後悔嗎？」他天真地問道。
「行不通的。我們就像兄妹一樣。」
「那你為什麼那麼痛苦？」
「我沒覺得痛苦，蔡茲。我只是為去非洲的面試感到緊張。」
「非洲？」他難以置信地問道，「啊，你一定是想參加美國軍團，好把她給忘掉。」
「行了，住嘴吧。」我責備道，然後承認自己向國際醫療隊申請了一份工作。這個組織在第三世界的多事地區建立醫療站，給貧窮和政治鬥爭的受害者治病。
「嘿，聽起來這倒挺適合你的利他主義特點。有危險嗎？」
「那就要看他們把你派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希望能去厄利垂亞，那兒正在打內戰。不過他們對我說，雙方都還沒有愚蠢到向醫生開槍的程度。」
「反正，別忘了在睡衣上別上‘醫生’的牌子，」蔡茲懷著明顯的關切開玩笑地說，「你什麼時候知道訊息？」
「下個星期，到巴黎去面試以後。」
「你是說，你已經到了要面試的階段了，可連你的親弟弟都沒告訴？」
「我是想如果失敗的話，我最好先不聲張。」
「得了，馬特，你從來不會失敗。」
「呃，」我笑著說道，「這對我來說，可能是個意義重大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