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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第2頁,共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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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很快穿衣刮鬍子的時候(用的是冷水),吉勒斯不由自主地談論著鳥。在我們「暫住」期間他是如何希望能看一眼有贅肉的鶴和——我不是在騙你——棕色的鯉鳥之類的帶翅膀的奇蹟。在往「食堂」去的路上他仍不停嘴地說著。食堂比起我們住的棚屋來可算很大了,這是個穀倉式的木結構建築,顯然是倉促之中修建起來的。

其他的人大多數都已坐在了有點往下榻的長桌邊,包括西爾維亞在內。她向我招手錶示已經給我留了座位。

牆的另一頭有個充作廚房的地方,有一個燒木材的爐子和一些有四痕的鋼製鍋。我們被告知可以放心,當地的廚子有基本的衛生知識,在拿出來給我們吃之前把什麼東西都煮開了兩遍。至於對他們有任何別的指示沒有,那還得走著瞧。

早餐放在一張櫃檯上:番木瓜、香蕉和羊乳酪,這是和用當地的穀物做的像橡皮一樣的麵包卷一起吃的。咖啡壺看上去原來做過食油桶(確實如此)。我在西爾維亞旁邊坐了下來。

「感覺怎樣,西爾維亞?」

「嚇壞了。你呢?」

「呃,我得說我的主要心態是急躁。我想到外面去,開始幹活。畢竟我們是為此而來的,不是嗎?」

她點了點頭。

我一面狼吞虎嚥地吃,一面環顧周圍人的臉,感覺到他們流露出了和我同樣迫切的幹勁。

只有西爾維亞好像很剋制。

「怎麼了?」我問。

她搖搖頭。「關於血吸蟲病的跡象和症狀我腦子裡突然成了一片空白。」

「得了,」我摟著她的肩膀說,「那晚在弗洛爾咖啡廳你都能倒背如流了。你現在是毫無道理地把自己搞得很緊張。再說,這些病的症狀就像時代廣場的霓虹燈廣告牌一樣明顯。相信我,你不可能看不到的。」

她強笑了一下,想起來還沒有給我介紹坐在她對面月u才在和她談話的那個提格雷省的青年。

「對了,馬修,他叫尤翰尼斯。我很幸運,他要做我的護士,周圍的人裡他的英文講得最好了。」

聽到這樣的稱讚,年輕人露出了滿臉笑容。「醫生,你肯定說錯了,」他說道,「我語言上不是那麼強的。」

從我所聽到的這點,我同意他的看法,希望他至少能把醫療上的問題恰當地翻譯給病人——特別是傳達病人的回答。

「嘿,」我突然注意到了,「大人物在哪裡?可別對我說他還在睡個小懶覺。」

「你在開玩笑吧?」丹妮斯突然插進來說,「弗朗索瓦和莫里斯從我們昨晚到了以後一直都在手術室裡。我們到的時候有幾個槍傷嚴重的游擊隊員正等在那裡,他們不想冒險讓他們等到早上。」

「他們做得好。」我說。我站起身來,對大家說:「讓我們受到他們榜樣的鼓舞,去咬住子彈苦幹一番吧。」(很不幸用了這個短語,反映了我自己的緊張心清。)

我們正要分散開的時候,馬爾塔高聲說道:「記住,沒有正式的午飯,吃的東西就在這兒,你覺得能走得開就來吃點。7點半吃晚飯,9點開全隊會。相信我的話吧,今天會很緊張。」

「我相信她。」我們走到灼熱的太陽下往「門診樓」(棚子)走去時我低聲對西爾維亞說。

分手前我吻她的前額時,她一把緊抓住我的手說:「如果我拿不定主意的時候能去找你商量嗎?」

「當然——不過你不會拿不定主意的。」

在接下去的大約2分30秒內,也就是我走到自己那間裝置「奢華」的診室,穿上白大褂,洗好手,連聽診器都用不著就診斷了第一個結核病人的這段時間裡,我腦子裡琢磨著西爾維亞那和她的個性很不相符的怯場表現。

這個小姑娘的肺部感染是這樣明顯,我可以從她的呼吸聽出她肺部的損傷。

從那以後我忘記了時間。

此後的3個小時裡,我看到了比我全部醫療經歷中所看到過的範圍廣得多的罕見病症。我想我遇到了讓一米歇爾·戈特列布所討論過的每一種「宣稱已被消滅」了的病症,包括麻風病。

我的護士名叫艾達,是個經驗豐富的老手。她不像歌劇裡的那個著名女英雄,一點也不「神聖」。

她個子很小,人很厲害。我承認,起初我覺得她對病人的態度有點太兇了,但很快我就意識到這是她多年經驗積累的結果,因為那些推推操操拼命往前擠的病人,只要她一喊,有的時候再推兩下,就都聽話了。

同時,她還幫助我開始學衣索比亞話。我學會的第一個詞是會使任何一個醫生感到滿足的「謝謝」。

到第一天結束時我還學會了問哪兒痛,並且能聽懂病人已經病了多久。當病人充滿感激地謝我時,我也能說「不客氣」了。

我一直忙得在停下來喝那強制要喝的一升水時才注意到自己已經全身被汗水溼透了。

不知什麼原因,我想起了在巴黎的面試和弗朗索瓦那些可笑的問題,現在覺得彷彿是多少個光年以前的事了。他問我會不會想念像電視和麥當勞之類的文明世界的享受。現在回想起來,他沒有提到空調。

這種照顧人類舒適的唯一讓步只有在手術室才能找到(也許那狡猾的法國倫因此才佔據了這地方)。

醫療區按計劃「在最近的將來」會得到降溫裝置,準確地翻譯出來,意思就是永遠不會有。

當我在享受著自己給予自己的自由時間時,突然想起了西爾維亞。

我讓艾達先處理著病人,我小憩片刻。我實在無法使自己提食物這個詞,因為幾乎所有的病人都處在飢餓的邊緣。

這時,太陽正處在正午的位置上,一團火球——一天中除極短距離外禁止工作人員外出的3個小時的開始。而且連極短的距離也只有在極端必要的情況下才允許出去。

當然病人別無選擇,只能坐在炎熱的陽光下,用破衣爛衫儘可能遮擋一下,默默順從地忍受著——至少大多數人是如此——等待著輪到他們接受從一個不同的世界來的、穿白大褂的男女醫生給他們做檢查。

母親們像棕色的雕像般一動不動地坐在那裡,給啼哭的嬰兒吃奶,蒼蠅無情地在他們四周嗡嗡亂飛。瘦得像層紙的老人弓著被歲月壓彎了的腰一聲不響地站在一邊。

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是徒步走了半天多的時間來到這裡,並準備需要等多久就等多久的。這意味著他們就睡在排隊的地方,只能得到水、象徵性的一碗稀飯和「下次運氣好一點」的寬心話。

我只要看看他們的臉——我儘量不這樣做——心裡就感到十分痛苦。

我到的時候,西爾維亞的診室裡一片混亂。人們喊的喊,叫的叫,推的推。我立刻就明白了,儘管尤翰尼斯有口才,但他缺少艾達對付比較厲害的病人使勁往裡衝的狀況的能力。

我的注意力立刻被一個女人痛苦的哭喊和咒罵聲吸引住了。這時我看見丹妮斯正在縫合一個哭叫著的女病人腹部上的一道鋸齒形傷口,幾個志願者在使勁按著她。

「見鬼,你在幹什麼?」我問丹妮斯,「你就不能給她點利多卡因嗎?」

「不能,」她咬著牙嘶嘶地說,「幾分鐘前用完了。」

「那我去給你拿點來。」我喊道。

她瞪著我,眼裡射出怒火。「沒有了,你這愚蠢的美國雜種。別來打攪我了。難道你以為我高興這樣做嗎?」

「西爾維亞呢?」我用和緩的口氣問道。

「不知道,大概在美容院吧。」丹妮斯厲聲說,「如果你找到她,告訴她滾回來出點力。」突然,她的口氣變成了無助的請求。「勞駕了,馬特1,我已經快招架不住了。」

看得出來她快要哭了。顯然,出於什麼難以理解的原因,西爾維亞擅離了崗位。究竟出了什麼事?我匆匆去到食堂,進門時差點和弗朗索瓦撞個滿懷。

1馬特,馬修的暱稱。

從他沒有刮過的臉上可以看出他心情不好。他顯然剛從手術室出來。

「如果你在找你的那個女朋友,告訴你她正在享受歷史上最長的工間休息,」他反感地說,「我早該知道的。可是達歷山德羅的賄賂大下流了,讓人沒法兒不理。我猜這一切是她那嬌生慣養的情感所無法接受的。」

「你在說些什麼?」

「她不知道,在她提出申請的時候,她父親要給我們100萬……」

「如果你接受她的話?」

「不,如果我們拒絕她的話。這使我一氣之下錄用了她。現在,你要是不介意的話,我還有工作要幹,你也一樣。」

他一個字也沒有再說,怒衝衝地衝了出去。

我看見西爾維亞坐在桌子的遠端,手撐著頭,悽楚地盯著咖啡杯。我拼命想壓下火氣,但無法不感到失望和——是的,難堪。為她,也為我。

但當我走近她時,我提醒自己,既然弗朗索瓦肯定已經訓了她一頓,她現在最不需要的就是又一番指責。顯然她正經歷著自信危機,需要得到二些支援。

「你好,西爾維亞,」我柔聲說,「想談談嗎?」

她搖搖頭。

「說說吧,這樣你會覺得好些。」

她沉默了片刻,然後說:

「馬修,我覺得自己太可恥了。過去這些個月裡我對自己想幹什麼非常自信,然而我一看到這些孩子心就碎了,人就垮了。」

啊,原來這樣。她失去了做醫生的超脫。難道她沒有意識到現在不是應該被這樣的同情心擺佈的時候嗎?

「我應該更冷酷點兒。」她責備自己。

「如果你更冷酷點兒,你就不是你了。」我溫柔地說。

「那就說勇敢點吧。這些人簡直是生活在地獄裡,可我即使是作為一個局外人來面對他們都做不到。」

「別說了,」我命令道,「弗朗索瓦第一天要求太高了。對了,你按時喝水了嗎?」

她避開了我的目光。

再責備她也沒有意義了。我只是走過去,給她拿了2升瓶裝水。「現在喝掉一瓶,今天剩下的時間裡別再忘了喝水。至於別的一切,我只有兩個字要說。」

「什麼?」她急切地看著我。

「長大。」

不知因為什麼,她笑了起來。

10分鐘以後,當我們終於離開食堂時,她得到了足夠的鼓勵去面對最嚴重的醫學挑戰。

剛出門口,她用雙臂摟著我說:「謝謝,馬修。」

然後她吻了我,其熱烈的程度使我們在飛機上的擁抱顯得就像只是友好地啄了一口。

這可不是平常的一天。

在處理游擊隊員的槍傷之外,我診斷和治療的病人自己都數不清了。如果不是我們正好在那裡,許多病人就會死去。

此外,我們的到來使至少十幾名沙眼病兒免遭失明。這種暗中作祟的眼部炎症總是在衛生條件最差的情況下肆虐,使他們失去視力。但及時塗用強力黴素(多麼容易——誰能想像生活中沒有抗生素?)就能完全治癒。

我永遠不會忘記我在那天治療的最後一位沙眼病人。他是個叫做達威特的聰明的小男孩,在好幾個小時的等待中學會了一兩個英文單詞。他喜歡用各種各樣的聲調叫我「醫三」,每叫一次就咯咯笑個沒完。他的情況已經很嚴重了,但角膜或結膜還沒有開始結痴,使用一段時間強力黴素就會使情況好轉,不會造成永久性的損害。

但是我們手頭沒有藥膏了。我讓艾達向達威特的母親解釋,要她第二天早上再帶達威特來一趟。

第二天,哪兒也找不到這母子二人。

而且,哪兒也找不到一管強力黴素。在我留在非洲的那段時間裡,只要我們一進藥,我一直在尋找這個小男孩,想把他從終生失明的命運中解救出來。我再也沒有能夠找到他。

我認為最好的醫生,是那些既記住了自己的成功,同時也記住了自己的失敗的醫生。這會給他們必要的謙虛精神。這就是為什麼一想到厄利垂亞,我就想到那些我沒有能夠拯救的人,想到小達威特。

還想到西爾維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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