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主意，」我急切地說，「咱們馬上給他打一個電話。」
用了將近兩個小時才接通了厄利垂亞，但是我終於聽見了弗朗索瓦的聲音，好像是穿過了厚厚一層靜電干擾傳來的。
「歡迎你恢復知覺，馬修。很高興你重回人間。我很佩服你的勇敢，但究竟是什麼使你縱容自己表現出這種廉價的英雄主義？」
「別廢話了，行不行？西爾維亞究竟是死是活？」
剎那間的猶豫後他平板地說：「當然活著，那得感謝你。是她把你弄回來的。」
「那她現在在哪兒？」
「我真的不知道。事實就是如此，馬修。」
感謝上帝，我心裡想，我要娶的女人還活著，很安全。可是她為什麼沒有和我一起在這裡呢？
「誰安排飛機把我送來的？」我問道。
「啊，是我。」他答道。就連只是在半清醒狀態下的我也能感覺到他在隱瞞著什麼。
「那西爾維亞去了什麼地方？」
「我以為她在蘇黎世和你在一起。我最後看見的是，他們把你抬上直升飛機的時候她握著你的手。」
「什麼直升飛機？」
「幫我們從飛機場把藥品運來的紅海石油平臺的一架義大利直升飛機。你還記得嗎？你上了飛機，她和你一起走的。我是說，老兄，你救了她的命！」
「弗朗索瓦，你有她在米蘭的電話號碼嗎？」
「有的，不過我懷疑這對你會有什麼用。」
他知道些什麼事，但沒有告訴我。
「不管怎樣還是給我吧。」
我把電話遞給蔡茲，他記下了弗朗索瓦告訴他的一串數字。然後，我很快說了聲再見，就命令弟弟立刻給我往米蘭打電話。
一個聲音低沉的男人接了電話。「請找西爾維亞·達歷山德羅講話。」我用義大利語客氣地說。
「對不起，先生。」他簡短地說。
見鬼，我甚至無法逼他說出西爾維亞在不在那裡。作為最後手段，我決定孤注一擲。
「我可以和達歷山德羅先生說話嗎？」
「請講吧。」
「聽著，別裝傻，讓你的老闆接電話。是關於他女兒——我救了她一命的那個女兒。」
不知何故，這倒起了作用。他讓我等一等。沒有多久，一位英語說得像英國廣播公司播音員一樣的紳士接了電話。
「晚上好，希勒醫生。我是達歷山德羅。對你所做的一切我感激不盡。非常高興聽說你身體好多了。我一直非常掛念，直到得知你最新的恢復情況。」
上帝。這就是說，這傢伙實際上一直在密切注意我的病情，可從來沒有想到給我打個電話，說聲謝謝？直覺告訴我，我的時間很少，因此我決定單刀直入。
「西爾維亞在哪兒？」
他的應對——只能叫應對，因為這實在不是個回答——光溜得像絲綢一樣：「她現在心情很不好，馬修。我想你是能夠理解的。」
「我能和她說話嗎？」
「我看現在不是時候。」
好一個自命不凡的雜種。
「那你究竟覺得什麼時候才‘是時候’？」
「我覺得我們最好不要把這個談話繼續下去了，」他彬彬有禮然而十分堅決地說，「再見，醫生。」
我強烈地預感到，這將是我和達歷山德羅家族的最後一次聯絡，因此我決心把要說的全說出來。「見鬼，達歷山德羅先生，難道你沒有意識到，為了她，我可能殺了一個人嗎？」
就連這樣強烈的情感宣洩也未能感動他，他仍鎮靜地——顯然十分真誠地說道：「馬修，你救了我女兒的命，我將永遠感謝你。」
說完，他掛上了電話。
我無比痛苦地倒在了枕頭上。
並且希望，打穿了我頭骨的那粒子彈當時就把我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