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弗朗索瓦難過。
白內障可能是世界上致盲的最大原因，也是造成最大工作量的疾病……此病在不發達世界的盛行可能與高日照水平有關……
我無法入睡，便溜達到那空空的飯廳，熱了一杯頭晚剩下的帶鹹味的咖啡，開始為我即將從事的手術閱讀材料。
在厄利垂亞這類地方，白內障的發病率至少是歐美的20倍。這也就是為什麼沒有哪一支稱職的到未開化地區去的醫療隊會沒有一名有能力的（哪怕沒有獲得執照）外科醫生的原因。
次日，弗朗索瓦又是那副粗暴尖刻的老樣子了，沒有一絲自憐。我敢說，他意識到我正用新的眼光在觀察他，不僅把他作為一個醫生，而且作為一個領導在研究。正是在力圖想像這工作意味著什麼的時候，我才明白他的任務是多麼令人難以相信地困難和複雜。
就手術本身而言他沒有說錯。整個過程用了也就30分鐘，在區域性麻醉下進行。切口並不複雜，但要求很精確。儘管如此，在我協助他的過程中我開始明白，弗朗索瓦為什麼自己決定退下來，這使我更加尊敬他。
下一個星期二，我用自己的雙手使5位盲人復明。這是我一生中最激動的經歷。一位老人第一次看見了自己的孫輩們。一個婦女看到了她長大成人的兒子，她最後一次看見他時他還是個小孩子。想想看，弗朗索瓦做手術時，每一個星期都能有這種經歷。我無法壓下這個想法：他不能再繼續從事這一工作，會感到多麼難過啊。
一等他正式把手術完全交給我做，馬上就流言四起了。從社會地位上說，我兩頭搭不著：既不是「卒子之一」，又還不是個司令。
唯一一個和我在一起似乎感到自在的人是吉勒斯。他又成了我的同屋，快樂得像只百靈鳥（這只是個比方）一樣。
眼看我就要成為重要人物了，這時我得到了一盞煤油燈，以便我能在晚上工作，這使得人們羨慕不已。（我毫不懷疑杜格明天上午就會要求也有一盞。）自然，燈光使得吉勒斯也有可能繼續他的烏類學方面的研讀。
一天晚上，我正在翻閱一些病歷，吉勒斯正埋頭於鳥類研究時，我在搖曳的燈光下看著他的臉，突然覺得他好像有點不一樣了。漸漸地，我驚奇地意識到，他——不像所有其他在這片荒漠中心漏水的救生艇上的人——比過去快活了。
「告訴我，是不是僅僅因為不再有那個愚蠢的澳大利亞人糾纏你的緣故？」
「你在說什麼呀，馬修？」
「我不在的時候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
「呃，」他哼哼哈哈地支吾道，「我短期休了一次假，飛到肯亞去了。」
「啊，你在那裡有朋友嗎？」
「實際上是有的，曾經和我父母一起工作過的一些人。」
「他們做什麼工作？」
「我的父母是傳教醫生，很久以前我還小的時候他們就死了。不過在他們去世前我也大都是和叔叔嬸嬸一起在法國生活，只有他們體探親假時我才能見到父母。我無法理解他a］為什麼把我丟下。然而，當我終於去拜訪他們的朋友時，他們告訴我母親離開我有多麼難過。在所有那些年裡，我甚至從來沒有想到她會想念我。」
他放下書，摘下了眼鏡。
「他們是在50年代的茅茅運動1中死去的，從那以後我一直懷恨在心。那是在我來到這裡之前。現在我正在做著他們所做過的工作，我明白了他們為什麼獻出自己的生命。」
1茅茅運動，肯亞吉庫尤人興起的民族主義運動，主張以暴力推翻英國在肯亞的統治。其領袖喬莫·肯雅塔後成為獨立肯亞的總理。
「我去參觀了以他們的名字命名的學校，在他們的墓上放了鮮花。」他停了片刻，深深吸了一口氣，然後平靜地說：「實際上，我打算等我在這裡期滿後到肯亞去，繼續他們的工作。」
他向我吐露了內心的秘密，我十分感動。這時，他大起膽子提出了一個問題。
「馬修，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我常常在想這件事。」
「什麼問題？」
「是關於你那小小的鋼琴鍵盤的。」
這個問題早晚會被提起的。
「怎麼了？」
「我再也沒看見過你彈它了。你是不是為了什麼原因放棄了——如果不嫌我冒昧的話！」他膽怯地補充道。
「不，沒關係，」我謊稱道，「我就是沒有時間而已。」
看得出來，他並不相信。
「大家說你彈得非常好。非常非常好。」
「我想是的——從前是這樣。」
他意識到我不願進一步開啟心靈之門，但當他上床後翻過身去時，他抑制不住地說了聲：「太遺憾了。」
「太遺憾什麼？」我感到有點不自在，問道。
他轉身看著我，沒戴眼鏡，顯出一副近視的樣子。
「我曾經在一個偉大的鋼琴家演奏時在同一間屋子裡，可是卻連一個音符也沒有聽見。」
從幾個月前弗朗索瓦告訴我讓我負責一切以後，我時不時會產生陣陣懷疑，不知沒有弗朗索瓦這個活百科全書在旁邊，我是否能夠勝任。但漸漸地，我發現自己幾乎有點盼著他離開，我好實施一些我的新想法，特別是我已經考慮了很久的公共衛生專案。
在正式接手前一週，我特意和每一個醫生都談了一次心。我對他們保證，除非他們自己要求，他們的工作不會有任何變動。（和往常一樣，梅特蘭是個例外。他要求做白內障手術，我沒有同意。）知道隊員們很喜歡我被選中做領導，我心裡挺高興。他們都以自己的方式，保證幫助我度過最初的困難日子。他們是一群了不起的人，實地經歷更加提高了他們的獻身精神。弗朗索瓦當初挑對了。
乘機離開的那天，頭兒不願意大事張揚，堅持要診所和往常一樣開門看病。只有我和一個司機可以離開，送他去機場。頭天晚上，我們不理醫生的命令，喝了許多劣質威士忌。他可以把我們第二天因飲酒過度引起的頭疼解釋成對他離去感到悲傷的表現。
以後的18個月是建設時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有弗朗索瓦作為我們在巴黎的代表，證明是大有好處的。他離財源近了。他以熟練的外交手腕設法給我們搞到資助，購置了——早就該安的——門診室的空調。
他在我那有著堂皇的名稱的公共衛生運動的資金籌集上做出了奇蹟。我決意要為這些長期生活在痛苦中的人民留下一點永久的東西，一種基準尺度，不論是多麼微不足道。我決定在我剩下的時間裡，給所及之處的每一個兒童做天花和小兒麻痺的預防接種。
根據我的記錄，到我離開時為止，我們給將近4萬名兒童做了預防接種，還培訓了24名護士，建立了兩個流動醫療站，進行基本衛生教育。
漸漸地，我們變得越來越像一家人，儘管我內心沒有準備，仍不得不充作家長。那年，我們按東正教的日期，作為艾達村子的客人在1月7日慶祝了聖誕節。我們吃了一碗又一碗各種作料齊全的「齊吉尼」。
有趣的是，在所有這段時間裡，我們只有一個人脫逃。杜格·梅特蘭，這個人猿泰山般的澳大利亞人受不了啦。他履歷表上的墨跡剛於，氣候就奇怪地影響了他打橄欖球落下的老傷。很快，老傷就變得和他這個人一樣不可忍受。儘管會給我們的工作日程帶來很大混亂，而且他只提前了半個月通知我們，我還是讓他走了。
他以特有的狡黠提醒我他所做出的重要貢獻。
「聽著，夥計，我已經在這個鬼地方服過役了，我指望著你好好給我寫上一封推薦信呢。」
我希望他一直永遠指望下去。
而他的驟然離去意味著我得像牧師般做丹妮斯的工作。我強調那個誇誇其談的膿包根本配不上她，以此來安慰她。
「我們的關係沒有結束，」她勇敢地抗議道，「我會去墨爾本看他。」
「當然。」我說，儘量使自己的話聽起來可信一些。
吉勒斯高興得死了都情願。他已經把他的好訊息告訴了頭兩個來吃早餐的人，他一看見我就開始拼命招手。他臉上那勝利的狂喜只可能意味著一件事。
「我看見它了，北方禿朱鷺，今天早上我看見它了！你能想像出我的感覺嗎，馬修？」
「不能，」我老老實實地說道，「但你是最應該看見它的人。祝賀你。」
在厄利垂亞，似乎任何事物都不會終結。旱災是1968年開始的——已經10年了——看來好像會永遠繼續下去。同樣，內戰勢頭毫無減弱之意。厄利垂亞人民解放陣線已從1978年俄國的襲擊中恢復過來，但沒有跡象表明任何一方喪失了鬥志，或者衝突會在可見的將來得到解決。饑荒仍舊是生活中不可改變的事實。
這種沒個頭的局面終究影響了我的隊員，在他們看來，早上病人的隊伍永遠是那麼長；也影響了外傷隊的隊員，他們仍在日日夜夜地從受傷的戰士身上取出子彈。
到了又一個聖誕節時，我看得出來，人人都在夢想著回家了，就連我也越來越厭倦於又得給別人打氣、又得給自己鼓勁的局面了。
合同快到期時，沒有一個人來續簽（如果不算吉勒斯的話。他反正要到肯亞去繼續這種工作）。
從我們在瑞士一起生活時起，我的弟弟就學會了如何顯得並沒有爭論而在和我的爭論中獲勝。他看出我的心理鐘擺這時正擺向利他主義，便一次也沒有藉助家庭——包括我的小侄女傑西卡在內——作為可能把我吸引回家的理由。
他的做法是，指出新的基因科學和我正在進行的預防醫學專案間的微妙聯絡。
「想像一下吧，」他在信中寫道，「有朝一日，我們用不著再考慮治療像糖尿病之類的疾病了，因為它們根本就不存在了。我們用不著去為缺乏胰島素的人生產人工合成胰島素了，新技術可以修補人體內的基因，使它們自然產生胰島素。難道你不願參與到其中去嗎？」
我又上鉤了。
我猜，當我讓蔡茲給我寄更多的材料來的時候，他也知道我上了鉤。
合同期滿前的6個月中，我向許多大學提出讀微生物學博士的申請。我特有的野外工作經歷顯然給了我申請的這些學校一個好印象，因為他們全都接受了我。
我決定去哈佛，純粹是為了省得當了醫生後老得向人解釋我為什麼沒有上哈佛。在那裡，我有幸師從邁克斯·魯道爾夫和他的接班人亞當·庫珀史密斯。
我離開的前一晚，我們舉行了傳統的縱酒狂歡，大家發表些嘲弄性的講話，進行傷感的告別。我已經感到了留戀之情，但儘量不表現出來。
第二天的航班非常早，我不會有時間和那裡最重要的人——病人——好好告個別。因此，我收拾好行李捆好書以後，就漫步走到等著第二天看病的人的各個營火堆前去。
這時我的衣索比亞語已說得差不多和英語一樣好了，可以和他們互相說俏皮話。我認出了我給她看過病的一個孕婦，她的第一個孩子死於痢疾。
我祝她在這個孩子身上有所有的好運氣。她感謝我的好意。我和她吻別後走回了棚屋。
吉勒斯正焦急地等待我回來。
「喂，馬修，你看，你差點忘了這個。」他舉著我那無聲的鍵盤說。
「沒關係，」我說，「我不需要它了。」
「可是我們拿它怎麼辦？就這麼把它扔掉多可惜。」
這一點我同意，於是建議，請他把它作為我的禮物送給坐在附近火堆旁的那個孕婦。看得出來，他也困惑於她拿它能有什麼用，但他看到樂觀的一面，說：「也許這會給她的孩子以靈感，使他成為藝術大師。」
「真說不定呢。」我微笑著走進屋裡。
我至今仍想念這些人，想念病人，甚至想念那片苦難的地方。當我和我的厄利垂亞朋友告別時，我因為離開他們回到一個我可以蹺起雙腳、喝著啤酒觀看體育世界節目的地方而感到很難過，很羞愧。
在我離開前兩個月多一點時，我們破土動工，建造一所有24個病床和一間裝置良好的手術室的醫院。我知道，在事物的偉大發展中這可能沒有什麼了不起，但它畢竟是一個開始。
如果我從在厄利垂亞的全部經歷中學到了一樣東西的話，那就是，我可以改變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