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紐約
有一個很流行的傳說，說一個研究生20年前走進了哈佛的基因工程實驗室後就再也沒有出來。有人說他還在裡面，眼睛貼在顯微鏡上，拼命想找到一個特別不穩定的基因。這傳說裡有其真實的部分，因為一個研究者一旦開始了這樣的探索，他的一部分就和那個變幻莫測的世界永遠緊緊聯絡在了一起。那兒沒有白天，沒有黑夜，沒有四季的變化，也沒有時間的消逝。
我開始進入哈佛時，這個領域幾乎是剛剛起步，距克里克和沃森1發現脫氧核糖核酸的結構還不到20年。他們的發現提供了在未來開啟人體75萬億個細胞中每一個細胞的秘密的鑰匙。
1克里克（1916—）、沃森（1928—），克里克為英國生物物理學家，因參與20世紀生物學上的最重要發現——測定dna（脫氧核糖核酸）的分子結構而與沃森、威爾金斯共獲1962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沃森，美國生物物理學家。
然而，已經有幻想家們相信，一切疾病最終都可以通過把不論哪個被發現有缺陷的基因修補好後再導人人體內而得以治癒。
我是那些獻身的狂熱者之一。我深信這是可以做到的，是應該做到的，哪怕我們這輩子再也睡不了覺——也要把它做到。
從非洲回來後的頭4年，我是在我的脫氧核糖核酸合成器前度過的，進行一次又一次的試驗，尋找著能夠用來使腫瘤逆轉的那個具體的分子結構。
我對一個基因的執著搜尋使我想起了吉勒斯。他每天清晨5點挨著凍掃視地平線，以求能看見一隻難見的鳥，而我對征服疾病的難以抗拒的衝動使我整夜不眠地工作。
人能光靠比薩餅活著嗎？多年以來，哲學家們一直在爭論這個間題。但我在做研究生的時候親身做了試驗。我知道在厄利垂亞，人可以靠粗谷餅活著。用融化的乾酪和西紅柿片加在類似的扁餅上，相比之下這樣的飲食是多麼富有營養啊。
有人也許會奇怪，這和科學研究有什麼關係？回答是，當你在狂熱地追蹤某一條脫氧核糖核酸鏈時，你不會在晚餐或什麼餐上浪費時間。比薩餅就是唯一的食物。
毫不奇怪，我的博士論文所做的專案是神經生物學。你腦袋中過子彈以後，可以毫不誇大地說你心裡就總想著自己的大腦。於是，我開始探索大腦兩半球，研究神經通道，跳過神經元的突觸，看看在這極少為人所知的領域中能發現些什麼。人體內的這片天堂也是妖魔有時來播下毀滅性腫瘤的地方。我越來越堅定地要摧毀它們。
1984年結束了分子生物學的研究後，我留在了哈佛做博士後研究。我猜其中很大的原因是由於惰性。不論在哪裡，實驗室看上去都差不多，論起吃比薩餅來，波士頓似乎也和別的地方一樣好。
此外，在難得的情況下，我們也出去吃飯。我總是把朋友們哄到城北老義大利區去，在那兒你幾乎看不到英文的招牌，聽不到人說英文。
每次到那裡去，我就想像看見了西爾維亞。有時我覺得聽到了她的聲音，或看見她就在我前面走著。我緊走幾步趕上去，卻意識到我的腦子又在欺騙我了。
即使是現在，我在晚上仍夢見她重新出現，醒來卻仍是孤身一人。看來，使我把自己鎖在實驗室中的還不僅是對科學的追求。
當我開始發表我的研究成果後，就接到各個機構的來信，詢問我是否有意換換地方。最吸引我的是曼哈頓北區康奈爾醫學院的邀請。
這時，蔡茲幾乎已經絕望了，認為我肯定要變成一個「脾氣古怪的老光棍」了。他迫切地希望我換個地方，指望我在從一個顯微鏡前往另一個顯微鏡的路上，會遇見一個可愛的空中小姐，此後便永遠幸福地與她生活在一起。艾倫和蔡茲同樣關心我感情上的倦怠，但她說得要委婉一些：
「在波士頓，如果你去找，會有合適的女人；在紐約，你就是想躲，合適的女人也會找到你頭上來。」
蔡茲拼命兜售紐約那無窮無盡的文化生活機會：劇院、音樂會、歌劇等等。更不用說這種工作具有的顯赫地位是一塊天然磁石，能吸引來最優秀最聰明的女人。
總之，我決定到那裡去。是到了換換環境的時候了。終於，我也克服了居住在多於一間房間的地方的內疚感。我非常幸運能在東區大道找到這處看得見河景的極好的公寓，它鼓舞我重又開始慢跑鍛鍊（我的腰圍似乎比我的事業發展得快）。
我的公寓位置非常理想，價錢又出奇地便宜。它上市已經將近6個月了，賣房的奧斯特萊謝老太太對於允許誰來住在她和她做心理醫生的老伴共同居住了這麼久的公寓非常挑剔。
不知出於什麼原因（絕望？），我一走進門她就對我微笑，主動帶我看房子。很顯然，她通常是不這麼做的。
然而，她還是無法使自己進入丈夫的書房。我稱讚著高抵天花板的木製書架，上面塞滿了用各種歐洲語言寫的專業書和純文學作品，但她卻一直不安地呆在門口。
「如果你對這些書有任何興趣的話，大夫……」她怯聲說道，但是沒有能夠說完。
「你難道不把它們帶走嗎？」我問道，立刻體會到她聲音中的憂傷。
「我要到佛羅里達去和女兒一起生活。他們的書已經夠多的了。」
她注意到我的眼光發現了那架鋼琴，便停止了說話。
那是一架戰前常常生產的紅木「客廳大鋼琴」，製作極為精美，象牙琴鍵幾乎和新的一樣。我本能地知道它的音肯定還很準。
「你彈琴嗎？」我聽見她在問。
「從前彈。」一個只在星期日玩玩的人的口氣。
這時，她來到了我身邊，熱情地笑著，衝鋼琴做著手勢。
「我能有此榮幸嗎，大夫？」她的口氣裡充滿了渴望。
我呆住了片刻，既有強烈的彈琴的願望——為她也為我自己——又可怕地確知我仍然不能夠彈。
我低頭看看鍵盤。突然，我彷彿站在了墨西哥令人頭昏眼花的懸崖之上，那些吸引著冒失鬼去冒生命危險的懸崖。我彷彿站得如此之高，光是看一看那黑白琴鍵就使我感到眩暈。我的心跳加快，我慢慢從懸崖邊後退開去。
「對不起，」我咕噥道，「我手生了。」儘管我極想逃跑，我還是強迫自己出於禮貌儘可能呆得長久一些。她繼續說著話，可是我一個字也沒有聽進去。時機一到我就溜了。
回到醫院時已經有口信在等著我了，是房地產經紀人留的：「不論你出什麼價買她的單元房，奧斯特萊謝太太願附送鋼琴。在他們把她送到瘋人院之前趕快抓住這機會。」
沒有一個詞能確切地把噩夢的反面意思表達出來。「白日夢」不怎麼合適，因為我是在那晚睡著以後享受到這種幾乎是肉體上的狂想的。
我坐在奧斯特萊謝醫生的鋼琴旁。房間裡幽暗無聲。時間很晚了，只有我獨自一人。我開始彈奏。非常輕鬆，就像呼吸般毫不費力。我從簡單樸實的《c大調序曲》彈起，自然地依次彈了《平均律鋼琴曲》，變奏曲，奏鳴曲，無懈可擊地彈完了《賦格曲藝術》。然後，我又開始彈《c大調序曲》，無休止地重複著大師那一整套鋼琴曲。
我的身體和靈魂完全浸沉在愛之中，我不僅再一次彈奏音樂，我是和音樂再度結合在了一起。這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時刻。
這時，我醒了。如果夢中的歡樂是強烈的，現實的痛苦就更強烈了。我現在肯定無疑地知道我永遠也不可能在那架鋼琴上彈奏了。
第二天上午，我給奧斯特萊謝太太打電話，感謝她同意把公寓賣給我，特別感謝她慷慨地提出送給我鋼琴，但很遺憾我無法接受。她很有禮貌地答覆說她能理解，但聽得出來很傷心。
就這樣，我於6月從波士頓搬了過來，那時黃昏還不太熱，足以吸引慢跑鍛鍊的新手。
我甚至找到了一個清潔女工來給我收拾滿地扔著的襪子和護腿，弄出些整潔的樣子來。我常常回家看見她給我留下的富有營養的晚餐，可以放在微波爐中加熱後吃，同時還附有一張這類責備性的條子：
親愛的醫生，健康是從家裡開始的。你的瑪麗·貝斯
根據合同，我有兩個實驗室助手，他們毫無疑問地加速了我工作的進展。我每週有3個下午從事小兒神經科的治療。儘管很遺憾，我主要處理的都是些除了提供診斷外已無法進行治療的病人，但我仍很高興能和小病人直接接觸。這也起了提醒我為什麼要從事我所進行的研究的作用。
到80年代末，基因工程終於產生了一些具體結果。我自己的情況是，我開發出了一種技術，可以啟用一個特殊的t細胞殺手，它能摧毀老鼠體內的某些腫瘤。
我的生活也並不是只有工作沒有娛樂。我是說，至少一年一次，我會到充滿異國風情的地方去，如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檀香山、東京等（我的同事們確實知道如何選擇開會地點）。而我非去不可，因為我已是會長了。
在那些年裡，這些活動給我帶來了還說得過去的社交生活：偶爾的短暫的浪漫。我認為其中有些女人是有可能發展的，但我沒有繼續下去，因為不論她們有著怎樣的天資和性格，她們不是西爾維亞。
我們當時都有一種緊迫感。弗倫奇·安德遜，我們這個領域中的先驅者之一，很好地表達了我們大家的這種感覺：「問一問只能再活幾個月的癌症病人，問一問肉體正在枯縮的艾滋病人……這種‘緊迫’來自對需要幫助的同胞的出於人性的同情。」
但如果我們這個分支在醫療上真要想起飛的話，還得華盛頓官方有勇氣允許我們在人的身上進行我們治療方法的試驗。
這裡牽涉到各種各樣的道德和醫學問題。認為這是對上帝的工作的干預的想法是一種從教義出發的反對意見。還有正常的擔心，說如果人體內至少有著10萬個基因，那也許可能錯誤地啟用了不該啟用的基因，從而造成某種異常贅生物的噩夢。
然而，直到我們能在食品與藥物管理局內找到什麼人願意從信仰上來個飛躍，我們的鬥爭就將一直是一齣沒有結局的戲。慎重的小組委員會總能設法逃避這個問題，直到把它變成學術問題，也就是說，病人死去了。得有人去強迫他們在還有一點時間的時候讓我們干預，於是這就成了我的任務。
我是在喬希·李普頓快死時遇見他的，他是個可愛的、頭髮亂亂的11歲男孩，從休斯頓轉來前已經用化療、放療和手術對他那無情地生長著的延髓腫瘤進行過治療，但都沒有效果。現在他最多隻能活幾個星期了。
儘管醫療科學的箭袋中的每一支箭都為他用過了，喬希和他的父母仍在鬥爭。他牢牢地緊抱著生命不肯鬆手，他的父母繼續尋找著其他可能的方法，甚至不惜到墨西哥河對岸的「絕望者診所」去打聽他們的異端療法。
我決定向華盛頓請求特准處理。我請兩位國際聞名的專家提交了宣誓證詞，說明一切已知的醫療手段已無法幫助這個男孩。既然已不會造成進一步的痛苦或傷害，他們敦促政府的頭頭們允許我們試用我的方法，這個方法成功地——至少在實驗室中——遏制了腫瘤的生長。
當政府官員們道貌岸然地討論和爭辯之際，喬希的生命正在迅速衰竭下去。一天傍晚我給他做了檢查，意識到在這無盡無休的檔案旅行中的下一份檔案將會是他的死亡證明。
儘管我不認識委員會的主席斯蒂芬·格拉賓納博士，我還是直接給他打了個電話，說明情況：
「你是不是要我在他的葬禮上宣讀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對他治療的批准？見鬼，你們認真點，好不好，博士？冒一下險吧。是我的腦袋有危險，不是你們的。」（其實是喬希的腦袋，但在這類激烈的鬥爭中，病人常常會發現自已被推到了次要地位。）
電話線的那頭似乎有了點反應。心靈喚醒了理智，理智喚醒了意志。
「明白了，希勒大夫。我來看看能不能在週末召開委員會。」
奇怪的是，在有些重大事件上你記住了那些無關緊要的細節。1991年3月14日星期四凌晨將近3點鐘，我們坐在實驗室裡正要開始品嚐一種新的佳餚，我特地從北風餐館定來的燻鮭魚比薩餅。這時，電話鈴響了，找我。我斗膽想道，半夜這個時候打電話不可能是小事。
「嘿，馬修，我是斯蒂夫·格拉賓納，對不起這麼晚給你打電話，可是我知道你不會願意我等到天亮的。我就不拿細節來煩你了，最重要的是我們同意你進行一次這種治療，不得重來。明天上午我把同意書給你傳真過去。」
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格拉賓納博士，斯蒂夫，你叫我說什麼好？」
「啊，」他既輕鬆又疲倦地答道，「你可以說你絕對可以肯定這不會變成一件恐怖的事。」
「哎，我沒法兒說這種話，你是知道的。」
「所以我要去喝上一大杯蘇格蘭威士忌，然後上床睡覺。晚安，老夥計。」
當我迅速列出要叫醒的工作人員的名單時，疑慮和不安開始襲上心頭。我承擔了把一個人的生命帶上未知航程的責任。儘管喬希的父母已向我保證他們不抱幻想，但一想到我的失敗會給他們造成怎樣的痛苦，我仍然覺得受不了。
時間太寶貴了，我給喬希病房的值班護士打電話，讓她把喬希的父母立刻叫來在知情同意書上簽字。她回答說李普頓先生和太太已經在兒子的病房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