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強烈地意識到每一粒沙子正不停地從沙漏中漏下，我衝過院子，跳上電梯。今晚電梯上數字變動之慢令人痛苦。
到達喬希的樓層後我衝向他的病房。芭芭拉和葛利格·李普頓已經在走廊裡等著了。他們的高興實在是為時過早，讓人不安。
「啊，希勒大夫，真是個好訊息。」芭芭拉激動地說。
「謝謝你，大夫，」父親比較清醒地說，「你給了我們又一次機會。」
我知道自己最困難的任務是保持信心而又不完全排除疑慮。這很微妙，但我必須這樣做。他們和我一樣必須有失敗的準備。
孩子已經醒了，我們友好地交談了幾句。我的高階實驗助理裡薩在準備器械。
我問小病人他知不知道我們要幹什麼。
「爸爸說這是又一次擊球，是種新藥什麼的。」
「不是藥，」我解釋道，「只是我想出的一種辦法，把你血液中的細胞重新安排一下，好讓它們回到你的身體裡去把腫瘤永遠吞滅。」
他睡意矇矓地點了點頭。我從盤子裡拿起注射器，想在孩子瘦骨零丁的胳臂上找一條沒有被針扎過的血管。我儘可能輕地把針紮了進去，抽了血。
裡薩這時急急回到實驗室，兩個助手等在那裡，開始了那緩慢的、棘手的、仍未能證實的、將他的t細胞進行處理使它們能向腫瘤進攻的過程。
清晨6點，我實驗室的裝置嗡嗡作響，啟用過程正在進行。這需要時間，而最缺乏的正是時間。我沒有事情可做，就在實驗室裡來回踱步。裡薩是唯一有膽量指責我的人。
「看在老天的分上，馬特，你就不能找個別的地方去踱方步？你搞得大家都緊張得要命。」
正在這時，電話鈴響了。電話是醫院新聞官員華倫·奧立佛打來的。
「嘿，希勒，出了什麼事？」
我沒有心情公開我的焦慮，因此努力迴避問題。但他很堅持。
「我聽說你得到了華盛頓那幫人的同意，怎麼回事？這可是新聞，老兄。這是了不起的新聞。」
「只有成功了才是。」
「會成功的，對不對？再說，就是不成功，你是第一個獲得同意這樣做的人，僅僅這一點對我們就很有利呀。」
我盡力控制住火氣，提醒自己他的任務是在報紙上得到報道，這正在迅速成為醫學中的一門專業。
「對不起，華倫，現在我實在是忙得要命。」
「好吧，只是不要忘了我的存在，馬修。我們是一起的。你是內勤，我是外勤。」
我不等他說完他那套打氣的話就掛上了電話，發誓不對我的實驗室人員做華倫對我做的事。
我告訴大家我要離開醫院去吃早飯，而且幾個小時之內不會回來。他們沒有掩飾感激之情。
三天後我們結束了反病毒基因轉換，可以把新細胞導人病兒的血液中去了。雖然沒有人正式知道將發生什麼事，但即使在他病房外的走廊裡都能感覺到緊張的氣氛。
孩子的父母分別站在喬希枕頭的兩邊握著他的手，我坐在床上開始往他的血管中注入這魔劑——這是我為了孩子這麼叫的。我儘量顯得有信心。
「這些細胞怎麼知道該往哪兒去呢，大夫？」事後芭芭拉問我道，「難道它們沒有可能消失在身體的其他部分嗎？」
這是我噩夢中出現的狀況。「呃，」我沒有直接回答，「每一個細胞都有自己獨特的脫氧核糖核酸地址。我希望我的病毒有著正確的郵編號。」
從病人身上看不到立刻的反映，好的和壞的都沒有。
我們進入了觀察階段。
此後的日子裡，除了慢跑和取郵件，我幾乎一刻也不離開醫院，每天去看喬希五六次，做例行的生命特徵檢查，觀察他的眼睛，等等。
一次，他的父親堵住了我，極力想在資訊上撈幾根稻草。「現在情況如何，大夫？」
「現在要說出個所以然來還為時過早，葛利格。」
「那你為什麼老是給他做檢查？」他問。
我怎麼能對他說實話，告訴他我只是想檢查檢查，看他的兒子是不是還活著？
在第5天快結束時，我們把喬希送到放射科去做術後第一次掃描。當放射科專家阿爾·雷丁使勁往一個微型磁帶錄音機裡口述他的觀察所得時，我們全都擠在他的周圍。
「腫瘤大小是1.5×2×2，和上一次在14日的大小比較，表明沒有增大。」
從旁觀者中發出一陣嗡嗡聲。
「我沒聽錯吧，阿爾？」我問道，希望百分之百地肯定這不是我的想像，「你是說腫瘤一點兒也沒有長嗎？」
「我想剛才我就是這麼報告的，馬修。」雷丁不帶任何感情色彩地說，一面挪開身子好讓我更仔細地看看。
這時我突然滿懷希望，但卻沒有勇氣和別人分享這份希望，甚至不敢告訴他的父母，而他們的反應和我們謹慎的放射學家正相反。
芭芭拉開始輕輕地哭了起來。「你成功了，大夫，它已經不發展了。」
「我們現在還不能肯定地這麼說呢，」我警告道，「再說，只要有一丁點的腫瘤，就總會有大出血的危險。我們還沒有擺脫困境呢。這也可能是暫時的緩和。現在我要再給他導人一些我們做好的新細胞。」
但是現在我抱樂觀態度了。謹慎的樂觀。
4天以後的掃描表明，腫瘤不僅停止了生長，而且縮小了20％。要掩飾我的狂喜心情是越來越困難了，特別是當兩個星期以後，喬希已能兩條腿垂在床邊坐起來時。
「你會打網球嗎，孩子？」進行第三次細胞導人的那天早上我問他道。
「會一點。」他說。
「那你和我應該約好哪天打一場。」
「好的，大夫。」他笑了。這一次我能從他的眼睛裡看出樂觀的情緒。
3個晚上以後，奇蹟出現了。我正結束查房，心想順便去看看喬希。我拐過一個彎，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走廊的那一頭，我的病人正和他的父母一起散步呢！沒有人扶著他。
這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景象，我無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向他們衝了過去。
「你感覺怎樣？」我上氣不接下氣地問道。
「很好，大夫。特棒。」
「他不僅很好，他簡直是好極了。」葛利格笑道。這是我看到他最表露感情的一次。
我們沒有按照慣例要求預約。我乾脆讓一個護士去通知放射科，說我們馬上帶孩子去做掃描。他們沒有讓我們等。
結果十分轟動。腫瘤縮小到原來的一半，已經不再壓迫大腦了。
不易動感情的阿爾·雷丁終於解凍，使勁和我握手。「祝賀你，馬特，你成功了。」
「不，阿爾，應該受到稱讚的是喬希。」
回到辦公室以後，我給自己生活中有關的人都打了電話，媽媽和馬爾科姆，蔡茲和艾倫，他們都激動得說不出話來。我剛一放下電話，電話鈴又突然大聲響了起來。
「現在內情如何了，馬修？」華倫·奧立佛急躁地問道。「記者是我們通向捐助人的渠道。我想提醒你，我們的科研專案需要很多經費，我還特別欠《紐約時報》一個姑娘的一份人情。快說吧，」他敦促道，「按規矩辦事，告訴我，你有沒有什麼有價值的事情可報告的？」
「還沒有呢，」我答道，心裡想一次成功還不足以提供充分的科學根據，「不管我告訴你什麼都有可能激起不切實際的希望。」
「你剛才說的是‘激起’嗎？你是說你有什麼肯定的結果瞞著我嗎？看在老天的分上，馬修，快說吧。」
我敗下陣來。我違背自己的理性判斷，同意到奧立佛的辦公室去接受15分鐘的採訪，在電視上簡短地說上幾句。
記者都是專業人員，大多數本身就是醫學博士。雖然他們對我告訴他們的內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我卻很放心，知道他們不會著意去渲染細節。
媒體的宣傳對我來說毫無意義。
只有一個古怪的例外。
我突然在想，不知義大利的報紙會不會轉載這條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