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無言地坐在一起，看著太陽漸漸落下。
我開始感到不自在，急於擺脫出來。
這時，西爾維亞嘆了一口氣。「現在好一些了，馬特。即使我死去，至少也見到你了。」
「可是你不會死的，西爾維亞，」我強調說，「我不會讓你死。我已經對你說過了。」
她看著我。
「不知道為什麼，當你這麼說的時候，我相信這一點。除了那個姓李普頓的男孩，你還治好了多少人？」
啊，她到底還是一直關注著我事業發展的情況的。
「呃，明天我把登在《新英格蘭雜誌》上的一篇我最新的文章影印給你看看。」
「不，我要聽你親口告訴我。」
「哦，喬希明年就要高中畢業了，凱蒂剛生了第二個孩子，唐尼·科恩和保羅·多諾萬過著完全正常的生活，而斯文·拉松的滾本球隊剛剛成功地打進了州半決賽。」
「就這些嗎？」
「不止這些。我的這個技術在丹佛和聖地亞哥有醫療小組使用，效果很好。但是你自己也是個醫生，你知道不存在百分之百的成功率這種事情。」
我希望她不要再刨根問底了，她也沒有再問。
我不由自主地看了一眼手錶。
「你現在就要走了嗎？」她可憐巴巴地問道，「難道你連喝點什麼的時間都沒有嗎？」
「對不起，我還有一個約會。」
我想起答應過8點後給埃維打電話。
「你就不能往後推幾分鐘嗎？」
她已經招呼了女僕，這時，她正站在一旁聽候西爾維亞的吩咐。「你是不是還愛喝白葡萄酒，馬修？」
「好吧。」我讓步了，但是心裡很生自己的氣。
女僕很快端著托盤走了進來，托盤上有一瓶上品白葡萄酒和兩隻酒杯。
也許是因為在夕陽的光輝下，西爾維亞的臉上似乎稍稍有了點血色。我們逐漸開啟了記憶之鎖，開始回憶過去的幸福時光。而我們是有過許多幸福時光的。15分鐘變成了半個小時，這時她說「吃了晚飯再走吧？」這一回我本可以很容易地拒絕的，但我自願地留了下來。
我們坐在一間天花板很高的餐廳裡，牆上掛著雷諾阿、塞尚和修拉的油畫，使這間屋子看上去像是個著名畫廊的附屬建築。
把談話侷限在過去是越來越困難了。
「你後來有沒有再見到過弗朗索瓦？」我問道。
「實際上還真見過，」她說，「在某種意義上他背叛了自己。」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他有兩千個醫生在35個國家工作，你怎麼可以把這稱做背叛呢？」
她看著我笑了。
「現在他不僅把襯衫扣得好好的，還真戴領帶穿上衣了。」
「啊，」我笑了起來，「這可真是中產階級化了。」
「去年我們在巴黎和他一起吃晚飯，」她接著說道，「他拼命想哄尼科捐錢。晚餐結束的時候，我們少了幾百萬美元，他在加彭有了一所野戰醫院。」
「說起醫院，你最後專門搞了哪一科？」
她微微皺了皺眉。「很久以前我就不得不放棄了醫學。不過那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講給我聽聽，」我說，「我很好奇，想知道有什麼能使你那了不起的理想主義消沉下去。我是說，你對兒童那麼有辦法。我永遠不會忘記在厄利垂亞的第一個下午你診斷的那個亞急性的病兒。」
「唉，馬修，那是非洲。義大利完全是另一碼事。」
「意思是？」
「醫學和婚姻不那麼容易讀到一起。這和當年我母親在家的一角辦《晨報》不一樣。我用不著告訴你小兒科有多麼勞神費力。再說，尼科需要我晚上在他身邊，當然還有孩子們。」
我開始懷疑，這是不是我曾一度熟知的那個西爾維亞。我很難掩飾我的失望。
她也意識到了這一點。
「對不起，馬修，不過你一向對我期望過高。你無法把一個任性的、被慣壞了的米蘭女孩塑造成特利莎修女1」。
1特利莎修女（1910-1997），出生於馬其頓，1979年獲諾貝爾和平獎金，是救濟貧民、特別是印度貧民的天主教仁愛傳教會的創始人。
「得了，西爾維亞，我知道你是什麼樣的人，忘記這一點的是你。」
「好吧，大夫，」她兩手往上一抬，說道，「保留你的幻想吧。」
「不過我還是和醫療行業有些聯絡的，」她帶點辯解的意思說，「我是醫院的理事之一，明年我將成為義大利紅十字會的主席。」
我的尋呼機突然響了起來。我拿出尋呼機，液晶顯示屏上顯示的是：給你的妻子打電話——5551200。
我迅速道了聲歉，撥了這個號碼。
「你沒事吧？」埃維問道，「你在哪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