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錯!但是從現在開始，你也可以寫了!」老文人說，示意這個話題已經結束了。
「如果你想找出他身在何方，仔細讀他的專欄。」綜藝版作家說，「他一定躲在裡面什麼地方，他在文章的各個角落都藏滿了訊息，小小的秘密的訊息。你懂我的意思嗎?」
卡利普說了一段往事代替回答，小時候耶拉曾經向他示範，如何用他文章裡每一個段落的頭尾單字湊成句子。他透露他怎麼樣組字謎來瞞騙審查官和報紙督察員，怎麼樣用句子的頭尾音節編排字串，用所有大寫的字母組成句子，還有惹火「我們姑媽」的文字遊戲。
綜藝版作家問：「你們姑媽是老處女嗎?」
「她沒結過婚。」卡利普說。
耶拉和他父親是不是曾為了一間公寓引發爭吵?
卡利普說那是「好久好久以前的」口角。
他是不是真的有一個律師伯父，分不清楚哪些是法庭記錄、訴狀和法條，哪些是餐廳選單和渡輪時刻表?
卡利普說他猜想這也和其他的事情一樣只是傳說。
「找找線索吧，年輕人!」老作家不悅地說，「耶拉不會把事情講得清楚明白!我打賭我們這位熱衷偵探冒險和胡儒非教派的朋友，已經一點一滴地，像是用繡花針挖掘一口井似的，從耶拉專欄裡的隱藏文字中挖出了意義。」
綜藝版作家說，這些文字遊戲很可能真有一個意義，也許它們指示著來自未知的訊息，而也許正是這份與未知的緊密連線，使得耶拉得以超越那些註定默默無聞的作家。除此之外，他想要提醒他這句諺語有它的道理：「名氣太大的記者不會有好下場。」
「也可能，真主保佑，他說不定死了!」老記者說，「怎麼樣，你喜歡我們的遊戲嗎?」
「關於他喪失記憶這一點，」綜藝版作家說，「是真的還是假的?」
「都是，」卡利普說，「是真的也是假的。」
「那麼，關於說他的藏身處遍及全城?」
「也一樣。」
「或許此刻他正孤零零地在其中一個藏身處嚥下最後一口氣，」專欄作家說，「你也知道，他自己也挺愛這種猜謎遊戲的。」
「如果他快死了，他會召喚某個親近的人到身旁。」綜藝版作家說。
「才沒這個人呢。」老專欄作家說，「他跟誰都不親。」
「我敢說這位年輕人並不這麼想，」綜藝版作家說，「你還沒告訴我們你叫什麼名字呢。」
卡利普告訴他們。
「那麼，告訴我，卡利普，」綜藝版作家說，「在他窩藏的地方——天曉得他是受到什麼衝動的驅使——一定有某個耶拉覺得夠親近的人，至少可以讓他吐露寫作秘密和臨終遺言，對不對?畢竟，他並不是一個全然的孤獨者。」
卡利普思忖片刻。「他不是一個全然的孤獨者。」他感觸良多地說。
「那麼，他會召喚誰?」綜藝作家問，「你嗎?」
「他妹妹。」卡利普脫口而出，「他有一個小他二十歲的同父異母妹妹，那是他會聯絡的人。」接著他陷入沉思。他回想起那張生鏽彈簧破肚而出的扶手椅。思緒繼續延伸。
「或許你已經逐漸抓到了我們遊戲的邏輯。」老專欄作家說，「你或許開始品嚐到自己正邁向合理的結論。因此我必須坦白告訴你一點：所有的胡儒非信徒都無可避免地走入悲慘的下場。法茲拉勒，胡儒非教派的創立者，最後像條狗一樣被人殺死，屍體的腳上被綁條繩子拖著遊街示眾。你知道嗎?六百年前，他也是通過解夢而進入這一行，就如同耶拉。不過他並不是在哪家報社孜孜不倦地工作，而是躲在城外一個山洞裡……」
「經由這樣的比較，我們對一個人能有什麼瞭解?」綜藝版作家說，「一個人能夠多麼深入另一個人生活的秘密?三十多年來，我一直試圖深入探究那些悲慘的電影演員的秘密，那些模仿美國人的我們所謂的‘明星’。於是我發現了這一點：有些人，他們說每個人類都有一個分身，他們錯了。沒有任何一個人像另一個人。每個可憐的女孩都有她自己的可憐樣。我們的每個明星都獨一無二，如同天上的星星，孤孤單單，個個是找不到同類的悲慘星斗。」
「除了好萊塢的原版模特兒之外，」年老的專欄作家說，「我有沒有跟你提過耶拉所仿效的原創者名單?除了但丁、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魯米外，他還大大方方地抄襲了我們偉大的宮廷詩人謝伊·加里波的《美與愛》。」
「每一個生命都是獨特的!」綜藝版作家說，「每一則故事之所以能夠成為故事，是因為它不會一模一樣。每一位作家都是獨一無二的自己，都是充滿個人特色的二流作家。」
「呸!」老作家說，「我們拿他頗感自滿的那篇來看，什麼《博斯普魯斯海峽乾涸的一天》那篇。裡頭所有末世的景象，根本就是直接抄襲自好幾千年前的古書，描述救世主降臨前的毀滅之日，不是嗎?從古蘭經中，審判之日的章節裡抄來的，從伊本·赫勒敦[1]伊本·赫勒敦（ibnkhaldun，1332—1406），阿拉伯歷史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1]和阿布·呼羅珊的書裡抄來的，不是嗎?然後他再加入一個什麼黑道老大的低俗故事，毫無藝術價值可言。當然了，文章中的各種噱頭，還不足以造成某小部分特定讀者的風靡狂熱，或是促使當天報社接獲上百個歇斯底里的女人的電話。真正的原因，是字裡行間隱藏的秘密訊息恰巧被讀者解讀出來——不是被你我這種普通人，而是一小撮手上擁有密碼書的信徒。這些信徒遍佈全國各地，其中一半是妓女，另一半是男同性戀，他們把這些訊息當作神聖的律令，從早到晚打電話到報社來，想確定我們不會把他們的教主耶拉先生給踢出門外，叫他為那一堆胡言亂語負責。不只這樣，還老是會有一兩個人守在大門口等他。卡利普先生，我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他們其中之一?」
「可是我們挺喜歡卡利普的，」綜藝版作家說，「我們在他身上嗅到自己年輕時的氣味。我們信賴他，所以才告訴他我們的心裡話。我們便是靠這種直覺來分辨是非。莎蜜葉·莎曼女士，以前一位耀眼的明星，當她在一家養老院安度晚年時曾經對我說：‘嫉妒這種疾病……’怎麼?你要走了嗎，年輕人?」
「卡利普，小夥子，既然你要走了，那麼先回答我一個問題，」老專欄作家說，「英國電視臺搞什麼要訪問耶拉而不是我?」
「因為他文章寫得比較好。」卡利普說。他已經從桌邊起身，準備跨入通往樓梯的安靜走廊。他聽見老作家在他身後大喊，渾厚的聲音絲毫不失原有的歡悅。
「你真以為你剛才吞的是胃藥嗎?」
走上外面的街道，卡利普小心謹慎地四下觀望。對面人行道的一個角落裡，一個賣桔小販和一個禿頭男人茫然呆立，那個地點曾經發生過神學院學生焚燒報紙的事件，因為報上刊登了一篇他們視為褻瀆的耶拉專欄。眼前兩個人看起來不像在等耶拉。卡利普穿過馬路到對面去買了一個桔子。正當他剝桔子吃的時候，他突然感覺到有人在跟蹤他。來到卡格尤魯廣場，他轉向辦公室的方向，還是搞不懂剛才那一刻怎麼會突然有股毛骨悚然的感覺。他緩緩走下街道，目光望進書店櫥窗，就是想不通為什麼那股感覺如此真實。彷彿模糊中有一隻「眼睛」緊盯著他的後頸，就是這樣。
當他緩步經過其中一家書店前時，他的眼睛遇上了櫥窗裡的另一對眼睛。四目交會的剎那，他的心突然跳了一下，好像巧遇自己長久以來的摯交。櫥窗裡展示的是一家以偵探小說為主的出版社，如夢總是狼吞虎嚥地閱讀他們的書。卡利普常在書上看到的那隻奸邪的小貓頭鷹，此刻正耐心注視著卡利普和週六櫥窗外來往的人潮。卡利普走進店裡，挑了三本他認為如夢還沒看過的舊書，結賬包好，外加廣告看板上介紹為本週之選的一本書《女人、愛情、威士忌》。一張頗大的海報釘在上層書架上，寫著「土耳其惟一達到第126名的偵探小說系列：排名就是我們最好的品質證明。」店裡除了同一家出版社的「文學羅曼史」和「貓頭鷹趣味小說系列」之外，還賣其他書。於是卡利普詢問店員有沒有一本關於胡儒非教派的書。一位矮壯的老人坐在門口的椅子上，一邊監視著櫃檯後的蒼白年輕人，一邊張望著外頭泥濘的人行道上絡繹不絕的人群。他給了卡利普一個意料中的答案。
「我們沒有。去小氣鬼以斯馬的店問問看。」接著他又補充，「好久以前我曾經拿到幾本偵探小說的草稿，從法文翻譯過來的，翻譯者是奧斯曼·亞拉列丁王儲殿下，他剛好就是個胡儒非信徒。你知道他怎麼死的嗎?」
出了店外，卡利普朝人行道前後張望一會兒，但沒有看見任何值得留心的異狀：一個女人帶著孩子正在研究三明治店的櫥窗，孩子身上的外套太大了；兩個穿著一模一樣綠色襪子的女學生，一個身穿棕色風衣的老人，正等著過馬路。可是，他才剛跨步要走向辦公室，就感覺到同樣一隻緊迫盯人的「眼睛」落上他的後頸。
卡利普從來不曾被人跟蹤過，也從來不曾體驗過被跟蹤的感覺。他對這件事的認識，僅限於他所看過的電影或是如夢的偵探小說中的情節。雖然他只讀過幾本偵探小說，但他卻時常高談闊論此種文類：應該有辦法架構出一本小說，讓它的開頭和結尾的章節一模一樣；應該寫一個沒有「結局」的故事，因為真正的結局已經被隱藏在中間的內容裡；應該要編造出一本小說，其中的角色全是瞎子，等等。卡利普在腦中組織著這些如夢嗤之以鼻的假設，夢想或許有一天他能夠成為故事中的另一個人。
辦公大樓的入口旁邊，有一個無腿的乞丐蜷縮在壁凹裡，卡利普想像他兩眼都瞎了。想到這裡，察覺自己已捲入這場噩夢越來越深，他才決定這一切不只是如夢離去的緣故，必然也要歸因於睡眠不足。走進辦公室後，他沒有立刻坐回辦公桌前，反而開啟了窗戶探頭往下看，觀察人行道上的所有動靜。過一會兒，他回到桌前坐下，而他的手則不由自主地，不是伸向電話，而是朝一個放有紙張的檔案夾伸去。他拿出一張白紙，不多加思索便振筆疾書。「如夢可能會去的地方：她前夫家。我伯父家。芭努家。一個‘安全’的住所。一個半安全的住所。一個討論詩文的場所。一個什麼東西都討論的場所。尼尚塔石的某間房子。任何一棟老房子。一棟房子。」看見自己寫的東西沒什麼邏輯，他放下筆。接著他又抓起筆，把除了「她前夫家」之外的可能性全部劃掉，然後再另起一段：「如夢和耶拉可能會去的地方：耶拉的某個藏身處。如夢和耶拉在一間旅館裡。如夢和耶拉去電影院。如夢和耶拉?如夢和耶拉?」
寫下這一切，讓他想起那些偵探小說，而自己恍若故事裡的主人公。他感覺自己正逐漸接近一扇門，通往如夢，通往一個新的世界，通往一個他渴望成為的新身份。在門後隱約可見的那個世界裡，被人跟蹤的感覺是正當合理的。假使一個人相信自己被人跟蹤，那麼他一定也會相信自己可以是這樣一個人：為了尋找一名失蹤者，坐在桌前，列出所有必要的搜查線索。
卡利普很清楚自己根本不像偵探小說中的主人公，但通過假裝自己就是、「像是」這麼一個人，或多或少減輕了一些包圍在四周讓他喘不過氣的物品和故事。稍晚之後，年輕的服務生——他的頭髮從正中央驚人地對稱分邊——端來卡利普向餐廳叫的餐點，這時的卡利普幾乎已經完全融入偵探小說的世界，到處都是寫滿線索的紙張。出神的程度，甚至連放在髒托盤上的烤肉飯和紅蘿蔔沙拉，在他眼裡似乎也不再是他吃慣的乏味菜餚，而變成了他從沒見過的珍奇美饌。
飯吃到一半電話響了。他順手拿起話筒，彷彿已經等了很久。打錯了。吃完飯挪走托盤後，他打電話回自己尼尚塔石的公寓。他讓電話響了很久，腦中想像著如夢，回到家累了，爬下床接電話。沒有人接，但他並不訝異。他又撥電話給荷蕾姑姑。
為了先發制人，不讓姑姑有機會提出新問題，卡利普一口氣把事情交代清楚：因為他們的電話壞了，所以他們沒辦法打電話聯絡；如夢當天晚上就復原了，精神飽滿，一點也沒事，她現在穿著那件紫色的外套，心情很好，正坐在1956年的雪佛蘭計程車裡等卡利普；他們正準備前往伊茲密爾，去探視一位重病的老朋友；船不久要開了，卡利普在路上一間雜貨店裡打電話；多謝雜貨店老闆，店裡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還肯借他用電話；要掛了，姑姑，再見!然而荷蕾姑姑仍設法插話問道：你們確定門都鎖好了嗎?如夢有沒有帶她的綠毛衣?
一直到賽姆打來時，卡利普還在思考，一個人光盯著一張他從沒去過的城市的地圖，是否可能產生深遠的改變?賽姆告訴卡利普，早上他走了之後，自己又繼續在資料庫裡鑽研，結果發現了一些或許有用的線索：那位意外害死老婦人的默哈瑪特·伊瑪茲，沒錯，他很可能還活著，只不過他用的名字不是他們之前推測的阿哈馬·卡刻或哈爾敦·卡拉，而是像個遊魂似的，以一個絲毫不含半點化名意味的穆阿馬·厄吉尼之名行遍天下。之後，當賽姆在一本全然擁護「相反觀點」的刊物裡遇到同一個名字時，他並不訝異，令他嚇一跳的是，另外又有一個名字叫沙利·果巴契的人，發表了兩篇尖銳批評耶拉專欄的文章，裡頭不僅使用了同樣的修辭形式，甚至連錯字都一模一樣。仔細推敲後，他才注意到這個人的姓名不但與如夢前夫的姓名有著相同的子音，而且還彼此押韻。接著他又看到，此人的名字出現在一本小型教育刊物《勞動的時刻》中，頭銜是總編輯。於是賽姆替卡利普記下了這個編輯辦公室的地址，位於城市西邊的郊區：巴克爾廓伊，錫南帕夏區，豔陽丘，瑞夫貝街十三號。
掛上電話後，卡利普在市內電話簿的地圖上找出錫南帕夏區。他很驚訝，豔陽丘新開發區涵蓋了一整片原本荒涼的丘陵地，十二年前如夢和前夫剛結婚時，因為丈夫想要對勞工進行「田野調查」，他們便搬進了那裡的一棟違章建築。卡利普仔細檢視地圖，看出那片他曾經去過一次的丘陵地，如今已劃分為多條街道，每一條都依照獨立戰爭中的英雄命名。角落裡有一塊廣場，上頭標示著綠色的公園、清真寺的宣禮塔和一塊小小長方形的阿塔圖克雕像。這是卡利普一輩子也無法想像的一片區域。
他打電話到報社，對方說耶拉還沒有來，接著他打電話給易斯肯德。他告訴易斯肯德他已經聯絡上了耶拉，也傳達英國電視臺想採訪他，耶拉好像也不反對這個提議，只不過他最近實在太忙。敘述故事的過程中，他聽見另一頭傳來小女孩的哭聲，就在電話附近。易斯肯德告訴他，英國人至少還會在伊斯坦布林多待六天。他們聽說了許多關於耶拉的佳評，他相信他們會願意等，如果卡利普有興趣的話，可以主動去佩拉宮飯店[1]佩拉宮飯店（perapalashotel）：建於1892年，是一棟古色古香的建築，推理小說大師阿嘉莎·克莉絲蒂便多次投宿此旅館的411號房，在此寫下《東方快車謀殺案》。[1]拜訪他們。
他把午餐托盤拿到門外，離開大樓。走下通往海邊的坡道，他注意到天空呈現出前所未見的暗淡蒼白，彷彿天就要降下飛灰。但即便如此，週六的人群大概也會裝出一副習以為常的樣子。或許這就是為什麼人們總低頭望著腳下泥濘的街道行走，因為他們希望能習慣這種想法，不要讓自己大驚小怪。夾在腋下的偵探小說令他心安不少。或許該慶幸這些故事是出自於遙遠、魔幻的國度，由一群抑鬱不樂的家庭主婦翻譯成「我們的話」——她們曾經在某些外語高中就讀，但後來卻放棄學業，為此她們後悔終生——多虧這個原因，如今我們大家才能不受影響地為自己的生活奔忙，而辦公大樓入口前一身退色西裝替人填充打火機的小販、看起來像一團破爛抹布的駝背男人，以及共乘小巴車站前安靜的乘客們，才都能夠一如往常地庸碌過活。
他在埃米諾努上了公車，到離公寓不遠的哈比耶下車。他看見皇宮戲院前擠滿了人，他們正在等待兩點四十五分的星期六午後場電影。二十年前，卡利普和如夢以及她其他同學也會來看這個午後場，擠在一群身穿同樣軍用上衣、滿臉青春痘的學生中間。他會走下和現在一樣撒滿鋸木屑以防雪滑的臺階，研究小燈泡點亮的框格里即將上映新片的角色劇照。然後，默默地充滿耐心地，望著如夢的方向，看她正在和誰說話。前一場電影似乎始終演不完，門好像怎麼也不會開，他和如夢肩並肩坐在熄燈暗影裡的那一刻彷彿永遠都不會到來。這一天，當卡利普發現兩點四十五分這一場還有票時，一股自由的感覺陡然湧入心頭。電影院裡，前一場觀眾留下來的空氣又悶又熱。卡利普知道，等會兒只要一熄燈上廣告自己將會馬上睡著。
醒來之後，他坐直身體打起精神。銀幕上有一名美麗的女子，一位真正的美女，美麗而迷惘。接下來看到一條寬廣平靜的河流、一間農舍、一座美式農莊坐落於濃密的綠陰中。接著，迷惘的美麗女孩開始和一名卡利普從沒在別部片中見過的中年男子說話。他們的對話緩慢而平和，從他們平緩的臉孔和手勢中，他可以看見他們的生命陷入深沉的磨難。不只是理解而已——他「懂」。生命充滿了磨難、痛苦、悲傷憂愁，把我們的臉揉捏成相仿的面貌。總當我們好不容易習慣了悲苦時，新的悲苦又壓頂而至，而且更為沉重難捱。甚至當悲苦倏然降臨時，我們也知道它其實一直都在醞釀。然而，就算我們早已有了心理準備，但當磨難像場噩夢般席捲而來時，我們依然會被孤獨所吞噬，一種絕望、揮之不去的孤獨。我們幻想著，若能找人分擔寂寞，將能使我們快樂起來。有一剎那，卡利普覺得自己的悲苦和銀幕中女人的悲苦是相同的——或許他們共享的並不是悲苦，而是這個世界，一個井然有序、不會讓你期待太多、也不會棄你不顧的世界，一個要求你必須謙卑的世界。卡利普覺得自己和眼前的女子心靈相系，看著她的一舉一動彷彿是看著自己：從井裡汲水、駕駛一輛舊福特小汽車出城、抱著孩子哄他上床睡覺。他好想擁抱她，不是由於她的美麗、她的質樸天真或是她坦率的態度，而是因為他相信自己就活在她的世界裡。倘若他能擁抱她，那麼這名淡褐色頭髮的苗條女子必然能夠分享他的想法，能夠懂他。卡利普覺得他好像是獨自一人在看電影，眼前的畫面只有他一個人能夠看到。儘管如此，很快地，中間鋪著一條柏油大馬路的酷熱小鎮，爆發了一場戰鬥，一個「領導型的強壯男人」解決了衝突，這時卡利普明白，他即將失去與那位女人之間的同夥關係。他逐字逐句閱讀字幕，同時感受到戲院裡躁動不安的人群。他起身回家。天色近黑，他走在緩緩從天而落的雪花裡。
一直到很晚，躺在藍格子棉被下游離於半夢半醒之際，他才驀然想起，他將買給如夢的偵探小說忘在電影院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