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圖拿來後，卡利普馬上從故事的麻醉劑中甦醒，他站起身，動了動被暖氣烘得懶洋洋的肌肉，然後望著攤開在桌子上的故事書，他驚異地看著充滿了故事的地圖上用綠色鋼珠筆標滿的箭號。
主人開始說，他認為歷史的對稱性是件無可辯駁的事實，我們必須做好心理準備，我們現在經歷了多少幸福快樂，到頭來便將經歷多少悲慘痛苦，諸如此類。
首先，一個新國家將在博斯普魯斯海峽與達達尼爾海峽之間興起。這一回，他們不會像一千年前那樣，引進新移民來組織這個新國家。相反的，他們會把舊居民改造成為符合他們理想的「新人類」。甚至不需要讀過伊本·赫勒敦，誰都猜得出，為了改造我們，他們必須切斷我們的記憶，把我們變成一群沒有過去、沒有歷史、沒有時代背景的遊魂。眾所周知，博斯普魯斯區山坡上和貝尤魯小巷裡有幾所陰鬱的傳教士學校，那裡的人給學生喝下薰衣草色的液體，以摧毀我們的國家意識。（「記住這個顏色的名稱。」媽媽一邊專心聽她丈夫講話一邊說。）後來引發了一些化學後遺症，西方團體基於「人道立場」，認為這種方法過於魯莽而危險。從此以後，他們便採取一種「較為溫和」、有效也更為長久的解決之道，這就是他們的「音樂—電影」。
顯而易見，此種電影方法是利用美麗女人的臉蛋影像、教堂管風琴整齊而輝煌的音樂、令人聯想到讚美詩的視覺重複技法，以及各式各樣抓住觀眾視線的畫面——酒、槍、飛機、衣服——而比起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傳教士所使用的教學法，此種手段被證實更為徹底有效。（卡利普很好奇還有誰聽過這一串顯然事先寫好的冗長句子：附近鄰居?同事?共乘小巴上的陌生乘客?岳母大人?）色扎德巴斯和貝尤魯的電影院開張沒多久，就造成幾百名觀眾失明。有些人意識到加諸在身上的恐怖陰謀後，決定抗拒，然而他們的怒吼卻在警方和腦科醫生的壓制下噤聲。如今，他們只能通過衛生署給那些被新影像弄瞎眼的孩子們發放免費眼鏡，以減輕他們內心的反抗情緒。然而終究不是這麼容易可以抹平的，零星的衝突還是會爆發。當他看見幾條街之外，一個十六歲少年朝一張電影海報發射空包彈時，他很快理解那是為什麼。還有一個人，攜帶了好幾罐汽油到一家電影院裡，當他在大廳被保鏢圍捕時，他大聲要求對方把他的眼睛還回來。沒錯，他希望要回他的眼睛，那曾經看見舊日景象的眼睛。還有報紙上以前報道過，有一個馬拉蒂亞的牧羊少年，不由自主看電影看上了癮，結果在短短一個星期內喪失了所有記憶，連回家的路都忘得一乾二淨。不知道卡利普先生有沒有看過這個新聞?類似的故事多到一個星期也講不完，都是關於一些人在看了電影后，因為太過嚮往銀幕裡的街道、服飾和女人，以致再也無法回到過去的生活，從此變成廢人。無以數計的人們把銀幕上的角色當作自己，荒謬的是，他們不僅沒有被眾人視為「有病」或「變態」，甚至我們的新統治者還邀請這些人進入其合夥體系。我們都被弄瞎了眼!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個人!
男主人，也就是如夢的前夫，現在想要知道，難道沒有任何政府單位察覺到電影院的興起與伊斯坦布林的衰落是成正比的嗎?他想要知道，難道妓院和電影院開在同一條路上只是純粹巧合嗎?他進一步想知道，為什麼電影院裡面都要那麼暗，那麼徹底而殘酷的黑?十年前，他和如夢小姐為了心中深信不疑的一個理念，以化名和假身份居住在這個屋子裡。（卡利普的目光不停地追隨著他的手指甲。）他們把政治宣言從一個他們從來沒去過的國家的語言，翻譯成我們「自己的話」，同時設法保留原文的風味；他們蒐集那些素未謀面的人物的談話，以此種新文體撰寫政治預言，經過打字和影印之後，發給那些他們永遠不會遇見的人群。事實上，他們只不過，自然而然地，想要成為另一個人。當他們發現真有人相信了他們的化名，誤以為他們就是化名中的人物時，他們多開心呀。
有時候，其中一人會忘掉了在電池廠里長時間工作的疲累，或是寫文章和寄發傳單的費神時，停下來，目不轉睛地凝視著他們輾轉弄到手的新身份證。在青春的熱情與樂觀之中，他們常會一時興起，脫口而出：「我已經洗心革面了!我是個全新的人了!」他們會抓住機會慫恿對方說出這樣的話。多虧他們的新身份，他們看見了一個過去未能察覺的新世界，並讀出其中的意義：這個世界是一本嶄新的百科全書，可以從頭讀到尾；你讀得越多，百科全書就改變得越多，你也隨之蛻變；於是，一旦你讀完了它，回過頭去再從第一冊開始重讀這個百科全書，這時你會陷入錯亂，被書頁中新發現的大量新身份弄得暈頭轉向。（接下來主人的演講就這樣迷失在百科全書比喻的書頁叢林裡，卡利普一邊聽著，一邊注意到餐具櫥的一層架子上，擺放著訂報紙時一小冊一小冊隨刊附贈的《知識寶庫》全書。）然而，如今多年以後，他才終於瞭解，這樣的惡性迴圈其實是「他們」為了模糊焦點而設下的陰謀：我們樂觀地以為，當我們變成另一個人、又變成另一個、再另一個之後，還能夠返回我們原初的身份，幸福快樂，這都是騙人的。他們夫妻倆走到半路後才明白，自己已經迷失在一大堆標誌、文字、宣言、照片、臉孔和槍械之中，再也歸納不出任何意義。那個時候，這棟房子還兀自矗立在荒涼的山丘上。一天夜裡，如夢把幾件衣物塞進她的小袋子裡，回到她的家人身邊，回到她認為安全的舊日家庭與生活中。
講到慷慨激昂處，主人（骨碌碌的眼珠讓卡利普不時聯想起兔巴哥）站起身來回踱步，弄得昏昏欲睡的卡利普頭昏腦漲。他繼續解釋為什麼他認為如果我們想要破解「他們的」把戲，那麼我們必須返回源頭，回到萬物的起點。卡利普先生也看得出來：這棟房子完全符合一個「小布林喬亞」或「中產階級」或「傳統市民」的住家。室內有包著印花棉布椅套的舊沙發椅、合成纖維的窗簾、邊緣畫有蝴蝶的瓷釉餐盤、一個難看的「餐具櫥」，裡面藏著只有假日客人來訪時會拿出來的糖果盤和從來沒用過的利口酒杯組，以及被打得爛爛的退色地毯。他很清楚自己的太太不像如夢——一個受過教育的美麗女人；她比較像他自己的母親，平庸，單純，無害（這時太太沖著卡利普和丈夫微微一笑，笑中的含意卡利普讀不出來）。她是他的堂妹，他叔叔的女兒。他們的孩子也像他們一樣。假使他的父親還在世，而且還是老樣子的話，父親所建立的生活和他現在過的想必沒有兩樣。這樣的生活是他刻意的選擇。他清醒地過著此種生活，堅持自己的「真實」身份，拒絕成為自己以外的另一個人，以此阻撓一場千年陰謀。
眼前屋子裡所有的物品，卡利普先生猜想或許只是碰巧放在這裡，但其實它們是根據同一個理由而刻意安排的。壁鐘是經過特別挑選的，因為這樣的一間房子就需要這種壁鐘的滴答聲。既然在類似的屋子裡，電視這個時候總是開著，因此他們也放任它像盞路燈似的亮著。電視機上面之所以鋪著那塊針織墊布，是因為這種家庭的電視機上一定得鋪塊類似的墊布。一切都是精心策劃的結果：餐桌上的凌亂，剪下折價券的報紙被扔在一旁，被拿來當作針線盒用的巧克力禮盒邊上沾到的果醬，甚至包括不是由他親自設計的事情，比如被孩子們折斷的形狀像耳朵的茶杯柄、晾在恐怖的煤炭爐旁的洗好的衣物。有時候他會停下來觀察，彷彿在看一部電影，傾聽自己和妻兒談論的事情、審視全家人圍著餐桌坐在椅子上的模樣。當他發現，他們的對話和動作正如他們這樣的家庭應有的樣子時，他滿心歡喜。如果說，幸福就是能夠有意識地過著自己渴望的生活，那麼，他很幸福。除此之外，他不僅達成了幸福的條件，還粉碎了一場千年陰謀，這使得他的快樂更有過之而無不及。
為了設法擠出幾句話來結束這個話題，卡利普站起身，嘴裡一邊說外頭又開始下雪了，一邊跌跌撞撞地走向門口。儘管喝了那麼多茶和咖啡，他仍覺得自己隨時要昏厥過去。主人擋在前面，卡利普拿不到他的外套，只得聽他繼續說：
他很遺憾卡利普先生必須回到伊斯坦布林，那兒是一切墮落的起點。伊斯坦布林是善惡的指標——別說是住在那裡了，就算只是一隻腳踏進伊斯坦布林，也都代表了投降，承認失敗。那座可怖的城市如今充斥著過去只有在電影裡才看得到的畫面。無可救藥的人群，破爛的車輛，逐漸沉入水中的橋樑，堆積如山的錫鐵罐，遍佈坑洞的高速公路，看不懂的巨大字母標誌，難以辨識的海報，毫無意義的殘破廣告牌，顏料斑駁退色的塗鴉，啤酒和香菸的圖片，不再呼喚群眾禱告的宣禮塔，一堆堆的瓦礫、泥巴和塵土，等等。如此的一片廢墟殘骸根本沒有希望。如果說會有什麼復興運動的話——主人相信還有許多其他的人，也和他一樣在奮力抗拒——他肯定只有可能發生在這裡，從這片被貶為「水泥貧民窟」的小區裡萌芽，原因在於，惟有這塊地區儲存了我們最珍貴的本質。身為此小區的建立者、開拓者，他深感驕傲，並且邀請卡利普也加入他們，甚至就是現在。他可以留下來過夜，說不定兩人可以來場小小的辯論。
卡利普已經穿上了外套，他向安靜的太太和恍惚的孩子們道了再見，開啟門，跨出門外。主人仔細端詳了一會兒外頭的雪，然後清晰地吐出「雪」這個字，專注的神態不禁感染了卡利普。主人曾經認識一位只穿白衣的教長，與他見了面之後，他做了一場全白的夢。純白的夢境裡，他與穆罕默德並肩坐在一輛純白色凱迪拉克的後座。前座坐著一個他看不見臉的司機，以及穆罕默德的孫子，哈珊與胡賽因，穿著一身雪白。當白色凱迪拉克駛過充滿海報、廣告、電影和妓院的貝尤魯時，兩個孫子轉過頭來擺出憎惡的表情，尋求祖父的讚許。
卡利普試著走下積雪覆蓋的臺階，但這個家的主人依舊說個不停：並不是說他有多相信夢諭，他只是學會解讀神聖的暗示罷了。他祝福卡利普先生和如夢能夠運用他的所學，而且顯然其他人已經這麼做了。
有趣的是，三年前當他政治生涯最為活躍時，他曾以化名發表了一些「全球分析」，如今卻聽見總理一字不漏地複述他當時提出的政治解決方案。可以想見「這些人士」手下有一個訊息靈通的情報網路，負責清查國內所有出版品，再冷僻的也不放過，然後把有需要的資訊呈報「上去」。不久之前，他注意到耶拉·撒力克有一篇文章，似乎也是通過同樣的途徑取得了同樣的內容，但這個人是在白費力氣：他根本走錯了方向，徒然為一個空無的理想，尋找一個錯誤的解答，他的專欄不過是自我欺騙。
這的確耐人尋味，一位真正信仰者的構想，不知怎的竟被總理和名專欄作家注意到了，並且拿來運用，然而別人卻以為這位創始者早已銷聲匿跡，更沒半個人想到要登門拜訪。有好一陣子，他考慮向報社揭發真相，告訴他們這兩位德高望重的人物犯下了厚顏無恥的抄襲行為，他打算證明，他們剽竊了一篇文章中的文字，甚至原封不動地抄下好幾句話，而這篇文章原本刊登在根本沒人看過的一份政治小報上。然而揭發內幕的時機還沒有成熟，他相當清楚自己必須耐心等待，終有一天這些人會來按他的門鈴。卡利普先生的造訪——以一個亳無說服力的藉口說要找某人的化名線索，雪夜裡大老遠跑到這偏僻的郊區——顯然是個徵兆。他要卡利普先生知道他很懂得解讀徵兆，並且（這時卡利普好不容易走下冰封的街道）他想小聲問最後幾個問題：
卡利普先生能否再給他的修正主義歷史一次機會?為了怕他自己一個人可能找不到路走回大街，或許主人可以陪他走一段?若是這樣的話，卡利普什麼時候方便再來呢?好吧，那麼，能否代他向如夢問一聲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