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們不把宗教看做神通過先知、書本和律法對我們發言的體系，而是把它降格為古里古怪、時而逗趣的一套下層階級奉為依歸的規章。撤去了宗教的力量，我們得以接納它成為我們家的一分子，當做某種古怪的背景音樂，陪伴我們在東西方之間左右擺盪。我的祖母、父親、伯父姑媽們，他們一天也沒齋戒過，但在齋月期間，他們就跟禁食的人一樣在飢餓中等待日落。冬日的夜來得早，祖母跟她的朋友們玩牌時，齋戒結束即是大吃一頓的藉口，也就是說，享受更多烤箱裡的食物。但還是有些讓步：一年當中，這些群眾的老婦人每個月都一邊玩牌一邊接連不斷地吃著東西，但齋月期間，日落將近時，她們停止大啖，垂涎欲滴地盯著附近的一張餐桌，桌上擺滿各種果醬、乳酪、橄欖、肉餅和蒜頭臘腸；當廣播傳出笛聲，表示齋戒即將結束，她們便如飢似渴地注視餐桌，彷彿她們和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普通回教徒一樣，從黎明開始就沒吃過東西。她們彼此問道:「還有多久？」聽見炮響，她們等廚子貝吉爾在廚房裡吃過東西，然後她們也朝食物撲過去。至今，每當聽見笛聲，我仍會流口水。
我的第一趟清真寺之行加強了我對一般宗教，尤其是伊斯蘭教的偏見。幾乎是偶然的，有天下午無人在家，我們的女僕哈妮姆沒徵求任何人同意便帶我去清真寺——倒不是急著想朝拜，而是在室內呆膩了。在帖斯威奇耶清真寺，我們看見二三十人——多半是後街的小商店老闆，或給尼尚塔石的有錢人家幹活的女僕、廚子和門房，他們聚在地毯上時，不大像集會信眾，而更像是聚在一起交換意見的朋友。等待祈禱時刻到來時，他們彼此低聲閒聊。祈禱的時候我在他們當中走來走去，跑到清真寺一角玩我的遊戲，沒有人停下來責備我，反倒像我小時候那些大人對我一樣，露出甜美的微笑。宗教或許屬於窮人的領域，但我現在看見——與報上以及我的共和國家庭所醜化的物件恰恰相反——信教的人是無害的。
然而帕慕克公寓裡對他們的取笑，使我知道他們的善良純潔要付出代價：土耳其現代化、繁榮、西化的夢想因而更難達到。身為西化、實證派的有產階級，我們有權治理這些半文盲人口，我們樂於防止他們太依賴迷信——不僅因為私底下對我們來說很合適，還因為我們國家的命運取決於此。我祖母若發現某個電工跑去祈禱，就連我也看得出這與他沒把小小的修理工作幹完無關，而是跟妨礙「我們國家進步」的「傳統與習慣」有關。
土耳其國父的忠實信徒控制媒體，他們將戴黑頭巾的婦女和撥弄念珠、滿臉鬍子的守舊派當做嘲笑物件，學校為紀念共和國革命烈士舉辦典禮，這一切都提醒著我，這個民族國家屬於我們，而不屬於窮人信眾，他們的虔誠把我們這些人跟他們一起拖垮。但與我們家的數學和工程狂熱者們感覺一致，我跟自己說，我們的控制權並非取決於我們的財富，而取決於我們現代而西化的眼光。因此，我瞧不起跟我們一樣有錢卻不西化的家庭。這些區別後來站不住腳，因為土耳其的民主較為成熟的時候，有錢的鄉下人開始湧入伊斯坦布林，將自己引見給「社會」。那時我父親和伯父生意失敗，損失慘重，使我們不得不難堪地被不喜歡現世主義或對西方文化一無所知的人遠遠超過。如果教育讓我們有資格享用財富與特權，那該如何解釋這些虔誠的暴發戶?（當時我對有教養的蘇菲信仰、梅拉那教派或者偉大的波斯遺產仍一無所知。）我只知道，被左派人士斥為「富農」的新富階級持有的觀點無異於我們的司機和廚子。如果伊斯坦布林西化的中產階級支援過去四十年來的軍事幹預，從未竭力反對軍事介入政治，那不是因為擔心左派分子起義反叛（土耳其左派分子從來不曾強大得足以取得此一功績），反倒是，精英對軍事的寬容是出於擔心哪一天下層階級和暴發戶聯合起來，從各省蜂擁而來，打著宗教旗號消滅中產階級西化的生活方式。但假如我再繼續討論軍事政變和政治伊斯蘭（這跟一般認為的伊斯蘭沒什麼關係），便可能破壞本書隱藏的對稱性。
我發覺宗教的本質是內疚。小時候因為對不時出現在我想像中的白頭巾尊貴女士不夠敬畏，且不夠信仰，而使我感到內疚。跟信仰她的人保持距離，也使我內疚。但是——正如同我全心擁抱我經常逃入的幻想世界——我盡我童稚的力量對這種內疚表示歡迎，肯定我的不安能深化我的靈魂，增長我的才智，為我的生命帶來色彩。至於住在伊斯坦布林另一棟房子裡的另一個快樂的奧爾罕，在我的想像中，宗教並未對他造成任何不安。每當厭倦了宗教內疚感，我便想找到這個奧爾罕，知道他不會浪費時間想這些事，寧可去看電影。
儘管如此，我的童年並非從未降服於宗教的指示。小學最後一年有個老師，如今在我記憶中既討人厭而且獨裁，儘管當時的我只要看見她便快樂無比。她對我笑時，我如醉如痴，但只要她眉毛一揚，也能使我肝腸寸斷。這位年長、白髮、慍怒的女人向我們講述「宗教之美」時無視信念、恐懼和謙卑等難題，反倒決定把宗教視為理性主義者的功利主義。據她的說法，先知穆罕默德認為齋戒的重要性不只為了磨練人的意志，也為了增進健康。好幾個世紀以來，敵視宗教之美的西方女人仍享用健康的齋戒之樂。祈禱加快你的脈搏，好比體操，使你保持警覺。在我們這個時代，不計其數的日本機關和工廠內，吹響哨子表示暫停工作，每個人做五分鐘運動，頗像回教徒停下來做五分鐘禱告。她那理性主義的伊斯蘭，肯定了我內心小小的實證主義者對信念和自制的隱秘渴望，於是齋月期間的某一天，我決定也要齋戒。
雖然我是在老師的影響下做這件事，我卻沒有告訴她。當告訴母親時，我看見她雖詫異，卻很高興，還有些擔心。她是「以防萬一」而信神的人，即便如此，齋戒在她看來也是落後的人才做的事。我並未跟父親或哥哥提起這件事。甚至在我進行首次齋戒之前，我對信仰的渴求即已變質，成為最好加以保密的恥辱。我熟知家人微妙、多疑、嘲弄的階級看法，知道他們可能說什麼，因此我進行齋戒，沒讓任何人察覺或輕拍我的背說「幹得好」。或許母親應當跟我說一個十一歲的孩子毫無齋戒的義務，可反倒為我準備了我最喜愛的東西——麻花蛋糕和鳳尾魚烤麵包——等著我齋戒結束。她一定程度上樂於看到這麼小的男孩對神表示敬畏，但她的眼神又說明，她已擔心這是否顯示某種自毀性情很可能決定我一輩子心靈受難。
我家對宗教的矛盾心理在「祭牲節」上最為明顯。就像所有的穆斯林有錢人家，我們買一頭公羊，養在帕慕克公寓後方的小庭院中，直到節慶的第一天，街坊的屠夫過來宰殺它。不同於土耳其漫畫書中那個有顆用黃金打造的心的小英雄，希望公羊能倖免於難，我不很喜歡羊，因此每回見到在劫難逃的公羊在庭院中嬉戲，我並未為之心碎，甚至慶幸不久就能剷除這隻醜陋、蠢笨、腥臭的動物。不過我卻記得我們的做法使我良心不安：把羊肉分給窮人之後，我們自己則坐下來享受家庭盛宴，暢飲我們的宗教嚴禁的啤酒，享受從肉販子那兒買的肉，因為我們嫌新鮮祭肉味道太腥。儀式重點在於用動物取代小孩作為祭品，證明我們與上天的關係，藉以擺脫我們的內疚。由此可見，我們這樣吃肉商的好肉取代我們獻祭的動物，有理由感到更加內疚。
我們家在緘默中忍受著比這類事情更令人不安的疑慮。我在伊斯坦布林的許多西化、現世主義的有錢人家看見的心靈空虛，都反映在這些緘默中。人人公開談論數學、學校的好成績、足球，熱熱鬧鬧，但他們卻與基本的存在問題格鬥——愛，憐憫，宗教，生命的意義，妒忌，憎恨——顫抖而迷惘，痛苦而孤單。他們點燃一支菸，專心聽電臺播放的音樂，一語不發地重返內心世界。我為表達對神的秘密之愛而進行的齋戒，也大致出自同一種心理。由於冬天日落得早，我不覺得是在捱餓。即便如此，吃著我母親為我準備的餐點（鳳尾魚、蛋黃醬和魚子沙拉，與傳統的齋月飲食大不相同），我仍感到快樂而平靜。但我的快樂跟敬神的關係不大，而是單純對自己成功地通過考驗感到滿意。吃飽後，我去庫納克電影院看了一場好萊塢電影，把整件事忘得一乾二淨。此後我再也無心齋戒。
雖然我不像我所希望的那般信神，部分的我仍希望神如果像人們所說的無所不知，以她的聰明，應當明白我何以無法信仰——並因此而原諒我。只要不四處宣傳我沒有信仰，或旁徵博引地攻擊信仰，神就會了解，減輕我為我的缺乏信仰所承受的內疚與煎熬，或至少不過分把心思放在我這樣的小孩身上。
我最恐懼的不是神，而是過度信仰她的那些人。虔誠者的愚昧——他們的判斷力永遠無法與神相比——神不容許，而他們的全心愛慕，則是令我害怕的第二件事情。多年來，我心頭一直懷著恐懼，有一天，我會因為「跟他們不一樣」而受到懲罰，這種恐懼比我在我的左派青年期間閱讀的所有政治理論給我的衝擊要大得多。想不到的是，後來我發現我那些現世主義、半信神半西化的伊斯坦布林同胞們，很少有人跟我有同樣的內疚感。但我喜歡想像他們在一場車禍後，躺在病床上，從未履行宗教職責、始終對虔敬者不屑一顧的人，開始對神心領神會。
中學時有個同學有足夠的勇氣拒斥此種心領神會。他是個調皮搗蛋的男孩，出身於靠經營房地產致富的富豪家庭，他在他家位於博斯普魯斯沿岸山丘上的豪宅大花園裡騎馬，還曾代表土耳其參加國際馬術競賽。我們有回下課聊到形而上學，就像小孩子有時做的那樣，他見我恐懼得發抖，於是仰頭看天，喊道:「神如果存在，就讓它把我擊斃吧！」接著他以某種令我震驚的自信，加上一句:「可是你看，我還活著呢。」我因自己缺乏這樣的勇氣而感到慚愧，也對自己暗中認為他說得沒錯而感到內疚。儘管心中惶惑，卻挺高興，雖然我也不很清楚原因。
滿十二歲之後，我的興趣——和內疚——以性為主，甚於宗教，不再考慮信仰之心和歸屬之心之間無法估量的矛盾關係。似乎從那時候起，痛苦不在遠離神，而在遠離我周圍每個人，遠離城市的集體精神。雖然如此，每當在人群中、在船上、在橋上跟某個披白頭巾的老婦人迎面相遇，我仍不寒而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