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去看伊斯坦布林古建築失火的人不只帕夏、打劫者和兒童，西方旅人同樣很想觀看並描述這些大火。其中一位作家是戈蒂耶，他在1852年在此待過兩個月，期間目睹五場火災，曾如痴如醉地描述其細節。（得知訊息時，他正坐在貝尤魯墓園寫詩。）如果說他喜歡夜晚發生的火災，那是因為看得比較清楚。他把金角灣某油漆工廠噴發的彩色火焰形容為「奇絕」，他以畫家的眼睛用心注意細節、海上船隻晃動的影子、裂開的桁粱、一波波圍觀的群眾、熊熊燃燒的木房子。之後他去了仍在悶燒的現場，看見數百戶人家為生存下去而苦苦掙扎，他們在兩天內以搶救出來的地毯、床墊、枕頭、鍋碗瓢盆搭蓋他們的避難所。得知他們把自己的不幸視為「命中註定」，他覺得又一次發現了土耳其回教徒的古怪習俗。
儘管奧斯曼的五百年統治期間火災頻仍，特別在19世紀期間，人們才開始對火災有所準備。住在伊斯坦布林狹窄巷弄木屋裡的居民認為火災是不可避免的災難，是除了面對之外別無選擇的冷酷事實。即使奧斯曼帝國未曾瓦解，20世紀初年摧毀城市的大火——毀了成千上萬的房屋、整個街坊四鄰、大片城區，使數萬人無家可歸、陷於無助、一文不名——也照樣會拖垮這座城市，沒剩下多少東西讓我們追懷昔日的光榮。
但是對我們這些在1950和1960年代看見城裡最後一批「雅驪」、宅邸、破木屋徹底焚燬的人而言，我們從中取得的樂趣根植於某種心靈疼痛，與目睹盛況而為之激動的奧斯曼帕夏大不相同。看見我們沒資格也沒把握繼承的最後一絲偉大文化、偉大文明，在我們急於讓伊斯坦布林畫虎類犬地模仿西方城市時突然毀滅，我們感到內疚、失落、妒忌。
在我的童年與青少年時期，每當博斯普魯斯的某棟「雅驪」著火，四周便立即被群眾包圍，想看個仔細的人還划船或搭汽艇從海上觀看。我的友人們和我馬上互通電話，跳上車，一同前往欸米甘之類的地方，把車停在人行道上，轉開錄音座（最時髦的消費熱潮）聽美國「清水合唱團」，從鄰近的茶館叫茶、啤酒和乳酪麵包，觀看從亞洲岸熊熊燃起的神秘火焰。
我們講故事，說從前老木屋樑上的釘子熾熱地噴向亞洲的空中，飛越博斯普魯斯，引燃歐洲岸的其他木屋。但我們也談論最新的戀情，交換政治八卦和足球訊息，抱怨父母做的每一件蠢事。最重要的是，即使某艘黑色油輪經過著火的房屋前，也沒有人會多看一眼，更不用說去數它——用不著這麼做，災難已然發生。當大火燒到極致，損害程度清楚可見的時候，我們靜默不語，我猜，每個人心中都在想著前方潛在的一場特殊的秘密災難。
對新災難的恐懼，每個伊斯坦布林居民都知道的一場即將從博斯普魯斯來的災難，對這新災難的恐懼，我在床上的時候老是揮之不去。凌晨時分，船笛聲打斷我的睡夢。若響起第二聲——長而低沉，如此有力，在四周的山丘反覆迴響——我便知道海峽出現了濃霧。在濃霧之夜，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聽見陰鬱的號角聲，從博斯普魯斯通向馬爾馬拉海的阿赫爾卡皮燈塔傳來。半夢半醒的時候，我的腦海出現一艘巨輪在變幻莫測的海流中苦苦摸索的畫面。
這艘船在哪個國家註冊，體積多大，船上載什麼貨物?有多少人跟駕駛員待在船橋上，他們為何憂心如焚?他們是否捲入海流，是否留意到某個黑影從霧中朝他們而來?他們是否偏離航道，要是這樣，他們會不會鳴笛警告附近船隻?在睡夢中輾轉反側的伊斯坦布林人聽見船笛聲時，他們對船上人員的同情以及對災難的恐懼交織在一起，創造出在博斯普魯斯出了差錯的噩夢。在暴風雨天，母親總會說：「願神保佑這種天氣出海的人！」另一方面，對半夜醒過來的人來說，一場遙遠而無法影響個人生活的災難就是一劑良藥。半夜醒過來的伊斯坦布林居民，多半也是數著船笛聲再度入睡。或許在夢中，他們想像自己搭船穿越濃霧，航向災難的邊緣。
無論夢見什麼，隔天早上醒來，他們多半不記得半夜聽見的船笛聲——就像一切的噩夢，這些都會消失不見。只有小孩和孩子氣的大人記得這類事情。而後，在某個平常的日子，當你在糕餅店排隊等候或吃著午飯時，這樣一個人回過身來說：
「昨晚霧角聲把我從夢中喚醒了。」
那時我才知道，博斯普魯斯山丘上的許許多多居民在濃霧之夜被相同的夢喚醒。
還有其他事縈繞在住岸邊的我們這些人心頭，它與另一種事故息息相關，和油輪大火一樣不可磨滅。某晚，濃霧使前方的能見度不及十公尺——確切地說，是在1963年9月4日清晨4點——一艘五千五百噸的蘇聯貨輪運送武器前往古巴途中，衝進黑暗中的巴提裡曼兩米遠，壓倒兩棟木造「雅驪」，造成三人死亡。
「我們被可怕的聲音驚醒，以為‘雅驪’遭閃電擊中——房子劈成了兩半。我們運氣好，才倖免於難。我們振作起來，到三樓的客廳，發現自己跟巨大的油輪正面相對。」
報上以油輪闖入客廳的照片補充倖存者的敘述：牆上掛的相片是他們的帕夏祖父，碗櫥上放了一盆葡萄。由於房間去了一大半，地毯如窗簾般披垂下來，在風中飄揚。在碗櫥、餐桌、加框字畫和翻倒的長椅之間，是死亡油輪的船頭。這些照片引人入勝且怵目驚心之處，在於被油輪帶入死亡與毀滅的房間當中擺設的傢俱：椅子、碗櫥、屏風、餐桌與沙發，都和我們家的客廳一模一樣。我讀著四十年前關於訂婚不久的美麗中學生的報道——她在事故發生前一晚跟死裡逃生的人說什麼話，在瓦礫堆中發現她屍體的街坊青年如何地悲傷——想起連續好幾天，伊斯坦布林的每個人都只談論這件事。
當時城裡僅有一百萬人口，口耳相傳的同時，我們給博斯普魯斯的災難講述的故事也隨之加碼。我跟大家說我正在寫伊斯坦布林的時候，意外發現，當話題轉到博斯普魯斯多年前的災難時，他們的話語中總帶有某種渴望——即使熱淚盈眶，他們卻彷彿在追述最快樂的回憶，有些人還堅決要求我把他們的最愛選入書中。
為了滿足這樣的要求，我必須報道1966年7月，一艘載送「土德友好協會」成員的摩托艇，和一艘運木船在葉尼廓伊和貝廓茲之間相撞，接著——唉，三個人栽進博斯普魯斯幽暗的海水中身亡。
還有人要我說說我的一位熟識朋友，有個夜晚正巧在他的「雅驪」陽臺上，以他慣常的認命態度數船，此時，一艘漁船就在他眼前撞上羅馬尼亞油輪「普洛耶什蒂」，斷成兩截。
至於近年發生的災難，羅馬尼亞油輪（「獨立號」）在海達巴沙（這座亞洲城市的火車站）前方撞上另一艘船（名叫「遇雅麗」的希臘貨輪），漏出的油著了火，滿載石油的油輪爆炸，巨大的爆炸聲足以驚醒睡夢中的我們——我答應過不刪除這一節。我有充分理由不刪除它——我們住的地方雖距事故現場幾公里遠，附近住家的窗戶卻有半數被爆炸聲震得粉碎，街上堆積的碎玻璃深及膝部。
還有另一艘載運綿羊的船：1991年11月15日，一艘名叫「拉布聶」的黎巴嫩運畜輪，載送在羅馬尼亞上船的兩萬多隻綿羊，撞上菲律賓註冊、從新奧爾良運送小麥前往蘇聯的貨輪「麗莉聖母」之後，大部分的羊隨船沉沒。據報道，有幾隻羊跳船游上岸，恰好在附近茶館看報喝咖啡的幾個人救起它們，但其餘兩萬只倒霉的綿羊，還在等人把它們從水底深處拉出來。這次撞船事件就發生在法蒂赫橋（博斯普魯斯的第二座橋）下，或許我該提一下，伊斯坦布林人自殺的時候喜歡挑的不是這座橋，而是第一座橋。寫這本書時，我花了不少時間查資料，閱讀我小時候讀的報紙，在我出生前後發刊的一份報紙中，我發現許多文章都報道另一種自殺形式，說是比從博斯普魯斯的一座橋跳下去更受歡迎。例如：
一輛經過魯梅利堡壘的車子衝入海中。昨日（1952年5月24日）漫長的搜尋行動未能找到車子或車上的人。車子衝入海中時，據說駕駛員開啟車門喊「救命！」但之後不知什麼原因，他又把車門關上，隨著車子躍入海中。有人認為，海流可能把車子從岸邊推開，推入海水深處。
這兒有另一篇四十五年後的文章，1997年11月3日：
從婚禮返家途中，他順便去祭拜泰利巴巴神。車上載了九人，因酒醉駕車而失控，駛進塔拉布亞灣，衝入海里。這次事故死者是兩個孩子的母親。
幾年來有這麼多車子衝入博斯普魯斯，結局卻始終相同：車上的人被「派」往海底深處，一去不復返。我不僅聽人說，也不僅在報上讀到：我曾親眼目睹幾個人沉下去!無論車上坐的是誰——尖聲吵嚷的孩子、一對吵架的戀人、一群討人厭的醉漢、趕回家的丈夫、一個在黑暗中看不見的老人、停在碼頭跟朋友喝完茶後打一擋而沒拉倒車擋的睏倦司機、前任財政局長瑟菲克與他的漂亮秘書、數著船通過博斯普魯斯的巡警、擅自開廠車載家人出遊的新手司機、碰巧某個遠親相熟的絲襪製造商、穿一模一樣雨衣的父子、貝尤魯的流氓和他的情人、初次看見博斯普魯斯橋的孔亞家庭——車子衝入水中時，絕不像石頭般往下沉，而是搖擺一會兒，幾乎像棲息在水面上。也許在天光下，或者惟一的光線來自附近酒館，當博斯普魯斯岸上活著的人看著即將被吞噬的人臉上的表情時，他們看見某種心照不宣的恐懼。不一會兒，車子慢慢沉入深沉幽暗的急流中。
我該提醒讀者們，車子一旦開始下沉，車門就不可能開啟，因為海水的加壓力太強大。當時衝入博斯普魯斯的車子相當多，一位細心周到的記者想提醒讀者這一情況，於是做了一件相當聰明的事——他發表了一篇求生指引，並配上精美插圖：
如何從掉入博斯普魯斯的車裡逃生一、勿驚慌。關上車窗，等車子灌滿水。確定車門未上鎖。並確保每位乘客待在原處不動。
二、車子若繼續沉入博斯普魯斯深處，拉手剎車。
三、車子差不多灌滿水時，最後吸一口介於海水與車頂之間的最後一層空氣，慢慢開啟車門，不慌不忙地離開車子。
我禁不住要加上第四點：在神的幫助下，願手剎車沒夾住你的雨衣。假使你會游泳，找到通往海面的路，你會發現博斯普魯斯儘管憂傷，卻十分美麗，不亞於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