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董說的夏商周三代一年三日徭役為基數，三十倍於古，是九十日。董仲舒列舉了這九十日的大體構成：「月為更卒」，每年要有一個月給縣裡做工；「復為正一歲」，再給郡裡每年也要做工。按照邏輯，按照歷代史家的註釋，這裡的「一歲」不是一次性一年出工，而是一人一生總計服郡徭役一年，每年分攤出工。第三項「屯戍一歲」，每人一生中要給國家一次性守邊一年。對董仲舒的分項說法，《史記》註解引師古之說，替董仲舒解釋雲：「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所謂率計，便是大體計算之意。顯然，這一歸納沒有說明一個男丁一年中究竟有多長時段的徭役，而只依據大體計算而籠統指斥「三十倍多於古也」，有失武斷過甚。
以董仲舒之說，一個男丁在一生中究竟要分攤多少徭役？
可以有四種計算方法：
其一，若以「能勞」為準，將一個男丁的徭役期限假設在二十歲至五十歲之間（二十歲加冠，五十歲稱老），其有效勞役的基數時間為三十年；則三項徭役合計總量為五十四個月，具體均攤出工，則《史記》所云之「率計」，只有月餘。
其二，若以六十歲一生為基數，則徭役總量為八十四個月，分而攤之，「率計」仍然只有月餘。
其三，以六十歲一生為基數，以三十年「能勞」期為有效徭役徵發時段，在三十年內服完八十四個月徭役，則「率計」兩月餘，還是不到三個月，仍然不到「三十倍於古」的九十日。
其四，只有以八十歲一生為基數，徭役總量為一百零四個月，以三十年精壯期服完徭役，其「率計」才可能超過三個月，實現董仲舒「三十倍於古」的宏大設想。然則，一個自然經濟時代的政權，設定男人每人八十歲壽命而規定徭役，現實麼？可能麼？只怕董仲舒自己都要臉紅了。
籠統指斥其「三十倍於古」，既誇大事實，也毫無實際意義。
即或不與董仲舒認真計較，便以第三種方法計，在實際中也遠非那麼不堪重負。國家徵發徭役，只要不瘋狂到要自斷生計，大體皆在每年農閒徵發，而不可能在農忙時期徵發。而那個時代的實際農閒時間，每年無論如何在三個月之上。歷史的事實是，每年月餘的徭役，在戰國時代不足論。即或接近三個月，也不可能達到嚴重威脅民眾生存的地步。
秦帝國是一個大規模建設的時代，精壯男子每人每年服徭役一月餘或兩月餘，客觀地說，遠在社會容忍底線之中。以秦帝國刻石所言，民眾在秦始皇時期是大為歡悅地迎接太平盛世的。即或我們將刻石文辭縮水理解，至少也是沒有反抗心理的。其另一個基本原因，便是帝國工程的絕大多數都是利國利民的。疏通川防、開拓道路、抵禦匈奴、南進閩粵、大興水利、銷燬兵器、遷徙人口填充邊地等等等等。除了搬遷重建六國宮殿，秦始皇時期沒有一件值得指控的大工程。以戰國民眾在大爭之世所錘鍊出的理解力，是會敏銳體察出惡政與善政區別的。只是到了秦二世時期，才因驪山陵與阿房宮的大規模建造而偏離社會建設軌跡，使工程徭役具有奢靡特質。如此大背景下，才有了陳勝吳廣因「失期皆斬」面臨生死抉擇而不能容忍而舉事反秦的社會心理動因。這與秦政的本來面目與總體狀況，並非一事。以文明歷史的評判意識，不當以胡亥趙高的昏聵暴虐取代帝國整個時期，更不能以此取代整個原生文明時代。
還有一個重大的歷史現象必須申明：舉凡歷史上的強盛時代或富裕國家，其稅率與徵發率必然相對高；舉凡歷史上的不發達時代，或大貧困大蕭條時代及貧窮國家，其稅率與徵發率必然很低或極低；直至當代，依然如此。
秦帝國正是前一種時代，前一種國家，其稅率與徭役徵發「年率」雖相對較高，但卻是建立在自覺地大力發展生產力基礎上的，其性質絕非對貧瘠的掠奪，而是在高度生產力水平上積聚社會財富，為社會進行大規模的建設。其後，秦末大動亂大復辟，將秦帝國建設成果悉數摧毀，「民失作業，而大饑饉。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無蓋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在此等經濟大蕭條社會大貧困下，西漢即或實行了「什五稅一」甚或「三十稅一」，達到十五分之一與三十分之一的極低稅率，其窮困狀況仍然慘不忍睹。漢文帝時期，賈誼的《論積貯疏》猶雲：「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
這一基本的歷史現象，給我們的歷史意識提出了一連串的尖銳問題。
在大貧困大蕭條時代的低稅率低徵發，與大發展大興盛時代的高稅率高徵發之間，我們究竟應當如何評判？假如要我們選擇，我們選擇什麼？貧困的低稅率低徵發，果真是「仁政」麼？富有的高稅率高徵發，果然是「暴政」麼？此等對比之法，果真有實質意義麼？果真能說明問題麼？果真值得作為最重要的依據去評判文明史麼？兩千餘年來，我們一直在指控強盛秦帝國的高稅率與高徵發，我們一直在讚頌生產力低下時代與大貧困時代的「輕徭薄賦」，這符合歷史演進的本質法則麼？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邏輯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