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瘋子的遊戲
精神病院和若干年前，我送鄭保雲進來的時候一模一樣，草木繁茂，門前的一大簇芭蕉樹，隨風搖曳。我在醫院門口，向傳達室道明瞭來意，立時被請到會客室，不一會，費勒醫生便急匆匆走了進來。出乎意料之外的年輕，看起來不過二十五、六歲左右，多半是才從醫學院出來的。
費勒和我熱烈握手，又出乎我意料之外。他用力搖著我的手，十分熱情地道：「衛先生，我聽說過你許多事，尤其是有關精神病醫生的那個故事。」
我自己一時之間，反倒想不起哪個故事是和精神病醫生有關，而費勒這年輕人，看來性子很急，講話有點有頭無尾，這樣說了一句之後，立時又拋開，說第二個話題：「鄭先生知道你會來看他，十分高興。」
這是我關心的事，我忙問：「他的情形怎樣？」
費勒苦笑了一下：「做為精神病醫生，我甚至難以下斷語，所以也極希望聽你的意見。」
他的話，比在電話中更加難以捉摸，我心中疑惑，心想還是不要多問，見了鄭保雲再說，所以我作了一個手勢：「還等甚麼，這就去看他吧。」
費勒點著頭，帶著我，卻走出了醫院的主要建築物，走向花園去，我奇怪道：「鄭先生他──」
費勒解釋著：「鄭先生是豪富，他的家人特地為他造了一座十分精緻的屋子，派了許多人來聽他使喚，不過一直以來，他甚麼知覺也沒有，自然不懂得甚麼享受，只是近一個月來才有些不同。」
我問了一句：「他清醒了？」
我曾是鄭家龐大財產的處理人，我和鄭老太商量過，撥出了一筆為數極巨的現金，委託律師事務所處理，全是歸鄭保雲使用的，如果他已清醒了話，那正好可以用這筆錢夾改善處境。
費勒對於我那麼簡單的一個問題，卻沒有法子直接回答，只是嘆了一聲。
我倒也不以為怪，因為一個精神病患者，很可能情況轉變，介乎清醒與不清醒之間，很難界定，鄭保雲多半是那種情形。
轉過了醫院的主要建築，在花園的一角，可以看到一幢精緻的洋房，燈火通明，費勒醫生沒有說甚麼，只是伸手指了指。
那自然就是鄭保雲的「特別病房」了。我一直不知他有著這種特殊待遇。費勒又道：「原來的主治醫師逝世，我接手作他的主治醫生，還只是三個月之前的事。一直以來，他都被認為是沒有希望的。」
我道：「是，那是以前主治醫師的結論。」
費勒遲疑了一下：「三個月前，我做為他的主治醫師，又曾替他作了十分詳細的檢查，結論仍走一樣。」
我「哦」了一聲，揚了揚眉，替代詢問，費勒苦笑了一下：「所以，當一個月之前，我去看他時，他忽然對我說起話來，那……幾乎……把我……嚇呆了。」
我停了下來，盯著他，大有責備的神色：「精神病患者，會忽然痊癒，這不是罕見的醫例。」
（我就曾在瘋人院中，被當作沒有希望，連白素也不認得，後來是在門口一交僕跌，頭撞石階，才奇蹟也似的「醒」過來。）
費勒給我說得滿臉通紅：「我……知道，可是他的情形大不相同，他忽然向我說：‘我要見衛斯理’時，神情一點也沒有改變，我甚至不知道‘衛斯理’是甚麼，問他，他也沒有反應，只是重複地說著，這種情形……真是罕見之極。」
我想像著情形，費勒的形容能力不算強，但也可以設想一下這種情形。我道：「他不止向你提出一次吧？一直是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