掛職之前，我以為文旅工作比較風雅，書香墨韻美景如畫。其實不然，上要編書目，下要打老鼠。
恰逢「滅鼠」工作推進期，週末我接到電話，要我「半小時內陪同碑林區副區長突擊檢查酒店衛生，特別是鼠藥的擺放位置」。當時我正陪孩子在郊區比賽，他在雨地裡摔溼全身，我與他互換衣服，童裝運動褲穿在我身上短一截，露出我的小腿肚，童鞋上有泥。半小時後，我就這副模樣站立在五星級酒店輝煌的大廳中，等待副區長，鼻腔中湧入玫瑰的甜香。副區長來了，疑惑地看著我這身打扮。
幾個酒店的鼠藥都按規定投放了，我拐到後廚，詢問有無進口海鮮。海外生鮮有攜帶新冠病毒的風險，如有庫存，需層層報備。白帽子大廚說：「沒有沒有，我們早都不買進口海鮮了，絕對遵守政府的規定。」他把進貨單交到我手裡，公司名稱那一欄全是國產。我的目光往左，掃到商品名稱欄，看見四個字「××紅蝦」，被劃掉的兩個字依稀看得出是「美國」。他說那兩個字寫錯了所以劃掉。我請他把紅蝦包裝袋拿來給我看看，他瞞不住了。
幾天後，群眾舉報某酒店即將舉辦大型聚會，疫情期間這屬於嚴重違規行為。我們的執法大隊立刻去查，服務員正在撕海報撤桌椅，必是有人通風報信了。然而，聚會的logo和姓名桌貼依然可見。店方辯解說：「這是前段時間的聚會，我們還沒來得及撤。」他是在撒謊，前段時間管控比現在更嚴格，不可能聚會。
執法大隊的秦隊長跟我說：「這問題大，得叫來辦公室約談。」
「約談」是一項陌生工作。局長這幾天不在，就得我來。我沒談過，不知道怎麼談。如果恩威並施，恩百分之幾，威百分之幾？我把握不好。
秦隊長挪了把椅子與我並排，酒店經理坐在我們對面，雙腳略分，膝蓋併攏，手指撐在腿面上不動。酒店試圖舉辦二百人以上的聚會，已然違規。經理來我們局裡是來認錯的，但手指裡的情緒分明不服。疫情反覆，酒店的生意也是斷斷續續，賺不到什麼錢。他嘴唇緊閉著，在按捺心中的不滿。
秦隊長遞給我一份檔案，「個人防疫三大義務……違者獲刑三年」，這幾句詞兒夠堅硬，給我撐了腰。可是念完這幾句，我就又不知道該如何厲害了。我肯定了酒店多年以來對文旅工作的配合，體諒他們疫情期間的不易，表達了政府的關懷，提出了未來的期望。完了吧？我感覺夠全面了。我說：「就這樣吧，你回吧。」秦隊長抬手在空中頓住，對經理說：「別急，楊局說完了，你們表個態。」哦對，還是秦隊長老練，我把最重要的一茬忘了。對方沒表態，我就散會了，我實在是不會「約談」。
我感覺到，企業一直不太「怕」我們文旅部門，特別是我這樣不夠嚴厲的幹部。我曾和工商局聯合檢查網咖、酒店、遊樂場，我發現他們怕工商局。工商局指出問題，不笑，四稜四方，說的條款我聽不懂，隱約聽見「執照」什麼的。店家連聲說：「我們改我們改。」他那態度，比對文旅局要恭順。
企業違規，政府究竟要怎麼做？溫和一點，他們就愈演愈烈。兇猛一點，我又怕自己「仗勢欺人」。遇到這種雜事我總想躲開，期望能換個人替我出面去做。
如果反過來，要是政府做得不妥，需要向群眾賠不是，這種事我倒是願意攬。前一陣，代表我區參加全市廣場舞比賽的隊伍，遲遲沒有收到服裝費和演出報酬。確實是我們的財務流程出了問題，群眾的抱怨聲按不住，成天和領隊嚷嚷。領隊來我辦公室，我給他泡茶，請他先講。他講完了，我搬椅子跟他坐近一點：「您的難處我都理解，是我們做得不對。我向您允諾一個期限。」我做好了繼續聽他發火的準備，他卻立即接受了我的道歉。
在這個崗位上，瑣事層出不窮。碑林古代石棺上有人刻下「到此一遊」，群眾一紙投訴放到我桌上。景區門票網上退款未即時到賬，又一紙投訴來了。這些投訴來自市民12345熱線，我必須一一核實，給出答覆。最難答覆的一沓檔案是一位政協委員的專項意見，科長多次與他書面和電話溝通，他態度始終如一：「你們的工作做得不好，你們的解釋都是虛的，我不滿意。」
政協委員不滿意，這事兒就麻煩了。即便他住在遙遠的灃東區，我也得帶著科長前去他辦公室，路上預想著如何應對他的反駁。我攜帶了一些圖片，坐下來給委員講述文旅融合的新案例和未來規劃，也承認我們過去工作的不足，請他對我們的來年工作報以期望。他認真地聽，最後點點頭：「你們這麼說，我能理解了。」拿出筆簽下四個字：「基本滿意」。我和科長鬆了口氣。
清早，我去小雁塔景區檢查消防演練，行走在烏拉烏拉的報警聲和人造的煙霧中，收到寧館長簡訊：「親愛的局局，快回來，咱倆忘了報告廳的桌子！」
我倆忙糊塗了，前幾天給報告廳傢俱清單裡列了帶小桌板的椅子。有了小桌板，就忘了買大條桌。至少前兩排得有大條桌，開會的時候方便放東西。桌子的長、寬、高、顏色、木質、款式，她都需要我來確定。我們再次瀏覽招標檔案，發現大問題：引數被誰改動了；我們需求的實木書架被替換為鋼材書架，而且層數與高度都有偏差，需要立即電話反饋。
工地裡，從前殘留的破爛石膏板也還沒拆除，建築垃圾是個難題。由於是地下室，大車進不來，只能靠人力，價格很貴。得多少錢？誰出這個錢？三方各派一人進行協商。裝修方選送壯實小夥，物業方來的是魁梧婦女，我方派我出征，體重四十五公斤。裝修方比物業方核算的石膏板面積多一倍，物業方提交的清單不含稅點，需要重開。他倆各執一詞，哇啦哇啦吵架，我站在他們中間，很希望自己的音量、身高和體重都能再增加一些。
半夜我夢見自己和他倆砍價，音調尖利，衝出口外，將自己驚醒。夢裡的我是我不可能的樣子，也是我潛意識裡希望變成的樣子。如果我身上少一點文人氣，多一些江湖氣，他們大概會為我多讓步一些吧。
自那以後，我有很多次，站在吵架的a方b方c方d方中。那些言語的煙霧刺鼻嗆人，我只求時間快些過去。我確實不擅長工地扯皮，只想和書打交道。面對書商，我有信心與他們周旋。
下一步，我們要購買電子書，某公司宣稱自己有幾百萬冊，年費只需兩萬。他遞過來手機，向我展示書庫。我輸入暢銷作者「東野圭吾」，無；「村上春樹」，僅一本，而且並非名作；再試試經典作家，「莎士比亞」僅一種，汕頭某某出版社。我把手機還給他，我和他的矛盾，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求與他的書庫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暫時不可能調和。
我最終相中的公司，書目豐富，年費是其他公司的五倍十倍，我派寧館去砍價。事實上我們只想選這家，但是一定要給這家造成錯覺——我們不在乎他，找我們的公司多的是，比他便宜多啦。
我跟寧館說：「你砍價，他如果不願意，你就說算了。他走了也沒事兒，過兩天還會來找你。」
她的眼角皺成一疙瘩：「唉呀，這事兒我搞不了呀。」
一會兒，她跑進來：「他走了，真走了，他說我們給的價太低了。怎麼辦？」
三天後，她敲開我的門，只把頭探進來笑：「他又來找我了，降了價，送了六個水墨本讓試用一年，還有一臺機器！」
你看，這事兒你搞得了啊！我封你為砍價女神。
秋雨如同一場病。樹一夜之間禿了，老得不像個樣子，滿地的證據。
某辦公室，某處長從抽屜拿出一個黑色封皮筆記本，一邊寫字，一邊說：「今天是2020年某月某日，西安市碑林區文旅體局局長、副局長和圖書館館長前來彙報圖書館建館工作。我不同意圖書館建在地下，一是消防安全問題，二是採光不適合。」她抬頭掃視了我們一眼，繼續低頭寫，「我現在就在本子上寫我的態度，四個字：我不同意。」然後她亮出本子，那四個字清清楚楚。
她個子不高，剛見面時，她長及腳踝的毛線裙上柔和的圖案以及她桌上鬱鬱蔥蔥的綠植讓我誤以為她脾氣也是柔和的。她扶了扶眼鏡，說：「你們去看看，世界上哪個圖書館會建在地下？如果找到這樣的例子，你們可以來說服我。如果找不到，你們還非建不可，將來出了事與我無關。」
我們三個並排坐著，館長用肘子搗搗我，我轉頭看看局長，不知道怎麼接話。局長搭著笑：「消防部門，我們已經再三確認過，允許建館。採光問題，也已經召開過專家評審會……」處長打斷道：「我不聽你解釋。將來如果出事，就讓上級來查我的筆記，這都是對話實錄，我免責。」她合上本子，看著我們：「我說完了，你們還有什麼說的？」
走出院子，我問局長，處長平常就這麼厲害嗎？局長說：「沒有啊，不知道她今天怎麼突然發這麼大火。」局長和處長是平級，回單位的路上，我們三個沒再談論這件事。
隨後，在碑林擴建工地考察中，另一處長批評我局文物工作，並指出一條新方向。我和科長同時「嗯？」，因為那個被批評的事其實是對的，新方向才是錯的，但我們不好直接打斷她。她突然意識到自己記岔政策，喉嚨裡輕咳一下，沒有改口。第二天她下發一份正式的批評檔案，讓我局「對照條目整改」。我對照了，那都是舊條目，她肯定知道我們早已完成，但她讓我們整改。我不會了，這怎麼改？好比一場考試，讓我把正確答案擦了再做一遍？我跟科長一起去問局長怎麼應對。
局長說：「不用改，她發這份檔案只是想給自己下個臺階。這檔案不是給你看的，是給大家亮耳朵，讓旁人都看看，她昨天大庭廣眾批評咱們局沒批評錯。」
幾天後我出差外地，深夜接到寧館電話。局裡邀請專家召開預評審意見會，情況很不樂觀。專家批評我編的書目，寧館不懂，沒法反駁。隨後，領導隨著專家一起質問寧館，寧館答不上來，領導很生氣。寧館說：「前兩天是說消防不好，採光不好。今天書也被說得一無是處，這個圖書館我幹不了，累得要死還被這個罵那個罵。」她在抽泣，她的小兒子在她旁邊叫：「媽媽，媽媽，你怎麼了？」
專家對書目的意見是：近三年書籍佔比太低；七八年前出版的書籍不應該出現在書目裡。
我猜專家只是依照條例來判斷我們的書目，沒有細看每本書的質量。
評審條例看重購書的「出版年限」，未能考慮新館與老館的需求差異。如果是運營多年的圖書館，已有館藏基礎，那麼，每年購書的確應以新書為主。然而我們是一個全新的區級圖書館，沒有任何庫存。倘若我們只是購買近三五年的書，恐怕過於狹窄。我編寫的書目中，近三年出版的書超過百分之五十，近四年出版的書達到百分之六十。我認為這個比例並不低。至於專家指出的「七八年前出版的書籍」，我數了數，一共一百三十二種，其中人民文學二十三種，商務印書館九十一種，三聯和中華書局四種，是我特意篩出來的，不忍割捨。
我從上讀到下，評審條例關於圖書質量的要求只有一個詞——「正版」。這個詞可以籠罩多少書籍，難免魚目混珠。圖書館的靈魂是書目，條例理應對書的質量做出更詳盡的區分才對。如果我在場，我會說出我選這些書的理由。特別是這次的少兒書單，我們挑選了大量國際圖書獎繪本，專家看見了嗎？寧館說：「幾個專家是老年人，可能不太接觸少兒圖書，沒發表看法。」
評審條例沒有對出版社的級別做出規定。那麼以後修訂條例時能否增補這方面內容？出版社的排名當然不能反映全部書籍質量，但論機率，一流出版社的優質書籍相對多一些。我們的條例可以卡得不那麼死，留一些彈性，大量篩選排名靠前的出版社，同時也給小社的優質書籍留下一部分空間。比如，在這一次的招標文書裡，我專門提出「一類二類出版社佔比必須達到百分之八十以上」，這是我的嘗試性做法，專家有何評價？
寧館：「專家說，有沒有這條都行。」
專家常年在大型圖書館工作，也發表過許多論文。我並不懷疑他們的業務水平，遺憾的是我沒能跟他們當面交流。省市級圖書館購書資金充足，無論如何都會買到好書，但是區級圖書館經費有限，容易充斥爛書。這種情況下，是不是應該在書目上更細化？
我後來在《送法下鄉》中讀到類似觀點：基層實踐往往是弱勢話語，不被高層聽見。法學家蘇力走訪中國農村法庭，發現司法研究中高層和底層有著斷裂。書房裡的法學家把法治的實踐問題看成是觀念問題，守住準則不放。他們有時忽視來自民間的、底層的、原生性的地方性知識。
我的這些想法不太吻合條例，也不夠系統不夠深刻，但我希望能有一個向上反映的渠道，能改變一丁點現實。在保證圖書館能順利評估的基礎上，我堅持留一些書目。我對弟弟說：「想要我全買三年內的書，很容易，五分鐘就能讓書商配好。我何苦加班熬夜？但是這個書目，我不是為書商做的，也不是為評估達級做的。這個書目，我是給人民做的。」弟弟爆笑，猛搖我的手：「姐！姐！你剛才那句話，可以進黨課了！」我也爆笑。這是我說的話嗎？這麼正經兒！
我依照條例適度修改書目，緊接著就開標了。開標前一天，幾個書商陸續來我的辦公室詢問我的意向。我沒有意向，公平競爭。
中圖網來了一對夫妻，女的穿著暗花棉麻小薄襖，聲音熟悉，正是電話裡那個柔和的人；男的穿得也素，不像商人，像書生。他和她說話都緩，互相補充著說，不打斷，不搶話，像是兩根織毛衣的針，一來一回，把話頭輕輕給對方遞過去。十幾年前，他建起這個網站，現在已有許多員工，他還是喜歡親自去出版社挑書，辨認書的好壞。他也去倉庫搬書，不覺得累。他說他從來不給員工發火。她說：「他偶爾發火，是給我一個人發。」兩人的眼睛笑彎了。離開我這裡時，他問她：「下雨了，你穿那個會冷吧？」他護著她的脊背，走進微雨中。
我很少見到相處這樣舒適的中年夫婦，聽得出來他倆確實是讀書人。這一次的書目，是我收到各個書商的修改稿之後又與我自編書目合併的。中圖網的書目質量最高，修改過程最細緻，我希望他們能中標。
第二天開標。有一頁紙是書商的承諾和簽名，大部分字跡都歪扭鬆垮，只有右下方冒出一行秀麗的字，特別出挑。我猜是中圖網的，果然是。然而他們以微小的分差輸了，那一頁我拿在手裡看了很久。認真讀書寫字的人沒有取得勝利，我心裡替他們惋惜。我讓中圖網修改過多次書目，此刻都成了我的虧欠。我自創的這種編目方法是公允合理的嗎？我是否有權利讓書商在前期付出那麼多的勞動？
這一夜我被歉意壓得睡不著。半年之後，我第二次為碑林區圖書館編書目，換了方法，只向書商索取書目，不麻煩他們修改，所有刪改增補的事都由我自己來。同一書名如果有不同版本，我對比出版社和譯者、註釋者，尋找isbn號，一個一個地敲擊進表格裡。這大概很難成為一種科學高效的編目方法，也不宜推廣。我的敲擊又慢又笨，但於心安寧。
六個標段招標結束，花落各家，聚成一個微信群，平日靜悄悄，某天突然炸裂。此前，消防部門曾向傢俱方提出意見，必須修改書架佈局，空出大面積消防通道。傢俱方將修改後的圖紙上傳群裡，卻被裝修方忽視了。一個月後，傢俱和電器即將進場，吊頂上的電線佈局依舊錯誤：
「你不給我預留電源，我怎麼安裝電腦？」
「兩個閱覽區位置對調，圖紙改了早都告訴你了！」
「再嚷嚷，我把吊頂上的線給你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