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圖書館裡很少見到高中生的身影。我不知道他們在讀什麼書以及想讀什麼書。我找到兩位朋友，詢問高中生的日常。
在天津，高三班主任的崗位不容懈怠。七年來，王彥明的鬧鐘一直定在早晨五點二十分。他也想換換崗位，去高一高二稍微放鬆一下，但沒有被批准。臨出門，他對鏡檢查衣服是否整潔，修剪鬍鬚。圍著運河跑五公里，去宿舍水龍頭下洗一把臉，已經七點多了。楊樹下有一隻叫「翠花」的狗，在吃學生剛剛拋下的炸雞骨頭。王彥明走進教室，開始「盯班」。他這份工作是「教書」，但他常常覺得自己更像是警察和保姆。既往的經驗告訴他，班一定要盯緊，謹防學生犯錯誤。在私人聊天中，學生講述過和父母的暗黑矛盾，出示過隱秘的刀具。王彥明拿捏著自己的溝通語氣，伸出手，接過那把銳器。
畢業生常處在過度緊張的家庭氛圍中，家裡發酵的焦慮情緒，經過公交地鐵的短暫彌散，又匯聚在教室裡。大多數時候他們低頭讀寫。抬頭時的眼鏡片，一屆比一屆多。有人發言偶然口誤，其餘人大笑，拍桌跺腳。走廊裡，揪辮子、搶零食、拿著掃把追打。這些少年，在以誇張的姿態抵消枯燥沉悶的日常。
遠處是空軍訓練基地，飛機頻頻從窗外掠過。王彥明辦公桌上的試卷和作文本堆疊成山，矮下去又高起來。紅色簽字筆，一大把一大把寫盡，扔進垃圾桶。
二十歲時，他大量地讀詩。像是千里迢迢趕去與陌生人相會，心是敞開的。
遠一點，讀廢名、戴望舒、昌耀、海子、顧城和北島；近一點，讀于堅、韓東、翟永明、餘怒、臧棣、王小妮。國外詩人，他乾脆為我列出長長一串名單：里爾克、弗羅斯特、保羅·策蘭、辛波斯卡、阿赫瑪託娃、茨維塔耶娃、裡索斯、傑克·吉爾伯特、特德·休斯、卡瓦菲斯、谷川俊太郎、加里·斯奈德、默溫、希尼、雷蒙特·卡佛、卡明斯、特朗斯特羅姆……
他也寫詩，青木瓜在舌頭上的澀味，春末夏初少女的頭髮，夜晚掀開了碧綠一角，月光傾瀉，桂花跌落，水草糾纏。看見冬天枯萎的草木，他覺得它們正在撥動通往春天的門簾。他期待把自己的震顫講給學生，和他們一起發現日常中的詩意。
起初他做過一些改革，但是教學工作得按整體步伐執行。平行班級的授課進度一致，模考內容一致。事實上，他和教研室同事的對話多是如下內容：高考新動向、課件製作標準、網課討論流程、教學案例上傳方式……一群人翻來覆去，就是在揣摩出題人的心思。教師圍繞試題，像是圍繞磨盤打轉，韁繩都磨白了，語文教育離文學本身越來越遠。他在課堂的縫隙裡努力擠進真正的文學，僅有寥寥響應。更多的「做題家」和他們的家長想要更「實用」的東西。
陝西省西安中學的朱妮婭同樣講授高三語文，她的感受和王彥明相近。大學時她是話劇社社長，琢磨亞里士多德的「三一律」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體系，鑽研希臘戲劇和中國元雜劇，興奮地觀看朋友從北京帶回的vcd《戀愛的犀牛》，連夜和小夥伴討論：「我們也來一個這樣的吧！」她寫過典雅的《灰姑娘》，也戲謔地編排《大話白毛女》。她的名字一齣現在海報上，八百座的校園劇場就擠滿了。高興時，她自己披掛斗篷上陣，在宮闈情仇中飾演女將軍，邁動戰靴，睥睨眾生。
工作後，她像彥明一樣忙碌。要照看早讀和晚自習，就無法照顧自己的孩子，全部家務都留給了婆婆，兩個女兒的衣著搭配時常讓朱妮婭失笑，但她知道，婆婆已經盡力了。朱妮婭戒不掉戲劇，熱衷幫學生排練課本劇，教孩子們配音，自己也跑龍套，但這部分生活總被主流教學擠壓得稀薄。
把普通班級帶成整個年級的冠軍班才算被認可的成績。她一次一次衝在全年級前列，卻覺得，人生，好像也就這樣了。「課還不錯」，這就是旁人給自己的最高評價。她這一生，就是在講卷子講試題當中度過了嗎？
她希望課堂能好玩起來。我去聽她的課，她問學生：「僧敲月下門的‘敲’還能換成什麼字？」「踹」「穿」「砸」——伴隨著哈哈大笑，青春期典型的暴力語言狂歡。接著，師生又有如下互動：
「叩」，朱妮婭點評：「文雅。」
「蹭」，朱妮婭：「你又惡作劇。」
「撫」，還沒輪到老師說話，孩子們笑：「好惡心，你有戀物癖啊你？」
「窺」，大家笑得更厲害了。
「拭」，大家齊聲：「潔癖！」
「臨」，有人小聲說：「有仙氣。」
「鎖」，「動作太規矩。」
「掩」……
當一個學生說出「掩」的時候，其他人的反應幾乎是一致的：「哇，好溫柔哦。」朱妮婭笑了，說：「溫柔妥帖，只欠平仄。今天的頭腦風暴大家表現得很不錯，就到這兒吧。」我坐在最後一排，也跟著一起笑。這些高中生比我平時帶的大學生要喧鬧得多，嚷嚷的勁兒真大。接著，朱妮婭給學生布置課外閱讀書目，孩子們低頭記筆記。
我曾經問過朱妮婭，她高中時都讀什麼書。她說當時讀過的書有兩本難忘。《基督山伯爵》隱忍地蓄積力量，緩慢冷酷地報復，教會了她在敘事中控制節奏。波伏娃《第二性》如同一記重擊，揭開她瞭解兩性世界的大幕。原來女性是由上千年的歷史塑造成為「第二性」的，原來自己身在其中根本沒有覺察。從這本書開始，她才開始意識到社會中固化的性別觀念，開始想象她作為一個女性個體的解放可能。
這些書表面上和高考無關，但深深影響了她的寫作和思考。現在她也希望學生們能自由自在地去讀，不要懷抱太多的功利目的。每個人與書籍共振的部位不同。哪本書「有用」，哪本書「無用」，你得開啟自己，去碰撞，其他人並不能替你做出預言。
學校有圖書館，一週一次自由閱讀課。校友花了數百萬捐贈的四庫全書影印本，沒有學生看過。朱妮婭真心希望學生走進圖書館，能把「做題家」的身份拋開，但是依然有大量學生在圖書館裡刷題。他們偷偷摸摸地，上面攤一本書，底下壓著試卷，藏著簽字筆。朱妮婭走過去巡視，學生把上面的書蓋下來，假裝翻動幾下。她建議學生收起手中的試卷，不要從早到晚做題，大腦需要一張一弛。去換一本好看的書，調節調節吧。然而下一週，學生照舊。
她在班裡發起「我為大家薦本書」活動，收到的書目重合度很高，多是兩類。一類是暢銷書，比如《明朝那些事兒》、東野圭吾、村上春樹、張愛玲。另一類是「中學生必讀書目」比如《魯濱孫漂流記》《海底兩萬裡》《紅樓夢》《三國演義》。這些書名中規中矩，沒有意料之外的驚喜。學生的閱讀選擇主要受市場和「必讀」的指引，還暫時談不上真正的個人趣味。
幾年前，學校裡出過一個奇才，年輕的身影引起國內史學界的注意。這個學生姓林，懂西夏文，也通文獻學、目錄學。十七歲已出版兩部專著，談論范仲淹與慶曆新政，以及道家思想的政治實踐與漢帝國的崛起。為了鑽研宋史，林同學讀《涑水記聞》《湘山野錄》《墨莊漫錄》，常俯視全班嘆氣：「你們只會學習，你們不會研究。」他的知識儲備驚人，老師們都打趣叫他「林老師」。
林同學夢想進入北大以及美國印第安納大學中央歐亞研究系，但在離高考三個多月時，他因憂鬱症自殺。這一新聞在媒體上炸開。朱妮婭反覆回憶隔壁班這個圓臉戴眼鏡的孩子，她既為生命的破碎而惋惜，也在思考教育的意義。學生群體裡，罹患心理疾病的不在少數。另一個班裡，教師沒收手機的舉動曾激怒一男生奔向高窗。同學們衝上去抱住，代課教師才免於責任。聽到這個故事，朱妮婭轉回頭看自己班裡的學生，擔心自己給他們的壓力會不會太大了？抑鬱的症狀間或也會在她的學生身上發作。他們會不會突然因為一件很小的事而崩潰，進而自我傷害？
朱妮婭想幫學生減負，在她班裡，語文成績年級前二百名不用寫作業。你都二百名以前了，你寫什麼作業？不用寫。作業其實是挺無聊的一個事，就是不斷地讓學生進行重複式記憶，頂多增加三分五分。不寫作業，就有更多的時間，睡睡覺，看看書，多好。實踐證明了她的判斷。這些不寫作業的學生，成績一直靠前。
閱讀，她還是想強調閱讀。面對真正想讀書的小孩，朱妮婭會給他們推薦深一點的作品。一個班裡，這樣的學生頂多只有兩三個。他們其實不需要老師教，他們上課不怎麼聽講，也無需零碎的習題訓練，就靠廣博的閱讀量參破整張試卷背後的思路。這幾個學生在史學和社會學方面頗有鑽研，常與教師對話辯論，寫作文時觀點縝密，論據充沛，根本不用擔憂。
然而更多的學生不信任這條路，他們要更「立竿見影」的辦法。有學生和家長私下裡找她，特別焦急：「請推薦，讀哪本書能立即給作文提分？」朱妮婭知道無法說服他們，就直接指出「捷徑」：要迅速獲得時事立場，去看黨報、黨刊。要秒變磅礴文風，招閱卷老師喜歡，去看餘秋雨、鮑鵬山。
其實，這些「特效藥」起到的作用非常淺。一篇作文要把方方面面都做好，是長久的功夫。夾敘夾議的文章，敘事得有起伏，觀點得有推進，舉例證要推敲甄選，才可以把文章掀起來。教師頂多教一些小的技巧和架構，比如：怎麼去開頭？要避免幾種陳詞濫調。怎麼去結尾？用詩句來點題收尾……學會這些雕蟲小技，高考頂多能加兩分三分。其餘的，真救不了。實際上，會寫的學生還是按他自己的風格寫，不會寫的還是不會。指望老師教出來觀察生活的方式，很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