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箇中年女人坐在角落裡看書，那裡光線並不好。她夾緊肘部，內扣書頁，好像把自己封閉起來，儘可能離別人遠一些。她手中的書名裡有「兒童性教育」幾個字。
多年前，我也曾這樣遮遮掩掩。高中時，晚飯和晚自習之間有一小會兒空閒時間，路過新華書店，進去能看十分鐘。有一天我發現一本新書，書脊上寫著《同性戀亞文化》，我嚇了一跳。這書名是什麼意思？這樣的事也會發生嗎？陌生的詞語電焊一樣刺眼，我似乎應該閉上眼睛，但又想偷偷睜開眼睛試探它的強度。我站在沒人的地方迅速翻，見周圍有大人來，就把書抱在懷裡，封底朝外。晚自習時間到了，跑步去學校，心裡默唸那本書可別被人買走，第二天再回來看。斷斷續續看了一個星期，我以為這書裡面有什麼了不得的壞事，但卻沒有。合上書的時候，我好像並沒有墮落成一個壞孩子。
那時大人都說我乖極了，他們把我的「乖」作為樣本去教育他們的孩子，其實我總想做出格的事，看出格的書。十八歲時，我在大學圖書館四樓找到了王小波的《黃金時代》，這本書出了名的「那個」，我是奔著「那個」去的。那個閱覽室的書不能外借，我站在牆角，用手遮著封面，一下午讀完。
如今我有公開閱讀這些書籍的膽量，但也能體會那位女性的忌憚。有一天，館員打電話問我，在「你選書，我買單」區域，有讀者選擇了同性戀主題的書，要求館裡幫她購買入庫然後外借，這種情況是允許的嗎？
我說那個區域都是正規出版物，審批過，當然可以。館員還是很擔心，這個讀者好像就是奔著這個來的，按規則一天只能登記一本，她連續三天登記三本不同的書，都是同類主題。我建議館員先幫她採購，然後和她談談顧慮，互相體諒。
我只能這樣調停，一百多年前，美國布魯克林圖書館館長遇到相似問題，他手下兩位館員阻攔《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和《湯姆·索亞歷險記》進入兒童部，理由是其中有不雅用語。當時馬克·吐溫的地位並未像今天這樣穩固，其作品在不同州縣褒貶不一。館長隨即寫信給馬克·吐溫，希望作家能夠替自己的作品發聲。馬克·吐溫回信以後，館員們做出讓步。此事在美國媒體激起對選書原則的討論，保守派言論失勢，寬容的立場成為主流，各地圖書館紛紛開啟懷抱，更加大膽地採書。/sup在街上跑來跑去，不像話！」四周哈哈附和，她抿起嘴笑，看樣子相當滿意她的演說，轉頭問我：「我說得對吧，這些人有損城市形象，就應該禁止他們上街！」
「某某……有損……形象，應該禁止他們上……」相似的句式，我聽過。那是在老城根gpark舉辦的閱讀節頒獎典禮上，我區選送的一位盲人老大娘獲得「民間閱讀達人」稱號，即將上臺領獎，市裡工作人員過來交涉說：「能不能別讓她上臺？盲人眼睛空洞，年齡也太大了，站在臺上不好看，影響整體形象，你們還是換個人上臺吧。」
我沒有親見，但此事在私下裡傳開，人們在口耳相接中抹去工作人員的姓名：「就不說是誰了，這職位還說出這種話，真是的。」舞臺側旁的這番阻攔，是誰做得過分，大多數人立場一致。好在事件後來反轉，「閱讀達人」活動的策劃人鄭總十分生氣，當場和工作人員理論：「這不是選美大賽，這是閱讀比賽！」最後工作人員讓步，盲人讀者在主持人牽引下走上臺，講述自己帶動周圍人閱讀的經歷，媒體扛著攝像機圍了過來。/sup能不能接種？」我不懂他說的「瓜瓜娃」是誰，轉頭看見周圍有人偷笑。副處接著說：「就是咱們區的那兩個學校嘛，開智學校和小葵花學校。那些瓜瓜娃，有的大腦有疾病，咱們是不是得查一下，疫苗會不會對疾病不太好？」主席臺領導點頭記錄，更多的人心照不宣地笑，這位副處隨之得意地笑，大約覺得自己風趣幽默。我低頭用手機搜尋，開智和小葵花都是特殊教育學校，我才明白「瓜瓜娃」指涉的是哪個群體。這位副處公然運用這樣的詞彙並且成功贏得笑聲，我看向主席臺，幾次想舉手又忍住了。我的職位沒有權力批評他。
人們對另一類人的態度更有意思。騾馬市南口大廳舉辦書畫展，開幕式在露天地裡，引來群眾圍觀。開場是一個俏滴滴的紅軍戰士獨舞，有芭蕾功底，花蝴蝶一樣打旋，又嫵媚又英氣。前排領導們竊竊私語：「男的？女的？」
演員翹起尖下巴，我看見了他的喉結。他將紅旗軟軟地攬在懷裡，又捨不得似的，一寸寸展開，眼裡是揉來揉去的訴說。他在邀請，又在閃躲，一時挺拔，一時蜜甜，一時撩撥，播弄著自己的嬌嗔與羞澀。臺下老百姓隨意扇著扇子評說著舞蹈。前排領導不知所措，直到節目結束還在轉身探看左右的舉動，確定自己究竟該不該鼓掌。面對這樣雌雄莫辨的舞蹈，什麼強度的掌聲和笑容才是政治正確的，領導，您說。
政治站位的意識，大約滲透在每一位公務員的頭腦深處。他們非常警醒，比如「疫苗接種率」，就跟主科成績似的，考得差一點就緊張。區委書記去市裡開會帶回訊息，碑林區疫苗接種率66%，位列全市第八。他不滿意，給我們訓話訓了一個小時，「第八啊，一不小心就要到落後梯隊。我們作為城三區之一，捫心自問，這樣的成績，說得過去嗎？我們的領導幹部必須提高認識，發動群眾，齊心勠力，推進接種！」
書記一聲令下，表格立即下發，將動員接種任務量化為阿拉伯數字。為防止造假，還須登記每位群眾身份證號和電話號碼。完不成數量的幹部，需要寫書面報告解釋理由，情況嚴重者要寫檢討。達到90%以上接種率的，給單位入口處貼上綠色標籤，疫苗排名將在文旅融合排名中佔分數，接種率也要納入年度考評。
不得不說這套管理方法很獨特，疫苗數量和職務級別形成美麗的規律，標準的等比數列：
正處，每天動員25個。
副處，每天10個。
正科，每天4個……
書記大手一揮：「散會！」
多虧我職務不高，領到的任務只是十個。我在各個朋友群裡吆喝了一天，只動員了三個。我失眠了，我想成為沒有任何職務的平民。
為完成疫苗任務，所有帶職務的幹部都必須帶頭，這可苦了102室的楊局，他異常害怕打針。這事兒發生在別人身上還能招來憐惜，與他高大健壯的身板結合則有些喜感。他說：不要笑，不要笑，這是當年在體育學院落下的病根。保健室裡的針療把他同學扎得像個小刺蝟似的，同學嗷嗷叫，他看了一眼就渾身發抖，從此不能見針。在單位裡他一直拒絕年度體檢，能躲則躲。可是現在，他已經坐在醫生面前，神情莊嚴，四肢繃緊，胳膊剛剛纏上血壓計的繃帶，數值立馬從120飆升150。醫生說血壓150不能打疫苗，他閉上眼睛說：「我靜靜，我靜靜。」後仰於椅，大口呼吸：「哎呀我不敢看，我怕我暈倒。」我說我和寧館按住你怎麼樣，他不說話，直搖頭。細針逼近粗臂，他突然拿起手機給同事打電話分散注意力，還沒接通，醫生就說：「打完了。」我和寧館笑出聲。
中午在飯堂門口排隊，同事謝晨的手機響起來，裡面傳出聲音：「請問你是某某某嗎？你馬上會收到傳票……」電話詐騙一貫套路。謝晨給我們擠擠眼，對著手機說：「請問你打疫苗了嗎？沒打請到碑林區某某社群醫院，那裡有充足疫苗……」電話那端人聲沒了，嘟的一聲結束通話。
為動員群眾，我們發明新辦法。寧館列印我區所有接種站地址電話，擺在圖書館前臺，見人就勸，可是離那個等比數列依然有距離。館員獻出一計，不如直接奔赴接種點門口，逢人就問「對不起打擾了我是政府公務人員上級要我必須完成動員任務完不成我就要受罰不好意思您能把您的身份證號碼和電話號碼填在我的表上嗎謝謝謝謝。」幾位館員練就新技能，語句流暢，表情謙恭，心態強大，被拒絕一百次總有一次被答應。晚上他們拿著填滿名字的表格歸來，活脫脫房產經紀推銷員。
我局任務完成，街道社群又請求我們支援。他們分到的名額更多，難以完成，遞給我們一沓名單和經驗：照著名單挨個兒給群眾打電話，撥通之前要做自我心理建設，像迎接冰雹那樣迎接群眾的責罵。萬一對方把電話掛了，也別放棄，第二天接著打。群眾工作要注意方式方法，咱們態度再軟和點，循循善誘，徐徐圖之，冰雹有可能變成毛毛雨，有可能雨過天晴……當然，也有可能變成更大的冰雹。
就這樣，圖書館常常為圖書以外的事忙活到深夜。隨後，我們開始新一輪疫情防控，要求館內控制75%的人流，上級隨時有可能抽查。寧館把普通座椅設定為預約號，每天只開放部分名額。接著她又擔憂報告廳，撤了一部分椅子，留下來的椅子間隔一米左右，反覆擺置，問我究竟行不行，符不符合抽查標準。
桌椅還沒調整好，又來了另一個檔案。創文明城市活動，要求公共文化單位在入口或醒目位置有固定、醒目、美觀的公益廣告景觀小品。鋼鑄或綠化造型，長度不小於三米。如若期限內無法完成，將通報批評，年度考核扣分。
寧館沒轍，我館入口空間狹窄，如果再添一個三米的玩意兒，那不是景觀，那是路障。她向上級電話反映，對方答覆不能破例。我建議她撰寫一份正式的特殊情況報告，第一，圖書館在地下室，與其他場館不同，我們無法徵用馬路空間。第二，館內入口處狹小，且正對電動扶梯，必須為扶梯預留維修面積，無法做三米景觀小品……
離第十四屆全國運動會還有兩個多月，為營造良好城市形象，西安市政府深入各個街道暗訪，剪輯出一段影片在會議螢幕上播放。
我是第一次看到這種美學風格的城市影像。同是表現西安，這段影片和街頭常見的城市形象宣傳片不同，沒有絲毫的歡快愜意。它通體嚴肅，像是厲害的教導主任，又混合著偵探片與反腐片的氣息。在它挑剔的掃視中，我們的城市換了副模樣。車載固定鏡頭左右搖移、倍速播放，樓宇與霓虹不再作為美景出現，只是作為稽核物件裸露在暗訪者的視野裡。
鏡頭突然停住，放大細節，夜晚閃爍的燈光中有一處樓體黯淡，螢幕隨即打出紅色字型，伴隨冷靜的畫外音：「某某路與某某路交叉口某樓宇，未點亮……」
臺下觀眾緊盯畫面，右手做筆記，思考這塊地盤應該由今天到會的哪個桌牌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