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在蘇州的美學教授王耘為我開出一個書單，大部分都無法採納。他問我：「《大藏經》《叢書整合》《四庫全書》能買嗎？」這三個書名把我嚇著了。我這裡的資金哪裡有那麼充沛？僅這三項得一百多萬。我說：「你能開一些，不太貴的，而且普通文化水平能看懂的書嗎？」
幾天之後他發來另一封郵件：《僧侶與哲學家》比較暢銷，已從法文譯為二十多種語言，一位做哲學家的父親與做和尚的兒子（生物學博士）在喜馬拉雅山中促膝長談，交鋒辯論。我沒讀過，但這書名聽起來就很帶勁兒。我繼續往下看：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涂爾幹《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羅素《為什麼我不是基督教徒》這樣的經典書目應該會順利上架，可是另一些讓我稍稍犯難：《基督教神學原理》《基督教要義》《猶太教——一種生活之道》……我記得寧館說過，書目不要太敏感，不知道這些算不算敏感，會不會在上級巡視時給她招來麻煩。
王耘常年研究宗教，並未皈依宗教。在蘇州大學，他教中國美學史，依照高校課堂意識形態規範，他只講授美學原理，不談論教派教義。同時他也在蘇州西園寺的戒幢佛學院和重元寺的寒山佛學院帶研究生班。在那裡，他講授佛經義理是完全合規矩的。身著運動裝的他坐在一群灰色僧袍的削髮人中間，這樣的照片屢屢出現在他朋友圈，誘發著我的好奇心：給和尚講課與給大學生講課有什麼不同？和尚的修行和日常生活是什麼樣子？
他的回答打破了我對於寺院生活的玄妙假設。「出家」只在少數人那裡是純粹的精神修行，其他時候情況不一定，有人痛苦出家，有人習武出家，有人出於對安全的希冀出家，有「富二代」逃離錦衣玉食而出家。還有些村落形成固定習俗，把出家作為職業的選擇。宗教界有個俗語「福如東海」，福州、如皋、東臺、海門，來自這四個地方的和尚特別多。家裡頭有幾個孩子，可能留最小的一個傳宗接代，其他幾個都去做和尚。
在南方，很多和尚是一大家子一起來的，有兄弟，有父子。他們大多不是本地人，比如，福建人一般會來江蘇，因為外來的和尚好唸經。王耘解釋說：「如果你一直在這個地方生活，左鄰右舍都見過你小時候尿褲子的樣子，你現在突然去當和尚，你怎麼當？沒人把你當回事兒啊。」所以，出家要換一個地方，造成陌生感和神秘感。
這些和尚結伴而來，等到老了，往往只留一個在廟裡，其他人還俗。還俗理由各異。「或家中出現變故，或在寺廟裡鬱郁不得志，或與其他僧人相處得不好。」王耘停頓了一下，「還有的是為了躲開女香客騷擾。」一些還俗僧人留在寺廟附近做生意，賣香燭、算命、給寺廟開車……形成產業鏈。宗教成為一個場域，它製造了僧侶，製造了周邊的旅遊產業，製造了各種各樣的商品，它是一個集團，是合作性的。
我憑空想象，宗教的修習一定會給僧侶帶來獨立自覺的，可以由個人把握的一個存在狀態，引導自我上升。一個人在山巔、海邊、林中，是不是更容易得道？而王耘觀察到的多是另一番狀態：宗教由儀式構成，是一種社會活動。他推薦涂爾幹的名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個小冊子，從社會學角度幫助我們理解宗教。涂爾幹認為「社會的觀念正是宗教的靈魂」。宗教不是個人行為，要從社會現象中去分析它，是各種宗教儀式維持著社會或者集體存在的手段。王耘說，多數僧侶在宗教活動當中所獲得的滿足感，很大程度上並不是來自個人冥想，而是來自和他人之間的關聯，與法師和信徒的交往構成了僧侶的存在感。
他在佛學院裡講兩門課，《佛教美學》和《唯識學綱要》。前一門課有些趣味，後一門課依據唐玄奘翻譯的原典《唯識二十論》一句一句精講，大部分聽眾神色畏難，覺得這種學習太辛苦太枯燥。偶有僧人邏輯縝密，在辯經中風采卓然。但對於多數僧侶而言，他們對經文的理解難以超越專業學者，密集的言辭交鋒容易暴露出思辨能力的薄弱，所以在參與這些活動時並不是很積極。但只要走出教室，面對信徒，僧侶們的狀態就好些了。他們給信徒做法事，唱梵唄，信徒聽得似懂非懂，只覺得僧侶很神秘，從而生髮出崇拜之情。僧侶也因此感到滿足，神采奕奕。這才是他們更擅長的領域，而不是在教室裡討論範疇和概念演變。
信徒也一樣，在寺廟中履行完儀式重新回到凡俗生活中去，他們的恐懼減弱了，勇氣增加了，似乎與一種至上的力量之源取得了聯絡。這就是涂爾幹所說的「信仰在表現中表達了這種生活；而儀式則組織了這種生活……定期強化和確認集體情感和集體意識」。
有段時間疫情封控，寺廟暫時關門。一些法師有意見，多次詢問宗教管理部門，何時能正常開放。王耘問我：「你知道他們為什麼著急嗎？」我不知道。他淺笑了一下，說：「沒人來燒香祈福，法師們也覺得很無聊。」他又說：「你不要總是把和尚想象成一個固定型別，他們的性格愛好各式各樣。愛畫油畫的，愛搞科研的，愛蒐集昂貴僧袍的，當然，也有愛讀經文的。」寺廟裡有些年輕和尚，平時和王耘在一起只探討佛學問題。有一天，佛學院另位老師帶了助教來，是個女學生，性格開朗，課間常和和尚聊天。王耘好奇，那些和尚跟這個同齡女孩聊的也是類似的事嗎？女孩笑了：「怎麼可能？王老師，你猜他們和我聊什麼？他們和我聊得最多的是電子遊戲：你打了多少分，買什麼樣的裝備？」他們極力表現自己是「正常的」年輕人，自己也熟悉人間煙火，「我跟你一樣，我也打遊戲」。
王耘特別向圖書館推薦熊十力的《佛家名相通釋》，收集唯識學當中的佛家名相、概念範疇，再逐個解釋，相當於寫了一本字典。這本書有一個好玩的特點，往往說一句話，自己給自己再註釋一下，害怕讀者不理解。這樣的書對孤獨的讀者是友好的，如果你啃不動佛經，也不知道去問誰，你就跟著作者來。有他一邊讀一邊給你解釋，和你聊天，你的閱讀就有個伴兒了。
但是一些僧眾不太喜歡熊十力，熊十力以前在金陵刻經處學過唯識學，後來搞新儒家。他雖然治唯識又自揭《新唯識論》而立異，有人撰《破新唯識論》對他進行駁斥，他馬上又著《破〈破新唯識論〉》，以詰難方式展開論學。宗教界有些人認為熊十力是叛徒，而王耘恰恰欣賞熊十力的批判性與創造性，他跟我說，我們不能只是瞭解佛教，更要跳出這種宗教，在不同的思想史中返身思考它。比如《修剪菩提樹：批判「佛教」的風暴》，通過辯論來解決疑難。又比如《奧義書》，瞭解印度當時各種流派的思想，才會明白佛教誕生的土壤和契機。原始佛教的立論基礎，是對當時以印度教為首的印度遠古文化形態革命性地批判和超越。同時，他也推薦其他宗教的書籍，伊斯蘭教的，基督教的。放下日常的固有見解，開啟自我，盛放各種關於真實和存在的問題。
在宗教文本中，他排斥那些過於規訓的東西，例如嚴格規定信徒幾點鐘要做什麼。一個信徒如果完全聽從指令，確實能夠獲得愉悅感安全感，但這種安全感來自放棄自己對於自由的嚮往，當然這之中也放棄了批判性。
他不是要佈道傳教，而是希望自己以一個獨立自主的思考者身份，明辨宗教的義理。「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這是他秉持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