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了他的推薦，我翻開《修剪菩提樹》和《僧侶與哲學家》，第一本對我來說有點難，第二本我倒是讀得停不下來。書中，父親對兒子的不解有點像是大眾對僧侶的隔膜，而哲學家與修行者的玄學辯論又遠不同於大眾對僧侶的誤讀。二人尊重對方的異見和生活方式，又能提出犀利問題，討論痛苦和無知的關係，破除對自我和現象的牢固眷戀。閱讀這本書，我也在反思自我的執念。
王耘問我有沒有看過基督教的文本。他認為《舊約》有一種原發性，像是一個圖書館，裡邊各種各樣的內容，體裁也不統一，相當於一個文獻庫，讀者可以自己在文獻庫當中找到依據。在《舊約》當中要思考的是，猶太人作為歷史當中的分子，在痛苦和壓榨當中，怎麼樣給自己一個解釋？他喜歡約伯，也思考約伯之問何以有別於屈原《天問》，所以他為圖書館推薦了舍斯托夫《雅典與耶路撒冷》《曠野呼告》。他一再強調《新約》出現的語境，關心這種思維方式到底是怎麼養成的和出現的？一名信徒和一名學者同時開啟《新約》會有不同的印象。信徒會相信，這就是「神蹟」，主在與我說話。學者會以為，這就是「人跡」。
一些患有憂鬱症的學生專程找到王耘，在他們的想象中，研究宗教的王老師一定能夠為人指點迷津，走向一種超脫的生活。
王耘認為自己並不擅長治療憂鬱症，但他建議學生在校園裡找一塊花園綠地，再準備一些道具，蹲在地上看螞蟻。
仔細看，會發現螞蟻是有組織的，有訊號員，有工人，有司令。螞蟻也有性格，有急性子，有優哉遊哉者。用不同的道具去為螞蟻製造情境，一片西瓜引發它們饕餮狂歡，一杯水沖垮它們的家園，一抔土、一塊石頭、雙腳的碾壓、驕陽下的一柄放大鏡……如果這樣觀察螞蟻一個下午，看它們出生入死，大概會哭出來。
這就是人生啊。而破解生如螻蟻的唯一方法，是你，你去做那個看著螞蟻的人，這是宗教研究帶給王耘的思維方式。碩博期間，他學習的方向兼及中西方文藝理論，偶然觸碰佛教理論，覺得後者完全不一樣，系統龐雜，層次繁多，概念高妙，吸引他轉向這裡。二十年來，持續的研究並沒有迎來彼岸世界的召喚或者超驗主義的玄想冥思，但卻解開他內心的一些糾葛。
有一天，孩子問我：「孟子說，無後就是一種不孝。可是，佛教裡的和尚不結婚不生孩子，還常常成為人們仰慕的高僧。這種矛盾怎麼解釋？」我說你去請教王耘吧。王耘回答說：「儒家和佛家關於生育的觀念不同，但又有共通性，都是對生命有限性的反抗。前者通過延續生命來克服生命的有限，後者通過否定慾望來解構命運的牢籠。」
佛教是怎麼理解這個世界的？一個母親，懷胎十月，早晨迎接新生命，夜晚孩子突發惡疾而亡。一個國王午時登基，子時遭遇政變。生命的歷程就像炸藥一般，頃刻盡毀。生老病死作為一個整體，猝不及防地出現在佛陀面前，這就是「苦」。讀《增一阿含經》，王耘的眼前會出現一個立柱，上面用繩子拴著一條狗，這條狗被慾望驅使，不停地往前跑，但永遠也跑不到終點。人們常說時間是從指縫中流過的沙子。他說，不是你的手裡有一把沙子，而是你就是一粒沙子，你在時間之中，是你，作為一粒沙子流失了。這種流失的感覺，就是「幻」。
他身邊，「出家—還俗」「再出家—再還俗」的人們來來去去。在看待世間萬物的時候，他首先看到「苦」和「幻」。面對一個趣味影片，裡面的野生動物慾望難耐，別人在笑，他嘆一口氣：「它也苦啊。」他讓孩子學琴，朋友問他：「是不是因為琴能帶給孩子歡樂？」他說：「不，是因為，將來孩子長大了，孤單痛苦的時候，琴可以陪他。」
美學課上，蒙克的一幅畫中，少女掩面慟哭，房間籠罩著莫名的殷紅，牆上的線條蜷曲成少女肩膀的形狀，陪她一起哭泣。他講到這幅畫時險些在講臺上流淚：「這個人啊，怎麼就流過那麼多血？」
他的眼睛裡有淡淡的憂鬱，說話的氣息又慢又穩。在我認識他的這麼多年裡，我從未聽見他的聲音有過一刻加速，這是他的一個神奇特徵。我問他：「研究宗教給你帶來了什麼？」我以為他會說宗教讓他平靜愉悅，結果他說：「如果不研究宗教，我大概會變成一個更醜陋的人。」
他讀過許多佛經，但他總不想修菩薩道，而更想修阿羅漢道。他說：「眾生實在是太鬧騰了，我拯救不了。我更願意做一名阿羅漢，做一個有血有肉普普通通的人，靜觀這個世界。」
如果讓他在言語與沉默之間選，他選沉默。他並不喜歡講話，但是做了老師不得不講。他更希望的生活狀態是：只和很少人說話，寫完一本書接著寫另一本書。等他退休了，他想去山裡住，種竹子和芭蕉。竹子乾淨，它的竿上有細細的絨毛，沒有別的東西，在竹子上寫字好看，芭蕉葉上寫字也好看。春天，竹子生長的聲音很大。夜裡，雨打在芭蕉上的聲音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