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早已超出了攝影師的工作範疇，但宋璐篤定要做。他發表了「智障人群養老難題」系列照片，幫這些人獲得更多關注。報道與發表並不是終點，成年智障人群事業在所有公益事業裡幾乎處於關注的末梢，這個事實暫時無法扭轉。他更在意與這幾個家庭關係的延續以及這件公益事業本身在社會層面的推進，他覺得自己沉浸得還不夠。
我有個疑問，長期與病患人群相處，會不會被一些難受的場景消耗得太厲害，堅持不下去？他說還好，雖然會被苦難觸動，但就像外科醫生可以面對鮮血與臟腑一樣，這些都在承受範圍之內，不吃力，沒覺得自己在堅持，可以一直這樣做下去。
精通塔羅牌的朋友為他算了三次，他的命運全都落在同一張牌上——圖案是美人魚的背影，斜倚浮冰，轉身朝向藍色水域——這張牌有著神秘寓意，說他來自外星球mintakan，到地球的使命是做一名lightworker（光之使者）。不管這是不是真的，他很願意把這樣的使命加之於己，點燃燈盞，照亮道路。
他問我：「你相不相信，你在這個世界上有使命？」
他相信他有使命。在他看來，攝影是一種媒介，一方面向內探尋，構建和形成自我，另一方面向外介入這個世界，產生影響。如何介入？他有底線，比如，他反感煽情式的賣慘圖片，決不故意抓取「典型的」失智面龐以奪人眼球。翻閱他的照片，我注意到，面對低智人群，他的心態是平視而不是俯瞰，是用友人的眼光發現他們日常生活的無措：梳齒間纏繞著亂髮，窗臺上落著藥片和灰，花灑下的泡沫堆積在脖頸上。這些鏡頭裡有悲憫也有尊嚴。
他說，一個攝影師的素養首先體現在觀察力，能迅速將某個畫面從現實中剝離，同時判斷哪個角度和背景更好。這類技術通過反覆練習都能獲得，但往更深層面走，差異就大了。手持相機的這個人認為什麼值得被記錄，為什麼選這個不選那個？這是個性和立場問題。
當下的攝影有一部分是快捷商品：或迎合消費主義導向，或只關注自我，拍攝自己和身邊人的小浪花，幾天就可以出片兒。但他想慢一點做事，消除自戀，轉身向外看，陌生人的生活裡發生了什麼，為何發生。報道攝影比較耗費精力，比如做殘疾人主題，要想辦法找到不同家庭，相處幾個月甚至幾年，承受這個過程中產生的負擔。最終作品能拍得多深入，取決於攝影師對他人生活有多誠摯的關注，有什麼樣的情感和責任感。這個活兒的投入產出比不高，很多人覺得不划算。
從前他有過困境，在深淵得到一丁點幫助，都很溫暖，他清楚地記得這種感受，所以推己及人，他也想為痛楚中的人提供支援。他說他小時候比較自私，這些年來最大的變化就是，漸漸覺得在這世上，自我的需求尤其是物質需求沒那麼重要，應該儘可能地打破「我」，要「無我」，把自己交出去，多給這個世界一點溫柔。
他拍攝過許多因為重症來北京治病的孩子，那些臨時出租屋裡拼湊的碗筷、倉皇的摺疊桌、便宜的布娃娃、焦灼的家長……把鏡頭對準他們，他有些矛盾。疾病也許是人最深的隱私和痛苦，這些重症家庭因為不得已的原因被迫開啟家門接納一個拿相機的陌生人，拍了似乎就是欠了人家。他愈發提醒自己要剋制，不要僭越，不要為了攫獲資訊而冒失地套取他人的秘密。
一個四歲女孩患神經母細胞瘤，多次化療，頭髮全脫，面容消瘦萎黃。他去採訪，談論病情時避開小孩，怕她聽見心裡難過。孩子母親說沒事，這孩子從小就在醫院裡度過，對於高燒和昏迷習以為常，承受痛苦的能力極強，正常日子對她來說反而稀有。母親拿出假髮套和蓬蓬裙，小女孩高興地穿戴上，被大家誇是小公主，她噘起小嘴說：「可是，我沒有馬車呀。」宋璐向我模仿那個女孩的聲調，說：「她真的萌化了……」
「如果我的野心大過了同情心，我就失去了靈魂。」這是攝影師納切威的名言，宋璐反覆用這句話來丈量自己。在我寫作本書的最後時刻，他也和我探討非虛構寫作的倫理，提醒我對書中人物未來可能受到的侵擾要有預判，要在文字中盡力保護他們。
有次他去偏遠山區採訪，小孩躲記者，不願回憶最近發生的難堪之事。有人向他出主意——把小孩帶到城裡去玩，買好吃的，哄著他說出來。宋璐反對。交換式的利誘，便是野心大過了同情心。關乎個體命運的故事當中，應該把當事人感受放在第一位，交流的前提是尊重他們。他放棄追問，把手中的單反相機遞給小孩擺弄，又故意讓著小孩，任由他搶斷自己手中的籃球。這個小男孩歷經重大風波，很久沒有笑過。但那個下午，男孩在宋璐的陪伴下，髮梢甩動著汗珠，笑個不停。
宋璐相信，一個事件不是孤立的，最好能在照片中呈現這個事件和環境和歷史的橫縱關係。這樣的視覺作品，資訊會更飽滿。他喜歡用烘雲托月的方法拍照：拍攝野生動物遷徙，他得提前瞭解食源地植被，橡膠林發展，當地退林還耕的狀況。先把選題發散開，考慮怎麼將這些因素視覺化，再列出詳細拍攝計劃，包括鏡頭遠近、元素對比等等。為某重症家庭拍攝籌款照片，他覺得醫院環境對事件的說明遠遠不夠，於是自費搭乘火車汽車去河北遷安縣農村的病人老家，拍攝那裡的困窘細節。多花一天時間，多出來幾張照片，他想，也許能觸動某個讀者多捐贈一些。
即便是純粹「商業」的拍攝，他也不敷衍。贊助商在籃球比賽的大屏和地板上植入各種logo，明令宣佈：相對於比賽本身，把各種logo拍全更重要。宋璐把這生硬的條件當做一種特殊訓練，在logo的干擾中拍出運動的美感。攝影師很多，有人就是幹活而已。但自己手底下不能出來隨便的照片，那是對技藝的荒廢。他的這個口袋相機用了三年，邊緣磨得發白。但這不算什麼，他在歐洲遇見一位同行，佩服對方的相機邊角剝落得那麼厲害。一個攝影師，就得把相機磨成那樣才行。
在人群中他常常感到自己格格不入。很久以前他在「鐵飯碗」的媒體工作，但難以適應官場秩序和飯局社交，辭職了。他報名參加瑪格南在中國的課程，學員們樂於和導師聯誼歡宴，他也不太習慣。那時他一下課就上街拍照，深夜回來篩選照片，交給導師。一個攝影師怎麼向另一個攝影師表達自己的敬意？他認為，就是儘可能地去工作，用作品（而不是飯局）跟對方交流。他和我講起那些趨炎附勢者，眼角嘴角蕩著嘲諷的輕笑，接著，他說他去年讀過最好的書是格羅斯曼的《生活與命運》——極權主義威壓下，人們如何儲存良知。
有人說他這樣太清高，但他並不怕被誤解。孤獨、決絕、不合群，這幾個關鍵詞挺立於他的各個社交媒體中，是他給自己的界定。有時他覺得自己是那樣地需要傾訴和陪伴，有時又覺得，唯有孤獨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
所有采訪工作，只要有興趣，他從來不問報酬。怎麼結算，哪天結算，他都不清楚。他的存款金額很少，無所謂，不焦慮。他沒有汽車，有一輛藍色的腳踏車，在蕭太后河沿岸的野花中騎行，車鎖掛在車把上叮咚作響，微風中享受自己給自己掙來的閒逸。夜裡，他回到電腦桌前，為照片編碼、排序，放入按照年月日排列的資料夾。他本人很少入鏡，但每個時刻都有他的目光在場。再次注視自己眼前發生的景象，回憶自己和物象為什麼在那一刻突然對視，這樣的咀嚼讓他感到舒適。
秋天他得了肺炎，醫生叮囑他不要劇烈運動。不運動對他來說很難受，他自己制定循序漸進的運動計劃，每週增加一點強度。但他不敢帶著相機上街，因為對他來說，心動才是最劇烈的「運動」，街頭目之所見一定會讓自己心動過速，不停地拍下去。他寫道：「如果觀看是種吶喊，我已破了喉嚨。」
在一個大雪之夜，他想起家附近的樹林中有一座被丟棄的老虎雕像。它現在是什麼樣子？突然想去看看它。公寓門口的保安十分驚詫，半夜十二點多，雪沒過腳踝，還有人要出門去散步？
路上只有送外賣的摩托還在行駛，地太滑，戴頭盔的快遞員摔了一跤，宋璐扶起他，然後獨自拐向那片樹林。林子裡的雪是完好的，唯有他嵌入了兩行腳印。「老虎」就站在那裡，沒有動，雪花覆蓋了它的斑紋。宋璐看著它，它也看著宋璐。然後，它邀請他舉起了相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