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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陣地(第2頁,共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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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號:6113010530180100263××

備註:捐助2021級學生魯×

辦理業務的銀行工作人員問我:「‘紅鳳工程’是哪兒的啊?可信嗎?」她也對公益感興趣,一直想捐,沒找到放心的專案。我告訴她,這個專案是陝西省婦聯發起的,只資助女生,二十多年前資助過我,所以我信任這裡,有發票,學生和資助人建立一對一聯絡,不會騙人。她說:「那太好了,我也來查查學生的資料,挑一個,今天就捐。」她低頭寫字,記錄「紅鳳工程」的辦公電話和詳細捐助流程。她的下頜線條柔順,是個溫雅的人。我剛剛走進銀行時的鬱結之氣緩緩散開。最近惡緣頻生,現在和她結下善緣。

回到局裡,辦公桌左手牆上有一張蘇軾《寒食詩帖》。這張紙是我列印的,貼了大半年,很少臨摹。「自我來黃州,已過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兩月秋蕭瑟……」此刻我在裡面看見了蘇軾被貶謫的委屈憤懣,我拿起毛筆,蘸取濃墨,在書桌上寫,在地板上寫。墨滴掠過毛邊紙,一片片飛白。我在蘇軾斜倚的筆勢中感到他的痛楚,想想他的遭遇,我這點波折又算得了什麼?

離掛職結束倒計時十五天,「那個領導」依然沒有動靜。書如果再拖著不買,可能會影響年底評估。

局裡同事和我說話好像有些異樣,也許他們知道我面臨的狀況。寧館來了,鎖上我的房門,欲言又止。她說「那個領導」託中間人帶話,問她憑什麼相信我是在編書目。誰會笨到用三個月時間去編一份書目,不拿一分報酬?說不定我根本就沒編,是和書商勾結一起撒謊,分錢。

我大笑。掛職人員的工資都是原單位發的,我確實沒有拿過政府一分報酬。不知道「那個領導」是要挑撥離間,還是他實在不相信一個人可以不計報酬地做事?我開啟手機,展示各個朋友談論書目的聊天記錄。我又開啟電腦,「原始書目」以朋友姓名的最後一個字作為標記——「哲軍帆書目」「耘鋒震書目」「墩明睿書目」……還有「已查重書目」「小呂合併書目」「出版社書目」「去年缺貨書目」「法律醫學書目」「理想國商務三聯譯林書目」「定稿書目」……我對寧館說:「這全是我編書目的的證明,每份檔案後面顯示修改的最後日期,都是這三個月做的,你拍照存檔,拿去給中間人看吧。」

《莊子·秋水》裡,惠子怕莊子與他爭權,莊子給惠子講了一個故事:鴟得到一隻腐爛的老鼠,害怕鵷雛與自己相爭,便大聲嚇唬鵷雛。鴟並不知道,鵷雛只吃清潔新鮮的食物。想起這個故事,我笑得厲害。我應該像莊子那樣,向惠子做出嚴正宣告——我不吃腐鼠。

寧館請我過幾天去招標現場打分,我說:不,我去年沒參加圖書招標打分,今年也不會參加打分。我甚至連招標現場都不打算去。我希望以我的「堅決不在場」向「那個領導」表示,我根本不會沾染這裡的錢。我只是要保護我的書目。

中間人又來了,說:「書目去掉百分之四十,總該可以吧?一百多萬的百分之四十,才幾十萬嘛。」

我很想問他:「你代表哪個領導?你說,我開錄音鍵錄下來。我憑什麼相信你和領導的關係?你讓領導親自給我打電話,我來跟領導解釋。」

這些話在我心裡倒騰了一會兒,我又按下去了。我只是說:「不可以。按照往年規矩,書籍有破損或者缺貨可能,我們在合同裡寫明配貨率95%,也就是誤差率5%,現在我頂多讓步到誤差率10%,但絕不可能誤差率40%。」

他撂下一句話走了:「10%不夠我和領導分的,40%才夠。你掂量。」

一個月前,我接到來自上海的電話,作家經紀人毛曉秋讀到「騰訊穀雨」記者楊宙對碑林區圖書館的報道,建議我把建設圖書館的事情寫成一本非虛構書籍。其實剛剛掛職時我有過類似的打算,我在南院門的經歷也許可以寫一本《芝麻官札記》,但後來我在「貞觀」發表的「個人英雄主義」文章引起一些官員不滿,讓我意識到,凡是寫政府的紀實類文章,都要謹慎再謹慎。我和經紀人反覆討論寫作提綱,儘量把握言論尺度。

最近發生的這一切,為我們正在擬製的大綱貢獻了突如其來的情節拐點。毛曉秋說:「我能感受你的難過和氣憤,這種事情我沒想到在現實中居然發生了。這是一個很有價值的素材,當我們的理想和現實發生衝突的時候,也許我們在現實中居於下風,但這個題材可以在寫作中煥發新的生命力。退一萬步,假設三個月的心血編成的書目不能夠在圖書館中落實,也可以在你的書中長存下去,所以想到這一點,你不要太悲傷。」

毛曉秋的話給了我安慰,如果結局真的無法扭轉,我也得接受,但我決定最後試一次,盡人事,聽天命,這部書稿是我最後的賭注。我主動找到中間人,告訴他我正在寫書,會把這些事件如實寫進去。他半信半疑地看著我,我出示了我的寫作大綱。

第二天,招標公司打來電話,中間人撤退了,不再參與我們的事。我的書目保衛成功,第三天正式開標。

在夢裡,一棵樹在我的窗外長了起來,我眼睜睜地看見花蕾像蘑菇一般頂破溼潤的樹皮,一簇簇鑽出來,手舞足蹈,在空中搖。粉紅色的一朵朵雲。夢醒了,我背部的骨骼一寸一寸地鬆弛,像在發酵。我長長地吐氣、吸氣,氣體在骨頭的縫隙中流動。

加繆《鼠疫》中,記者朗貝爾和醫生爭論人們在為什麼而死。朗貝爾說人們過於英雄主義時是在為理念而死,而人應該為其所愛而死。

然而醫生說:「這一切裡面並不存在英雄主義。這只是誠實問題。這個概念可能會引人發笑,但與鼠疫鬥爭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誠實。」

「誠實是什麼?」朗貝爾說,態度忽然嚴肅起來。

「我不知道誠實在一般意義上是什麼,但就我的情況而言,我知道那是指做好我的本職工作。」/sup。」那這禮物八成是他送的。

組織部部長打來電話肯定我的工作,希望我繼續掛職,延期半年或一年。我們說到我掛職的初衷,我出生在校園又工作在校園,三十多年來,我對校園之外的事件參與甚少,只是翻閱手中印刷的文字去想象社會。這個國家的各級事務具體如何運轉,實地是什麼樣的?作為一個公民,我想去看看,去參與。掛職之前,其實我也不太清楚新的崗位究竟涉及什麼型別的事務。「文化」「旅遊」這兩個詞給崗位籠罩上詩情畫意,我誤以為是策劃演出劇目、研習琴棋書畫、宣傳風景名勝。到崗之後,全然不同。我得記住酒店後廚煙道清洗規範,熟悉新挖工地文勘進展,檢查鼠藥和垃圾擺放,答覆12345市民熱線投訴,回覆人大政協文旅提案……這一年事務繁瑣,我將此視為對內心秩序的訓練。最初的詩情畫意構想幾乎都沒有實現,除了建設圖書館這件事。

建館,機緣殊勝。掛職之前我完全沒料到會有這樣的任務憑空而降,謝天謝地。人生中很難再有一次機會,把一個圖書館一磚一瓦一書地搭起來,這是掛職生活給我的禮物。我分明記得,在15世紀的義大利,教皇尼古拉五世大力興建梵蒂岡圖書館,派遣學者分赴雅典和君士坦丁堡等地購買古典手稿。他後來回憶起自己在圖書館中工作的日子:「我每天的快樂比現在一年的快樂還要多。」

也許上級認為我很適合「文旅局副局長」這個崗位,其實我做文旅工作並不比別人更突出。母親曾經對我說,你性格直,不適合在官場。母親的預言沒有錯,我確實缺乏變通,是在朋友的建言獻策下,我才保住了最後的土地。我最想做的那部分事已經做完了,未來一年內圖書館不會再購書,此時離開應是正確選擇。況且我是那樣想念我從前的工作——大量時間自主安排,一個月只開一次會,講課講到激動時捋起袖子,多麼歡暢。

同事們知道我要走了,紛紛和我合影,小全舉著相機下蹲又下蹲,把鏡頭微微仰起,他說,為了報答我這一年對他的好,一定要把我從一米五八拍成一米八。隨後,他來找我簽字,敲開門小聲唱歌,懷抱著檔案向我抒情:「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第二天他換了曲目,劃拉著小碎步,飄到我桌旁,唱:「啊朋友再見……」第三天,他清清嗓子,拔高音調:「我送你離開,千里之外……」

在弟弟家,我說:「我們單位同事都捨不得我,說以後沒有我這樣好的領導了。」弟弟噗的一聲把茶葉笑噴了:「‘吾與城北徐公孰美?’你忘了這篇課文了嗎?回去複習一下。下屬對上級的讚美,頂多只能信百分之四十,我下屬還給我寫詩呢。你清醒一點,楊老師。」

在政府上班的最後一天,沒有人給我佈置工作任務。我坐在靠背椅裡,面對著虛掩的門,整個上午,門的位置一直停在那裡,無人推開。我事先準備了幾本電子書,以為在這樣靜的環境裡可以安心閱讀。然而,我的滑鼠在移動,捲軸也在螢幕的右側滑動,文字卻進不到我腦子裡去。

中午去飯堂,鄰桌一個人跟我打招呼,我不認識他。忽然想起來,噢,他就是那個借給我傘的人。幾個月以前,有天突然下大雨,我在圖書館,中午要出去和朋友吃飯,沒有帶傘,前臺的傘也被借走。一個陌生讀者走過來,讓我把他的傘拿去用。我吃飯得一個多小時,擔心耽誤他事兒,他說:「沒事,我中午就在這,我等得住。我是咱們院子的幹部,我看了你的文章,也看了你的影片,一直想感謝你給我們幹這個事,你拿我一把傘有什麼,我請你吃個飯都是應該的。」

現在又在飯堂遇見他,他問我什麼時候回高校,我說今兒下午就走,他轉身端了一碗綠豆湯過來說:「楊老師,也沒有酒,咱倆就這樣幹了吧?」我也端起我的綠豆湯,兩隻扁圓的不鏽鋼碗碰出清脆的聲音,仰頭喝完。

午睡起來,我收起摺疊床,放到房間的角落。我去和區長和書記告別,他們都外出了。回到辦公室,關閉電腦,我把櫃子裡的東西全都拿出來,被子、枕頭、書籍和洗漱用品分別打包,將鑰匙和飯卡交給栗主任。拖地,擦拭桌面,接一壺水澆綠蘿,加上櫃頂和牆角的,一共十二盆,都澆足了。回頭看看牆上的電影海報和櫃門上的花紙,就不揭掉了吧,幾處彩色痕跡留在這素色的大樓裡,也許明天會被抹去,也許不會。我來敞開辦公室的門,迎接下一個人。

朋友開車來幫我搬行李,局裡同事全都從房間裡出來,在樓道里挨個握手。寧館說:「你走了,我心情不好的時候還能給你打電話傾訴嗎?」我說:「當然可以啊。」幾個女同事抱我,手在我背上多停留了一會兒,鬆開手臂時,她們的眼睛認真地看著我。就在前一天,我還以為我很容易拋下這一切,一身輕鬆地奔回我從前的生活,結果並不是。這裡不是一個沒有人情味的地方。我的眼皮發緊,忍了一下。

晚上接到陌生號碼來電,聲音很大:「楊局,我是×××。」我有點意外,他是一位年長的同事,並非我主管科室。平日樓道里擦肩而過,只是例行點頭,幾乎沒有交談過。而他的語氣像是迸發一般:「我打這個電話可能有點冒昧,但我要是不打這個電話,我心裡過意不去。你在這一年了,我沒和你說過話,不代表那些事我沒看在眼裡。你的委屈,我們都知道,有很多次我為你打抱不平。你的文章,你的影片,局裡禁止傳播。我看不慣局裡的做法,我都轉給我的親朋好友。領導讓我刪除我的朋友圈,我沒刪除,現在還在。你做的事情是對的,我支援你……以後我就不叫你楊局了,我就倚老賣老,自稱老哥。以後文旅上你有什麼事需要幫忙,一定給老哥打電話,老哥盡全力給你辦,說到做到,來日方長……」

掛了電話,我躺在床上,深呼吸多次,依然無法入睡。窗簾縫裡照進來月光,臥室裡比平日裡亂得多。這一年的行李堆進家裡還沒一一歸位,這一年的事情也還沒消化清楚,也許我需要幾天時間調整身體,屏住,慢慢建立新的呼吸節律,讓細小的情緒從嗓子眼一點點下去。

這時我才知道,從一種工作換到另一種工作,從一種心境換到另一種心境,並不像是在淺溪中的石頭上跳躍那樣輕盈,而像是解開扎氣球的舊繩子換根新的。新繩子還沒準備妥當,就得用手指臨時捏著,不敢鬆開,不能激動,怕漏氣兒,怕耗散。

再見了,碑林文旅體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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