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家人文化水平可以，知識品味比較高。韓家幾大家族都很有能耐，韓立閣開封大學畢業，韓立挺信天主教。土改期間，地主、惡霸、富農都出在韓家。
韓立閣大學畢業之後，任國民黨縣兵役科科長，後來是龐橋二區區長，大致是1941年、1942年幹起，幹了七八年。他回來探家時,我已經記事。那人相貌黑黑的，長方形頭，有殺氣，有威嚴，對人很恭敬。離家還有十里地，就下馬，步行到家，見人就欠頭問好。回村之後，韓、梁、王家挨家都拜。國民黨倒臺後，他逃跑到北京，1950年「放匪」，政府宣傳寬大處理，韓立閣一定要回來，爭取重新做人的機會。再說他母親一直在家被鬥。1950年秋回來後，在家從事生產，年底把他逮住。1951年初開公審大會要槍斃，村裡人都哭著保他，說他人好，到底還是被槍斃了。
還有「挖底財」，就是逼著地主交私藏的錢，地主也到處跑著找親戚借錢。韓立閣的爹也被殺一儆百。他媽與他嬸一看沒什麼過頭，穿得整整齊齊就上吊了。死前還吃的油旋饃。原來還有人可憐他們，一看人家死前還吃油旋饃，就罵起來。他叔叔早就坐班房去了。叔叔的兒子是倉庫主任，也被槍斃，說話不好聽，有男女關係，收糧食大斗進小鬥出，有點民憤。那時候槍斃人都在鎮上二初中大操場那兒，現在走到那兒還有一股子陰氣。
韓立閣的弟弟韓殿軍也是開封大學畢業，還沒等到就任，國民黨就倒臺了。1957年回來，也被批鬥，跑到甘肅被逮住。韓立閣的老婆被逼財、打拐了腿，很快就死了。兒子韓興榮，沒找來老婆，前幾年死了。這一家算敗了。
韓立挺，在福音堂自學醫生，跟著他媽信主，信基督教，後來做到教主、長老。以前的時候，信主的非常多。八幾年的時候，信主的又紅火一陣子，大量發展人員，印發小冊子。韓立挺生病癱瘓，家裡沒人來照顧，福音堂信主的人輪流照顧。兒子在葬禮上念祭文的時候，村裡人起鬨，罵他兒子，老子生病了，連看一眼都不看，算啥信主家庭。
另外一大家是韓建文家，全家都信主，都是醫院醫生。韓家算得上是儒雅之家。從我記事時，過春節時，全梁莊的對聯都是韓家人寫的。
韓家人脈旺，家家都是好幾個兒子，但就是不團結。幾個兒子之間打、鬧，爭小利益，上法庭，不贍養老人，正常得很，所以，也不受尊重。
梁家一開始是兩兄弟，後七個兒子各自成家，所以梁家共七門，第五個和第七個兄弟人脈少，早絕了。現在梁家這幾十家都是剩下這五門的後代。
相比之下，咱梁家人就沒有那麼多知識。有「光棍兒」，也有「老鱉一」哩。但是，梁家人會政治鬥爭，也會窩裡鬥。所以，土改後梁家比較興旺。梁家當權，三朝元老，也出過縣委書記。咱們以前的支書梁興隆的壞勁兒就不用說了，當大隊支書幾十年，整個梁家的人都被他欺負遍了。那年，梁清立拿著刀滿村追著砍他呢。那是把人家欺負急了，狗急了還要跳牆呢。
保管梁光明也是個壞貨。他兄弟三個，梁光富單身漢，梁光懷被餓死，嫂子被打死，所有宅基地都歸梁光明。杜家玲子，爹媽死後，由她嬸說給梁光明的一個兒子，後來玲子不願意了，玲子家的房子就被光明家霸佔去了，說是玲子欠了他家多少彩禮錢。
梁家光出那鮮點兒人物，梁光基，幹過縣武裝部長，退休後人事檔案丟了，連基本工資都沒有。可梁家沒有一個人同情他，為啥？不養生病的老父親，他哥半夜把老父親拉到縣城他家院子裡，清晨起來一看，以為是誰送的糧食，結果是老父親。看這咋辦？他就去找親戚，親戚諷刺他說：「那咋弄？你去問郵局郵寄不，把人郵寄回去？」結果，父親連車子都沒下，當天又被送回到了村裡南菜園子那兒。還告訴鄉親傳話給他哥，老頭兒在南菜園。
王家就不說了，都是些歪脖兒樹，不成才。梁莊人也不把他們當回事。
咱村裡的那些小姓，有錢家、周家、張家、袁家、劉家。老錢，一輩子沒說過話，沒人記得他長啥樣兒。他老婆花兒，相貌很差，病歪歪的。家裡四個孩子，日子沒法過，花兒就跟張家、周家幾個單身漢鬼混，給家裡弄點吃的。全村人都知道。
周家那幾家也都很有特色。周利和當過會計，周利忠小巴結，父子三人，外號「大積極」、「二積極」、「三積極」。周利和是個私生子，那真叫個勤快，他做的莊稼，連棵草都找不到。勤快得很啦也不都是好事兒，種麥冬，上肥太勤，結果只長苗，不結籽。後來得胃癌，去安陽做手術，去之前還在曬麥，把麥曬曬裝裝才走，手術後還沒出院就死了。村子裡有人編順口溜：「去的時候活蹦亂跳，回來響支鞭炮；去的時候能吃饃，回來抱個骨灰盒。」
周利忠的閨女春榮出嫁前半夜翻牆頭跑了。梁家柺子常，別看大字不識，最會編順口溜，在村裡唱：「二月二，龍抬頭，周家姑娘翻牆頭。周利忠，抬起頭，看看床上有人頭，襖子搭在被子頭，裡頭蓋的是枕頭。攆到靈山頭，相遇在橋頭，結婚證一看，垂頭喪氣轉回頭。」
八幾年，我和柺子常幾個人去弄煙苗。到崗上歇，都在閒說話。柺子常就說：「二哥，你現在不如我，欠人家錢，老婆還有病，六七個娃兒，你啥什麼時候能超過我？」那意思是笑話我，日子過不成哩。旁邊有人說：「你可別說，龍爬一步，鱉移十年。」現在，柺子常還是柺子常，幾個娃兒，沒一個成樣的，大娃倒插門，就沒回來過；二娃兒出去打工也不回來，柺子常四十八歲時又生兩個小娃兒，後來有一個淹死了，另一個天天出去上網，打遊戲。
總結來說，咱梁莊的情形，就是那個順口溜：韓家人尖，王家人憨，梁家光出些二貨山。
天色漸漸暗下來，父親卻毫無倦意。在父親那裡，所謂村莊的整體面貌，就是一個個生動的、相互糾結的家庭故事，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每一個村莊都是一部歷史，每個家庭都是一個獨特的人生型別。
當父親講到錢家女人花兒的時候，我忽然想起，和對待王家的態度一樣，我小時候幾乎也沒有真正意識到他們的存在，雖然錢家就住在離我們家不遠的坑塘的另一邊，他家的女兒和我們姊妹也幾乎同齡，但我們很少到她家裡去玩。她們也似乎以一種自覺狀態，從來不提起自己家裡的事情，從來不邀請別人到她們家裡去玩。
一個村莊就是一個生命體，一個有機的網路，每個家庭的運動看似不相關聯，但卻都充滿著張力和佈局。費孝通認為鄉村的社會結構是一種「差序格局」，以「己」為中心，和別人建立聯絡，大家不是在一個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紋一樣，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因此，在一個村莊裡面，大家族的人總能夠通過各個層面的親屬關係推出較大的勢力空間。那些小姓，或獨姓，因為缺乏基本的私人聯絡，也很少有機會通過婚嫁這一渠道進入大姓的親屬範疇中，很難推出大的波紋，難以進入村莊的內部空間，獲得更多人的認同。也因此，他們的言、行、道德總是被另眼相待。正如費孝通所言，在鄉土社會這個親密的社會中，他們是村莊的「陌生人」，「來歷不明，形跡可疑」。錢家在梁莊就是這樣的典型形象。
對於梁莊的兩大姓——韓姓和梁姓而言，他們是梁莊的主人。但是，也有不同角色的定位。兩百多年來，梁姓和韓姓一直處於明爭暗鬥的狀態。梁姓在文化上始終落於下風，韓姓信主的家庭特別多，讀書的人很多，在氣質和修養上，甚至在相貌上都顯得超凡脫俗，但也因此而在背後遭到很多詆譭。梁姓一直以來對信主很排斥，也許他們覺得跟著韓姓人到處跑太丟人。在政治上，梁姓則一直佔上風，兩百多年來都是梁姓做族長、支書，掌管村裡事務，直到最近十幾年，才被韓家人奪了過去。梁家人雖然會政治鬥爭，但是，經濟上卻一直都不行，在改革開放時代，順理成章地被趕下臺去。
已經夜裡十一點了，父親幾乎說了七八個小時，連晚飯都沒吃。哥哥、妹妹、嫂子，還有下午從縣城回來的二姐、三姐、姐夫也坐在一旁靜靜地聽著，只聽得見我在電腦上啪啪打字的聲音。全家人都沉默著，似乎在為整個梁莊思索，帶著一種很明顯的神聖感，這讓我很震動。
對於他們來講，日常生活只是一種無意識的生活，柴米油鹽，吃喝玩樂，好像沒什麼大的追求。但一旦有某種契機的時候，他們也很願意去思考，也理解其中的意義，並試圖進入到這一境界之中。只是生活很少給他們這樣的機會。
一個村莊的生存映象
幾百年前，梁家兩兄弟帶著七個兒子來到這裡定居，並繁衍生息。其中五門人丁比較興旺，另兩門逐漸消失。到目前為止，從大家庭來看，梁家幾門共有五十四戶。兄弟幾個，結婚後，兩口子都出去打工，父母在家幫忙看孩子。無所謂分家，但從經濟實體來說，應該已經算個體小家庭。從這個角度算，應該有一百五十戶左右，共六百四十多口人。
從家庭居所來看，其中有兩家完全離開了村莊，搬到了打工的城市生活（把村裡的宅基地賣了）；一家不知所終，與村裡人沒有任何聯絡；七家在外打工，孩子也在外地上學，家裡房子封著，幾年沒有回來，短時期內應該也不會回來；一家在鎮上生活，但村裡還有宅基地，馬上要蓋房；還有三家在外地做生意，隔一兩年回來一次，家裡的房子蓋得非常好，顯然是在為將來回來做準備；其餘幾十餘家都仍在村莊生活，家裡的年輕人常年在外打工，老年人、家庭婦女和小孩留在家裡。還有八九戶，就在土地裡討生活，從來沒有出過遠門。這一類人，在村裡是最老實也最被人看不起的，所以，他們經常被大家忽略掉。
20世紀80年代後期至90年代初，梁莊人大規模地出去打工，早年主要集中在北京和西安。去北京的多在工廠做工人、保安，或在建築工地當小工，據說有一段時間他們還聚集在北京火車站倒票；去西安的多是在火車站周圍拉三輪車。後來，才有到青島、廣州一帶去打工的。極少數人在外做生意，如校油泵、在城鄉結合部賣菜等等。大家出外打工都是以家族為中心，相互傳帶。在外打工的梁家人有三百二十餘人，年紀最大的六十歲，在新疆當建築工，最小的十五歲。
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最早一批出去的打工者，現在已經人到中年，四十多歲將近五十歲的樣子，有些人又回到了農村，在家種地，間或在鎮上或周邊打點短工。還有一些仍然在外面打工，但顯然他們已經堅持不了幾年。有些人不想回來，但身體已經幹不動了，只是在那裡撐著。譬如我一個堂哥，早年從部隊復員回來，娶妻生子後就出門打工，是村裡最早一批出去的打工者。他先在北京當保安，後來到西安蹬三輪，每年就只有春節回家。前些年在村裡碰到他，說話打扮很有城市味兒，非常看不起自己從沒有出過遠門的老婆，總喜歡顯示自己的優越感。他已經習慣了城市生活，哪怕在那裡他只是一個蹬三輪的。這幾年年齡大了，幹活漸少，住在了西安的兒子那裡。但很顯然，他終究是要回來的。
有少數在外面過得不錯的，就離開了村莊，如小名叫「壞蛋兒」的村長弟弟，當年，他是村裡有名的搗蛋鬼，差點被送進監獄。現在他在內蒙開了一家校油泵廠，因為起步比較早，掙了不少錢，就在內蒙買了房子，將兩個孩子也接了出去，已經四五年都沒有回來了。村長曾經把倆兒子送去跟著叔叔幹，結果，叔叔太摳，不給侄兒工錢。後來村長的兩個兒子在同一個城市也開了一家校油泵廠。
一些中年婦女農忙時組成「打工隊」，給村裡人幫忙種地、除草、收割，一天也能掙三十來塊錢；青年夫妻則是候鳥式生活，兩口子都出去打工，用打工的錢在家裡蓋房子，孩子由爺爺奶奶帶著，春節或農忙時回來。村長說，這兩年春節回來的也逐漸少了，暑假、寒假時，家長會讓孩子去他們打工的地兒，假期過完，孩子再回來上學。當然，這隻限於夫婦在一個地方打工，並且有條件住在一起的。也有少部分比較能幹的青年，在外打工掙到較多的錢，回來在本地做生意，賣沙，做商品批發。但這只是極個別現象。梁家清保就是其中一例。前年回來，他想在鎮上做太陽能生意，這是近幾年農村新興的一個家庭裝備，蓋新房的人家都會買，市場應該不錯。但是，店只開了一年，他不僅沒有賺到錢，反而把打工幾年賺的錢全賠了進去。清保準備今年再出去打工。
有三十多個少年在鎮上讀初中、高中，基本上是寄宿在學校，星期六、星期天回家。三十多個兒童在鎮上小學讀書，爺爺奶奶照顧起居，每天接送。村莊的老人有百餘人，基本上都在五十歲以上，在家種地、養孫子，還有的在鎮上做點零活，在本地建築隊當小工，或在村裡石灰磚廠幹活。
「人去樓空」是鄉村日常生活的景象。大部分在城市打工的農民都在家蓋有新房，並且，他們也是為掙到蓋房的錢或為子女掙得學費而奔向城市去的。他們並不認為自己能在城市紮根、養老（也許是他們根本看不到有這樣的可能性），他們最大的希望就是在城裡打工，掙一筆錢，在家裡蓋棟像樣的房子，然後在本地找個合適的生意做。
夫妻分離、父母與孩子分離是一個家庭最正常的生存狀態。即使夫妻兩人同在一個城市打工，他們也很少有機會能夠同吃同住。如果他們在不同的工廠、建築工地幹活，吃住在廠裡，他們甚至連見面的機會都很少。
梁莊一直是「人多地少」，20世紀五六十年代人均一畝半地，現在人均八分地。莊稼一年種兩季，小麥一季，接著種綠豆、玉米、芝麻、菸葉等經濟作物。由於地少，這些農作物的收成都不夠養家餬口，因此，20世紀80年代之前梁莊幾乎家家掙扎於貧困線上，一到春天就斷糧，鬧「春荒」。
改革開放以後，到城裡打工為人們開啟了新的掙錢門路，不管在城裡幹什麼活，每年都能拿回家一些錢，供人情世故開銷和日常開支。因為種地要交稅，還要在麥忙秋收時回來，許多人家乾脆把地租給同村的人，條件就是租戶替自己交稅，每年再給自己兩百斤麥子。留在村莊的家庭也多了一項租地經營，麥季收入只夠交稅和給戶主的那一部分，秋天那一季算是獲利。
到20世紀90年代，村莊缺吃少穿的現象已經非常少見，但是，真正能夠輕鬆地蓋新房，生活過得比較滋潤，還是村幹部、村莊裡的能人、少數經商的或者有吃商品糧的家庭。據村長講，這兩年因為國家免稅，有許多人家又把多年不種的地要回去，種點麥子、玉米等，自己並不回到村莊，託親戚代種代收，工錢照給。但是，也有人家不願意把種了多年的地再還回去，為此還產生了糾紛。當然這不僅僅是因為農民與土地之間的情感聯絡，還有經濟利益關係。
村莊裡的新房越來越多，一把把鎖無一例外地生著鏽。與此同時，人越來越少，晃動在小路、田頭、屋簷下的只是一些衰弱的老人。整個村莊被房前屋後的荒草、廢墟所統治，顯示著它內在的荒涼、頹敗與疲憊。就內部結構而言，村莊不再是一個有機的生命體，或者，它的生命，如果它曾經有過的話，也已經到了老年，正在逐漸失去生命力與活力。
而城市裡卻擁擠著無數的農民。每年春運高峰期，火車站裡肯定有梁莊打工者的身影，而那無數拼擠的身影也分別指向中國的無數個村莊。當成千上萬的農民幾天幾宿在全國各地的火車站等待，在風雪裡吹著，在廣場裡蜷縮著，他們會是一種什麼樣的心理狀態呢？幸福、渴望？焦灼、憤怒？對於那些打工者而言，一年之中僅有的幾天相聚、幾天輕鬆也是如此地艱難，對於遙遠的村莊而言，那也是一年中僅有的熱鬧、充實、滿足的時刻。
20世紀90年代初期，農民剛剛大規模離開土地進入城市，政策研究者，包括國外的中國問題專家被這巨大的「流民潮」驚呆了，並認為對農民的「釋放」將成為社會問題的一個「火藥筒」。德國學者洛伊寧格爾認為有三個因素會使得中國流民問題暗藏兇險，在著名的《第三隻眼看中國》中他寫道：「農民的龐大數量與經濟建設的發展速度不成比例，不是城市經濟需要吸引農民勞動力，而是農民勞動力需要擠入城市；農民的綜合素質遠遠達不到城市經濟生活對他們提出的要求，因此，農民與法律的衝突將更為激烈、經常；中國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幾乎與經濟增長速度持平，而與農民的收入水平形成巨大反差。因此，農民在進城伊始就會產生嫉妒、自卑、急迫甚至仇恨心理。這種心理不僅妨礙他們逐漸成為城市人，而且會以犯罪形式表現出來。」
二十年過去了，今天我們依然會聽到不少城市人對農民工的抱怨，我們依然能看到農民工在城市生活的尷尬。進城的農民打工者逐漸明白了這樣一個事實：城市，只是自己討生活的地方，不能指望它們給你留下真正的生存空間。他們變得本分、安分、守成了，他們認同自己的命運，不再抱怨。並且，通過婚姻、言傳身教等方法，他們也竭力抑制他們的下一代——第二代打工者，被政府稱之為「新生代農民工」的孩子們——做過多的非分之想，因為他們有過痛苦的經驗。
逼財：當年農村清算地主時的一種說法，即「要徹底清算地主，把地主家隱藏的財產也逼出來」。
光棍兒：有頭有臉的、耍得轉、耍得開的人。
老鱉一：老實人，在農村總是被人捉弄、被人欺負。
鮮點兒：有代表性的。
二貨山：耿直、倔強，不懂人情世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