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始，穰縣開展「以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為重點的村莊建設，以點帶面，整體推進，村莊建設迅速發展。在道路建設方面，群眾按照「想要富、先修路」的思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打通所有村莊的主次幹道和進戶道，實現了村村通汽車。隨著農民對改善住房條件的要求日益提高，建設局村鎮辦在各鄉鎮推廣農村建房通用圖紙，實施村鎮規劃，建起排房，修通了村內道路。群眾住房結構由過去的土木結構變為磚混結構，不少農戶蓋起了樓房，部分農戶還建起了商業用沿街門店房。
——《穰縣縣誌·村鎮建設》
第一代打工者：在村莊蓋房子，那裡才是家
從梁莊到吳鎮學校的路，我走了整整五年。沿著村裡坑塘邊的道路走出村子，上公路，公路入口處是梁光栓家蓋的一個小土坯房，極小極小，也沒見用過，卻成了梁莊村最顯在的標誌；經過吳鎮北頭回民區，沿路有茶館、羊肉店、小百貨店；拐進鎮上許家那條小道進鎮子裡面，路邊有一個廁所；在其中一個小路口，有一大片半人高的刺玫花，每年夏天，它都開出粉白的花，香得刺鼻，但很美。然後，就是吳鎮的主街道，新華書店、供銷社、五金店、鄉政府，緊接著就是鄉中心小學和中學了。這條路一共有兩公里多，我每天都要來回走六趟。
現在，和父親從吳鎮沿路走回來，我一直分不清東南西北。父親說，那是鎮子南頭，這是鎮子北頭，那是街上許家……我很茫然，虛飄飄的，腳彷彿懸在半空中，怎麼也不踏實。
到了新公路的交叉口，父親說，這算到咱村了，這沿新公路的房子都是咱梁莊蓋的。一排排嶄新的房屋，有兩層小樓，有平房，屋前都是水泥澆鑄的大院子，高門樓、卷閘門，非常氣派，中間夾雜一些舊房屋。父親說這些都是新宅基地，留在村裡的那些老宅基地要麼便宜賣給了別人家，要麼乾脆就不要了。
拿著老屋的鑰匙，我和父親準備再次回去「尋寶」。每年回家我們都會回老屋一趟，奇怪的是，每次都能在這裡發現一些寶貴的東西：一張舊相片、小學的作業本……有一次居然找到了初中一年級時的一個日記本，我甚至已經完全忘記了它的存在。通向老屋的路幾乎被雜草封住，我們蹣跚而過，有幾次差點被草絆倒。開啟老屋的門，灰塵撲簌簌地往下掉。站在堂屋中間，看著一件件熟悉而陌生的物品，我百感交集。靠後牆有一個泥糊的長條几，上面擺放著許多東西，中間是毛主席像，配在兩旁的是掛在牆上的對聯，兩邊是放有家庭照片的鏡框。條几下面是一個個小格子，裡面可以放各種物品。條几前面是一張高高的大桌子，春節這裡會擺放供品，平時會放一些雜物，這裡也是我們寫作業的地方。北方農村家庭大多有這兩樣東西。大桌子的正上方是頂棚，為了防止房屋樑上掉的灰塵落到人的身上，父親便用竹子和硬紙糊了這個頂棚，上面還扔著至今讓我們心痛的連環畫冊。
我在條几和大桌子上仔細翻撿，又在條几下的格子裡摸了又摸，沒有找到任何東西。難道老屋已經找不到任何回憶的憑證了？我不甘心，又拿棍子用力搗頂棚，也沒有連環畫冊掉下來，反倒是成堆的灰塵「簌簌」地往下掉，裡面夾雜著無數的老鼠屎粒。東屋和西屋的屋頂上有兩個大洞，地面有兩個常年滴水而成的大坑。東屋靠後牆的角落裡還放著那張大床，床的木頭已經變成黑色，落滿了泥和灰塵，從下面露出一角破舊的棉絮。這是父親母親結婚時用的床。床頭放著一個木箱子，那是母親的嫁妝之一，也是當年全家唯一上鎖的地方，這箱子裡面曾經放著家裡最貴重的東西。就是在這個箱子裡，我曾經摸到過一個煮熟的雞蛋，發現時驚喜異常。我拿著雞蛋偷偷地吃，吃一小塊兒，就到院子裡看一下。那時，家裡人都陪著母親坐在院子裡曬太陽。許多年之後，大姐告訴我，我一從裡屋出來，大家就看到我嘴巴上沾有蛋清，我再進屋，大家都知道我幹什麼去了。這樣幾進幾齣的，所有人都憋著笑。西屋是放糧食的倉儲，也是我們姊妹長大後住的房間。後來哥哥結婚，我們又重新回到東屋，西屋成了哥哥的婚房。那夜晚的「吱呀」聲現在想起來還讓人有點心跳，北方鄉村的房屋並不隔音，三間房屋之間只有一個高高的隔斷牆，旁邊房間的任何聲音都能聽得一清二楚。隔斷牆上還掛著各種各樣的農具。
院子裡的老棗樹見證了我們的成長，也見證了老屋的頹敗。它與我們的記憶，與故鄉的時間、空間一起存在，與家裡的每一個人、每一個場景一起存在。每年棗子上市的季節，不論身在何地，我都會去買棗吃，並且告訴賣棗的人和一起買棗的人，我家院子裡也有一棵老棗樹。每年暑假，正是棗花盛開、青棗初結的時候，我們睡在棗樹下，吃在棗樹下，玩在棗樹下。到8月中下旬，樹上半青半紅的棗子，吸引了無數頑皮的少年。時不時有瓦片、土塊落到我家院子裡，「蹭」地躥出一個人影，撿幾個棗子，又迅速躥了回去。那時，我和妹妹總是和一班孩子鬥智鬥勇。9月中下旬，選一箇中午村裡人睡午覺的時候，哥哥會和他的幾個好哥兒們上樹，拿著棍子打棗，或是爬到最高的樹枝上，拼命地搖樹。「嘩啦啦」的棗子落地蹦跳著，那滿筐紅色的、飽滿的棗子，讓人充滿了無限的喜悅、滿足和幸福。不知為什麼，幾年前，老棗樹不結棗了。現在，正是夏天，老棗樹大半的身軀幹枯著，只有一些稀疏、泛黃的葉子證明它的生命還存在著。我們都離開家了，棗樹那白色的小花、青色的小棗，那泛著誘人光澤、圓潤飽滿的紅棗，給誰看，又給誰吃呢？
望著院子前方大片的斷壁殘垣，我第一次以有意識的眼光去觀察村莊，驚訝地發現，以我家為起點，往前看，竟是一大片連綿的廢墟。在我的童年、少年時代，這裡曾是村莊的中心，光亭叔家門前的那棵大樹下，有一個大平臺。夏天，每到中午吃飯的時候，這裡就擠滿了人，男人、女人一邊說笑，傳著閒言碎語，一邊拿著盆子大的海碗吃麵條。晚上，這裡是歇涼的中心。即使到了半夜時分，還有人在這裡搖著蒲扇有一句沒一句地聊天。而如今，荒草和灌木覆蓋了這一切。到處是巨大的斷牆和殘破的瓦礫，斷牆角落是倒塌了一半的鍋灶，上面還有落滿灰塵與泥垢的鍋蓋、鐵鏟、鍋蓋，彷彿昭示著這裡曾經有過的生機。有的房屋甚至連屋頂都沒有了，只剩下幾面牆撐著一個框架。
這裡是誰家？樹木與雜草遮掩著廢墟，充滿了淒涼與破敗之感，彷彿一個巨大的墳墓。正對著我們家前面的是柺子常家。柺子常，一個好吃懶做的人，父親和村裡的人常常講他，一家人吃麵條，柺子常總是把筷子在鍋裡一攪，麵條全串到自己碗裡，老婆和一群孩子就只有喝湯。他家的房子一直是泥坯牆，一到下大雨的時候，那黃泥水就嘩嘩地流到我家的院子裡。現在，只剩倒塌的一壘壘黃坯和一面牆壁了。再往前邊，是柺子常的弟弟家，這一家家破人亡，女主人早年離家出走，男主人因偷樹怕被逮住坐監獄而自殺，兩個小孩兒也不知所終，房子早就倒塌了。
再前方是一個已經呈四十五度角傾斜的房屋，屋前有一個已經破損的抽水井，房屋門上居然還貼著嶄新的對聯。廚房倒塌了一半，裡面的灶臺還依稀可見，只不過，灶臺上落滿了長年累積的泥塵。廚房後面是一大堆散亂的紅紅綠綠的垃圾。這是誰家？我想不起來。父親說，這是光亭的老屋，當年，他就是在這屋裡娶了媳婦，生下了第一個孩子。他和老婆打架的時候，我們這些小孩子就會跑到他屋裡去看，一個黝黑的、乾淨至極的農家房屋。
再往前，連父親也似乎有些躊躇了，他必須得四處回顧，定定方位，才能說出是哪家的房子。我數了數，這一片綿延著的倒塌了的房屋有十五家，還沒有算我們家這個搖搖欲墜的房屋。也就是說，至少有十五個家庭離開了他們原來的生活場地、原來的聚集場地，開始了新的生活。我和父親在村莊裡走了一圈，整個村莊至少有四處這樣的大片廢墟，估計約有六十戶左右人家。
這些廢墟，和公路兩旁高大、現代化的建築是一個村莊嗎？在煌煌的烈日之下，在知了不間斷的噪鳴聲中，我似乎有些迷惑了。我記憶中的村莊與眼前現實的村莊相比，雖然地理位置沒變，但其精神的存在依據卻變了。蓬勃的中國新時代，正是在這樣的廢墟中，建構了它的新軀體和新形象。
這些廢墟，都是梁姓的幾門。宅基地的劃分，是依據家族的遠近、人口的多少來進行分配的。一個梁姓，既是一個宗族、血緣場域，也是一個生活、文化場域。以一個點為圓心，梁姓人家居住在一起，隨著家族人口的增加，地域逐步擴大。大年初一的時候，每家都會做一鍋大燴菜，依照輩分的高低，依次相互交換，最後，每一家鍋裡都是一整個家族的飯菜。然後，才開始吃早飯。這一習俗是什麼時候開始，為什麼如此，老一輩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然而，有一個意思是肯定的，即要讓這一個大家族團結一心，不分你我。因平時吵架而不說話的同族人，如果願意和解，這也是最好的、不尷尬的和解時刻。
現在，這一村落文化已經變了。以姓氏為中心的村莊，變為以經濟為中心的聚集地。有能力的沿路而居，不分姓氏，形成新的生活場、新的聚叢集落。這些人家無疑是村莊的新貴，代表著財富、權力和麵子，因為這裡的地並不是誰想買就可以買到的。沒有能力的，或勉強住在破爛的房子裡，進行各種縫補式的修繕，或購買那些搬走的家庭的房子。毫無疑問，村莊的內部結構已經坍塌，依家族而居的生存模式也已經改變。張家道寬的房子所在地，原來就是我家一個堂伯的宅基地。張家的老宅位於老坑塘旁邊，是極不規則、非常潮溼的一片地，這裡也是整個村莊位置最不好的地方。而現在，他們只需買那些移居人家的宅基地蓋房就可以了。
村落結構的變化，背後是中國傳統文化結構的變化。農耕文化的結構方式在逐漸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混雜的狀態，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在中國的鄉村進行著博弈，它們力量的懸殊是顯而易見的。村莊，不再具有文化上的凝聚力，它只是一盤散沙，偶爾流落在一起，也會很快分開，不具有實際的文化功能。
我不想懷舊，但又懷念一個村莊的人就像一家人的感覺，雖然有爭吵，有痛苦，有各種人情的麻煩；我不想認同現在的存在模式，但新的聚集地不正是新一代孩子成長的地方？在將來，不就是他們的故鄉嗎？或許，這正是他們的文化，他們世界的起點。
第一代打工者還願意在村莊蓋房子，因為那是他的家，在這裡，顯示自己的財富是確定自我價值的象徵。但是，更年輕一代的鄉村青年對鄉村的感情非常淡薄，他們在家鄉待的時間很短，往往初中畢業就出去打工。他們對未來的渴望更為開放，也正因為此，他們的命運與處境也更為尷尬。他們又將在哪裡紮根呢？十幾歲就離開家鄉，在城市打工，但他們沒有城市戶口，沒有任何社會保障，城市不是他們的家；而鄉村對於他們來說，也是一個遙遠的、沒有情感的事物，他們在鄉村也找不到歸屬感。新一代農民工這種雙重的精神失落所產生的社會問題該怎樣彌補和改變呢？
我的族人：在黑色的淤流之上建立的幸福生活
坑塘，就是散落於村莊內外的水塘，北方農村口語稱它們為「坑」。
梁莊有大大小小六個坑塘。小學前邊有一個大坑塘，中間有一條窄窄、彎曲的小路把它隔開，這是童年時代我們上小學的必經之路。一到夏天，暴雨過後，這條路便成為一條「魔鬼小道」，坑塘的水往往會漫過小路，只留下斷斷續續的殘面。幾個小夥伴手拉手，打著赤腳，走著走著，就會聽見「撲通」落水的聲音。好在坑塘邊的坡很緩，水也並不深，都能順利爬上來。如果遇到連綿的陰雨天氣，那就糟糕了，村裡到處都是泥濘，豬糞、雞屎被泡得到處流，一些碎石頭、碎磚塊不知從哪兒鑽出來，一不小心就硌得腳生疼。從家裡到學校不過三百米的路，我們一路上不知要踩到多少糞便，看著腳趾縫裡擠出來黑色或黃色的汙物，散發著臭味的糞便，那渾身的汗毛都要豎起來。
雖然如此，小學前的坑塘仍然留有我美好的回憶。坑塘裡種滿了蓮藕，一到夏天，青青的荷葉鋪滿整個坑塘，間或有粉紅色的花高高地冒出來，隨風搖曳。然後，慢慢變成蓮蓬，裡面的蓮子圓圓的，鼓鼓的。等不及到成熟的時候，趁大人不注意，我們幾個小夥伴會手拉手，連成一串，蹚進水裡，去摘那最近的蓮蓬。那蓮子，咬一口，滿嘴的清香。
還有就是那個有著青石橋的坑塘。青石橋把一個大的坑塘分為兩個，左邊坑塘進入到村莊裡面，右邊坑塘往外延伸到公路旁，旁邊有一條較寬的土路，也從村子的另一邊通向公路。土路往上，就是梁家的自留地，每家約有幾分地，種些辣椒、茄子、蘿蔔等蔬菜自給。路和自留地中間有一棵野生的大桑葚樹。每到春末夏初，紫紅的桑葚結滿一樹，女生用土塊、棍子打，桑葚落了下來，砸進土裡，浸滿了灰塵，根本無法吃。那些男孩兒卻「蹭蹭」地爬上去，摘滿一兜，一溜煙就跑。
左邊的那個坑塘是全村最大的坑塘，幾乎和小學前的坑塘連在了一起，中間就隔著一條大路，就是村莊的主路。或者，兩個坑塘原本就是一起的，有了村莊，有了路，才使得它們彼此隔離。坑塘的前後，相隔著兩個大麥場。靠村子裡邊的打麥場，既是打麥子、曬莊稼的地方，也是村裡平時娛樂的地方。紅白喜事放電影的、唱戲的、送葬報廟跪哭的，都在這個打麥場裡進行。尤其是放電影的時候，那是全村人的節日，雖然電影通常是因為葬禮才有的。在那一刻，死亡與新生、哭泣與喜悅都是真實的，即使是剛才還在為葬禮而情不自禁地流淚，因死亡而害怕，到了電影場上，那神秘的未知世界馬上趕走了全部的悲傷與害怕。下午一兩點，我們這些小孩兒就搬著小凳子佔位，相互換著回家吃飯。夜幕降臨，白色的電影幕布拉開，神秘、尊嚴、光華立即籠罩著整個打麥場。電影開始了，全場安靜，只有放映機「沙沙」的轉動聲和幕布上的奇異世界，所有的人都痴迷地看著。
夏天來臨，我們去田地割麥子、拾麥子，傍晚的時候，一群小夥伴就在坑塘裡鳧水，大人和小孩、男人和女人各自分開。約定俗成，東邊是男的，西邊是女的，偶有壞小子，在水裡亂躥，經常被一群女人打得抱頭鼠竄。
那時候，坑塘裡還有鴨子在上面游來游去，有魚在水中游動，有人在塘邊洗衣服，還有鱔魚在泥裡鑽來鑽去。水淺的地方，甚至能看到水下面的石塊和黃泥的顏色。聽大人說，這坑塘下面都有泉眼，因此，坑塘才有自淨功能。下雨漲水後，我們在坑塘裡摸「螺殼」，這是一種大的貝殼類生物，開啟後，中間有一塊很大的肉，炒一炒很好吃。
還有一個坑塘位於韓家和梁家連線的地方，中間一條路把坑塘左右分開，路地平面幾乎和水面一樣高，每到下雨之後，兩個坑塘就連成了一個整體。它在村莊的內部，我家往右再走過去三家，梁光升家、梁萬虎家、趙嫂家，就到了坑塘邊。趙嫂家門口有一大塊平地，也是這一片的飯場，吃飯的時候，大家都端著碗聚在這裡，談天說地，打情罵俏。在模糊的記憶中，漢玲嫂子和清明媽經常在這裡聊天，雖然我並不明白她們在說什麼，但從她們掩著嘴笑、紅著臉的神情，也隱約明白，她們說的是那種話，因此，我們總是快快逃走，這是小女孩兒的一種本能。這麼多年來，我一直有一種震驚，清明媽是木訥、老實的人，在家也不怎麼說話，出去更是那種畏縮、謹慎的農村婦女，但是，當她們說著夫妻間的笑話，那飛揚的、羞澀的、曖昧的神情，有一種女人的美，有說不出的情趣。然而，有誰理解她的情趣呢？即使那個有著某種震驚的女孩子，也是這麼多年後才突然有些明白。
少年時代的我，常常在這裡洗衣服。那時，我一個人在青石板上蹲著，手裡搓著我僅有的幾件像樣的衣服，看著水中的鴨鵝突然張開翅膀，身子挺直，從水的這一邊迅疾地滑向另一邊，在水面上留下一道筆直的白色劃痕，非常優美。不知為什麼，我的心裡充滿著悲傷，我不希望有人看見我，打擾我，尤其是不希望人們將那種憐憫的眼光再投向我，瞧，那個可憐的孩子，那一大家子，怎麼過！我恨這樣的眼光，常常想一頭扎個地方，永遠不出來。我也討厭我逐漸長高的身體，那麼高，那麼大，無處躲藏，那麼顯眼地、尷尬地暴露在大家面前。
必須承認，當有回憶加入的時候，當歲月、時間一起來塑造我的回憶時，我有「溢美」的嫌疑。但是，如果你看到今天村莊的坑塘，你就明白，這種「溢美」是因為它今天的「死亡」，徹底的「死亡」，毫無拯救的可能。
梁莊小學門前的坑塘已經成為一小窪死水了，那些黑色的藻類植物上面爬滿了蒼蠅，曾經淤泥裡的蓮藕（也許坑塘當年那麼幹淨正是它的作用），還有那荷花和蓮蓬都已經消失，變為了地基、房屋。
打麥場及打麥場上的坑塘也不見了。我們曾在那打麥場上翻筋斗、看電影，躲在麥秸堆裡看小說，任憑家長喊得聲嘶力竭也不回應。而如今一座座嶄新的房屋矗立在坑塘的位置，不知填進了多少泥土。而昔日鳧水游泳的寬闊水面，也已經只剩下一個可憐的小三角水域。
還有那旁邊長著高大桑葚樹的坑塘，如今已經成為一片黑色的淤流，靜止的、死亡的、腐敗的淤流，沒有任何生機。如果你在這個村莊長大，懷著美好的記憶來尋找你童年生活的影子，看到這個坑塘，你一定會流淚的。一棵枯樹倒在水面上，樹幹是黑色的，那水面上的樹葉不知道是何時落上的，鋪滿了整個坑塘，樹葉都是黑色的，彼此粘連，固定在水面上，沒有任何流動。上面扔著塑膠瓶、易拉罐、小孩的衣服，還有各種生活垃圾。一走近坑塘，就會被一種臭味燻得睜不開眼。
韓家那連成一片、曾經有鴨子飛過水麵、在一個少年心中留下最初的美的痕跡的坑塘，現在，也成為了一個汙水坑，潮溼，滋生著蒼蠅和蟲蟻，那曾經的深度也變為地基，上面矗立著房屋。那傳說中坑塘的泉眼呢？自動消失了，還是被地面上的房屋給牢牢封住了？
黑色的淤流，黑色的死亡，黑色的氣味，讓人莫名地害怕，而在它的周邊是一座座新房。我的族人在這裡打水、呼吸、吃飯，經歷著人生的悲歡離合。
這就是我的村莊。我故鄉的人們就在這樣的環境中生活，他們掙了一點錢，蓋起了樓房，過起了幸福生活，然而，又是在怎樣的黑色淤流之上建立起所謂的幸福生活呢？
面對這些，我又能指責誰呢？指責「我故鄉的人們」如此破壞環境，如此不注重生態平衡，如此不重視自己的生存質量？似乎有些矯情。他們看到的是，他們的房屋越來越好，哪怕他們不得不夫妻、父子、母女常年分離；他們不再需要忍飢挨餓過日子。他們可以在春節時回到村裡，坐在新房子裡，招待親朋好友，這僅有的幾天，可以使他們忽略掉那一年的分離，忽視掉一年裡的艱辛與眼淚。他們不知道自己是否應該還有別的路，歷史似乎規定了他們的生存之路，他們以為這就是全部。他們忍受，並努力從中尋找幸福的感覺。
我又能說什麼呢？當面對我的族人親切和善的笑臉，當傾聽他們的艱難人生和悲歡離合時，我又怎能告訴他們，這已死的、骯髒的坑塘，也應該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
老貴叔：磚廠是老百姓遭殃的鐵證
走進北方村莊，對這散落於平原之中的村莊細細觀察，你會發現，這裡有許多廢棄的磚窯，磚窯四周是深深淺淺的大坑。不用說，這肯定是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開始建造的磚廠，是改革開放、中國經濟重新復甦的標誌之一。
梁莊的磚廠背靠村莊，前靠河坡。80年代初期，村裡有許多人都在這個磚廠幹活，從早晨一直幹到晚上八九點鐘，掙得一家大小的日常支出和孩子的學費。
小時候，為抄近路去河裡洗澡，我們一群孩子常常從磚廠中間的大磚窯旁穿過去，陷入那隱蔽的土堆和草叢的深坑裡面。磚廠是一個神秘並讓我們感到害怕的地方。我曾經做過噩夢，現在還隱約記得：磚廠成為一個城堡，門緊閉著，吊著索橋，想要衝進去，必須得經過無數的機關和陷阱。
梁莊磚廠到底挖了多少土，挖有多深，只要看看磚廠旁邊的那根電線杆就明白了。從電線杆的底座到它裸露出來的根部約有三丈深，四面的土全被挖走，電線杆成了一個孤零零的旗杆。電線杆前是一片離地平線三丈深的整齊的凹陷地，足足有上百畝，一眼望過去，非常平坦。對面凹陷地的邊緣有一個廢棄的機井，圓形井身的一邊也深深地裸露著，和電線杆遙遙相對。父親說，連上磚廠，這兒原來共有兩三百畝地，典型的黑老土，地肥得不得了。五六月份麥黃梢時，一片金黃，那真是漂亮。現在這地，已經沒法種了，因為沒有任何營養了。
環繞著磚廠的是無數不均勻的大坑，它們或在樹林旁邊，或在房屋後面，或是緊靠河坡。因為挖土時太靠近樹，有些樹已經歪斜了，盤曲的根部裸露著。曾經像城牆一下擋住洶湧的河水的河坡，如今已經被削得幾乎和地平線一樣了。
我們在機井那兒檢視的時候，老貴叔遠遠地看見了，趕緊往這邊跑，一看是我和父親，笑了，說：「我還以為是誰又來調查呢。」老貴叔的腿有點拐，他患風溼病好多年，皮鞋的後跟已經快被踢掉了，沾著些泥。身上還穿著薄夾襖，黝黑的夾襖髒得有些發亮。老貴叔也是梁莊有名的「刺頭兒」，脾氣火暴，看不慣歪風邪氣，看見當官的罵當官的，村裡有啥不道德的事他也會跑去罵一通，他的輩分高，誰也沒辦法，和誰都合不來。所以，當年他承包磚廠的時候也沒有人幫他。我讓他講講關於磚廠的事情。站在那個機井旁邊，老貴叔一手舉著煙，一腳踏在那廢機井的水泥座上，開始了他的講述：
這個磚廠是啥，典型是老百姓遭殃，當官的取利。
1975年夏天開始，建輪窯。地是村裡的，鄉里來建設，佔耕地兩百多畝，利潤全給鄉里。合同上寫著每年一畝地免四十塊錢，免兩百斤公糧，從來沒有兌現過。也不知道村裡到底要到了沒有，反正老百姓從來沒有見過。年年都有人為這事去鬧。1985年周貴天半承包經營，鄉政府投資，他交利潤，幹了三年。咱梁莊人擠對他幹不成，因為公社過去承諾的一直沒兌現。俺們隊裡那年交公糧，差九千多斤，都不交了。為啥？目標是為磚廠合同這麼多年沒有兌現，我趁機把村長梁書定整下來。
大隊部欠你老五爺（老貴叔的父親，曾經是村幹部）的工資，到你老五爺不幹，一直不給。當時正打麥，我見書定時說：「你爹乾的時候不給，你乾的時候可應該給了吧，你們能欠我們幾輩人？！」他傲慢不得了。我罵他：「日你媽，你娃子能吧，你喝的還是老百姓的血，你等著吧，我非給你告下來。」我就告到鄉里，鄉里成立一個專案組專門來調查磚廠的事。他跑到鄉里給專案組說，梁莊麻煩事多，可不敢去。專案組一聽覺得有事，就來了。結果是書定被整下來，為這事，他恨死我了。
我是1988年開始乾的，幹了三年。1989年的時候，就幹不成了，跟大隊幹部弄不到一塊，老來查我，想等著我送禮，我就是不送，到最後都不送。頭一年承包費四萬。後來我親兄弟也整我，真是四面楚歌，走到死衚衕了。看不住，我兄弟揹著我賣磚給當官的，我出去一趟，回來磚就少了，問我那個四弟，說被人拉走了，回頭給錢。給他媽那個腳，要都要不回來。有一天，我拿著賬本去找拉走磚的人，當著他的面算賬，讓他給錢，把他給氣得像吹豬哩。估計也是從來沒人敢這樣。當個小官，就把自己當回事了。那算啥人！
後來王西挺承包三年，也是賠錢。他也背時了。那幾年雨也多，磚根本曬不成。咱們鄰村承包窯的，最後想不開，跳井死了。後來，宋承信接手幹到1995年，他發了。那時候形勢好了，蓋房子的多了。那可是好日子，公路上來回拉磚的，在村南頭煤建拉煤的，人多得很，咱們村裡有慶家還開了一個小吃店，辦幹店，也都發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