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農村無依無靠的老、弱、病、殘及因勞力弱和遭受災害而生活困難的特困戶，市政府採取臨時救濟和春節前集中救濟的辦法，幫助他們解決生活困難。2004年6月，出臺了《穰縣農村特困戶救助辦法》，2006年7月，又將農村9388戶、22500人納入農村低保救助範圍，平均每年發放生活救助金和醫療費170多萬元。
——《穰縣縣誌·民政》
清立：無論走到哪兒，刀不能離身
夜裡下了一場大雨，清晨起來，村裡人都出來檢視房前屋後的情況，害怕有地方存水太多，泡到地基。鄉村的下水道一直是一個大問題，沒有統一的排水管道，都是各自為政，一到下雨，村裡的水流縱橫交錯，前後鄰居為排水打架的事情時有發生。
我和哥哥也到老屋去檢視了一番，東西屋的兩個水坑裡儲了好多水，但還沒有漫到前後地基的地方，不會造成老屋的倒塌。我們準備回去吃早飯，走到青石橋的地方，清立挎著籃子出現在路的那頭。他的上衣敞著，露出滾圓的肚子，褲子用一根草繩繫住，一隻手拿著一把長約八九寸的砍刀。看見哥，老遠就笑眯眯地打招呼，「叔回來了。姑啥時也回來了？」他的聲音很低，有些沙啞。我低聲對哥說：「看著怪正常啊，怎麼都說他神經了？」哥說：「說兩句話你就知道了。」然後大聲對清立說，「清立，起恁早，幹啥呢？」清立說：「河裡漲水了，5點多就起來，到河裡逮魚了，逮住條大鯰魚。」說話間，走到我們面前，把籃子伸到我們面前，只見小籃子裡臥著一條大魚，有四五斤重的樣子，鬍鬚還在微微地動，我和哥都讚歎起來。清立一聽，非要把魚送給哥。他把籃子放在青石橋邊，到處找繩子，想把魚穿起來。
我說：「清立，給你照張相。」他好像不相信的樣子：「真的？」我說：「是真的，你站好，擺個姿勢。把手裡的刀先放一邊兒，不好看。」清立卻說什麼也不願意，一定要拿著刀。我說：「你把它先放籃子裡，等照完相再拿上，不就行了嗎？」說著，我就很自然地去拿他的刀。清立的臉色突然難看起來，非常緊張，手裡的刀握得更緊了，眼神里露出些兇光。哥看見這情勢，趕緊上來攔我：「你照就是了。」
清立好像忽然醒悟過來，掀開衣服，把刀插在褲腰裡，然後放下衣服，從外面幾乎看不到刀了，只有一個很淺的輪廓。我說：「開始了。」清立卻又跳起來，說：「別慌，我還沒擺好姿勢。」他跑到一棵樹旁，倚在旁邊，腿交叉著，大概覺得這姿勢很美，臉上露出得意的笑容。照完之後，再三囑咐我洗出來一定送給他一張。
我很想和他聊會兒天，瞭解一下他的精神狀態。九年前，清立突然神經了，拿著刀到老支書梁興隆家裡行兇。梁興隆嚇得滿村跑，清立滿村地追，把梁興隆的頭、手、腿幾乎都砍斷，胸部也捱了一刀，肋骨都露出來了。梁興隆老婆的手和腰也被砍傷了。這件事成了當年轟動方圓幾十裡的新聞，有好事者還編了一個順口溜：「梁莊出新聞，清立砍興隆，胳膊斷了線，刀往肚裡捅。」
我問他日子怎樣，他卻反問我：「你從北京回來，那奧運什麼樣？」我還沒來得及回答，他又說到奧運很了不起，我心中還暗自吃驚，覺得清立並沒有真正傻。再往下，就不知所云了。清立說話聲音很低，嘟嘟囔囔的，聽不清楚。一會兒糧食政策，一會兒治安管理，一會兒又哪個地方死人什麼的，思維很亂，沒有完整的表達，但幾乎全是國家大事。他雙手抱在胸前，眼睛看著天，還有點沉思的狀態。
臨走的時候，清立一定要我們拿走他拎著的那條大魚，他已經在地上找到一根細繩，把魚串好，非讓哥哥拿著，哥哥推說拿著不方便，但怎麼推讓也不行，最後哥哥只好拎著這條五斤的大魚回家了。路上，哥哥說：「你那會兒去拿清立手裡的刀，你知道有多危險？自從出了那件事之後，他在村裡，刀是從來不離身的。有時候，走著走著，他就會拿著刀亂舞一陣兒，誰也不敢攔他。你想，出了砍人的事兒，誰還敢上他跟前？」他為啥非要把魚送給哥哥？因為當年打官司，哥幫他請律師，找精神病院作鑑定。他心裡還是明白的。
吃完早飯，我讓哥給我講講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清立，今年可能四十四歲吧。原來做過小生意，很精明，幹活也出力，幹瓦工。他們家在梁莊也屬於被欺負的物件，他爹屬於腦子特別死的那類人，沒有一點正義感，沒團結住人。想巴結村幹部，但又巴結不上，村裡人都看不起他。「文革」時曾經得勢幾天，但也只是打手，那時候咱爹受批判，他也跟著別人，上去又踢又打。在村裡沒一個朋友，很少有人到他家去串門，幾乎沒有擺過酒場。清立，在農村屬於能幹人，但為人處事也和他爹有點相似，性格孤僻，很少交到朋友，但見人說話打招呼比他爹強。
清立沒掙來多少錢，娶個老婆卻很逞強，老是吵他沒本事。其實當時，整個社會環境都沒錢，清立分家後，日子在村裡過得不算最差，可他老婆不願意，倆人為此常吵架、打架。清立吵不過，也打不過。可能那時候性格都有點壓抑，村裡的人感覺到他神經有點不正常，但也沒出過啥事兒。
清立和梁興隆的矛盾根源在於房子的問題。清立的房子在坑塘邊，離興隆家比較遠。但是，興隆家的下水道被擋住了，其實不是個大問題，下水道都是自己挖的，怕下雨了排水不暢，稍微改一下就行了。但是，興隆當支書那些年，習慣了以勢欺人，就直接跑去罵清立，清立還了幾句嘴，還把興隆推倒在地。後來，興隆的幾個兒子認為非得治清立一次不可，敢欺負到太歲爺頭上，那還了得？興隆的仨兒子跑到清立家裡，把清立揍了一頓，打得不輕。到大隊那兒評理，村裡治安主任是興隆二兒子的親家，你說，清立能說贏嗎？把清立定為沒理，因為打了梁興隆，又給賠了五百塊錢的醫藥費。從此之後，清立種下心病，徹底神經了。
一天夜裡，梁興隆的兒子在周家看完電視回去，正準備開門，有人拍拍他肩膀，他一回頭，就被戳了幾刀。有人懷疑是清立乾的。他們去找清立的事兒，清立說他沒有，大家都不信。又打了一架，這次，清立更吃虧了。這中間，清立的老婆也帶著兒子走了，找不著，可能出去打工了，連個信兒都不給清立留。
有幾個月的樣子，大概是1999年的夏天，具體哪一天忘了。清立手裡拿把砍刀，不知道是為啥，跑到興隆家裡，先打興隆老婆，把他老婆手指砍斷，頭上還弄個窟窿。梁興隆嚇得滿村跑，清立拿著刀滿村追，興隆的脖子被清立用砍刀割了一下，肩上、腿上也砍了幾刀。旁邊的人去拉，清立拿著砍刀滿村追，嚇得也沒人敢上來拉架。人們說，興隆這次肯定是活不成了。
興隆和他的老婆都住進了醫院，清立被抓到了派出所，興隆花了一萬六七，弟兄幾個為誰出多少錢吵得像鱉血一樣。倆人都是重傷，後來還作了傷情鑑定。按法律規定，可以把清立判刑，至少十五年。
這時，不知誰出個主意，說應該給清立請個律師，作個精神鑑定。他爹來找我，開始我想著不能管，興隆跟咱們家有仇，別想著我是公報私仇。後來，我又想，我這是堅持正義哩，萬一清立是真有病呢？一個病人，也不能這麼冤枉他。我這才幫他聯絡律師，找醫生作鑑定。一鑑定，確定清立為躁狂型精神病。
開庭時，法官問清立：「梁清立，你為什麼要殺梁興隆？」清立說：「我日他姐，我就是想把他弄死。弄他弄得還嫌輕了。」問了好幾次，清立都是這句話。法官審不成，開庭沒多長時間，就宣佈休庭，又讓清立去作精神病鑑定。後來，在地區作了鑑定，確實是精神病人。幾個月後，清立被無罪釋放。
回來之後，也不知道是害怕，還是為了嚇人，反正無論走到哪兒，他總是刀不離身。
我黯然。古老的鄉村故事仍在延續，即使現代之風已經吹了幾十年，仍沒有改變鄉村內部的生存結構。當然，對於清立來講，法律的公正已使得他逃離了刑罰的苦難，但是，他精神內部的崩潰又有誰能負責呢？哥哥一定要讓我看看清立的房子，可能會更有啟發。吃完午飯，我和哥哥到清立家。清立的房子其實就在一進村的那個坑塘邊，我一直沒有在意。房子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蓋的那種青磚混泥瓦房，牆一半是磚，一半是泥。不知道為什麼，他把東屋和西屋的兩個窗戶全部用磚砌了起來。
清立看我們來了，非常高興，把我們讓到屋裡，屋裡光線非常暗，能聞到一股腐敗的垃圾場的氣息。進門的正屋還算有點光線，可以看到家裡的擺設。其實，也沒什麼擺設，中間一張破舊、低矮的小桌子，兩個凳子，桌子上落滿了灰塵，估計好久沒有人來了。後牆是用泥砌的一個長條凳，上面放著各種雜物，物品上面掛滿了蜘蛛網，有著塵封的感覺。西屋裡面幾乎是黑的，支著一張床，床上一張破席，幾件衣服，沒有枕頭。那把砍刀赫然放在床上，在微黑的光線中閃著亮光，讓人有些莫名的心驚。
屋裡的味道讓人無法忍受，我們急急地退出。本來想照張相，又怕清立不高興，我就沒有提出這個要求。哥哥給我示意了一下，讓我看看院子裡的豬圈。豬圈裡也是漆黑一片，沒有豬，但是，裡面卻鋪滿了長長的蒿草。從清立家出來之後，哥哥說：「現在，清立每天的工作是去河裡砍蒿草，鋪在裡面。再去砍，過一段時間，滿了，弄出來扔了，再砍再鋪。」問他幹啥，說是磨刀，清立說：「日他姐，長時間不用，刀就鈍了，那會行？萬一要使可咋辦？」
昆生：把自己的家安在墓地裡
第一次看到墓地裡的這戶人家大約是在十年前，也是夏天。一場暴雨之後，我和哥哥去給母親上墳。哥哥說墓地另一頭住著一戶人家，是另一個自然村的，但不知為什麼離群索居，住在這裡。我很好奇，就跑過去看。墓地盡頭的那片地已經被精心修整過，有碾平的打麥場，上面堆著尚未碾下麥粒的麥秸稈，可以看到最下面那厚厚一層發了芽的麥粒。還有一口水井和自制的磨盤等。中間的開闊處，有兩個男人正在蓋房子，牆剛剛壘好，旁邊是自己打製的粗糙的土坯，好像要搭屋樑的樣子。旁邊有一個小茅草屋。兩個男人非常警惕地看著我們，不說話。哥哥給他們發了一根菸，他們的神情才略微有所放鬆。我彎腰走進茅草屋，等眼睛適應了裡面昏暗的光線之後，我被裡面的情形驚呆了。
茅草屋並不完整，前面還有一個所謂的門洞，後面卻只是玉米稈之類的東西糊起來的牆，暴雨穿透這些脆弱的遮擋物，浸泡了這狹小的空間。這應該是一個廚房，鍋灶上面已經被雨和泥弄髒，沒有看見可以吃的東西。整個空間唯一干燥的地方是灶臺前面的那片地，空間狹小。在這個小小的空間裡，蜷伏著三個人，一位可能是母親，兩眼痴呆地望著前面。還有兩個小孩，一個小孩趴在地上，下面有麥秸稈墊著，頭髮披散著，看不見她的臉，整個人一動不動。另外一個大一點的小女孩正在哭，大概有十來歲的樣子。哥哥過去摸了一下趴著的那個小孩，發現小孩發高燒了。哥哥和那個年齡大的女人說話，她卻沒有任何反應，又問外面的兩個男人，男人說是昨晚小女孩兒淋雨了，一直在發燒。
我們返回到鎮上，拿了藥，買了些麵條、餅乾、鹽、菜，去五金店割了幾丈寬的厚塑膠布，又回到那裡。我把餅乾遞給姐姐，姐姐沒有吃，扭過頭去喊她的妹妹：「妹妹，妹妹，餅乾。」姐姐輕聲地叫著妹妹，妹妹還是一動不動。哥哥讓兩個男人把那位婦女攙出去，讓小姐姐扶著妹妹，翻過身來，抱在懷裡。小女孩兒滿臉通紅，眼睛緊閉著，好像沒有呼吸的樣子。哥哥給她打了一針。
後來，我一直在琢磨，灶臺前那隻容得下三張椅子大小的地方是屋裡唯一一片乾燥的地方，晚上有五個人，有生病的小孩子，兩個男人，一個半傻的婦人。他們如何度過那個夜晚，那個漫長的、冰冷的、大雨如注的夜晚？到現在想起這個問題，我的心口還是莫名的疼痛。對我來說，它是一個永遠的謎。
十年後，我重新又踏上了這片土地。剛能望到墓地頭的那個小屋，就看見兩個人在前面的那塊荒地裡幹活，一老一少，老的揮舞著鋤頭，少的正蹲在地上撿什麼東西。看到我們這一群人，他們停了下來，直起腰，盯著我們看。毫無疑問，那位老人就是這家的戶主，十來年不見，他已經成了一個白髮蒼蒼的老頭。花白色的頭髮看起來好長時間沒有洗過，一片片糾結在頭上，長得垂過了肩，鬍鬚幾乎遮住了嘴唇，也是髒亂不堪。眼睛似乎有點白內障，眼白很多，看不清人的樣子。旁邊的小姑娘神色活潑一些，笑眯眯地看著我們。
我們讓他從地裡到田埂上來，他似乎沒有聽清，詢問般地看著我們。小姑娘先上來了，略帶羞澀，拘謹地看著我們。大姐拿出五十塊錢給小姑娘，小姑娘不要，又求救似的看著地裡的老頭。老頭終於動身，嘴裡嘟囔著什麼，似乎是喃喃自語，眼睛盯著我們，也好像是在與我們交流。姐姐把錢塞到他手裡，他推辭了幾下接住了，說著什麼仍然聽不清楚，又問了幾次，才大致聽清楚。他說的是，這白花花的銀子不好拿啊。和清立一樣，這是一個長期孤獨的人，已經失去了基本的表達與交流的能力。
我對身邊的小妹妹特別感興趣。她紅撲撲的臉，瘦小，但很健康的樣子。眼睛彎彎的，一直帶著笑，非常可愛、質樸。我很好奇，她是當年的姐姐還是妹妹呢？我問她，家裡還有什麼人，她說，姐姐已經出嫁了，母親今年春天死了。那麼，她就是那個生病的小妹妹了。竟然長這麼大了，真的太好了。在言談之中才知道，她姐姐嫁到貴州去了。而這個小女孩沒有上過學，不識字，也出去打過工，到廣州，但很快就回來了。因為她不識字，很多東西不懂得，也害怕。忙過這段時間，她準備到鎮上食堂幫忙。已經和人家說好了，一個月五百塊，管吃管住，食堂已經催了她好幾次，等著她去呢。我聽了非常高興，小姑娘自己也掙錢了，最起碼，她的生活沒問題了。父女倆現在住在村裡的炕煙房裡，是村幹部給找的，這邊蓋的房子老是塌。我看看周圍，大致明白她所說的，這一片地勢太低，夏天雨季的時候，很容易積水。
我提出給他們照張相，老頭兒非常高興，反覆地用手捋自己的頭髮，怎麼也捋不順，他往手裡吐了幾大口唾沫，終於弄成了個大背頭的形狀。小女孩站在父親旁邊，雙腳併攏，手扯著衣角，嘴角帶著羞澀的微笑，看著我。
我的心一陣顫抖，不知道是激動還是欣喜，這樣一個生命，終於熬過艱難的歲月，又這麼健康開朗，質樸純潔，她未來的生活應該會更好些吧。我沒有告訴她十年前的事情，當年才五六歲的小姑娘，應該是不記得的那一幕吧。但願她永遠忘掉。
返回時已近中午，路經清道哥家，清道哥家高朋滿座，是鎮政府裡的一些朋友來他家打牌。清道哥又是打牌，又是不停招呼。看到我們經過，非常高興，把我們喊過去，介紹了一番，言語之中也略有點炫耀的樣子。
說起墓地的那戶人家，我才知道，他叫昆生。說實話，我也是第一次想到，他也應該有一個名字。
昆生，人稱「大鬍子」，年輕的時候入伍做汽車兵，退伍後沒有回來，在雲南、貴州一帶做散活。據說，他手很巧，特別會編篾席，能夠在席中間編出不同顏色的字和花。墓地那一片地的井、貯藏窖、房屋，都是他自己弄的。
清道哥說：「那貨，可能是腦子有點問題。要說村裡有他的宅基地，也有弟兄幾個，不知道為啥，非要住到那個地方。那年他在墓地蓋那個小房子，還來向我要磚，也不算傻嘛。我說：‘我上哪兒去弄，總不能把我的房子扒了給你蓋吧？’」清道哥說的時候，是一種非常淡然、漫不經心、略帶點蔑視的口吻。
我問清道哥，政府對他們這樣的人家有沒有具體的政策，譬如補助什麼的。清道哥說咋沒有，村裡為他可沒少操心。當年為他住在墳園，說多少回，讓他回村裡，就是不願意。後來，夏天下大雨，冬天下大雪，墳園的房子塌了，這才嚷嚷著要回去。就把他安排在一隊，把隊裡的老炕煙房又重新修修，算是住下了。他老婆春天死了，也是村裡幫他埋的，他享受五保，一年七八百塊錢，還有三四百塊錢照顧款，平時麵粉、被子、衣裳都給他，實際過得不錯，比村裡其他死出力的老實貨還強呢。清道哥說著，帶著他一貫的揶揄口氣，周圍的人也都附和著。
這時，一個正在打牌的年輕人插言了。清道哥說，這是咱們鎮上民政所的幹部，管咱們這片，最瞭解情況。
這個昆生，你看他一臉可憐相，其實壞得很。有一次，他喝醉了，跑鄉里告狀，說沒人管他。當時所長可不願意了，出來罵他一通：「政府伺候得像個活神仙，你還想幹啥？政府要是不管你，你都餓死了。」我說讓他趕緊回去，別在這兒鬧，他不聽。後來我說：「你要是不聽我的，以後我都不管你了，民政所也不管你了。鬧過頭了還把你抓到派出所去。」他也知道好壞，就不鬧了。
他現在可不窮，精得很。村裡給他二畝地，他種著，墳園裡那片地現在也不錯，能蓄水，他種些藕，有存款，估計有萬把塊。前年把大閨女給賣了，給他五千塊。這倆閨女都是抱的，也不稀罕。你別看他穿得髒，衣裳多得很，就是不洗。
聽著這些議論，彷彿昆生還是一個品德極壞的人，喝酒鬧事，勒索政府，賣閨女，故意裝窮。我默想著，如果這真的是昆生的另一面，我是否應該因此而減淡自己的同情？因為他道德敗壞，因為他懶惰，因為不懂得好壞，所以不值得同情。但是，很明顯，他們所說的昆生與我所看到的昆生不是一個人，或者，不是一個觀察體系中的人，他們是用另外的眼光來看昆生的。他真的是賣掉閨女了嗎？我想，也許是閨女的婆家給了一點錢，而這一筆錢對於昆生這樣的人來說，是不應該擁有的，他應該赤貧，應該一無所有，才配讓人們給予同情的目光。而喝醉酒，對於這樣一個享受著政府補貼的人來說，更是一種敗類的形象。
我猛然驚醒，在鄉村，像昆生這樣的人，已經被排除在正常的道德體系和生存體系之外。他們的存在並非是一個村莊不仁道的象徵，相反，因為他們的與世隔絕，因為他們的愚笨、怪異，他們已經成為村莊的道德汙點，成為被嘲笑和被拒斥的「異類」，根本不配享受關愛和幫助。在我們的文化裡面，「生命」本身、「人」本身並不值錢，除非你在文化系統之內找到價值的對應，才被賦予尊重和肯定。因此，當你自逐於群體，越來越孤絕，你也就被驅除出文化系統之外，成為不值得尊敬和不值得幫助的「廢棄物」。在骨子裡，民眾也不認為這種人應該得到周到的幫助，人們更多是出於制度的完善才去做那些「善行」的。
姜疙瘩：領回來的老婆最後還是跑了
準備吃午飯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一點多了，「農村飯，兩點半」，這已經算是早的了。飯剛端上桌子，一個乾瘦的老頭就從外面走了進來，手和腳都黑漆漆的，沾滿了煤屑，一進門，便高腔闊調地喊道：「咋，不到中午，可都吃飯了！」哥只是淡淡地應了一句，沒有過多話語。父親也一反常態，不甚熱情。
我仔細一看，這不是姜疙瘩嗎？幾年不見，顯老得厲害，腰已經駝了，眼睛也混濁不堪，頭後面的疙瘩更突出了。哥哥讓了座，但沒有讓他吃飯。姜疙瘩乾坐了一會兒，一邊說著一些著三不著四的話，一邊拿眼睛巡視著四周，他好像已經不認識我。停了一下，姜疙瘩突然對哥哥說：「志子，昨晚喝酒不是剩個瓶底嗎，拿來叫爺喝了。」哥像是早有準備似的，從桌子底下摸出一瓶酒，果真有個瓶底。哥推讓說太少了，姜疙瘩認真地說：「可不能拆整瓶，我要一點兒就行了。」大約有一兩多酒的樣子，姜疙瘩一飲而盡，抹了抹嘴，咂巴了幾下，問哥幾點了，哥說兩點了，姜疙瘩一驚一乍地：「哎呀，日他媽，可真晚了，你九奶奶肯定等急了。」蹬上他那輛破爛車搖搖晃晃地走了。
我責怪哥哥對姜疙瘩不夠熱情。父親和哥哥都笑起來，說對姜疙瘩可不敢熱情，對他這麼冷淡，他還幾乎天天來，天天都是如此要酒喝。如果你哪天熱情得過了頭了，他保準會中午來，晚上來，有時甚至半晌正幹活，他都會跑來要酒喝。來了不要多，就要喝剩下的瓶底，所以，家裡每天都給他備有瓶底酒。這段時間沒來，也是因為我們的九奶奶在跟他鬧氣，要回孃家，他在家守著九奶奶呢。
其實，「姜疙瘩」並不姓姜，而是姓梁，他是我們的本家，沒有出五服，已經六十多歲了。按照輩分，我還應該叫他九爺。但是，沒有人知道他的真實姓名，問父親和村裡的幾個老人，大家也都想不起來。至於為什麼叫這樣一個怪名字，大家倒是都禁不住笑起來，因為從側面看，他的後腦勺極端的不規則，凹凸不平，的確很像老薑的形狀，即使從正面看，也能看到他後面突起的「山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