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計資料顯示：2000年，抽樣調查17個村9181戶39104人，調查結果顯示：農民從集體統一經營中得到的收入26.89萬元，人均393.7元；家庭經營收入148.21萬元，人均2170元；財產性收入3848元，人均總收入2607.55元，人均純收入1989.39元，人均現金收入1495.54元。至2006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為3647元。
——《穰縣縣誌·收入》
梁光正：我沒當過官，「政治」卻處處找我的麻煩
清晨六點左右的時候，父親就已經起床了，在院子裡走來走去，大聲唱著戲文，「胡鳳蓮，站舟船，表家言，悲哀悲嘆，叫一聲，田公子，你細聽俺言——」間或伴隨著「咔咔」的吐痰聲。清晨亮嗓，這是父親幾十年來的老習慣。這是一段悲哀的戲詞，曲調比較慢，如泣如訴，婉轉悠揚，被父親反覆吟唱了幾十年，我們姊妹幾個也爛熟於心，「俺家住在河岸邊，母生下多男並多女，所生俺一女名叫鳳菊，早不幸，老母親把命喪，撇下了俺父女，以打魚度過荒年。清晨起，老父親到大街把魚來賣，碰到盧公子買魚不給俺錢，我的父一聽心中不願，盧公子賽虎拳，將我父兩腿打斷，然後間又重打四十皮鞭，我的父一股氣兒未上來命喪黃泉……」
父親一生熱愛唱戲，他曾得意地說，在他的少年時代，因為嗓子好，扮相好，他差點被一個戲班子帶走，還是因為爺爺堅決反對，才沒有走成。在我年少的時候，寒冷的夜晚，吃過晚飯，一家人早早地躺下，在一盞昏黃的油燈下，父親躺在母親的腳頭，抱著母親冰涼的腳，給她焐暖。我們姊妹躺在另外一張大床上，蓋著破爛單薄的被子，相互擠在一起取暖。這時候，父親開始悠悠唱起：「胡鳳蓮，站舟船——」窗外清冷的月光照進來，悲哀與溫暖也一同流到心裡。這一場景成為我心靈永遠的底色：淒涼、悲傷，但又有難以言傳的溫暖。
我的父親，一個浪漫的農民，一生多情，母親癱瘓八年，父親始終不離不棄，無微不至地照顧她，常年揹著母親到處看病。我們兄弟姊妹六個，從小沒有捱過打，更重要的是，無論家境如何艱難，父親都堅持讓我們上學。在方圓幾十裡的村莊裡，父親有著良好的口碑。
吃過早飯，在父親一連聲的催促中，我們又開始了談話。一個月下來，他對我的訪談產生了巨大的興趣，不斷指點我該去和誰談話，和誰聊天，並追問我最終的思考方向。我讓他談談他的政治鬥爭史，那也是一部村莊的政治鬥爭史。
你說政治是啥。我這一生，沒有當過官，「政治」卻處處找到我。
1966年臘月，農村開始「文化大革命」，老老少少都是紅衛兵，打走資派。生產隊裡的幹部、大隊部裡的人都是走資派。幹部吃喝風，也想起來把他們收拾收拾。官誰不想當一下，是不是？村裡都說我行，就選我當「紅衛兵組長」，後來是大隊「文革委員」。村裡有事，我也去鬥人，鬥保管梁光明，但我斗的都是實事，梁光明恁壞，早該鬥鬥他，打人，還貪汙糧食。那時候，會計梁興建急得給我磕頭。為啥事？寫小紅旗寫反了，「毛主席」三個字寫成倒的了，實際他是無意，人們說他是反對毛澤東。我還在床上睡著，他到家就給我下跪，說是讓我饒了他。1967年7月，「文革委員」被「新文革」推翻了，村裡又成立了一個新組織，說我是保皇派，保那些幹部，開始批鬥我。全都是胡整。
我這才到縣城建築公司找你舅，讓他幫我找個事兒乾乾。建築公司幾個年輕人成立了一個「七一兵團」，整老工人。老工人發現我堅持正義，就與我商量，成立了「八一兵團」，隸屬於「摧資總部」。我是「八一兵團」一號，主要領導大家幹革命。還有一個叫「八一八兵團」的，和我們對立。雙方都打瞎槍，沒有死過人。後來「八一八兵團」勝利，我又算站錯隊了，被打倒，又被「七一兵團」鬥。我就跑了。後來那些人把我的材料送到鄉政府，要給我判刑。所以我後來才反覆逃跑。
1968年「二月黑風」後，與你五舅一塊兒到湖北打棉花被套。6月份回來，又到建築公司跟別人到另外一個地方蓋倉庫，算是潛逃在外。在這期間，無意間碰到一個村裡人，我好吃好喝招待他一頓，讓他回家別說碰見我，結果他回去就給「革命委員會」說了。當時，梁興隆是兵營營長，馬上派人來抓我。我都來不及跑，被捆住往回押。你外婆家是回梁莊的必經要道，當時剛好是7月，走到場裡，人們看見我，對押我的人說，來喝個茶。趁這期間，他們趕緊把我藏到你外婆家裡，他們找不著，給你外婆村的大隊支書說，這裡逃跑個反革命分子，大隊支書也不管。你外婆村裡人說，別再找了，再找就打死你們這些鱉娃兒。
我這算藏了起來，白天不敢回家，鑽到煙地裡，有時候坐在離村莊很遠的樹蔭下，有時候跑到親戚家。正是夏天，那熱得是沒處鑽，特別是煙地，七八月間煙長得正旺，都是半人高，把地蓋得嚴嚴的，不透一絲風。早晨還涼快點兒，一到下午兩三點，那真叫熱呀。我晚上偷偷回去。春生看見了，報告到大隊部。梁興隆馬上組織人去抓我，把王家路口、去菜園的路都堵住，這都是逃跑的必經之路。我從韓家到北崗的那條路跑了。我才跑到公路上，就看見七八個紅衛兵，他們在那裡候著我呢。這下跑不掉了。
1968年的七月初三又被逮回家，那年閏七月。這我記得可清，一輩子都忘不了。梁興隆們說，明天下午到晚上在學校操場上開批鬥會，向主席彙報，說清問題。怕我跑，周圍都佈置有人，看著我。為啥下午開會，實際上是想等到黑，好打你。這你大姐都記得清清楚楚。把我綁到會場上，各個生產隊的積極分子、骨幹分子都坐得滿滿的。「二球」們坐在前頭，梁興隆坐在外邊指揮，你原叔後來跟我說，梁興隆跟他們說打死你也不要緊。幾項罪名：一是搶軍火庫；二是罵毛主席；三是支援劉少奇，都是叫人死的罪名。叫我跪，我堅決不跪。看形勢不對，我就說，我實屬人間敗類，請上級處理。實際錯誤我一點都不承認。李學平跟咱們還是親戚，拿著語錄本打我，把我頭打流血了，渾身烏青。打的人都是積極分子，後來亂了，都打，也看不見是誰。我身上的小布衫撕得一條條，被血染紅了。回去的路上，遠遠有人跟著，走到岔口那兒，看見你媽在那兒等我，看我渾身是血，哭起來了。你媽說軋了麵條，讓我自己做做吃，她就出去了。你媽去找著興隆的媽說：「五媽，你看在一個梁家，也沒出五服的面上，你回來給我七哥說一下，別打得太狠了。」剛好興隆回來，五老婆兒就給興隆說：「當年咱們家不行，回來以後沒吃沒喝，光正家賣饃開油坊，也幫過咱們，光正這個事兒，你們看是啥就是啥，別打得太狠了。」興隆說：「就是要打死他，好揚揚威。你別給我提原先的事兒，那跟我無關。」興隆沒有看見你媽坐在那兒，你媽氣得渾身發抖回來了。
第二天晚上又鬥，這次是要定性。走到學校圍牆那兒，一大群學生娃兒，磚頭瓦片往我身上扔。一到會場上，有人就喊：「打倒梁光正！」還是叫我承認。叫找證明人，編排很多事，說我在哪兒哪兒罵毛主席，編成個框兒。我罵毛主席，學生娃兒們都聽見了。後來，會場把燈吹滅了，磚頭瓦片都打在我身上、胸脯上、臉上，疼了好幾個月。這時，立娃兒他媽說：「興隆，你們說得不對，娃們放學天還沒黑，咋能聽見光正罵毛主席？這不對啊。」興隆一聽，不知道說啥好了，就說，待後處理。那夜算結束了。
後來為啥叫你們每年春節都去看立娃兒媽，就是這個事。大前年，立娃兒媽死，你姐還專門回去送了兩百塊錢，請了一盤響。
這是1968年7月的事。打這以後，停了一段時候，很多人找我瞭解情況。1968年年底，又要清理階級隊伍，大隊部說，你可把你的東西弄清。1969年2月，我又是物件。從2月一直整到麥黃梢兒，把我關在鎮上高中，糧食自己拿，集中去許家吃飯。清理幾個月，啥也沒弄清，又弄個待後處理。回去還不斷找。打過的就兩次，批鬥大大小小几十次。掛個牌子，上面寫著「反革命分子」、「暴亂分子」。後來說是又要運動，安排重活幹。1969年10月，我帶著你大姐跑到新疆找你大伯，臘月間回來。頭天從新疆回來，第二天就被送到「治刁」水庫幹活，到那兒還被批鬥。挖刁河水庫說是疏通河道，挖溝改道，也沒成功，到現在地也毀了，還沒平。萬幸的是，因為一直沒承認錯誤，1970年稍微鬆了點。
1974年春上，因為反對光傑、光勇、光明在村裡橫行霸道，3月間他們在咱們房後打我，打得渾身是血。1975年燒窯。1977年咱們家蓋房子，你妹出生了。1978年才被平反，這一年又出大事。1978年11月15日，梁興隆把咱家門前的路擋住。左邊你二嬸已經把路封住，因為咱們從來都是往右邊走。他現在把右邊路封住，連出路都沒有了，不是讓人沒活路嗎？我拿著榔頭把牆給砸了。然後，就是打架。那一場架，你大姐、你哥都記得清。我拿著菜刀，你哥拿著那個鐵球，你大姐拿著鐵鍁。咱們家的鐵球就是從那時開始立下汗馬功勞。後來告到公社，公社書記肯定向著大隊書記，說我是嚴重的反黨分子，非給他鬥爭到底。我聽說了，公社書記到哪兒開會我跟到哪兒，讓他解決這事兒。最後他煩了，說解決解決，今兒就解決，就派副書記來解決。梁興隆說，那叫光正來我這兒坐坐，我就把牆扒了。我說那不行，他來我這兒坐坐才對，他把我路封住，不讓人活，咋變成我向他道歉？後來又說只讓過人，不讓過車，我說不行。1979年清明這件事基本告一段落。
我這個人就是好抱打不平，看不慣的事兒，就好管，人家叫我「事煩兒」。「吐故納新」的時候，重新選村幹部，梁家幾門之間鬥得厲害。梁光望是咱一個門上的人，為保護他，我早上跑晚上跑，找鄉里工作組，想著是家族的事，是一種義氣。沒有人感謝我，你媽說：「人家老欺負咱，快整死你了，你還跟人家一勢，有沒有臉？」你媽那次真生氣。回你外婆家，我去叫了幾次才回來。
1980年9月16日，你媽生病。因為澆地，興中把咱們的地澆壞了，你媽和他們吵架，興中把你媽推倒在地，手也弄傷了。你媽連氣帶摔，中風了。那年你媽虛歲四十歲。然後就是開始揹著你媽到處治病。
父親提到的很多名詞，像「統購統銷」、「二月黑風」等，我都不甚清楚，但是，父親卻很自然地提起，可見當時的政治對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巨大滲透，只不過，他是以一個「破壞者」和「批鬥物件」參與當時的政治。想象著父親為了躲避被抓捕，坐在一眼望不到頭的煙地裡，一坐就是十幾個小時，四周一片寂靜，炎熱的太陽直照著他。那是怎樣的心情？他如何度過那漫長而又飢餓乾渴的酷暑？從整個村莊來看，六七十年代的政治生活席捲了整個鄉村，但是，其內在的邏輯、心態及操作方式，卻與標準的政治有著根本性的不一樣，村莊內部的家庭恩怨、權力鬥爭、人情近疏都參與其中，它決定著批鬥者的心態及被批鬥者的命運。最終，對父親的批判定性被一個老太太經驗性的一句話給否定了，也恰恰顯示了這場鬥爭內在邏輯的荒誕性。
作為一個「不安分」的鄉村老人，父親經歷了、也參與了中國的當代政治歷史。雖然沒有驚天動地的大事發生，但政治卻切切實實地影響著他的人生和家庭。他好鬥和「愛管閒事」的性情使得母親和我們整個一家人受到了傷害，父親的批鬥史也是我們一家的受難史。母親的生病與早逝除了自身身體的原因，跟長年的擔驚受怕也有相當大的關係。但如果我們指責父親傷害了母親，他會非常憤怒地罵我們，認為我們太自私。近幾年雖然有點「晚節不保」（父親終於獲得了村莊權力層的認同，頗有點得意地出入於新舊支書家裡，享受著大家對他的禮遇），然而，一遇到什麼不平事，如村裡的財務問題，哪一家被欺負，不管是不是村裡的、認識不認識的，他的「活力」馬上回來，像年輕時代一樣，替人家到處奔波。
在我的記憶中，父親經常在為別人打官司，不管什麼時候，家裡總是一堆人在商量事兒。我上初二時，為幫一家人打官司，那家姐弟在我家住了幾乎兩個月。那時候，家裡基本上是吃了上頓沒下頓，母親還癱瘓在床，父親生意也不做了，和他們一起去跑，找法官，託人情，和村裡幾個要好的人在一塊兒商量。最終，官司也沒贏。提起這件事，父親又罵起來，這不管能行？這些人都壞到底了，沒人治他們會行？這是幾十年來我們經常聽到的話。父親始終不承認，也不認為他的這些行為有什麼不對。
如果撇開他是我「父親」的身份來看父親，我清楚地看到，正是父親這樣對「政治」充滿熱情的人，那些鄉村的「刺頭」、「事煩兒」、「管閒事」的人，維護著鄉村的道德與正義。他們扮演的通常是鄉村知識分子的角色，有一些見識，對權力、對欺上壓下有一種天然的不滿，自覺地打抱不平，拔刀相助。
老支書：選舉給錢都找不來人
梁清道，梁莊的前任支書，五十七歲，長著一張寬闊的、紫膛色的大臉，眼睛裡總是閃著狡黠的光。一個自學成才、優秀的鄉村廚師，一個運籌帷幄的鄉村政治家，一個出口成章、能隨口編順口溜的鄉村能人，一個無可奈何的公公，一個狂熱的賭徒。
他給我講起了梁莊這三十年的政治和權力運作。
農村政策變化可不一樣，前進就在這十五年。原來有個順口溜能說明情況：「隊長對隊長，走路咔咔響，會計對會計，穿著藍咔嘰。隊長有權，會計有錢，撐死保管，餓死社員。」現在年輕人，你看人家腦子有點差，出門就把錢抓。出門打工不中用拿個萬兒八千，中用的掙個三萬兩萬。我埋怨自己退得不早。前幾年我退了，領導照顧，讓我們家大娃兒也當個村幹部，算擦擦我臉上灰。幹這幾十年，只差把世上酒喝完。日他媽呀，想想差般之極。你說有沒有退休工資？有，可有，說出來不怕你笑，你問問他們正幹著的多少錢，兩百塊。我退休，一個月六十八塊錢，再加上保險，一共一百一十六塊。
經濟大包乾，鄉村可完蛋。咱們這個行政村共兩千多人，一人一年頂百十元，每年需向鄉政府交二十八萬元。特產稅也要向老百姓要錢，種辣椒、菸葉都要交錢，村裡的開支還是跟老百姓要，民辦老師的工資、辦公費、招待費都是從土地上提取。沒有企業，一切來自於土地。一畝地來回報稅，不然不夠村集體的開支和上繳。剛開始是誰種地誰掏錢，後來即使不種地，你名下的地也得每畝交五十塊。有許多家兩口子出去打工，乾脆不回來了。村幹部去要，村民也有牴觸，極端的情況就是發生衝突。那時候幹群關係最緊張，真是一步步惡化。在村裡能給群眾說通了，知道這是政府的事，與幹部無關；說不通，還有的要自己搭車收費。群眾最噁心幹部，說：「你們除了要錢，還能幹啥？」特別是1997年以後公辦老師工資也讓基層發，鄉里又攤派到村裡，老師罷工，村民鬧事，鄉幹部也是急得貸款，去借。政策再延長兩年，出現啥情況還不好說。
現在是村村都有外債，多哩，都有幾十萬，主要欠在提留款和超生罰款上。提留款從來沒收齊過，都是村裡墊支。超生罰款按人口比例交錢，咱們村每年得交三四萬，可是村民常年在外，根本不回來，這也得村裡墊支。老百姓也會笑話人，稱村幹部的工作是「催糧要款，刮宮流產」，聽著咱這老臉也是掛不住。
這些主要依靠民間借貸，銀行絕對不借。一分八、二分，高利貸，收提留了再還，導致村裡債務越堆越多。有些信用社也想貸錢，知道這情況，不貸給集體，必須以個人名義貸。支書只好以私人身份去借貸。幾乎每個村都是幹部自己抓、借、貸，來完成任務和應付開支。幹部揹著債，不想幹也不行，幹著，還能生辦法還，不幹，這債全成自己的，那還活不活？有個村支書最後一年借不來了，選舉時被選了下去。他對鄉黨委書記說：「書記，你要是不讓我幹，我上吊在你家門口。」
我自己是堅決不揹債，收上來交，收不上來不交。咱們村裡不欠錢。我派給生產隊，隊裡抓，你生辦法完成。到季了地賣了你再交。土地霸住，一畝地一百塊，你交了讓你種地，不交，不讓種。
咱們村是窮村，別的地方爭一個村長花幾百萬，咱們這個地方是沒人幹。農村的窮隊，要啥沒啥，幹有啥用。選舉是三年一屆。民主是民主，早晚民主都是集中制。村民委員會也有，成員名單也寫在牆上，選舉的規章、制度都有，但只是擺設。不是這制度不好，村民自治肯定好，問題是，治誰呢？年輕人都出去打工了。在外打工的人根本不參加意見，選舉給錢都找不來人。咱們行政村共兩千多人，連兩百個人都叫不到，開會只算走走過場。經濟社會，農民一切撲在經濟上，爭官乾的意識並不強。老百姓靠打工有點錢，集體是個空殼，所以也沒人爭。有些村開會比較積極，想參加選舉的人自己掏錢，把在外打工的喊回來，那是因為有利可圖。也有些村別說選舉了，乾脆就是沒有人當，當個村支書還不如出去打工呢！
不過，話說回來，大多數人還是想當，能佔點小便宜，也是個政治榮譽。算是承認，你是個能人。那全是虛榮心。有人說，道娃兒，你村支書幹一輩子，把咱們村弄得要啥沒啥。我說，你說球哩，群眾樓上樓下，我要啥沒啥。這些年，我胡球拾倆糞也掙倆錢，現在是喝一肚子酒精，兩手空空。反過來說，樓上樓下跟我支書也沒關係，那人家都是出門打工。不出門打工，那還不中，在屋光守二畝田，吃飯都艱難。
說到自己的窮苦，清道哥顯得很激動，父親在一旁大笑說：「你娃子別能，說得你好像受屈了一樣，你不當村支書，你能在公路邊蓋那一處房？你養活仨兒子，還辦養雞場？就別在這兒擺窮了！酒你沒少喝，賭你也沒少來，你輸的錢都是哪來的？」清道哥是我們一個門上的，還沒有出五服，平日裡父親和他對話都是連說帶罵，毫不客氣，見清道在我這裡撇清，父親早就按捺不住了。
這我也承認，是沾點光。不過，我乾的時候，一般不去鎮上食堂，減少開支，村裡窮得不得了，你再胡吃，那還行？誰對口有啥事，哪一天哪一日為啥事，月底報銷，一樣樣稽核。不管在家裡招待，還是在食堂，規定多少報多少，超一部分是自己的。我每天都記賬，流水賬。今天在幹啥，跟誰在一塊兒吃飯，都寫得很清。
我當官的經驗是，群眾通情達理的多，不論理的也有，凡事有問題，首先從幹部自身找問題，別先找老百姓。老百姓百分之九十都通情達理，是你幹部沒說到。那年交公糧，有些群眾拒交，我跟去三天，三天嗓子都說啞了。有些群眾有怨言，借交糧可找著機會說說。能解決的我給你解決，解決不了給人家解釋清楚。但是，交公糧是國家的事，該交糧交糧，隨後再處理。借交糧胡鬧，總歸是不對。後來，村裡人都說，早像你這樣，俺們咋會不交糧？該解決解決，該說清說清，有啥說的？
現在的國家政策，對老百姓是夠點了。種地給錢，補七八十塊錢，土地咋能荒？鄉、村兩級不向群眾要錢，並且國家補貼，群眾對上沒有經濟負擔，收成好了多收點，不好了少收點。現在的村幹部職責很簡單，一是宣傳黨的政策，處理計劃生育任務、宅基地、治安、民事糾紛；另外，村支部生辦法引導群眾致富，過去的幹部逼著要錢，現在也變成服務型。一家一戶辦不了的事，村支部幫助把事辦了。
有人說現在的農村新政策，根本不需要村幹部，乾脆取消算了。這絕對行不通，就現實來說還是不適宜，如果那樣，農村的老百姓就真成了一盤散沙。政府與農村肯定有間隔，具體的農村糾紛上面政府解決不了，一是不瞭解情況，村裡的人際關係都很複雜，誰家跟誰家有啥來龍去脈，外人一點都不瞭解，很難處理；二是真假難判，鄉政府不可能直接進入農村。把這層取消了，下面的群眾不成集體了。村裡精簡人可以，但機構不能取消，等於斷線了。一個村千百戶，政府直接工作到戶是不可能的，上面任何工作都無法開展。
咱們這任縣委書記，我是真佩服。第一次開三級幹部會，我聽罷之後說，妥了，咱們縣有指望了。乾的都是實事。人家開會，會場掉個針都能聽見，臺上臺下，鴉雀無聲，理論聯絡實際，土洋結合，深入淺出。說個笑話，別的書記開會只想睡覺，都是套話，沒意思，人家開會連解手都不願去，怕有些話沒聽見。
我熬了五任縣委書記，都沒人家的水平。新官上任，不辦事可有差，沒考慮成熟，一辦就岔氣，勞了民又傷了財。過去各任領導都要搞專案，那年種蘋果，公路兩旁挖得像戰壕一樣，結果一個蘋果也沒有。還有「書記工程」，各鄉都在自己的地上圈個院子，搞專案，腦子一熱，不根據實際情況，強壓硬辦，逞能的浪費百十萬，窩囊的浪費幾十萬，最後長的全是荒草。
現在，搞楊樹經濟，我覺得可靠。領導開群眾動員會。我說，個人感受，兩句話：有腦子種上幾畝楊，十年之後強似小油坊。過去領導都搞特色，最後都勞民傷財，一窮二白。我種十五畝楊樹，一年一棵樹能長一寸，就長八寸粗，幾丈高，就按四百塊錢一方，一棵樹半方，兩百塊，一畝地五十四顆楊樹，那有多少，你們自己算了。比你養兒強，你就是養個好兒，他能給你回報多少？孫兒往家一留，年下回來，給你三五百元，你喜得不得了。不回來一個電話可把你老漢打發了。回來了不是想他爹想他媽，主要是娃子留在家。手裡沒有一分錢，孫兒都不往你身邊跑。手裡攥有四五萬塊錢，也夠你養老了，不找娃兒們麻煩。現在廢地種幾顆楊樹，你老了也安排好了。這個專案，我支援，綠色銀行。
國家政策變了之後，最起碼不存在荒蕪土地。有本事在外打工緻富，沒能力在家種地也不受作難。總的來說，國家政策好，給農民帶來好處，給村幹部也帶來好處，幹群關係也好了，除了給村裡辦好事，不用登門要錢。這個政策過去從來沒有過，開天闢地。現在糾紛也少了。
國家只要強大，這政策就會長遠。好的政策，群眾信任共產黨，共產黨也有凝聚力，說明國家越來越強大。現在老百姓確實得到了好處，國家號召了啥東西，老百姓也願意支援。
肯定也存在問題，再好的社會、再完美的政策也有問題。那遠端教育好是好，給你個電視機，往大隊部一扔，算是回了老家。就是你辦，也沒人去看。歲數大的在家種地，看孫娃兒，忙得頭都抬不起來。不出差子還怪好，一齣事就完了，爺奶承擔不了。你五奶奶現在一提起她那孫子，還是哭。娃子們都是爺爺奶奶看，留守兒童，管不住，沒有幾個想上學的。村裡人精神渙散，死氣沉沉的，現在村裡死人，得找兩個隊，抬棺人才能找齊。這都是問題。
但是，都不急，國家也得慢慢來，恁大個家，也不是一天兩天轉過來的。
其實，在梁莊，清道哥並沒有很強的根基，他父親是個老實人，一輩子沒上過檯面。上任支書梁興隆下臺後，村裡族人不願意梁興隆的兒子再當支書，硬把清道哥弄上臺，誰也不得罪，誰也沒話說。上臺之後，清道哥顯示出自己的從政才能，各方面關係都處理得挺好，對父親和老貴叔這樣的「老刺頭」尊敬有加，時不時請他們吃個飯，商量點事兒，把幾個老頭兒哄得暈頭轉向。把興隆兒子安排成村長，又把老保管的兒子任命為治安主任，也算讓他們「世襲」了。清道哥在說到這個詞時，很得意。村裡普通群眾雖然有意見，但是，因為這利益他們從來沒有得到過，不知道它的好處到底是什麼，因此，雖然私下裡議論議論，但因為清道哥的「清廉」，大家也沒什麼大動作。
幾十年來，國家對鄉村的政策一直在調整，中間經歷了非常艱難的時期。現在，政府對農村進行全方位的改革，並且，加大了投入的力度和廣度。從表面上看，國家與農民、幹部與群眾的矛盾減輕了，但是，卻也遮蔽了許多本質性的問題。譬如民主程式、村民自治雖然已經喊了三十年，但是，對於一個內陸的小村莊來說，它們依然是很陌生的、概念化的名詞，政治、權利、民主等詞語距離農民還是很遙遠。國家、政府與農民之間缺乏根本性的互動，一種建立在理解、尊重、平等基礎上的互動。鄉村人口的超高流動性是民主政治無法推行的重要原因，家庭的主要成員長年不在家，對村莊、對土地的感情越來越淡漠。出門掙錢是第一要義，至於土地，它不再是農民收入的重要來源，不再是「命根子」，無論政府怎麼折騰，無非就是要稅或不要稅，多要稅或是少要稅，不足以形成一種巨大的牽制力。與此同時，作為一個基本的行政單位，村莊並沒有生產能力、沒有建設專案，也沒有凝聚力吸引它的成員，使他們成為自己的有機組成部分。
現任村支書：讓誰幹這活就是讓誰累死
本來和村裡現任支書見面是很容易的事，但是，回來一月有餘，卻一直沒碰上面，問起老支書，老支書只搖頭，說過去的村支書天天在村裡轉，現在的村支書是天天不知道在哪兒轉，反正是上面，不會朝下面看一眼。這天，到鄉里瞭解一些情況，中午吃飯說起這件事，鄉黨委書記說馬上安排見面。不一會兒，去的人回來說村支書正在鎮上喝酒，據說是調解村裡的宅基地糾紛，花了很大工夫才把雙方當事人叫到一塊兒，他這個中間人不能走，否則，事情就又得從頭開始。鄉黨委書記並不生氣，好像對這樣的事情習以為常。等了約有一個小時左右，我們的村支書韓治景進來了，略有點醉意，看見鄉黨委書記在，半開玩笑地打了個招呼，一看便知關係非常好。看見我，很驚訝地大步上前和我握手，連連說：「從你哥那兒早就知道你回來了，還說啥時候一塊兒吃飯呢。」
韓治景，四十歲左右，瘦長身形，穿著白色短襯衫，一派文弱書生的樣子。眼睛不大，但閃著精明，透著官場的老練和圓熟，說話非常乾脆。接任村支書已有六年，先是做收購糧食生意，現在也兼營修路、修橋，有攪拌機多臺，主要用於出租。
其實說這些，估計你也大致知道。不說大的行政村，光說咱們梁莊自然村，各姓全部加一塊兒，共一千三四百人，三四百戶，人均不到一畝地。經濟方面，主要靠外出務工。啥企業？有倆私人磚廠，從挖土燒磚變成石灰磚。韓家雲龍有個養豬場，前幾年養背時了。這幾年政策好，行情好，老母豬投保險，保險六十塊，個人拿三十塊，政府拿三十塊，最後，保險公司能賠償千把塊。戶下散養的有四十多頭。都是喂飼料，喂草太慢。沒有閒人去割草。為啥養豬少？一家完全投入養豬划不來，老人還要照顧小孩，所以儘管有補助，還是養的少。
咱們現在不是楊樹經濟嗎？村裡河灘地種有六七百畝，我也種五六十畝，最粗已經二十四公分，年年上化肥，一年一棵樹投資得二百五十塊，我覺得收入與種莊稼一樣，只不過是最後弄個總疙瘩。十年以後，按現在的發展，能賣三十萬塊。把投資去掉，能掙十萬塊錢。也就是個定期存款，有個養老錢。
現在種地基本上已經機械化，就這，種地的人還是少，農村勞力已經習慣出去掙錢，很難回來。現在種地國家不收稅，還補貼錢，是好事，但不會形成你說的返鄉潮，那點錢夠啥用，想蓋房子、孩子交學費，還得靠出門打工。但也有新變化，就是原先讓給別人的地又都要回來了，種些簡單的農作物，能收多少是多少，反正不用交錢交糧，多少都是自己的。
按我分析，將來還得走集體化道路，集體化要比散化好，一人一點地，太過分散。集中種，成本降低，勞動力也減少，大型農機工具也能夠充分利用。
咱們這兒的人還是沒那個生意頭腦。掙了錢回來，存在銀行裡，等著有一天蓋房子，只怕錢沒了。銀行存款很多，蓋個閒房子，沒人住，又扔那兒不管了。南方產品豐富，市場發達，家家戶戶都可以加工，有可能去組織做生意。幾個年輕人在一塊兒打工掙點錢，商量著做個啥事，賠了算了。咱這兒根本不行。人心不齊，還沒幹出名堂呢就鬧意見，凡是幾家合夥的，開始可好，稱兄道弟，到最後沒有不結仇的。也有攢了不少錢的，不願再出門，想著幹個啥，可東看西看，下不了決心，怕賠，最後，還是出去了。
現在最難乾的是村幹部，村裡沒錢，社員的錢還不能少，譬如說種楊樹，每個村有指標，讓支書親自抓，月底報賬，村裡墊了三萬多。事是好事兒，可是一成硬性指標就壞事了。說是隻在田頭溝渠種，有些村為了完成指標，也為了省事，就把耕地給毀了，強迫人們種。好事變成壞事了。農村當幹部就是落了一個政治榮譽。村級幹部就是奉獻精神，咱們村修「村村通公路」時用了幾十個人，都要工資，我只好自己墊。圖個啥？
農村幹工作，按書本上幹，按條例幹，肯定幹不成。在法律政策範圍內，各種方法都有。生產隊幹部，工資就三四十塊，我是一百六十八塊錢，全憑人情幹。當幹部的人在村裡必須有一定的辦法，像分地，你正經去分，你弄不成，就得連罵帶哄去弄。也有派副鄉級來，都站在邊兒上，離多遠，不上場，一個月都分不完。這也是你們說的基層經驗，農村經驗。就說今天中午，為啥吃？就你們梁家，前一段下大雨，宅基地石塊被沖走了，弄不清，兩家打起來了，誰都說不通。只好去做工作，由隊裡去設場請吃飯，找村裡會說話的、有威望的去說合，各自讓一步。沒三兩場飯肯定不成，農村這些事都這個樣。老百姓凡事愛挑個理兒，你想讓他信服，必須看是誰說他，得是那個人，否則，能說成的事也說不成。有時候吃飯也鬧事，本來說得好好的，一方誇口說外面有人，另一方一聽，你有本事你找人呀，我還不讓你了，不信你能把我弄到監獄裡。這下好了，前功盡棄。
農村宅基地糾紛是常事，老是有新規劃，但是落實很難。按規劃蓋，如果佔住你的老宅基地一點，只有兩家協商，協商不成，沒有任何辦法，新的規劃很難實行。說是拆舊建新，都是建新的，也不拆舊的。現在老百姓是爺，反正我就是這個樣！眼看他是錯哩，你能咋辦？領導又有任務，你又得完成。當支書是光榮，誰家有紅白喜事，你可以坐到上座。可你要是不送禮，算你完了。來家裡坐的人每天都一群一群，煙茶都供應不起。有時，我都想躲起來，也是癩蛤蟆支床腿，強撐硬勁。村支書就是那出力不討好的角色，不是有人總結了嗎？怎麼說來著：「走南闖北不理你，手裡有錢不甩你，遇到事情他找你，事辦不成他罵你，心裡生氣他告你。」
農村這事兒，會整的還輕鬆點，不會整的，累死了都沒人承情。
還有就是抓信訪，也難死人了。他告得對了，咱們管理，有些眼瞅是瞎告、胡告，也得領回來，回來還得當爺敬，下回他還去。光這一攤事兒，村裡、鄉里、縣裡得花多少錢，這，咱們書記最清楚。要我說，領他幹啥，叫他告去，有理走遍天下，怕他告幹啥？怕他告狀本身也說明咱有問題。領回來敬起來，問題就解決了？他是人，長著兩條腿，你能管住他？
現在公路「村村通」是好事，可也有麻煩。咱村裡修那條路，也是國家出一部分，村裡出一部分，個人再出一部分。有些家住得遠了，不走這條路，不願意掏錢，扣他地也不願意得很。主路現在已經弄完了，也是不配套，還是明下水道，夏天，一下雨，還是蚊子一大堆，臭得不行。叫整的事多得很，關鍵是沒錢。國家撥的錢都是少量的。啥事都需要關係。好在是通過關係能要來一些錢，這才修路，築壩。不過話說回來，國家能有這方面規劃，這已經強多了。
你說梁莊下河那條路賣的錢？我知道有人在背後說，我也不怕啥，反正沒落我自己兜裡一分錢。那條路賣了十七萬四千元，讓他們走大型拉沙車，沙廠人也高興，咱們也得錢了，大車容易傷害路，一旦壓壞，可以修。剩下的部分還可以拿來修村裡的路，這也是好事。村裡人只看到收入的那一部分，沒看到支出的那些。
現在水利上也有好些補貼，農綜開發，國家的錢專項管理，我又跑縣裡要來一些專案，打些井，蓋個電房，大電盤，把高壓線拉到井邊，澆水，磁卡計費。農田灌溉率達到百分百。專案是拉來了，專款專用，我自己還得貼煙錢。現在，農村成年勞動力，大多都在外面，這兩年糧食貴了還有人種，但是回來的還是少。政策是好了，但是那點錢給他也不起啥作用，要不要無所謂的事。
我個人想法啊，不知道對不對，農村搞新農村建設，光補助這一塊，四五十塊加一起，能辦些大事。現在既然國家往下發錢，咱們整個村，按現在的補助，兩千六百八十四畝，能發十來萬，集中在一塊兒，能辦很多事，譬如修路、弄水道。這比發給個人強。
說一千道一萬，關鍵中國大了，農民多了，沒招兒。
在和村支書交流的過程中，鄉黨委書記偶爾也插幾句話，主要目的是阻止村支書說出一些違背政策形勢的話。譬如說到信訪的問題，村支書認為目前的信訪政策很有問題，還沒等支書的話說完，鄉黨委書記就插言，那些信訪的多是老油條，為芝麻大點兒的事成年累月地告，精神都有些偏執了，你給他咋解決他都不滿意，想借機揩油。我並不完全反對鄉黨委書記的話，他在實際經驗中應該會碰到許多案例，但是，他那種輕蔑的、輕視的態度卻讓人無法接受。而村支書雖然因鄉黨委書記的阻止而及時改變自己的話語傾向性，但卻並不絕對的唯唯諾諾，有一種隱約的平等在裡面。
從村支書一進屋兩人的寒暄中可以感覺出，鄉黨委書記和村支書之間的關係並非只是一般意義的上下級關係，幾乎類似於江湖兄弟，具有很強的民間意味。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中，村支書一級是非常曖昧的政治身份，他不屬於國家幹部，可以隨時變回農民，但是，他又承擔著落實國家政策的重大責任。「村支書算不上是個‘官’，卻是一個大事小事都會有人找的‘大人物’。」村支書雖然仰賴鄉黨委書記才能幹這一職位，但是，他真不想幹了，鄉黨委書記對他一點辦法也沒有。對於鄉黨委書記而言，他雖然能決定村支書的去留，但卻並沒有絕對的權威，因為村支書並不能因他而升職。要想讓村支書比較聽話，下力氣去執行命令，還得依靠另外的東西，即民間場域裡的一些文化方式和某些利益方面的許諾。這種民間約束力應該說是非常不穩定的。一旦一方不能達到另一方的要求，即有可能失效，併產生變數。
村支書一直在訴苦，這當然有美化自己的傾向，但是，改革開放以來，鄉村的村支書不好乾也是個實際情況，上面要通過他來完成政治、經濟任務，農民有怨氣、有問題也要找他來解決，若非有一定的手腕與勢力，或依靠宗族勢力，是很難有效完成這個任務的。「上面縱有千條線，下面也要靠村支書一根針。」當我這樣給村支書講時，他非常激動，好像找到了知音，進一步講述了自己如何為村裡爭利益，如何為村民排憂解難的難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