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2006年，穰縣新農村建設初見成效。全縣所有行政村實現了通油路。積極推進「村莊整治」，修建道路910公里，治理坑塘179個，興建村級遊園118個、文化茶館300個、沼氣池3800座，安裝有線電視5700戶、太陽能熱水器8700餘臺。投資3400萬元，紮實推進資訊村建設，建設資訊村330個。村級幼兒園、衛生室、商業網點、治安室、村民活動場所等公共服務體系逐步配套完善，村容村貌煥然一新。
——《2007年穰縣政府工作報告》
困在泥淖中的鄉村
清晨起來，有一種沉重和乏力之感。鄉村生活就像一個大泥淖，我總有一種控制不住地想沉下去的感覺，整個精神越來越散。這是一種週而復始的感覺。年年回家之前，總是下定決心多待些時候，但每次都逃跑似的匆匆走了。
我對調查的可能性和有效性產生某種擔憂。雖然直到二十歲才離開家鄉，這段時間也一直和村莊的人們在一起，但是，我卻感到自己似乎無法進入他們的話語系統。鄉村猶如一張大網，綱和目太多，讓我無從下手。
面對芝嬸、五奶奶以及村莊的一些留守老人，我覺得她們的內心是一座深厚的城堡，難以進入。或許，面對我這樣一個外來者，她們自然地處於沉默，我們不處於同一立場，也沒有情感的交融。面對這種情況，我也不知道該如何重新回到話題之中，幾乎處於失語狀態。對於她們，我已經是鄉村外部的人，我的思維和他們的思緒總是處於錯位之中。
那一天，在芝嬸家門口，芝嬸五歲的小孫子在浮滿垃圾和綠色水藻的坑塘邊玩兒，兒子哭鬧著也要去，我嚴厲地呵斥兒子，在拉扯孩子的瞬間，我看到芝嬸臉上「明瞭」的笑容，這使我突然間很羞愧。即使你抱著「重回大地」、「重回村莊」的目的，即使你想回到他們中間，但結果卻幾乎是不可能的，你無法摒棄自己的優越感和城鄉生活的差異而帶來的某種嫌棄感。
國家也在作許多努力，有許多政策的確是在關注農村、關心農村，譬如義務教育、種地免稅、各種補貼等。但也正因為如此，這裡面的危機與黑洞也更清晰地顯露出來。義務教育終於得以實施，農民再不用為交書雜費而發愁。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每到開學的時候，就會看見父親走門串戶的身影，他在四處為我們借錢交學費。但是，當真正可以輕鬆上學的時候，孩子上學的熱情、農民讓孩子上學的執著卻不如以前了。中小學教育的規模在不斷地縮小，這固然有人口減少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與鄉村文化氛圍的淡薄有很大關係。小孩無心上學，覺得到十幾歲出去打工就可以了。這形成了一種矛盾狀態，農民拼命打工掙錢，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有條件接受更好的教育，但孩子卻往往不想上學，希望更早地走進打工者的隊伍。
這同時也導致了另一個現象，農村年輕人結婚越來越低齡化。許多家庭害怕子女在外面自己談戀愛，找一個外地的男孩或女孩，將來走親戚麻煩不說，萬一有個矛盾，很難調解，極其容易離婚。村裡幾對離婚的年輕夫婦都是這種狀況，夫妻吵架，說離就離，各回各家，很少有商量回旋的餘地。面對這樣的情況，通常是在孩子出門打工之前，家長就託四鄉八鄰的親戚朋友，為孩子找好物件，訂婚，很快結婚，然後兩人結伴出去打工。至於感情合不合，性格對不對，大家根本沒有考慮。
種地雖然免稅了，但是，父親就此算了一筆賬，即使種地不交錢，肥料、種子、人工在不停地漲價。種一年地下來，也只是落個「原地轉」，沒有什麼賺頭。因此，打工者回來種地的熱情並不高，只是高興一陣子。
哥哥家的診所一上午也沒見一個看病的，問是不是因為房子在裝修的原因，嫂子笑著說：「不是，啥時候都沒有人。」自從農村實施合作醫療之後，國家能夠報銷一部分醫療費，農民也就很少來這種鄉村診所。有關係的人家，把合作醫療的一些專案弄到自己診所，還能勉強支撐。其他的私人診所都處於半停業狀態，像哥哥這樣的年輕人已經在尋找其他出路。但是，即使是這些直接受影響的群體，他們也沒有過多的埋怨，因為他們都知道，對於老百姓來說，合作醫療是天大的好事。
中國的農民永遠是最容易滿足的，給他一點好處他們就唸念不忘。和幾個老人在一起，談到合作醫療、免稅、補貼，大家都非常興奮，說這是幾朝幾代都沒有過的事情。按一位老人的話說：「現在早晚穿得都像客人一樣，沒有破爛現象，說話辦事不一樣。坐在家裡，南京北京，國內國外，都瞭解。各種知識在電視裡都能學到、看到，當然高興。」
翻看美籍華人社會學家閻雲翔的《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村莊裡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係》，這部著作避開社會學家對鄉村的結構性考察，而是把重點放在鄉村的情感問題上，從這一角度考察鄉村家庭關係、人際關係的變化，及與傳統現代之間的內在聯絡。這也是鄉土社會學首次「向內轉」，把鄉村情感生活微妙而豐富的存在給展示出來，非常有啟發性。但是，作者是社會學家，所關注的仍是整體性的變遷與結論性的東西，是一個納入性與體系性的工作。我恐怕沒有能力作出如此高屋建瓴的結論，我更願意把目光投向一個個的生命存在，去發現、敘述他們彼此的差異及個體情感的存在，他們在這樣的時代所經歷的只屬於「那一個」的悲歡離合。
他們在被世界遺忘的角落裡
整個鄉村給人一種溫暖自在的感覺，雖然有觸目驚心的破敗。它的確有變化，但也是自在的變化，沒有時間與速度，因此，也就沒有危機與焦慮。幾位婦女在村頭的樹下打牌，有的人帶著孫子到處閒逛聊天，有的人在田地裡幹活，青年也在各自忙碌。我預想的悲傷、痛苦、無奈都慢慢被消解，甚至被我自己給否定了。因為在這裡，這些都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好像有點為賦新詩強說愁的滋味，甚至有點故意找茬兒的意思。但在這樣一種明晰的感覺背後又有說不出的困惑，還有一個更為重大的問題：我所講述的鄉村故事，一個個生命，他們的矛盾、痛苦，所面臨的問題究竟反映了什麼？是這個社會的不公平賦予他們的苦難，還是其他的什麼？不知道為什麼，我不願意輕易把這些人生、這些生命樣態歸結為社會的問題，我總以為，這裡面蘊含著更為複雜、多義的東西，它不僅僅與政府相關，也與傳統、文化、道德，與這塊土地、這片天空、這片原野相關，它與已經深深紮根於土壤中的幾千年的民族生活息息相關。它是一種久遠的密碼，它是一種民族無意識，而時代政治、政策及由此帶來的變遷則只是一個橫截面，是暫時的影響，一旦這種強大的外力消失，一切可能又恢復到過去。
我的觀點是如此猶疑，不確定。從外部看事物與從內部看事物永遠是有差別的，而從底層看事情與從上層看事情也有截然不同的結果。底層問題並非一個簡單的壓迫與被壓迫的問題，它是一個文化力量的博弈過程。
或許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都被我們忽視了，即中國農民對政治的冷淡。在農民眼裡，社會仍然是別人的，他們不屬於其中。所有的好與不好，他們都只是被動地接受。他們只是「被拯救者」，而不是主人公。鄉土中國不僅是地理意義的農村，而且是整個中國社會文化的基本特性。
沿著窄窄的田埂慢走，從遠處過來一個人，手裡拿著一個黑色的塑膠袋，邊走邊東張西望。我猜想應該是撿垃圾的，略微走近點看，這個人穿得非常破爛，白褂子已經變成了灰黑色，腳上穿著80年代鄉村流行的黃膠鞋。這不是軍哥嗎？怎麼變成一個流浪漢了？興哥，軍哥，還有那個弟弟，我已經忘了他的名字，從我記事起，他們弟兄三個就住在路邊的一個土屋裡。興哥是退伍軍人，小弟弟長得非常俊俏，也非常活躍，後來卻成了小偷，常年在監獄裡，後來聽說死在監獄裡了。關於他，他怎麼做小偷，怎麼從偷東西到偷女人，村裡流傳著很多傳說。在村莊生活的兩兄弟都沉默寡言。即使冬天的夜晚到哪一家去聊天，他們也只是黑暗角落裡的旁聽者，從來沒有聽見他們說話。再後來，隨著老屋的倒塌，這三兄弟也就不知所終了。前些日子遇到興哥，現在又碰到軍哥，我才知道，原來他們仍然在村莊。
看見我，軍哥的眼睛似乎亮了一下，但又馬上移開，迴歸到一種陌生的神情。我站住，說：「軍哥，起恁早。」他的嘴巴囁嚅了幾下，想說話，但最終沒有說出來，眼睛也沒有朝向我，而是朝著四周轉了幾轉，掩飾自己的尷尬。他的腳步沒有停，從我身邊走了過去。我很奇怪他何以有如此強的陌生感，好像要把自己遮蔽掉，與我們無關，與熟悉的人無關，與村莊無關。
在一個村莊裡，在一個生活的群體中，有多少這樣被遺忘的人？我想起了春節在萬虎家看到的場景。大年初二的中午，萬虎端著一碗麵條，沒有一根青菜，白慘慘的，上面放著兩片肝片，這是新年的飯。廚房亂糟糟的，他的妻子，一個曾經聰慧、秀麗的姑娘，因為夏天用井裡的涼水洗澡把腦子洗壞了，坐在灶臺後，直直地看著我，碗掉了都不知道。萬虎的兩個孩子，臉被寒風吹得紅腫，身上的衣服也不知道有多長時間沒洗了，他們在院子裡的小凳子上吸溜著麵條，吃得很香。我問萬虎，媳婦的病怎樣，他說看了好多地方，後來沒錢了，就不治了，現在連話都說不出來了。萬虎還是有些結巴，憋得臉通紅，聽了好長時間我才聽明白。他現在在村裡的磚廠幹活，一個月能掙幾百塊錢，但是，還不夠媳婦吃藥的。我說不是有合作醫療嗎？現在農村看病不是可以報銷嗎？他搖搖頭，似乎有些茫然與不解。我這才明白，像萬虎媳婦這樣的病並不在醫療報銷內，這是慢性病，不住院，很難報銷。連話都說不清楚的萬虎是很難去爭取到一些權利的。
有多少這樣被遺忘的人？小柱、清立、姜疙瘩、昆生……還有萬善，我的一個堂伯家的大兒子，現在應該已經五十多歲了吧，他常年在外流浪，偶爾回村莊，總是悄悄地沿著牆進到哪一家裡，蹲在牆角。給人打招呼，很客氣，也很正常，再說幾句話，就開始表演，用手把耳朵擰了一下，用標準的普通話說，叮，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現在開始廣播。然後，大家就會給他幾個錢。這幾十年來，每天晚上，他到底睡在哪兒，是一個謎。問哥哥，哥說，哪兒？麥秸堆、窯、野地，到處都是他的地兒。
還有那耍把戲的小女孩兒。戲班子帶著這樣幾個女孩子，走鄉串戶，選一個背風的地方，敲一陣鑼，就開場了。「咔嚓」一聲，小女孩兒的胳膊被卸了下來，那樣垂著，像麵條一樣，軟綿綿的，在風裡晃著。她的頭也一直低著，彷彿抬不起來。有時候為了表現效果，小女孩兒還被要求抖動胳膊，以表明胳膊與身體的確是兩截。那奇異的抖動與無力的胳膊，給人以永遠難忘的觀感。表演完了，大人會帶著小女孩到各家去收點糧食，給多少算多少。
他們都到哪兒去了？
小柱埋在哪裡？他的女兒又到了哪裡？有誰還記得他的存在？他曾經存在過嗎？那樣一個鮮活的、健康的生命。小柱，和我出生於同一年。小時候，我們倆最要好，因為同一年出生，我們倆似乎格外親近。七八歲的時候，村裡一個人問，你倆誰大，我搶著說，當然我大，我10月份，他4月份，不是我大還能是他大？這成了我的一個笑話，小柱媽、村裡人每次看見我倆在一塊兒，就要笑，都要說起這件事。
我最後一次見小柱大約在十三四年前。大年初一的早上，村莊各家，尤其是一個梁姓家庭都要互相端飯，小柱把飯端到我家的時候已經九點鐘了。我一見是小柱，特別高興，讓他別再跑了，就在我家吃算了，他就留下了。那時候，我們剛二十歲，小柱個子很高，一米八左右，長得很洋氣，不像農村人。他的性格本來就開朗，出去打工好幾年，又多了一些城市味，顯得格外氣派。他十六歲就出去打工，在北京幹過保安、電焊工，在翻砂廠裡當過翻砂工，建築隊小工也幹過。那一年他剛到青島的一個首飾廠打工，他在那裡幹了十年。沒有人知道小柱是什麼時候發的病，突然開始吐血，在縣醫院住有快兩個月時間，血一直止不住，也始終找不到病因。最後幾個月，多器官功能衰竭，不停地咯血，最後，鼻子、嘴裡也嗆血，輕輕一咳，血就噴出來，家裡腥臭難聞。兄弟姊妹們剛開始還積極湊錢，積蓄花得差不多了，眼看也沒什麼指望了，於是為出錢又生了很多矛盾。沒捱到小柱死，大家又都各自回到自己打工的城市。小柱死之後，他老婆帶著女兒再婚了。第二年，小柱媽查出來有胃癌，沒錢動手術，很快也死了。
梁莊村出去打工的人，除了少數在校油泵，少數大專畢業生在公司幹些技術活，大部分人都是建築工人、首飾廠工人、三輪車伕、塑膠高溫車間工人、翻砂廠翻砂工。趙嫂的兩個兒子就在塑膠高溫車間，還帶了同村的幾個男孩子去。據他姐姐講，那裡環境差得很，他們經常頭暈、嘔吐。但是，並沒有人認為這其中有什麼問題，即使知道有可能會影響身體，只要沒出在自己頭上，那疾病似乎也很遙遠。
我少年的夥伴，清麗、冬香、多子，都到哪兒去了？她們是不是也和春梅一樣，在家裡苦苦撐著，等著那一年中僅有的幸福的幾天，然後又夫妻分離？王家的一個女孩兒，自十幾歲出去之後，將近二十年了，就沒與家裡聯絡過。她是活著，還是早已葬身於城市的哪一個黑暗角落？
但是，也並非都是絕望或痛心，鄉村的痛，鄉村的悲，總是包含著溫暖與堅韌，因此，也還隱約閃現著那永恆存在的希望。就像五奶奶、芝嬸、趙嫂和她們的兒女，無論怎樣的痛苦、抱怨與爭吵，背後還有親情和諒解。
在路上碰到韓家種菜的老兩口。我一直搞不清楚怎麼稱呼他們。韓家和梁家的輩分到底是怎麼排的，父親說那得從山西洪洞縣遷過來那一輩兒說起，太久遠了。反正，我和這老兩口是同輩，叫韓哥，雖然他們已經七十多歲了。韓哥用扁擔挑著兩筐菜顫悠悠地往這邊走，腰幾乎快彎成九十度了。韓嫂拿著一把菜，跟在後面，也是顫巍巍的。但很顯然，他們還很健康。還在田裡勞作，依靠自己的勞動討生活。
鄉村也還是有生機的。那天一個堂嫂子來看我，她和丈夫兩人在北京賣了十年的菜，在家裡蓋了房，還有一定的存款。在和我的交談中，她一直說的是普通話，表現慾望很強，凡是談到大的問題，她都竭力表達自己的觀點。言語中對城市人的市民氣息嚴重不屑，因為市民總是為幾分錢斤斤計較。說起現在房地產的行情，她也很有自己的看法。雖然我並不喜歡她那股強勢及自鳴得意的勁兒，但是，你不得不承認，常年的城市生活及對自己生活的滿意使她產生了一種自信。
但是，身在城市的打工者，卻永遠是異鄉人。回到家鄉，堂嫂自信而活潑，然而，在都市裡，她只是無數的鄉村打工者之一，是菜市場裡的一個賣菜人而已。我的表哥，在北京的一個建築工地做小工。每次到我家都手足無措，那種沉默、無奈的表情，常常讓我震驚。實際上，他高中畢業，靈動，健談，有頭腦，在他們村子裡是以聰明而著稱的。但來到城市，他只是一個討生活的打工者而已，他的情感、智力、生命，與城市沒有產生任何交叉。
在所謂的現代社會中，農民在鄉土社會里所形成的思維習慣、語言方式和生活模式完全失效，由「陌生人所組成的現代社會是無法用鄉土社會的習俗來應付的」。在城市各個角落裡的成千上萬的農民工，他們衣衫破舊，神情怪異，動作拘謹，顯得非常愚笨，就好像魚離開了水，半死不活。誰能想到，在鄉村，在他們自己的家裡，他們會是怎樣地如魚得水、生動自然呢？
梁莊的「華麗」轉身
在一般的概念中，經濟的衰退會造成文化的混亂與衰退。這是因為，文化的傳承需要一種穩定因素的支撐，生活安定，經濟充裕，才能夠使文化的內在與形式得到充分的體現。但在中國當代鄉村，結果卻似乎恰恰相反。如果從最廣義的鄉村總體經濟，從一個農民家庭的總體收入來看，鄉村經濟的確是在發展。但是，無論是傳承意義上的道德和習俗，還是求知方面的文化，卻處於一種斷裂與衰退之中。人們總是用「轉型」這一個詞來概括、形容這一斷裂，卻忽略了這一轉型背後所造成的「黑洞」效應。
就梁莊村而言，整體的、以宗族、血緣為中心的「村莊」正在逐漸淡化、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以經濟為中心的聚集地，雖然，作為村莊中的大姓氏，仍然會有安全感和主人翁感，但這種感覺已經被削弱到了可以忽略不計的地步。這與一些發達地區為了經濟利益、村莊宗族勢力再度抬頭相反。北方內陸的村莊，宗族勢力很少能帶來經濟利益，因為本地幾乎沒有資源可以利用，大部分村民都是出外討生活。
與此同時，村莊的規劃、村莊家庭之間的內在聯結，都在發生變化。村莊的最好位置往往是最有錢的住戶，並以此形成村莊新的等級與階層。而宗族家庭之間的感情往往很淡，尤其是新一代家庭，人們各自出門打工，春節回來一聚。對於村莊的政治事務、公共事務，譬如選舉、修路、磚廠的去留、學校的建設，他們並不是真正的關心。
家庭內部也在發生變化。由父母通過日常生活教育孩子各種行為規範，變為由爺爺奶奶或親戚代勞，父母和孩子之間似乎只有單純的金錢關係。而隨著學校在村莊的停辦——它可以看做是統攝整個村莊向上精神的象徵物，隨著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的去世——他們往往是村莊的心靈指向和道德約束，村莊從內部開始潰敗，只剩下形式的、物化的村莊。這一潰敗意味著中國最小的結構單位遭到了根本性的破壞，個體失去了大地的穩固支撐。
村莊的潰散使鄉村人成為沒有故鄉的人，沒有根，沒有回憶，沒有精神的指引和歸宿地。它意味著，孩童失去了最初的文化啟蒙，失去了被言傳身教的機會和體會溫暖健康人生的機會。它也意味著，那些已經成為民族性格的獨特個性與獨特品質正在消失，因為它們失去了最基本的存在地。村莊，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民族的子宮，它的溫暖，它的營養度，它的整體機能的健康，決定著一個孩子將來身體的健康度、情感的豐富度與智慧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