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完兩位兒媳的喪事，梁先生就病倒了。身體受了早春的風寒，邪毒入侵。身病加心病，終至一病不起，不過短短半個月就病故了。可憐梁先生一生乾的都是懸壺濟世的事，卻沒料到自己會英年早逝。
梁先生纏綿病榻的半月間，一直是秋園的大哥秋成陪床。他在父親身側搭了個小榻，衣不解帶地伺候。辦完父親的喪事，秋成便得了怪病——全身乏力，顫抖個不停。病名無從查考，病因倒可想而知：半個多月裡，失妻喪父，連辦三場喪事，這年輕人撐不住了。
秋園的童年時代結束於十二歲——那年春天，她失去了三位親人。
親手送走自己的親人，這只是開頭。在以後的漫長歲月中，秋園生下五個孩子，帶活三個，夭折兩個。四十六歲，她埋葬了丈夫。秋園自己活到了八十九歲。去世前那幾年，她常說的話是：「不是日子不好過，是不耐煩活了。」
四
秋成這一病便是整整三年。
一天，一個早年結盟的朋友從信陽過來看望梁先生，才知他已經走了。朋友好一陣傷心，大哭了一場。又看到梁先生的大公子病成這樣，嘆息不已。這個朋友本來抽大煙，就讓秋成抽了一口，說是提提神采。
秋成接過對方遞來的煙槍，連抽了好幾口，頓覺精神振奮、飄飄欲仙，渾身一陣輕鬆，病魔似乎已離他而去。他一下子好了許多，居然能下地走路，也有了食慾。只是把個大煙抽上了癮。
梁家家底算得殷實，光洋用兩個大缸子埋在屋簷腳下的水溝旁。家人只得把這些光洋挖出來，由著秋成抽了一段時間大煙。
這麼著坐吃山空，家裡只剩了個空殼子。眼見一家人生計都要沒了著落，秋成不得不重新掛起葆和藥店的招牌，一邊替人看病，一邊戒菸。託梁先生原先的口碑，病人倒也絡繹不絕。秋平不曾學醫，便掌管藥店雜務。兄弟齊心合力，藥店一時間蠻有起色。
梁先生去世後，梁太太就讓秋園停了學，留在家裡學做針線活。秋園心裡不樂意，但當時家中那個景況，她實在不忍忤逆母親。何況，家裡漸漸也拿不出錢來供她上學了。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軍侵佔東北三省。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變直接威脅到南京，國民政府遷都洛陽，洛陽成了戰時行都。於是，葆和藥店便常有一些身著戎裝的軍人或戴禮帽、穿長衫的大小官吏前來看病。
一天，安良街上一個姓扣的人家出殯。秋園也跟著梁太太出門去看熱鬧。扣姓人家很有錢，所有活人在陽世上用的東西，死人也樣樣不少。這些東西用竹子和紙紮成，擺滿了兩條街，上山時讓叫花子舉著、抬著，到了山上再一把火全部燒掉。
秋園在人群中看了一會兒，就朝家中走去，渾然不覺看熱鬧的人裡有個人一直注視著她。
此人是當時國民政府的一位校級官員。他患有偏頭痛，經常去葆和藥店看病，秋成開的方子有緩解之功，一來二往，倆人便成了朋友。見秋園走進藥店大門，過了一會兒，他也踱了進去，問別人剛才那個留長辮子的姑娘是少梁先生的什麼人。
店裡的人回答：「是少梁先生的妹妹。」
僅隔了兩天，葆和藥店就迎來了國民政府參軍處秘書長的夫人。這位董太太三十來歲，長相漂亮，衣著華貴，穿金戴銀。她不看病，而是直接找到梁太太，把她拉到一邊，倆人嘀嘀咕咕了許久。秋園雖不知她們在講些什麼，但見她們說著說著就往自己這邊看，便知道她們講的必定和自己有關。
從那天起，董太太隔三差五就來藥店一趟。她給秋園買了兩雙高階皮鞋，還再三交代梁太太別給秋園裹腳。雖未點破，可秋園心裡明白，董太太是來給自己做媒的。
兩個月後的一天，梁太太忽然對秋園說：
「小妞呀，董太太是來給你說媒的，說的是國民政府參軍處上校參謀楊仁受。他是湖南長沙人，今年二十六歲，家裡只有一個老父親，有田有屋，是個小康之家。」
梁太太問秋園同不同意這門親事，秋園不答，再問就哭。太太問了三夜，秋園哭了三夜，她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哭什麼。
一天晚上，當梁太太再問時，秋園突然來了主意，把眼淚一抹，說道：
「讓他送我讀書，等我中學畢業了再結婚。」
第二天，董太太來了，梁太太轉告了秋園的意思。
第三天一大早，董太太就來了，喜形於色地對梁太太說：
「楊參謀不但願意送小姐讀書，還打算將老父接來洛陽，買房子安家。」
梁太太點點頭，秋園終於也點了頭，這樁婚事就算應允下來了。
五
秋園未及與楊參謀謀面，董太太就領著四個人送來了聘禮，他們每人頭頂一張小方桌，魚貫走入葆和藥店。小方桌是從喜店租來的，專門用於送訂婚大禮，桌子由竹子編成，邊長一尺五寸，中央安一個碗口大的竹圓箍。桌面上鋪著紅綢布，聘禮就放在紅綢上，計有四件旗袍、一對金戒指、一對秋葉金耳環、一雙金鐲子，還有四雙緞面平底布鞋。
秋園出嫁那天，看熱鬧的人山人海。送親的和迎親的分乘八頂藍色大轎，這叫雙娶雙送。新娘子坐一頂花轎，吹鼓手在一旁奏樂，這種出嫁場面當時在洛陽算得上高規格了。結婚典禮在河洛飯店舉行。主婚人是國民政府參軍處的參軍。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送了賀喜對聯。
秋園躲在紅綢布後面，對外面的熱鬧心不在焉，只是迫不及待想看看自己的丈夫到底是怎樣一個人，便偷偷地掀起蓋頭來。新郎一副文官打扮：頭戴禮帽，腳蹬圓口皮鞋，胸前戴朵大紅花，國字臉白白淨淨，面相誠篤忠厚。此時此刻，秋園才算放了心。
仁受在洛陽安家的承諾卻沒有兌現。一九三二年底，國民政府回都南京，秋園也跟著仁受到了南京。
秋園一心想讀書。那時正值陰曆十月，沒什麼學校可考，她就參加了婦女職業補習班，學習縫紉、刺繡、編織。周圍同學多半是結了婚的婦人，其中最大的有三十歲，秋園年齡最小。
仁受在南京大沙帽巷租了兩間住房。他的薪水並不高，每月九十塊銀元，碰上國難當頭，薪水九折，每月實際還領不到九十塊。兩個人生活很是節儉，每天早上一人一個燒餅、一個雞蛋，再加一壺開水。飯後就各幹各的，仁受上班，秋園去婦女補習班。晚上，仁受教秋園寫字、讀書、唸詩，待她就像個小妹妹。逢仁受休息，兩人常去夫子廟玩耍，秋園總會買上一盆小花帶回家養。不久，租屋過道里就高高低低擺了一溜兒花，不名貴，倒也煞是好看。
仁受是湖南鄉下人，幼時母親即過世，父親做點小本生意——挑著貨郎擔子走村串巷，賣些罈罈罐罐之類的窯貨養家餬口。由於四十歲才得仁受這一子，父親下決心要送兒子讀書。
仁受很快顯出聰慧資質，吟詩作對都有模有樣，還寫得一手好字。教書先生叫李經輿，是地方上有名的文人，頗喜歡仁受。李先生有很多學生在外當官，待仁受長成少年，李先生便讓一個在國民政府做官的門生將他帶了出去，以免鄉下地方埋沒人才。
十六歲的仁受便離開了家，獨自在外闖蕩，當了上校參謀，如今又給自己娶了親。
在南京安家後，仁受就惦記著要把老父接來一起生活。不久，由堂弟楊均良護送，八十四歲的仁受父親來到了南京。老人家已雙目失明，仁受請了個保姆專門侍奉他。儘管仁受百般孝敬，父親還是想回老家。老人家天天哭，怕自己死在城裡，說要死在鄉下、要睡棺材、要埋在山上。仁受萬般無奈，只得又寫信請堂弟來把父親接回老家，並讓父親寄住在堂弟家裡，每月給堂弟三塊大洋作為生活費。算了算，老人家在南京只住了八個月。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軍攻陷南京。
說起來真是不可思議。日軍佔領南京前，不時派軍用飛機到城市上空偵察。雖然飛機飛得很低，但日軍既沒遭到防空炮火阻擊，也沒遭到軍用飛機攔截，有時連防空警報都沒響。更可笑的是，一些南京市民竟然在街上擺了桌子，拿根長竹竿去戳飛機。
數月之後，南京大屠殺發生了。
六
一九三七年深秋，一艘輪船停泊在漢口碼頭上等待靠岸。濃霧籠罩著寬闊的江面，看不到江水和天空，也看不到不遠處的其他船隻，天地之間只剩濃白的霧。遠方，一小片濃霧深處閃爍著淡白的光亮，那是太陽在照耀，可灼熱銳利的陽光亦穿不透濃霧。間或有汽笛鳴響，那聲音孤單、悽清，如盲人般在霧中胡亂摸索、碰撞。
仁受、秋園和他們五歲的兒子子恆正在這條船上，船將開往重慶。自十月國民政府決定遷都重慶，將其作為戰時陪都起，國民政府大小官員便陸續撤往重慶，仁受也在其中。
仁受像頭困獸，一會兒到甲板上加入同仁對時局的議論，一會兒在艙室裡心神不寧地踱來踱去。戰事越打越艱難，這一去就很難回頭了。他沒有別的牽掛，只想再看一眼又當爹又當媽，將他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瞎眼老父。戰事發展非人力所能控制，微弱的個人就像一段浮木，在時代的滔天大浪裡載沉載浮，不知會被浪頭打往哪一個駁岸。倘若這次見不到父親，也許就永遠見不到了。此地離湘陰甚近，不如帶妻兒下船，看眼老父親再走……一路上他都舉棋不定、心事重重。
秋園忙著哄逗五歲小兒子恆，母子倆常常無知無覺地咯咯歡笑。秋園這年二十三歲，她北人南相，長得白皙、窈窕，身上那件深藍底綴銀色梅花的緞子夾袍更襯得她面目清麗。自打結了婚，仁受就是她的天，她依他如父如兄。秋園想得很簡單：仁受說去哪兒就去哪兒，仁受說怎麼辦就怎麼辦。
仁受看著秋園母子倆，愈發感到身上責任重大。時局如此混亂，一下船恐怕前途未卜；可此番若不見老父一面，今生或許再難相見……他在兩種思緒中掙扎無果，索性出了艙室，徑直走到甲板上向一位張姓同仁請教，此人素有「張半仙」之稱。
「你替我算算，我究竟該下船還是跟著船走？」仁受焦急地問道。
張半仙回到艙室，鄭重地替仁受打了一卦。卦象顯示，仁受該下船，回湖南鄉下看望老父。既然天意如此，不妨遵從。
仁受回到艙室，匆匆對秋園說：「把東西都收拾好，船一靠岸我們就下去。」
船在大霧中等待了三個小時，濃霧在陽光的驅趕下總算漸漸散去。船隻鳴響汽笛，小心地向岸邊靠去。
這艘船隻是中途停靠武漢，下船的只有仁受一家。仁受拎著皮箱走在前面，秋園牽著子恆跟在後面，兩名勤務兵挑著四個大箱子尾隨其後。
過吊橋時，年輕的秋園抱起子恆，邁著輕捷的步子走了過去。從前的生活，也遠遠地留在了吊橋那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