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紅
第一次去賜福山——那個被我媽媽稱為「庵子裡」的地方，我只有七歲。媽媽帶著姐姐、我和弟弟坐在運送毛竹的卡車車廂裡，綠色油布搭成車篷，看不到天空，但車廂尾部是敞開的，順著戳出去的毛竹，可以看見道路和兩邊的青山疾速朝後退去，無止無休。
路上的彎道相當多，一會兒一個急彎，我們被甩來甩去，在毛竹上東倒西歪，爆發出一陣陣驚呼與笑聲。我們樂此不疲地數著究竟有多少個彎道，困了就在毛竹上睡一會兒，就這樣被免費運到了湖南。
能夠不花錢，這比什麼都重要。該怎麼描述我們那時的窮困呢？一天晚上，媽媽決定帶我們去看電影，可是左算右算，怎麼著都差兩角錢。媽媽發動我們爬進床底下，搬開衣櫃、碗櫃，搜尋枕頭下面、抽屜角落各處，期望會有不經意落下的兩角錢。噢，沒有，沒有。最後，媽媽向鄰居借了兩角錢，我們高高興興去看了電影。
回想起來，媽媽那時大概三十多歲。高考制度還沒有恢復，她已經一遍遍同我們說起：「等你們長大了，要讀大學。」在那個小縣城，連老師都不大知道大學這回事呢。
這本書是我媽媽寫的，她就是文中的之驊。寫好後我幫她錄入電腦，起初在天涯社群連載，算起來那竟然是十幾年前的事情了。如她自序中所言，這是一部在廚房裡完成的書稿。說來奇怪，我每次寫點什麼都非常困難，好像無時不在寫作瓶頸中。但媽媽寫起東西來就像擰開自來水龍頭，隨開隨有，文字順暢地從筆端流出。我想，那是艱辛生活給予她的饋贈。
書中的秋園是我外婆。外婆講話柔軟、緩慢，清爽文雅的外形也區別於大多數鄉下婆婆。她早已認湖南是故鄉，認庵子裡是終老之地，可是到老她仍像一棵異地移栽的植物，帶著水土不服的痕跡。
現在還留存在我腦海裡的畫面，是外婆穿著淺灰色立領偏襟棉布褂子，一手舉起蒲扇放在額前略擋太陽，那雙裹了又放開的腳咚咚咚走在鄉村土路上，帶著我們去走人家。每到一戶人家，我們就飲上一杯豆子芝麻茶，豆子芝麻炒過後噴香，茶裡還會加一點點鹽。
最後一次見到外婆，我三十多歲，已是一個女孩的母親。外婆已八十八歲高齡，她依然清瘦文雅、頭腦清晰，但活力明顯減退，話變得很少，安安靜靜的。
庵子裡就跟小說中描寫的一樣，並排三間平房，門前有個大曬坪，右側是個小橘園，左側挺立著一株高大的香樟樹。
一行人離去時，外婆送我們到曬坪。那是五月，門口兩棵樹正繁花滿枝，花朵粉白，花瓣繁複。
「好漂亮啊，這是什麼花？」
「這是芙蓉。」一直安安靜靜的外婆顯然很高興回答我這個問題，她牽過我的手，指著不遠處的山崖，語氣中滿滿的遺憾，「如果你們早來半個月就好了，四月那崖上都是杜鵑花，好看得很。」
八十八歲，依然為我沒看到山崖上的杜鵑感到惋惜。
「外公那個斯文勁啊、那個愛乾淨啊，我們出門，他都要拿把衣刷子追出來，從上到下把你刷個遍……」這是媽媽反覆跟我們講的細節。每當她講起外公，我就覺得她變了——從一個操勞的、疲倦的媽媽變成了一個滿懷崇拜與依戀的小女孩。
關於從未謀面的外公，我知道他愛乾淨，性情柔和，走路都怕踩死螞蟻，一生沒有做過惡事，寫一手好字，不擅農事，是個書呆子，心地尤其良善……我沒能見到他，因為他一九六〇年就死於飢餓，去世前後全身腫得亮晶晶的，肚子大得褲子都系不上，用書裡的話說就是，像個「闊佬」。
然而，關於外公的印象畢竟是輕淺的，隔著死亡這一距離，我們安全地聽著他的故事，多少像對待一個局外人。
後來，年近古稀的媽媽開始動筆寫她的自傳體小說。閱讀小說時，我一次又一次地被拉進一個家庭殘缺不全的歷史中，那是一個普通中國人家在時代大浪中載沉載浮、掙扎求生的過程。我驚訝地發現，這個家是靠一位裹過腳的母親和她不幸而早慧的女兒撐持起來的。
貧窮、飢餓、歧視、無望每天都在侵蝕著這個家庭，鄉村在此時顯現出殘忍與惡意。之驊意識到這種生活的絕望，選擇逃離鄉村。依靠動物覓食般的本能，她來到一個偏遠的小城，求學、落戶、嫁人，開始建立自己的生活。但生活的基調並未改變，她窮盡半生所追求的，依然僅僅是能夠活下去。
外婆去世時，我去湖南參加了葬禮，陪伴媽媽把外婆生前喜愛的衣服一件一件放入棺木。在一件衣服的口袋裡，我發現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一些年份和地點——外婆記下的最簡略的生平，最後兩行是：
一生嚐盡酸甜苦辣
終落得如此下場
她用這兩句來形容自己的一生。我想起福克納的小說《我彌留之際》裡，艾迪的父親常說的一句話：「活著的理由，就是為了過那種不死不活的漫長日子做準備。」
我見過非洲大草原上的牛羚橫渡馬拉河的情景。對牛羚來說，它們的命運就是渡過馬拉河，河水會讓它們一再跌倒，只要意志力稍微退卻，可能連求生的意念都會放棄。
外婆、媽媽這些被放逐到社會底層的人們，在命運面前顯得如此渺小無力，彷彿隨時會被揉碎。然而，人比自己想象的更加柔韌，她們永遠不會被徹底毀掉。當之驊——我的媽媽——在晚年拿起筆回首自己的一生，真正的救贖方才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