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治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1655年4月3日），耶穌會傳教士利類思和安文思給順治皇帝呈上六件禮物外加一份中文寫的奏本，感謝順治皇帝以及清朝長期以來對他們的優容和恩養。在奏本中，他們簡要介紹了他們一路走來的經歷。奏本是這樣寫的：
大西洋耶穌會神父遠臣利類思、安文思謹奏：
微臣感恩無地，敬進西國方物，以表臣忱事。臣等產於西洋，從幼棄家修道。明季東來至蜀，居堂傳教有年，不幸遭寇擄待戮。於順治三年，幸逢大兵西剿，恭遇肅王恩釋，依隨來京。仰荷皇上隆恩，特送禮部，光祿寺，圖賴固山家豢養，朝夕焚燭萬壽，今經五載。感激無涯，茲有方物六種，躬獻闕廷，伏祈皇上，俯賜勒收。
兩位神父明朝末年就到了中國。利類思是西西里人（現屬於義大利），1636年（崇禎九年）來華；安文思是葡萄牙人，1640年到成都，和利類思一起在那裡傳教。後來二人一直一起在中國傳教，直到安文思1677年去世。
當1655年二人上這份奏本的時候，他們已在中國待了快二十年，早已不是來華的新人了。奏本中的遣詞造句也可以看出，二人對於清初官場政治很瞭解。奏本感謝了肅王豪格和佟圖賴固山（固山是八旗內的官職，是一旗的統帥，後改為都統）兩個人，然後還提到了兩個機構：禮部和光祿寺。為什麼會感謝人的同時，又感謝機構，而不是感謝負責這個機構的人呢？這恰恰顯示出了二人的圓滑老練，因為他們要隱藏和一個人的關係。
這個人就是攝政王多爾袞（1612-1650）。當二人在1648年跟著豪格的徵西大軍班師歸來抵京時，他們的身份有兩個：一是叛賊張獻忠朝廷的逆臣；二是戰地俘虜，已歸為奴籍。2所以二人到京之時，是戴罪之身。當時在京做官的同為耶穌會神父的德國人湯若望，既不敢和他們聯絡也不敢把他們收留在他的教堂中。3但當時實際掌控北京的多爾袞，並沒有為難二人，反而把二人交給專管接待外交使節的禮部來照顧，並且還給予了他們在北京城中活動的自由。「對於在成都張獻忠的大西朝當過官的人來說，這二人最初能在北京沒有被追究，並平穩地安頓下來，不得不說多爾袞對二人是有恩的。但是，二人上奏本的時候，多爾袞已經去世五年，早已不是一個可以在朝堂上提及的人。多爾袞的爵位在他死後幾個月，就因為朝堂政治鬥爭被剝奪了。5兩個神父很清楚當時的政治氣氛，知道哪些名字可以提，哪些不能提。
當然，他們提到的兩個人，豪格和佟圖賴，都是當時政治氣氛中對於他們有利的人。那兩個神父又到底跟這兩位滿人權貴有什麼聯絡？這其實就涉及兩位神父是如何從張獻忠朝廷的罪臣身份一步步和滿人權貴搭上線的問題。從二人1648年進京算起，到1677年安文思去世、1682年利類思去世，他們在滿人統治下在北京待了超過三十年，歷經了兩位清朝皇帝。要了解二人怎麼慢慢進入滿人朝廷的故事，就得從他們與兩位滿人權貴的關係說起。
戰場上的俘虜
跟二位神父相關的大清歷史大概得追溯到1643年，也即滿人入關的前一年。後世稱為清太宗文皇帝的皇太極（1592-1643），在沒有留下遺詔指定繼承人的情況下，這一年突然駕崩了。這不可避免地引發了各方勢力的爭位行動。簡單來說，當時有兩方勢力不分伯仲，一派支援皇太極的長子豪格繼位，另一派支援皇太極的弟弟多爾袞。為了避免滿人內部的分裂，雙方妥協達成了第三個方案：推舉皇太極的第九子、當時六歲的福臨，也就是後來的順治皇帝登位。作為附加條件，多爾袞和濟爾哈朗（努爾哈赤之侄）一起為順治當攝政王。雖然最後皇位問題得以妥協解決，但是爭位的多爾袞和豪格叔侄雙方成了仇敵。
1648年3月，也就是滿人控制北京的第四年，多爾袞以謀反的罪名逮捕了豪格。逮捕前一個月，豪格剛結束四川西征，剿滅了張獻忠，得勝回京。豪格在被逮捕當月就死於獄中。無論正史、野史都基本一致認為豪格是被多爾袞害死的。最讓時人驚詫的是，多爾袞在豪格死後，還把豪格的夫人納入府中。就連北京的湯若望神父也把這當成奇談寫進了他發回歐洲的信中。
1651年2月，多爾袞去世。在他死後兩個月，順治皇帝就在濟爾哈朗的支援下剝奪了多爾袞家的爵位，瓦解了多爾袞在朝廷中的殘餘勢力。同時，豪格的所有爵位得到了恢復。1651年以後，多爾袞就不是適合在朝堂上攀附的名字了。
有了這個背景，才可以理解為什麼兩位神父在奏本中提到了豪格的名字，而不提多爾袞。不過，兩位神父提豪格也不能算是攀附。因為二人確實和豪格有實在的聯絡。豪格是西征張獻忠大軍的最高統帥，而兩位神父於1644至1647三年間在張獻忠成都的朝廷中做官。6按他們自己的話說，他們是張獻忠大軍進入成都後，為了活命不得不聽命於張獻忠。他們從西醫角度，認為張獻忠患有精神疾病，也親眼見證了張獻忠殘酷掠殺老百姓。後世各種關於張獻忠暴虐的傳聞，都能在二人的記錄中得到印證。
兩位神父是在戰場上遭遇豪格大軍的，兩人都在戰場上中箭倒地。他們的歐洲人面孔救了他們，趕上來補刀的滿人士兵沒有殺他們，反而把他們帶到豪格的大帳中。所幸當時隨軍的滿漢語翻譯和北京的湯若望神父有私交，救了二人的命。有了隨軍翻譯的這層關係，二人雖然是戰俘，並沒有被為難，還得到了特別的關照。」
從四川被俘到最後1648年落腳北京，二人在豪格部隊中跟著滿人士兵一起走了一年半左右。8很多滿人士兵也知道二人，知道豪格關照他們。有一次，豪格傳令大部隊，讓士兵在各自俘虜中尋找兩位神父的一個僕人。最初，抓住這個僕人的滿人士兵並不想把他交出來，後來聽說是豪格在找這個人，這個士兵親自把僕人帶到豪格帳內，當成禮物送給了豪格。」
滿人傳統中，士兵行軍打仗都是自備武器和糧草，擒獲的戰俘歸士兵私有，成為士兵的奴隸。對於士兵來說，獲得戰利品和獲取奴隸都是同等重要的經濟回報。在滿人世界中，奴隸和牛、馬、衣服這些一樣，都是私有財產。奴隸最大的來源就是戰場上的俘虜，所以俘獲僕人計程車兵一開始並不想交人；後來他把僕人交給豪格，和獻給豪格一匹布是差不多的。
由於有豪格的照顧，滿人士兵不久也把兩個神父當成了自己人。大概在二人被俘五個月以後，部隊回京路過西安。這時，兩個神父已經知道滿人軍隊內部的行事習俗。當時滿人軍隊進入城市，按例都要臨時徵用寺廟等公共設施來駐紮。兩位神父率先找到了當地的天主教堂，住進去後，就對後來計程車兵吹噓這裡已經被部隊內某某大人物徵用了。士兵聽他們這樣說，就離開另尋他處去了。10
當然，兩位神父跟著滿人部隊，適應滿人生活的過程還是很痛苦的。從他們第一天在戰場遇到滿人士兵，他們就知道這些士兵是「外國人」。這些人和他們熟悉的漢人不一樣，不會說漢語。儘管二位神父早已精通漢語，無奈從士兵到豪格，都不通漢語，完全沒辦法交流，他們所有交流都需要翻譯。」滿人軍人吃的也和漢人不一樣，兩位神父得跟著滿人學他們在行軍中吃馬肉。2跟著滿人軍隊以後，兩位神父的基本身份也跟以前在明朝以及在張獻忠大西朝廷的不一樣了，因為現在他們不算皇帝的臣民，而就是擒獲他們的人的奴隸，是他們主子的私有財產。最開始的時候，兩位神父各自有自己的主子。這樣他們二人的生活，比如吃什麼，吃多少，都由二人的主子決定。利類思運氣較好，他的主子比較大方，能基本吃飽。但安文思就沒有那麼好運氣，他的主子連基本食物都不給夠，他好幾次都差點餓死在路上。13
在行軍路上的某個時候（1647-1648），二位神父的奴籍被轉到了豪格名下。主奴關係是滿人八旗世界中最基本的階層關係之一。在滿人的理念中，主子給奴才提供生活所需，而奴才對主子盡忠。14滿人統治者也深知奴隸是重要的經濟資源。因而他們推崇主奴之間以家為單位，和睦相處。用努爾哈赤的話說，就是要形成一種「奴才愛主子，主子愛奴才」的社會。15由於主奴關係中蘊含著家庭關係，因而外人在對待一個奴才的時候得看主人是誰；同樣，要是主人升官了，自家奴才也跟著高興，感覺臉上有光。
滿人入關以後，漢族大臣極力反對滿人的主奴統治，但滿人上層還是力排眾議，堅持主奴關係是滿人八旗制度的基礎。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清初嚴厲執行《逃人法》，這個法令的核心就是重罰那些膽敢容留逃跑奴隸的人。16也是因為這個原因，當湯若望神父知道兩位神父是奴隸身份，就不敢在他設在北京的教堂中收留他們了。17
對於做過豪格奴才的這一身份，兩位神父並沒有隱瞞。因為滿人社會中的奴才和中國傳統社會的「奴」是不一樣的。中國的「奴」屬於賤民階層，地位在貴族、官吏、平民之下。簡單來說，在中國社會，「奴」和其他屬於賤民階層的人社會地位低，在社會多方面受歧視，而且法律和社會習俗還對賤民階層有很多專門的行為約束。。18但在滿人社會，奴才的身份不代表一個人的社會地位，他們的社會地位主要取決於他們主子的社會地位。用通俗的話來說，在滿人世界，重要的不是你是否是奴才身份，而是做的是誰家的奴才。如果是皇帝和達官貴人家的奴才，那是一種有利的身份。
兩位傳教士知道做過豪格奴才，表明了他們算是豪格一脈的人。這個背景對二人在順治朝廷是有利的，因而他們在給順治上奏本的時候專門提到這個已經過世了七年的前主子。
康熙母親的孃家
在豪格1648年去世以後，兩位神父的奴籍轉到了佟圖賴名下。19佟圖賴是正藍旗漢軍都統，是整個佟氏家族的核心人物。滿人八旗，每一旗有一位旗主，旗下又分為滿、蒙、漢三旗，也就有三位都統。由於旗主必須是努爾哈赤的後代，所以都統這個職位是非努爾哈赤後代在八旗中能達到的最高職位。
明末以來，佟氏家族一直是滿人龍興之地-遼東地區的名門望族。努爾哈赤娶的第一位夫人就來自佟家，他還用「佟」作為他的漢族姓氏。佟氏家族從努爾哈赤時期起就在滿人政壇中有重要地位。滿人1644年入關以後，佟家子弟遍佈朝野，當時甚至有「佟半朝」一說。
在滿人政壇中，佟氏家族的最大特點是其成員兼具滿人和漢人兩方面的文化特點。由於康熙的母親出自佟家，因而佟家是漢人還是滿人就決定了康熙到底有沒有漢人血統的問題。歷史上一直爭論不清到底他們是漢化了的滿人還是滿人化了的漢人。20但無論觀點如何，都承認佟氏兼具了漢滿兩方面的特質。在17世紀初，明清在爭奪遼東的時候，兩方也都認為佟氏家族是自己人，兩方都在爭取他們。」在遼東地區，佟氏是少有可算作書香門第的家族。1616年，佟卜年中了明朝進士。當時明朝廷經營遼東的熊廷弼就把佟卜年招致麾下，希望他能作為佟氏的代表，幫自己打理遼東。
佟氏家族中的佟養性和佟養真在1619年投奔到努爾哈赤帳下。努爾哈赤按照游牧民族的老傳統，嫁了自己氏族中一位女子給佟養性，把他稱為額駙（駙馬），這樣通過婚姻紐帶來鞏固雙方的關係。22在明廷看來，兩位佟氏重要人物投靠努爾哈赤，意味著整個佟氏家族的叛變。因而佟氏家族的成員在明朝疆域內集體受到了牽連。按照佟家後人的記載，佟家成員一些被迫逃進山區，有些不得不隱姓埋名來躲避明廷的追查。23佟卜年也被查下獄，最後冤死獄中。至死，佟卜年都在喊冤，死前還留下了一份絕筆痛陳其清白。24
滿人沒有介意佟氏和明朝的種種聯絡，反而視佟氏家族與漢人的聯絡為佟氏的特有價值所在。努爾哈赤和後來的皇太極都信任佟氏家族的人，佟氏家族的人在滿人軍隊和朝廷都得到重用。1620年代以後，皇太極更是直接把所有與漢人相關的事務交給佟養性來打理。這包括滿人區域內的漢人、明疆域內遷徙過來的移民，以及在戰爭中抓到的漢人俘虜。25
利類思、安文思在奏本中提到的佟圖賴是佟養真的二兒子，是滿人朝廷中「佟二代」的領軍人物。從軍事上來說，佟圖賴聲名顯赫，不僅在最初滿人的遼東擴張中有各種軍功，在後來攻佔明朝本土、消滅南明勢力時，也立了大功（他帶的部隊人關以後一直打到廣西）。入關以後不久，順治皇帝還娶了佟圖賴的女兒。1654年，也就是利類思、安文思上奏本的前一年，佟氏給順治皇帝生了一個兒子。這個兒子就是後來的康熙皇帝。
對於佟氏家族，跟本書相關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佟圖賴會在豪格死後，同意接收利類思、安文思成為自家的奴才？而且讓他們二人吃住在自己的府上，也即讓他們做的不是普通奴才，而是包衣奴才？「包衣」是滿語的音譯。據清史前輩孟森解釋：「包」是滿語「家」的意思，而「衣」相當於漢語中的虛字，類似於「之」字。包衣奴才就是指跟主子關係最近的、家周圍的奴才。26滿人人關以後，包衣奴才專指滿人權貴家裡面的奴才，是整個奴才群體中地位最高的一群。後來許多清朝名人都是包衣奴才出身。比如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他就是康熙的包衣。
對於佟圖賴為什麼會把兩位傳教士收入府中做他的包衣，當時在北京的湯若望在寫給歐洲的書信中解釋過，他說是因為佟圖賴和西洋人的關係一直都好，和他自己的私交也很好。27湯若望所謂的「和西洋人關係好」指什麼？如果真是這樣，那麼這個好關係又是怎麼建立起來的？這些問題和佟氏家族與清朝漢軍八旗建立的歷史有關。
滿人對西洋人的印象
在滿人最初遼東發跡的過程中，明軍使用的西洋「紅衣大炮」一直是滿人騎兵的心腹大患。當明軍在城池上架起西洋大炮，戰無不克的滿人騎兵基本束手無策。17世紀二三十年代，滿人軍隊打的敗仗基本都和明軍用大炮有關。努爾哈赤自己就是在1626年的寧遠戰役中被大炮所傷，幾個月後就死了。28皇太極在即位後第一年，就興兵為父報仇，但都敗在寧遠和錦州的大炮之下。不過這也讓皇太極認識到了大炮的威力，開始致力於發展滿人的炮兵部隊。在1620年代後期，明滿雙方都意識到了西洋大炮在戰爭中起到的關鍵作用。1626年寧遠大捷以後，明廷甚至派禮部官員給立功的紅衣大炮做了祭祀典禮，望其能夠繼續發揮作用，以保大明江山。9袁崇煥也在寧遠大捷後給朝廷奏事時總結道，對付滿人最有效的策略就是「憑堅城以用大炮」。3同樣，滿人在大淩河之戰中使用大炮獲得勝利後，也確定行軍打仗，大炮必不可缺。31
但在1620年代末期，明朝還沒有技術仿製歐式的「紅衣大炮」，而主要依賴從澳門的葡萄牙人那裡進口，以及依靠他們訓練軍隊，提高大炮的命中精度。1625年，已經受洗成為天主教徒的明朝大臣徐光啟派了兩個門人到澳門去談購炮之事。當時在澳門的葡商以及傳教士都認為大炮貿易是天賜良機，可以藉此加強和大明的關係。所以澳門的商人和傳教士對大炮一事都很上心。1629年，耶穌會神父陸若漢（joáorodrigues，1561-1634）帶領30位葡萄牙炮手和40尊大炮從澳門出發去往北京。321630年1月，隊伍在抵達距離北京約60公里的小城涿州時，正好遇到了滿人南侵圍城。他們一行便在城上架起了大炮迎敵。據記載，滿人騎兵僅僅是聽到如雷般的炮聲，還沒有開始真正攻城，就撤退了。33有了這個戰績，自然整支隊伍到北京後受到了相當高的禮遇，而且北京還給團隊中每個人開出了很高的薪俸。當時只有帶隊的陸若漢因為自己的神父身份拒絕了明廷的俸祿。明軍的前線將領得知這批帶著大炮的洋人隊伍來京以後，都紛紛上書朝廷要這些洋人和洋炮。34在這一背景下，明廷在5月又派陸若漢帶人到澳門磋商進一步購買大炮和僱傭葡萄牙炮手的事宜。11月，陸若漢帶著100名葡萄牙炮手和12門炮從澳門啟程趕赴北京。可惜的是，當時明廷內部廷議不能平息，一些大臣反對僱傭西洋人。整個隊伍到達南昌以後，朝廷又命整支隊伍返回澳門候旨。3-
在滿人那邊，皇太極命佟養性負責辦理所有大炮事宜。1631年2月8日，在佟養性監督下，滿人制造出了第一批大炮。其中最大的一尊取名為「天佑助威大將軍」。佟養性的名字連帶一幫負責造炮工匠的名字都刻在這尊大炮的炮身上。36七個月以後，佟養性就用這批大炮在大淩河之戰中立下了首功。3乾隆年間，清朝官修歷史總結「紅衣大炮」的章節，寫道：
其年，徵明，久圍大淩河，而功成以用「大將軍」力也，自後，師行必攜之。38
大炮生產出來的那一年就在艱難的大淩河一戰中發揮了關鍵作用。這就是後來滿人出征都會攜帶大炮的原因。
官修歷史中沒有記載滿人的造炮技術到底是從哪裡學來的。在1630年代，明朝這邊是沒有技術製造出歐式大炮的，主要依賴進口。當年修史的人大概也發現了這個問題，只能用春秋筆法留下疑問，沒有給出答案：
先是連鳥槍尚未造，造炮自此始。39
鳥槍都造不出的滿人，突然技術大進，造出了大炮。這個技術的跨越，史官只能感嘆，沒辦法解釋。清史學者牟潤孫猜測，滿人可能直接從西洋人那裡得到了技術，因為負責造炮的佟養性在投奔滿人之前是在北京做買賣的商人，那時他接觸到了西洋人。40儘管牟潤孫沒有能給出證據來支援這一猜測，但似乎這是唯一能夠解釋為什麼滿人突然能夠超越明朝，自己把歐式大炮造出來的原因。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