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交，戰爭連綿，人口銳減。據估計，大概有四千萬人死亡，佔了當時兩億人口的20％。面對屍橫遍野的場面，傳教士將其比喻為基督教傳說中的「最後審判」。2在那些動盪的歲月中，在華教會並沒有統一的部署，傳教士投靠歸順哪一方，完全取決於他們自已對形勢的判斷和估計。湯若望神父在清軍入京以後就歸順了大清。但謝務祿神父就死心塌地地效忠於明朝廷，跟著南明朝廷一路南撤。另外，浙江的耶穌會神父衛匡國先是忠於南明朝廷，後來1645年清軍打到浙江的時候，他按照清軍要求換了一身衣服，就算投靠滿人了。當時，教會沒有辦法準確預測到底明清雙方誰會是最後的勝利者，因而到底該投靠哪一方，完全是傳教士自己的選擇。
1650年以後，儘管南方很多傳教士知道清軍勢如破竹，一路向南，也知道湯若望神父在北京大清朝廷中有了官位，但他們還是沒有放棄南明覆國的希望。來華的傳教士文化程度都很高，他們內心深處是欣賞中國傳統文化的，希望明朝能夠復國。他們當時叫滿人為「韃靼」人，認為滿人入侵是蠻族入侵。「韃靼」這個詞本身在歐洲就有來自蠻荒之地的意思。現在一些歐洲餐館的菜譜上還能看到一道菜叫「韃靼牛肉」（tartarsteak）。這道菜的主體是一個生雞蛋開啟後淋在一塊切成肉末的生牛肉上。整盤菜完全生吃，不做任何烹調。「韃靼牛肉」是不是真的來自滿人已不可考，不過這道菜很具體形象地刻畫出歐洲人印象中「韃靼」的原始感。
從傳教角度看，追隨南明朝廷的傳教士還是很成功的。他們已經成功接觸到了南明皇帝及其身邊的人。卜彌格（michelboym）和瞿安德（andreasxavierkoffler）神父為南明永曆帝的生母王太后施洗，給她取的天主教名字為海倫娜（helena）。瞿安德神父把王太后受洗的訊息傳回了歐洲，認為要是南明能夠復國，會對天主教在華傳播極其有利。卜彌格神父更是在1651年帶著王太后的信，返回了歐洲，甚至在歐洲遊說各國派兵援助南明。3
澳門隔岸觀火的傳教士，可能由於身在局外，因而羅馬認為他們發回的報告更客觀。經過比較和對形勢的推測，澳門傳教士認為在清廷的湯若望比在南明朝廷的傳教士對未來在華的傳教事業發展更有利。41650年，衛匡國神父被派遣返回歐洲全面報告在華的傳教事業。衛匡國神父對滿人統治持正面意見，這和他自己以及北京神父與滿人高層的接觸有關，他們認為滿人統治是有利於天主教在華傳播的。除了向羅馬彙報在華傳教事業以外，衛匡國神父的另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在歐洲招募更多的神父到中國來傳教，為長期在華傳教打下基礎。衛匡國神父還帶了一個年輕的華人到歐洲學習天主教。這個人叫鄭瑪諾，字惟信，後來在歐洲加入了耶穌會，也是歷史上第一個加入耶穌會的華人神父。5衛匡國1653年到達挪威，從那裡進入歐洲大陸。去羅馬彙報之前，他用了一年時間在歐洲各國巡遊，積極宣傳中國的傳教事業。這一年中，他還出版了三本關於中國的書，其中一本叫《韃靼戰紀》，就是關於滿人歷史以及他們如何一步步征服中國的書。這三本書在當時都是暢銷書，被翻譯成了歐洲各種文字。1656年，返回中國的時候，衛匡國順利招募到十名傳教士跟他一起到中國。
衛匡國神父返華後五年，於1661年病逝於杭州，他是第一個回歐洲樂觀介紹清朝統治的神父。他對未來的樂觀估計首先來自於他自己的切身感受。當清朝軍隊打到浙江的時候，並沒有為難他，反而對他禮遇有加，後來還保護了他和他的教堂。另一方面是來自於北京耶穌會傳教士的訊息，他們已經在北京朝廷建立起了關係網。當時湯若望在清廷做官，同時還和順治皇帝有私交。那時在華的傳教士都知道，順治皇帝幾次拜訪湯若望的教堂，還公開用滿文喊湯若望爺爺（瑪法）。另一方面，利類思和安文思神父在北京與佟家有關係，而且在佟家引薦下，順治皇帝讓安文思做自己西洋器物的管家。」前文已經提到過，湯若望與利類思、安文思神父分屬兩派，互相不合，但神奇的是，兩派都通過自己的關係網與順治皇帝建立起了私人關係，並且都得到了順治的信任。比起明朝崇禎的時候，傳教士在順治這裡的情況可以說要好很多。對於傳教士來說，順治皇帝不是高高在上的一個符號，反而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可以一起談話聊天的皇帝。
不過，十幾歲的順治皇帝雖然對湯若望講的東西以及安文思帶來的西方機械小物件都有興趣，但這並不是這些傳教士能夠接近順治的原因。準確來說，應該是這些傳教士首先找到了關係，有機會接近順治，順治才開始對他們的東西感興趣。湯若望是范文程引薦給順治的，而安文思是通過佟家的關係接觸到的順治。另外，順治雖然對傳教士講的東西有興趣，但他自己是虔誠信佛的，他把浙江天童寺住持木陳忞請入宮中內廷，常年講法。8湯若望寫回歐洲的信中，也承認了這一點，說順治常年被和尚「迷惑」。」順治篤信佛教，後來還一度在宮中落髮潛修。以至於後來民間有傳說，他並沒有去世而是上五臺山出家了。所以傳教士雖然和順治有很多往來，但這些往來停留在世俗層面，是基於君臣關係和主奴關係的，和天主教信仰無關。10
傳教士被抓
傳教士在順治身邊走動，為整個傳教事業換來了十多年風平浪靜的局面。傳教士的好日子在順治死後四年，也就是1664年結束。這一年，湯若望被參劾，罪名包括謀反在內的多條。大部分罪名經審查都子虛烏有，但湯若望還是栽在一樁他完全意想不到的事件上。1658年，也就是被參劾前六年，那時順治還健在。順治最愛的董鄂妃為他生了一個兒子，可惜三個月就夭折了。朝廷各部門各司其職，按照既定程式把這個夭折的皇子安葬了。而湯若望最後被定罪的關鍵一條，就是他把這位皇子埋葬地的風水算錯了，而且被認定這導致了二十三歲的順治在皇子下葬後不到三年，也就是1661年，就英年早逝了。湯若望是當時負責選風水的欽天監監正，是該部門的第一負責人。參劾湯若望的核心人物是楊光先（1597-1669），他在崇禎時期就以參劾大臣得名。除了參劾葬址風水問題以外，楊光先還參劾了湯若望和他的天主教有謀反舉動，因此全國各地的傳教士都被各省官員押送到京接受調查。經過八個月的調查，1665年4月朝廷認定欽天監確實選址有誤，但是傳教士沒有謀反之事。結案結論是湯若望以及欽天監內一幫漢官是有意錯選埋葬風水，判決凌遲處死。巧合的是，結案不久，北京發生了一場地震，當時人認為這是案中有冤情之故。順治皇帝的母親孝莊太皇太后直接出面干預，湯若望被赦免死罪。不過，其他漢官沒有被赦免，只是沒有凌遲，5月被處斬了。
整個案子審了八個月。由於風水對錯、安葬時間等都涉及曆法計算，歷史上又稱此案為「清初曆獄」。湯若望這位洋神父是案子的中心人物，因而這個案子長期以來被視為中西文明衝突的一個案例。11但這種文化衝突理論有個根本缺陷，就是沒有考慮作為統治者的滿人，他們扮演了什麼角色？滿人在中西衝突的二元對立理論中直接被忽視了，或者說因為最後的判決是偏向楊光先，中西衝突理論就把滿人簡單看成了漢人文人士子的代言人。12而且最後的結果，好像是楊光先獲勝了，但實際上傳教士基本沒有損失。整個案子最大的受害方是欽天監裡的漢人，核心成員都被處斬了。
滿人在整個案子中的關鍵作用其實隨處可見。首先這個案子不是朝廷系統中的任何一個部門在處理，而是由凌駕於朝廷系統之上的滿蒙權貴組成的議政王大臣會議成員在負責調查。13其次，由於整個案子是議政王大臣會議在負責，所有案件的材料都是用滿文書寫的；有漢人證人出席的證詞也都直接翻譯成了滿文，沒有原始漢文記錄。這兩點就已經說明這是一個滿人辦的案子，他們才是控制整個案子走向的一方。最後，從歷史的大環境上說，案子發生在順治死後四年，康熙尚幼，還未親政。這段時期朝政由四大輔政大臣打理，有些歷史中，也稱這段時期為「鰲拜專權時期」。1669年康熙智擒鰲拜是歷史、小說、影視劇中都廣為流傳的橋段。而從1661年順治駕崩算起，鰲拜專權時期持續了八年。對傳教士來說，鰲拜專權時期的歷獄一案讓他們認清了世道，明白了該如何在滿人的天下生存。而就這個案子來說，核心問題是為什麼這個關於風水的案子會在選址下葬數年以後突然被翻出來？這一切就得從順治駕崩說起。
滿漢路線之爭
1661年2月5日，順治皇帝在染天花後駕崩，年僅二十三歲。在遺詔中，他傳位於佟氏所生的時年八歲的玄燁（後來稱為康熙皇帝），並任命了四位滿人老臣為輔政大臣。這份遺詔，同時也是順治寫的一份罪已詔，承認自己執政期間的諸多問題。第一條，順治這樣寫道：
朕以涼德承嗣丕基，十八年於茲矣。自親政以來，紀綱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謨烈，因循悠乎，苟安目前，且漸習漢俗，於淳樸舊制日有更張，以致國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14
對於為何「國治未臻，民生未遂」，順治總結的原因是「漸習漢俗，於淳樸舊制日有更張」。簡單來說，就是用了漢族的傳習，而更改了滿人祖制。儘管順治在位十八年，但是減去多爾袞輔政的八年，順治實際是十三歲開始親政，到二十三歲終，親政僅十年。年紀輕輕的順治，從滿人帝繫上看雖然不是第一個皇帝，但他確實是第一個在北京統治中國的滿人皇帝。除了南方南明勢力以及各地持續不斷的反清復明活動以外，順治面對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平衡農耕傳統下的漢族統治和游牧方式下的滿蒙傳統。對於這個問題，順治沒有多少歷史經驗可以借鑑。元代的忽必烈汗（1215-1294）是第一個在北京統治的蒙古皇帝。儘管忽必烈名聲很大，但順治和朝堂上的大臣都知道元代的很多政策實際上是失敗的。忽必烈死後，元代在中國的統治也只持續了七十年。
對順治來說，平衡滿漢兩個傳統其實也是摸著石頭過河。他的很多政策也因此在不停地變化。順治有幾年重用漢官以及太監，這些都被視為有違滿人祖制的漢化政策。所以在順治的罪已詔中，才會出現「漸習漢俗，於淳樸舊制日有更張」這樣自我批評的總結。當然這份詔書落款日期是順治去世當天，歷史上也有說法認為，這份詔書是順治生母孝莊擬定的。不過，無論是順治還是孝莊的意思，這份遺詔都體現了滿漢傳習是當時朝堂之爭的一個核心問題。
從現實角度看，這份罪已詔最實際的作用其實是借順治之口承認了以前朝堂政策中的漢化問題。這就為後來輔政大臣上臺以後的一系列變革掃清了道路。比如輔政大臣重整了宮中的管理，裁撤了太監的很多部門，把太監放到了滿人控制的內務府之中，廢除了太監的權力。這樣終於終結了長期困擾歷代政治的宦官問題。
曆獄始於1664年，是輔政大臣執政的第四年。從大環境上看，案子發生在輔政大臣打壓漢官漢制的大背景下。就連禮部上奏建議給康熙皇帝開蒙，讓他學習漢字，輔政大臣都不批准。康熙只能私下從身邊的太監那裡學習一點簡單的漢文。15
滿人、漢人和洋人
前書已經講過，滿人最初和傳教士接觸其實不是因為天主教，而是因為傳教士帶來的各種新奇的西洋物件。滿人權貴對天主教和西洋人並不牴觸和敵對。在大多數滿人的認知中，傳教士就是一幫懂大炮、天文，經常有奇珍異寶，而且長相跟漢人不同的來自遠方的人。滿人社會內部的階層是建立在軍功基礎上的，懂西洋大炮的傳教士一開始就給滿人留下了好印象。
對滿人來說，天主教確實是一個外來的、陌生的宗教。但天主教和他們不熟悉的其他宗教並沒有太大區別。剛開始進入中國的時候，滿人對中國的道教以及漢傳佛教的禪宗一樣感到陌生。這些宗教和滿人自己的薩滿教以及後來蒙古人帶來的藏傳佛教區別很大。總體來說，滿人在長期征戰中，早就習慣了遇到陌生的宗教和文化。對於歸順的人，他們不在乎你信的是什麼教，唯一在乎的是這些外來文化或者宗教會不會把滿人自己老祖宗留下的東西給改變掉。前面講到輔政大臣要在北京朝堂上改變漢人傳統，就是滿人老派勢力的反抗。滿人進入中國各地以後，八旗上下都慢慢喜歡上了中國習俗，而漸漸忘了滿人的祖制。滿人上層真正擔心的是滿人自身忘了本，被改變掉，而天主教根本就不在滿人上層的眼裡。1660年代，當時天主教在北京只有四個傳教士，是一個影響小到不值一提的宗教。
就漢人來說，整體氛圍也不反對西洋人和天主教。清初的北京，漢人權貴其實有兩類。一是滿人入關前就效力於清朝的漢人。這些漢人是八旗子弟，隸屬於八旗的漢軍旗。還有一類就是明遺民，即清入關後降清的漢人士大夫。前面章節已經講過，傳教士和八旗中的漢軍關係良好，他們進入滿人上層網路主要也是通過這些人。同時，傳教士和明末士人關係也一直很緊密。傳教士自明萬曆年間入華以後，融入漢人計程車大夫圈子是他們始終堅持的一個方針。他們認為打入士大夫圈子有利於他們在中國站穩腳跟，便於傳教。明末清初，耶穌會神父經過幾十年的持續努力，已經在北京和江南計程車大夫圈子中小有名氣了。
湯若望應該算是當時北京士大夫圈子內最有名的一位傳教士。明末和清初，他都在朝廷做官，自然也為他融入士大夫圈子開啟了方便之門。他和士大夫圈子的交流可以在眾多北京士人為湯若望七十一歲大壽祝頌的賀文中看到。這次壽宴在1661年4月29日舉行，也就是曆獄發生前三年，大概在順治死後一年多，而距離楊光先1659年第一次公開批判湯若望已有兩年的時間。6這次祝壽對於湯若望來說，可能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只是他長期和北京文人士大夫們互相交流中的一次。但對後世來說，這次交流的特別之處是有很多文字流傳了下來。湯若望收到了士大夫們的祝壽賀文，賀文都對湯若望讚譽有加，在華傳教士也許覺得臉上有光，認為這些賀文是他們多年耕耘的成果。於是傳教士把這些賀文收集起來，連同江南士人寫給其他傳教士的朝賀書信一起，編訂成冊，發回了歐洲。最早的一個版本就是祝壽當年即1661年編訂的，現存奧地利國家圖書館，該圖書館還把全書掃描到了網上，方便閱覽。17
從表中整理出來的頭銜可以看出，寫賀文的都是當時漢人士大夫中的名流。他們選擇用詩文唱和的方式為湯若望祝壽，其實已經說明了他們認可湯若望是他們圈子裡的人。從賀文內容來看，湯若望和當時北京士人關係融洽，這些人都很敬重湯若望。
傳統的中國儒家士大夫在宗教層面是相容幷蓄的，可以接受不同的宗教信仰。儒家士大夫和道士、高僧往來切磋的故事大量存在，並不會因為信仰不同而有阻礙。明末清初計程車人受王陽明學派影響最大，在求「真」上很執著。具體到對僧侶的評判標準，就是看該人是否為「知行合一」的「真」修行者，是否能夠身體力行平時宣講的道理。比如，明末的筆記小說中，有大量嘲笑和尚道士不能守戒律，經不起世俗誘惑的故事；但同時，也有很多故事記錄實修的僧道，讚揚他們用功修行的。當時的標準很直接，你能做到自己宗教宣揚的清規戒律，就值得尊重褒獎。當時士人評判佛教、道教、回教信徒基本都是這個標準。甚至對猶太教，士人也是這個標準。清初開封大水後，那裡住的猶太人重修猶太教堂，當時進士給他們寫的漢字碑文，也是按照這個標準在寫。18他們對湯若望的評價當然也在這個評價思路之下。
從賀文中可以看出，當時士人清楚地知道湯若望是來中國傳教的，而做官只是為了方便傳教；同時他們也承認湯在天文曆法方面的造詣。這些士人對湯若望通過世俗學問以及做官來便利傳教，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妥，反而還很認可。因為他們經常把湯若望和唐代僧一行作對比。儘管擅長天文曆法的僧一行是佛教中的和尚，但他的故事一直都是歷史中的美談，是和尚入世造福天下的善舉。所以湯若望以傳教士身份為朝廷做天文曆法是完全被當時士人接受的，而且都認為他的水平很高，適合為朝廷效力。19除此以外，當時士人對湯若望的道德品行也是推崇的。他們知道湯若望年少就出家成為了傳教士，憑著一腔信念，遠渡重洋、背井離鄉來到中國。到了中國以後，言行舉止都有風範。據傳教士記載，當時順治皇帝派了探子白天晚上打探湯的品行，後來證明湯若望確實是言行一致，值得推崇。20所以在賀文中，這些儒家士大夫給了湯若望他們對修道之人的最高評價，讚揚他是「得道」之人。
楊光先的地位
如果湯若望和北京士人的關係真的像上面生日賀文中展現出來的那樣高山流水，互相欣賞，那麼楊光先攻擊湯若望、攻擊天主教的文章又算什麼？確實，楊光先寫有多篇批駁湯若望和天主教的文章，都鏗鏘有力，表現出一副要把天主教趕出中國的架勢。儘管長期以來楊光先作為反天主教、反西方的早期代表人物，一直頗受學者的關注，但有幾個問題鮮有人追問過：到底楊光先在他所處的時代算是什麼分量？他的議論能代表當時士人的想法嗎？如果能，那麼可以說他的主張從某方面反映了當時士人的想法；如果不能，那麼楊光先的議論就只是他的個人觀點。
要了解當時士人對楊光先的看法，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看跟他同時代的人怎麼評論他：
1．章正宸（？-1646），崇禎四年進士，復社社員，後跟隨南明反清，最後拒絕降清，遁入空門。
「楊光先，草莽甲士，妄幹朝事，已屬不經；且以不祥之器輕汙禁地，滔天之罪，可勝誅耶！蓋條陳參劾亦常事耳，何須作此怪誕之為?"21
2．王士禛（1633-1711），順治十五年進士（1658），在官場、文壇、詩壇都有盛名。
「楊光先者，新安人，明末居京師，以劾陳啟新，妄得敢言名，實市儈之魁也。」22
上面兩條都是對楊光先在崇禎末年抬棺進宮一事的評論。當時楊光先為表示死諫決心，抬著棺材進了朝廷。明末黨爭，互相參劾是朝堂文化的一部分。文士以敢於堅持諫言、堅持意見為榮。如果因為進諫、議論而被處死或者下獄，這在當時被文士視為一種榮譽，堪比武將戰死沙場。23當時楊光先帶著棺材進宮參劾陳啟新，確實惹怒了崇禎皇帝，把他流放去了遼西。當然帶棺進宮一事也成為北京士人的談資。上面兩條評論中的章正宸、王士禛與楊光先是同時代的人，也都是當時京城士人中的頭面人物。可以看出，兩位對楊抬棺之舉並不認可，認為楊只是通過乖張行事來博取關注而已。所以二人對楊進諫的論點都沒有提及。除了對楊光先持負面評價外，二人在評論中都對楊的身份頗有微詞。明代重視科舉，能夠通過各級科試考取功名，是當時士人資歷的根本所在。章正宸和王士禛都是一路通過科試，進京拿了進士的人。而反觀楊光先，連最基層的科試都沒有考過。楊光先生長在黃山腳下的安徽歙縣，是人才輩出之地，也是著名的歙硯產地。而章正宸說「楊光先，草莽甲士」，很明顯這不是在說他來自偏遠不毛之地，而是指他沒有功名，出自「草莽」之中，也就是沒有什麼來歷。明白這一點，才能理解為什麼章要說楊「妄幹朝事，已屬不經」。在章的眼中，沒有功名，不屬於士大夫圈子的楊光先根本不配干預朝廷之事。王士禛的評論，雖然沒有章正宸的尖刻，但是對楊光先的鄙夷也是躍然紙上。不僅說他「敢言」之名是妄得，還說他是「市儈之魁」。顯然，王把楊歸到市儈之中，而非士林之下。
對於任何歷史人物，其實有兩套基本評價體系。一是時人的評價，二是後來人的評價。很多時候，我們看待歷史，容易將這兩套體系混淆，會以已度人，以今度古。跟楊光先同時代的人，對楊的評價並不多，倒是他去世一百多年後，陸續有人注意到楊反天主教、反西洋人的論述。由於切合了後世的一些局勢，關注楊光先的人慢慢多了起來。本書主要關注同時代的人對楊光先的評論，以尋求還原接近當時實情的歷史。對於楊參劾湯若望一事，王士禛也有評價：
康熙六年，疏言西洋曆法之弊，遂發大難，逐欽天監監正加通政使湯若望，而奪其位。然光先實於曆法毫無所解，所言皆舛謬。······先刻一書，曰《不得已》，自附於亞聖之闢異端。可謂無忌憚矣。24
王士禛是1658年的進士，後在康熙朝做官。從楊光先1659年第一次參劾湯若望到1664年曆獄發生，王士禛都可算是京城官場內部的親歷者和見證人。王士禛是否跟楊光先有過來往，已無從考證。但作為時人，王士禛認為楊光先對湯若望的攻擊「所言皆舛謬」，而且將楊光先攻擊湯若望的真正目的歸結為要奪湯若望欽天監監正的位置。王還提到了楊光先的《不得已》一書，對這本攻擊天主教的書基本可以說是不屑置評，因為楊光先竟然在書中自比亞聖孟子來闢異端，這對王士禛這樣的傳統士人來說，簡直是天大的笑話。所以王士禛評論說「可謂無忌憚」，相當於說楊恬不知恥。當時楊光先在北京士人中落下不知廉恥的印象大概也不是孤案。1664年，傳教士介紹天主教的《天學傳概》要出版，許之漸讀過後覺得還不錯，為這本書寫了序。許之漸是進士出身，在朝做官，同時也是北京士林裡的頭面人物。楊光先當時正在參劾湯若望和天主教，他私下找到許之漸，要許表態他寫的序是應酬文章，並非出自本心，這樣他就可以不參劾許。這下把許之漸惹怒了，認為楊寡廉鮮恥，是在侮辱他。25後來許之漸並沒有撤下他寫的序，當然也因為楊的參劾被牽連到案子中。這是後話。
通過這些簡單回顧，可以看到當時北京計程車人圈子並不認可楊光先，不認為楊是他們中的一員，更不可能把楊視為士人的代表。儘管楊光先的名字在後世書寫的清史書中經常被提及，也在西方寫的天主教傳華歷史中出現，但這是因為後來寫史和讀史的人對中西衝突方面的歷史有特別興趣，因而楊作為其中的典型人物被記錄了下來。但從任何角度看，楊光先在當時計程車人圈子中都是沒有地位的，他的言行自然也不能代表當時士大夫的態度。
傳統社會中的算命
楊光先在當時社會真正被接受的是他算命的技術。他真正被社會認可的身份是「術士」。前文提到過，給湯若望寫過賀信的魏裔介就在他寫的書中引用和提到過楊光先的算命理論。26傳教士南懷仁也承認楊光先是懂算命術的術士，但同時指出他不懂天文曆法。康熙中期，朝廷禁止過一些命書，禁書書單中就有楊光先的著作。27
在傳統社會，算命風水是社會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老百姓一出生，取名、開蒙、讀書、考學乃至後來的婚喪嫁娶都離不開佔算。中國傳統數學就有很大一部分跟算命風水測算等相關。算命自古就是一個大行業。上至帝王將相，下至販夫走卒，都或多或少要用到算命。在朝廷中，提供算命風水等相關技術的部門就是欽天監。欽天監的一大職能就是要根據觀測到的天文，制定每年的黃曆。黃曆之中包括了很多測算中需要的資訊。楊光先精通的是紫微斗數。這個算命方法至今仍然是最流行的算命方法之一，在網際網路上的各大算命論壇都能看到。紫微斗數不屬於秘傳算命方法，有很多書存世，供有興趣之人自行鑽研。因而，紫微斗數一直是社會中廣泛使用的算命方法。
黃一農教授細緻考證過楊光先和湯若望主持的欽天監產生矛盾的淵源。中國傳統天文把天空分成二十八個扇形區間，每一個區間就是一宿，俗稱為天宮二十八宿。由於地球在圍繞太陽公轉的同時，還在繞著地軸自轉，會產生歲差。這樣經過幾百年以後，站在地球同一位置、同一時節觀測到的星空和幾百年前是不一樣的。清朝初年，湯若望根據自己的觀測，把傳統天宮圖中相鄰的參宿與觜宿的位置做了改動。由於他當時是欽天監監正，這一改動就成了代表朝廷做出的官方改動。28
而這一改動對很多算命風水堪輿術都造成了衝擊。現代社會，星宿已經不在日常話語體系之中。但在古代，星宿的基本知識是讀書人必備的，屬於他們生活的一部分。最直接的例子就是杜甫的名句：「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參」與「商」就是兩個星宿，而這句詩還與兩個星宿在天宮的位置相關，即這兩個星宿不會同時出現在人的視野中。杜甫的這句詩表明，星宿是他以及詩的讀者共有的常識。還有風水中常說到的青龍、白虎、玄武，這些也是星宿知識的一部分。儘管湯若望當時對參宿與觜宿的位置改動是根據觀測結果來的，而且結果還經過其他人的核實，但他改變不了的是參、觜在算命風水等書中各有指代，同時參、觜二者的五行還正好相對，參屬水而觜屬火。他這一改，一些書中的推演法則、判詞就失靈了。所以湯若望這看似是一個科學觀測的修正，卻對整個測算行業都有很大影響，尤其是對楊光先等擅長紫微斗數的人更是影響重大。紫微斗數算命是基於人的出生時間和年月日，找出人的生辰八字。比如2020年是干支紀年法中的庚子年，然後再根據規則，將月、日、時辰各兌換成天干地支中的兩個字，這樣與年合在一起就是人的生辰八字。一個人的生辰八字是不變的，就是所謂命。而紫微斗數推演一個人每年的不同際遇，就是用八字去比對不同年份的天宮圖，然後進行預測。所以天宮圖中星宿的排列對紫微斗數至關重要。楊光先最先盯上湯若望，並不是因為天主教，而是在湯若望改了天宮圖以後。
為了擴大影響，楊光先將湯若望改天宮圖的問題上升到湯不尊重中華古制、不尊重儒家傳統的層面，以期在士人圈子中取得更多的支援。公正地說，楊光先的邏輯也不完全是牽強附會。從周文王幽而演《易》，到孔子勤奮讀《易》「韋編三絕」，中國傳統士人歷史上就一直和推演、各種算命術有不解之緣。古人沒有今人的科學觀，所以算命技術高超是被社會肯定的。士人能推演未來，被認為是懂得自然韻律、感知天道的表現。因而，楊光先稱湯若望修改天宮圖破壞了中國傳統，想以此得到北京士人的支援，也不能說是無稽之談，異想天開。
湯若望參與算命
從實際效果上看，楊光先洋洋灑灑引經據典寫的批判湯若望的文章，在傳統士人圈子中，並沒有引起反響。29但他卻被滿人上層注意到了。後來楊光先向禮部上了參劾湯若望的奏本，禮部把奏本轉遞給了當時大清的最高權力部門議政王大臣會議。朱維錚先生注意到了一個重要細節，就是禮部當天就把楊的奏本轉到了議政王大臣會議那邊。30當時楊是一介平民，正常情況來說，他的奏本上到禮部，禮部都未必會接收，就算接收了，也不知道要等多久才會有人處理。而楊的奏本竟然當天就被轉到議政王大臣會議那邊，朱維錚分析這隻有一個可能，那就是楊遞這個奏本是滿人上層提前安排好的。議政王大臣會議是滿人的祖制，主要由八旗各旗的旗主，以及軍隊中的滿蒙高官組成。在清初，議政王大臣會議這個機構是凌駕於整個朝廷之上的，是當時的最高權力機構，主要處理軍務大事。很明顯，如果沒有提前安排，議政王大臣會議根本不可能處理楊光先這種朝廷內文人參劾的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