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說我們與和尚地位差不多的說法是不對的。和尚受官僚機構以及地方官的管轄。但我們拿的印票，不受制於任何官僚機構。而且就像赫世亨（康熙身邊的包衣奴才）所說的那樣，官員們看到我們的票後都會禮讓三分。這些票都是皇上親自發放的，又稱「龍票」，上面有龍的標誌，外加內務府總管的印。這樣一來，有這個票的人就不受普通官員的管轄了。
而且，歐洲人拿到的這個票是在皇帝御前發放的。這在中國來說是最高的待遇，象徵著一種特別的恩寵。當然，這個票也不能拿出去胡亂使用，小心謹慎也是必不可少的。32
上面紀理安用拉丁文寫給歐洲人看的文字，當然有在父老鄉親面前炫耀地位的意思。但瞭解大清官僚運作機制以後，就知道他說的是真的。內務府的人，在地方上確實享有特殊待遇，他們確實不受地方官直接管轄。內務府的人如果在地方上犯了事，地方官員要知會內務府，由內務府來處理，這種法律上的特權，就是紀理安所謂「不受制於任何官僚機構」的意思。而且地方官員都知道傳教士是內務府的人，也確實對他們禮讓三分，或說是敬而遠之，因為最讓地方官員忌憚的是內務府的人有和皇帝的聯絡渠道。舉個例子，在真定府（治所在今河北正定縣），傳教士派去收地租的人和租戶因為糾紛打架。注意，只是打架，並沒有傷亡。這樣雞毛蒜皮的地方事件康熙竟然知道了，還寫了專門的諭旨給直隸巡撫趙弘燮，諭旨是這樣寫的：
近日聞得京中西洋人說，真定府堂內有票西洋人偶有比此爭地，以致生禍受打等語，未知虛實；但西洋人到中國將三百年，未見不好。務若事無大礙，從寬亦可。爾細查緣由情形，寫摺奏聞。33
收到這封諭旨時，趙弘燮根本沒聽說過這事，地方上沒有向他彙報過。站在直隸巡撫趙弘燮的角度，他接到諭旨後，會從中看到什麼，想到什麼？第一，康熙專門在西洋人前面加了「有票」二字，也就是告訴巡撫，這不是普通西洋人，是拿著康熙印票的西洋人。康熙的潛臺詞是，這些洋人是我府中的人，所以他要過問這件事。第二，趙弘燮應該立刻感受到了傳教士在京城的能量。一樁地方上的小事，他都還不知道，傳教士已經讓皇帝知道了。第三，他不知道傳教士在康熙那裡是怎麼報告這件事的，也不知道康熙追問這件事的目的何在。趙弘燮看完諭旨後應該是有很多想法和顧慮的，這也在他後來的彙報中體現了出來。這樣一樁小案子他囉囉唆唆地寫了很長的報告，生怕漏掉了任何細節。從報告來看，事件其實很簡單，一個當地人把土地典當給了傳教士，然後他繼續在土地上耕作，這樣相當於他是土地上的佃戶，應該交租。但他拖欠了地租，傳教士於是派僕人去催繳。在催繳過程中兩邊從爭吵逐漸變成了互相廝打，但雙方似乎都未有受傷。所以就案情來看，這是一樁再普通不過的地方打架鬥毆事件。瞭解全部案情經過後，大概趙弘燮也覺得自己有點冤，還專門在報告最後註明這個案子只是地方上的鬥毆事件，當地已經處理過了，按朝廷規定，這種小案件是不上報朝廷的。這也是在向康熙解釋，為什麼他不知道這個案子，也沒有上報過。這個案件一來一往似乎只是康熙和趙弘燮在對話，但可以想象趙弘燮接到康熙諭旨以後，一路追查到地方，涉及的每一個官員都會很驚訝，為什麼皇帝會來追查過問這種小案子，當然也會馬上明白這些內務府名下傳教士的能量。同時，報告中能看出趙弘燮也完全領會了康熙諭旨中偏袒傳教士的意思，因為康熙在諭旨中已經明寫了，儘管他「未知虛實」，還是評點了一句「但西洋人到中國將三百年，未見不好」。這個「但」字相當於已經給案子定調了。身為直隸巡撫的趙弘燮不可能看不出這個「但」字的意思。所以報告最後的結論是康熙聖明，西洋人確實沒有什麼錯。
其實還沒有發票給傳教士的時候，康熙就在全國範圍內關照傳教士的生活了。比如1690年，康熙用滿文發過私信給山東巡撫，說他聽說山東有人誣告傳教士。山東巡撫接到康熙私信當天，就趕緊派人跑遍了省城四處打聽，隨即上奏康熙，說他打聽了一圈，沒聽說有告西洋人的事情。過了四天以後，他終於打聽到了，在東昌府茌平縣（今屬山東聊城）下，一位地方居民把房屋賣給了傳教士，買賣結束後，賣家的一個兄弟出現了，不同意買賣，因而誣告了西洋人。案子很小，但康熙這樣親自派人傳信過問，著實把山東巡撫嚇著了。當時通訊手段有限，山東巡撫夜以繼日加班加點才終於在四天之內把案件搞明白。所幸案情簡單，涉案問題單一，沒惹出大麻煩。給康熙的密摺中說完案情後，山東巡撫趕緊稱讚：「西洋人學問真實，斷不為不義之事，臣亦知之。」最後，他向康熙認錯，說這樣的事發生了一個多月他都不知道，是他的失職。34
在生活中，康熙對待傳教士也確實像一個滿人大家族中的主子一樣，內務府就相當於傳教士在中國的孃家。他們想修教堂的時候，會寫申請到內務府要求撥給土地。35傳教士需要錢來維修教堂的時候，是康熙從他自己的小金庫中拿錢出來私下借給他們。36他們生病了，內科病康熙給他們找中醫，騎馬摔傷則給他們找滿人或者蒙古人醫生。春節時，康熙按照他打賞自己周圍包衣奴才的慣例打賞傳教士。傳教士認為刑部處理與他們相關的案子有不公，康熙就找內務府出面幫他們和刑部打招呼。37傳教士需要馬匹出遠門，又是內務府給他們開條子到兵部去借馬（類似於現在使用公家車輛）。38傳教士修教堂，需要木頭，內務府又發信給工部，讓工部把庫存的杉木借給傳教士。39在康熙決定委派耶穌會白晉神父作為他的特使出使歐洲後，教皇使節對白晉的身份是否適合出任康熙特使表示了疑問，康熙就直接說白晉是他「御前之人」而且是「府中之人」。40當康熙得知教皇使節和耶穌會神父私下爭執時，說了他為什麼始終無條件支援耶穌會神父，康熙的話很直白：
我們就是養一條小狗，也不允許別人欺負。更何況是這些我小時候就在我周圍，跟了我四十五年，我信任的人。41
這些「人」指的就是北京的耶穌會士。當康熙用「小狗」作比喻，說明打狗欺主道理的時候，就是在講最傳統的滿人游牧文化。狗和主人之間的關係，恰恰是滿人中主奴關係最形象的比喻。康熙在殺索額圖時就說「養犬尚知主恩」，以此表示索額圖不知好歹。白晉在一封用滿語寫給康熙的摺子中，也跟著滿人習慣叫康熙為主子，稱康熙為「明主」「大主」和「仁主」（詳見第五章）。稱康熙為「主」（滿語ejen）就是主奴關係下的稱謂。在傳統中國的文臣奏議中都是稱「皇上」或者「聖上」。「上」是代表皇帝的字眼。稱康熙為「主」的，都是康熙的奴才。比如在曹寅的奏摺中一般不稱「聖上」，而是稱「聖主」或者「主上」等。而康熙也以主子自稱，一次給曹寅兒子的回覆中，讓他把聽到的地方上的笑話也向他彙報，說讓「老主子笑笑也好」。42當然，和曹寅父子一樣，處於主奴關係中的傳教士，也享受著各種主奴關係下的特權。
新來的傳教士
鑑於康熙對傳教士的關照，和1692年頒佈的容教詔書，法國傳教士認為當時中國有極好的傳教機會。李明和白晉入華幾年後又回到歐洲，撰文著書介紹中國，宣傳中國友好的傳教氛圍。他們介紹中國的書都是當時的暢銷書，起到的宣傳效果也很明顯。1703年，僅法國一個國家，就有超過三十位神父出發前往中國。43南懷仁在世時就很苦惱只有很少的傳教士來華。為此，他在1678年發信到歐洲鼓勵更多傳教士來華。而在他發信的十年間，整個歐洲總共只有七位神父來到中國。44
1699年，白晉從歐洲出發返回中國，有十一位神父和他一同來到中國。白晉是康熙的西學老師，在宮裡教過康熙好幾年，同時他又是康熙派回歐洲招募傳教士的，算是康熙的欽差。他離開北京的時候，已經和廣州各級官員打過交道。回到廣州的時候，就有水軍官員一眼認出他來。他在廣州上岸後，第一件事就是直接去找兩廣總督石琳（1689-1702年在任），請石琳轉告北京，他已經回來了。同時他還請石琳幫忙安排，船上有幾個人生病了，需要治療。石琳當然將一切都安排周到。據白晉說廣州大小官員都來拜訪他，持續了三天。白晉乘坐的船是法國國王派的船，船長和手下看到白晉受到的禮遇都驚歎不已，覺得不可思議。白晉作為一個法國人，一到廣州不僅能獲得當地最高官員接待，而且大小官員還爭相來拜訪。當然這一切都是因為白晉的特殊身份，當地官員知道盡管他沒有官銜，但卻是天天跟在皇帝身邊的人，所以大小官員都爭相和白晉往來，大獻殷勤。45
康熙知道白晉返回後，從內務府裡派了一人到廣州迎接，而且讓官員免除了白晉所乘法國船隻的各種稅費。當時康熙正好在江南南巡，便命白晉帶著新來的傳教士北上，在康熙的龍船上會面。廣州官員知道一船人要北上見皇上，又熱情地為這些新來的洋人送別。最終白晉一行在離揚州不遠的地方，上船拜見了康熙。白晉說他見到康熙時，康熙在窗邊，看到他，便問：「身體可好？」完全是老朋友重逢的畫面。白晉說，當時官員都在，談話不能深入，大家也比較拘謹。到了晚上，他帶著新來的傳教士再和康熙相見，談了很久，而且氛圍也比較隨意。46
在船上見面後，康熙讓白晉選出五人留在京城聽候差遣。這批傳教士還見了張誠神父。張誠1688年到京後就得到康熙賞識，後來代表清朝與俄羅斯談判《尼布楚條約》，又立了大功。這之後，他就是最常出現在康熙身邊的傳教士之一。康熙三次出擊塞外親征準噶爾，張誠都陪同在側。後來每次南巡，康熙也把張誠帶在身邊。新來的傳教士都清楚，他們在這個遙遠的異鄉，一來就能得到從上至下的照顧和恩惠，都是張誠這樣侍候在皇帝身邊的傳教士的功勞。
1693年，康熙又把內務府一套院子送給了法國傳教士，感謝他們治好了他的病。當時康熙得了瘧疾外加發燒，朝廷內的中醫治不好，病情一天一天加重。張誠、洪若翰、劉應三位法國神父毛遂自薦為康熙醫治。他們用金雞納樹的樹皮治好了康熙的病。47金雞納樹原產南美，當地人很早就用它來治療瘧疾和發燒，後來耶穌會神父傳教到那裡，知道了這個樹皮的妙用，便把它作為一味神藥帶到世界各地治療發燒（這個樹皮治病的有效成分是奎寧）。康熙送的院子在故宮外西北方向不遠處，由於位置離故宮很近，在當時就屬於一流的地段（見圖4.3）。這個院子後來成了法國傳教士的主要住所。院子的位置也在實際生活中縮短了法國傳教士人宮覲見康熙的距離。第二年，法國傳教士得知院子旁的一處空地也是內務府的，而且還知道內務府裡的太監正在打這塊地的主意，他們就在太監提交申請之前向內務府申請了這塊地，說希望在這裡修一處教堂。後來康熙權衡以後，把這塊地一分為二，給了傳教士和太監各一半。傳教士沒有把自己當外人，還跟內務府的太監爭「地盤」。不過，傳教士是很會搞關係的，他們和內務府中的太監相處融洽，並沒有因為地皮申請影響到雙方的關係。48
關係網
新來的傳教士去到各個地方傳教前，老傳教士都會傳授他們各種注意事項，中國的習俗，與官員打交道的策略，哪些能幹哪些不能幹，等等。不過，到了地方以後，傳教士還是會遇到各種預想不到的事，這時候京城的傳教士就是給他們解決問題的人。比如傳教士利聖學（charlesdebroissia）到寧波傳教，準備在那裡修一座教堂。他到寧波後，很快就和當地三位地方官搞好了關係，並得到三位官員默許，著手在寧波新修教堂。教堂還在修建過程中，三位官員陸續調任其他地方。新來的地方官對修教堂一事不予支援。利聖學想了各種辦法巴結新來的官員，並告訴他其他地方也在修教堂，該官員堅持要通報禮部，讓北京來裁定。官員認為之前的容教詔書雖未禁止建造新的教堂，但也並沒有允許新建。49
在知道事情捅到了禮部後，張誠和在京的傳教士都很擔心，如果禮部做出禁修教堂的決定，那麼以後全國各地傳教都會受到影響。張誠動用了在京城的關係，在禮部部議之前，私下找到了禮部尚書。好在禮部尚書對該案沒有什麼異議，表示會給出滿意結果。幾天後，禮部給出了允許修建的結論。理由是既然當地能允許修寺廟，那麼修教堂也應該允許。50潛臺詞是讓地方官把教堂當成寺廟一視同仁處理。儘管這件事情最後有了滿意的結果，京城的傳教士還是感覺壓力很大，通知各地傳教士，儘量把地方上的問題就地解決，不要把事情鬧到京城來。他們認為不可能每一次都有好運氣，如果禮部哪次因為某個地方案件給出一個不利的結果，那麼這個結果會在全國範圍都產生負面影響。
由於有這個就地解決問題的方針，洪若翰神父在湖北黃州修教堂的計劃就只好暫停了。按洪若翰記載，黃州的地方官不僅不同意修教堂，還默許道士和地痞在他準備修教堂的地方鬧事。洪若翰說他走了二百多里去找湖北巡撫。儘管巡撫彬彬有禮地接待了他，但洪若翰明顯感覺到巡撫在刻意和他保持距離，因為連他帶去的小禮品，巡撫都不接受。巡撫給出的意見很像託詞，說地方要修教堂的話，他必須上報禮部。要是北京同意修，他也沒有意見。洪若翰在巡撫那裡無功而返，只好把問題反映給了張誠。張誠通過他京城的關係網，竟然找到了巡撫在京城國子監當差的大兒子。傳教士並沒有詳述他們是如何打通關節找到這個人的，只是說巡撫大兒子一封家書回去，一切都解決了。巡撫收到家書以後，很快找到了當地的耶穌會神父樊西元（jean-simonbayard）。傳教士的記錄中說，巡撫和樊西元聊天中並沒有談到修教堂的事，只是談了談傳教士學習中文等無關的事。不過會談結束後，巡撫就給黃州地方官去了信，信中還附上了康熙的容教詔令。地方官接到信後，態度大變，親自帶著禮物找到洪若翰，並在傳教士住處周圍張貼告示，表示允許修建教堂。51
儘管這些傳教士是外國人，但在1700年代，他們對中國人情社會下各種關係的運作是很老練的。特別需要注意的是，上面兩個例子都是張誠自己一手搞定的，並沒有求助於康熙。比起南懷仁，張誠可以說在北京官場已經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了。回想1673年，把一個傳教士從浙江轉去西安這樣的芝麻小事，南懷仁都拿不到禮部的批文，還需要康熙介入。而此時的張誠已經可以直接私下去找禮部尚書交流了，這說明傳教士在京城權力圈中已建立了自己的關係網。不過，話又說回來，跟權貴交往過密也是雙刃劍，遇到政治風波，難免被牽連。後來天主教在雍正初年被禁，就和傳教士與京城各方權貴交往過密有關。這是後話了。
介紹中國
傳教士在朝中有人，同時又有內務府關照，這是地方官都知道的。這為傳教士在各地的活動提供了方便。當時傳教士以及歐洲商人走遍了世界各地以後，都認為中華文明是地球上唯一可以和歐洲文明媲美的地方。傳教士到中國來傳教的同時，帶來了西方的科學知識，但同時他們也在全方位地學習、考察中國的方方面面。來華的很多傳教士，自身就是一流的學者。湯若望和南懷仁都是科學素養極高的全能型傳教士。後來來華的傳教士中更是有很多精英。特別是法國派來的傳教士，這和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重視有關。比如第一批來華的五位耶穌會傳教士白晉、張誠、洪若翰、李明和劉應。其中的洪若翰神父，他在法國就是與法國科學院院士一起做研究的。在入華航行路上，他就在觀測星空，船航行到赤道，他記錄下了南半球能看到的星空。從他的記錄中可以看出，他知道哪些資訊有價值，哪些是歐洲科學觀察急需驗證的部分。張誠在歐洲是神父，同時還在大學裡面教數學。這五位神父在出發之前，法國科學院還給他們專門開了各種科學講座，讓他們在數學、天文學、地理學、植物學、動物學等眾多學科中都有一定的知識儲備。52這樣到中國，如果遇到相關發現，才有能力做記錄。
白晉神父其實在數學、天文、技術等方面都是行家，但是他到中國後迅速被浩瀚的中國古代典籍吸引。入華後，從一字不識開始學習漢語，到博覽中國古書，最後深陷在《易經》研究中不能自拔。康熙對此還發過脾氣，認為白晉不務正業，耽誤了他給安排的工作。康熙在平定三藩和準噶爾以後，開始丈量國土，繪製全國地圖。這種工程自然是傳教士主導，但這個專案太大，需要大量人手。長城外的區域，測量繪製地圖，不免風餐露宿，是件苦差事。康熙知道白晉當時忙著研究《易經》，但無奈人手不夠，還是派他去測繪長城部分。結果出去沒多久，康熙身邊的包衣奴才就報告說，白晉墜馬摔傷了，在回京的路上。康熙聽完很生氣，馬上意識到這是白晉在找藉口返回京城。康熙還察覺到，打報告的包衣奴才在幫白晉打圓場，便反問道，要真是墜馬，就該在墜馬的地方養傷，養好了繼續勘測。這墜馬後就回京是什麼意思？53
被《易經》吸引的還有法國耶穌會傅聖澤神父。傅聖澤神父是1699年人華的，他最初在福建、江西一帶傳教。傅聖澤深愛中國古代經典，其中最讓他痴迷的是老子的《道德經》和儒家六經之一的《易經》。他鑽研《易經》的角度很獨特，認為《易經》中的卦象和《聖經·舊約》中的一些影像是相通的。他的學問大，在中國傳教士內部都是公認的。後來有傳教士向康熙推薦傅聖澤，康熙便把他召到了北京。但傅聖澤對出入宮廷沒有興趣，大約認為這會影響他的研究。他幾次給康熙的回覆都是他水平有限，有很多不懂。但實際他到北京後，一直專心研究中國古代典籍，同時忙著在當時北京琉璃廠附近的舊書市場淘中國古書。他在中國待了二十年。在1720年返回歐洲時，他購買了一千餘冊中國經典運回歐洲去。回歐洲後不久，便被教皇任命為主教。傅聖澤本來就是富家子弟出身，去中國前他在哲學、神學和數學方面的造詣已經在法國有名氣了。現在他又到中國學了二十年的中國經典，又把這些經典帶回歐洲翻譯，對當時的歐洲學者來說，大約相當於我們理解中「唐僧取得真經歸來」的感覺。法國當時的大師如伏爾泰和盧梭都數次找到傅聖澤當面請教中國方面的問題，以及他對很多哲學問題的見解。傅聖澤把中國古代主要的經典都帶回了法國，開啟了法國的漢學研究程式，以至於後來兩百年，法國在漢學研究領域都是歐洲的翹楚。
當時中國在世界上最著名的物品無疑是瓷器。在江西傳教的法國傳教士殷弘緒（francoisxavierd＇entrecolles，1664-1741）詳細記錄了景德鎮燒瓷工藝，1712和1720年他寫了兩份報告發回歐洲。除了自己的觀察外，他還從當地人那裡得到許多燒製瓷器的關鍵步驟資訊。他的報告發回歐洲後，很快被翻譯成各種歐洲語言。英國和德國當時新建的陶瓷作坊，都得益於殷弘緒神父的報告。當時景德鎮的師傅對景德鎮工藝很有信心，不擔心技術外傳，他們跟殷弘緒神父講，就是景德鎮的熟練工人，換到福建去燒瓷，燒出來的成品都要差一截。當時的解釋是，景德鎮陶瓷的核心是當地的土。這個原材料其他地方沒有。殷弘緒還介紹說，由於火候控制的原因，整窯瓷器全部報廢的事經常發生。他說每一個發財的老闆背後，都有「百名破產者」。這也跟歐洲人解釋了為什麼中國產的瓷器會那麼貴，是當時的奢侈品。54殷弘緒神父在報告中還特別驚歎於景德鎮的治安，稱當地有三千座瓷窯，人口稠密，而且每天往來商船不斷，但神奇的是當地只有一位朝廷官員。治安靠商戶選出來的地保負責照看。作為一個走過世界很多地方的歐洲人，他稱景德鎮的「治安制度很令人欽佩」55。殷弘緒神父當時能在饒州和景德鎮往來自由，得益於各級官府的保護。他在當地的教堂經常還會有官員來拜訪。景德鎮由於進出口瓷器，洋人的商船常到江西來。康熙1706年廢太子後，經常心慌心悸，在北京傳教士介紹下，他喝了少量西洋葡萄酒後症狀有所改善。為此他曉諭江西巡撫，在來往西洋人那裡收集葡萄酒。而在饒州（景德鎮是當時饒州府下面的一個鎮）傳教的殷弘緒自然也就得到江西巡撫的特別關照。
康熙在傳教士的推薦下使用了一些西醫的療法，同時康熙也派中醫大夫給傳教士治病。傳教士在中國見識過中醫的療效，包括針灸。傳教士到世界各地傳教，醫療都是他們的強項，也就是說他們可以通過治病來接觸和感化信徒。但中國是個例外，儘管西醫在某些病的治療上有特色，但是對於大部分的病他們承認是不如中醫的。這也是為什麼傳教士是用天文歷算而不是醫學來進入中國的原因。人都有生老病死，傳教士也不例外。從第一批傳教士明代入華開始，他們很快就發現中醫在很多病的防治上都有獨特思路和療效。最早系統介紹中醫和中藥的傳教士是鄧玉函（johannschreck，1576-1630）。鄧玉函萬曆年間入華，是明清時期所有來華傳教士中在歐洲科學界地位最高的一位。他年輕時是現代代數創始人韋達的助手，後來是伽利略的學生。他早年遊學歐洲，在歐洲科學界有一流的關係網。後來他要加人教會，伽利略很生氣，跟他斷絕了往來。到中國後，他被安排去做天文測算。當時中國教會需要準確預測日食來顯示西方科技的發達，鄧玉函就發信回歐洲詢問天文測算問題。而為他答疑的，是大名鼎鼎的開普勒。後來傳教士能夠很精確地進行日食預測，用的就是開普勒的方法。鄧玉函在歐洲的本業是植物學和醫學。到了中國，遇上中醫和中藥，可以說為他開啟了一個嶄新的世界。不過可惜的是，在入華十年後（1630年），他在一次中藥實驗中，不幸中毒身亡了。他對中藥、把脈、針灸都有研究。來華的傳教士都希望破解中醫治病的原理，他們認為中醫最神奇的是發現人的脈搏和身體內部運作的關聯。古希臘-羅馬時期西方醫學第二號傳奇人物蓋倫（aeliusgalenus，約129-216。一號人物是現代西醫人行誓言的作者希波克拉底）就通過把脈診病，開創了西方的脈學。追隨南明朝廷的波蘭傳教士卜彌格認識到中國的脈診是三維的，醫生把脈有按壓，以此來感覺脈搏的輕重強弱快慢。他把明代成書的《圖注脈訣辨真》（一部圖文結合便於學習晉代王叔和《脈經》的書）翻譯成了拉丁文，後來一位荷蘭醫生把他的翻譯收入到一本醫學方面的綜合書籍裡。56這本書在歐洲多個國家引起了科學家的注意。後來的傳教士也一直在添補脈學相關的內容。追隨南明朝廷後來又被孔有德招降的謝務祿神父、第一批來華法國傳教士中的李明以及1655年荷蘭的入華使團，都對脈學有過進一步觀察和報告。57後來西方哮喘研究的奠基人約翰·弗洛耶（johnfloyer）就在中國《脈經》的基礎上，寫了一部脈學研究著作。
傳教士走遍世界各地，發現當地的特產，就會介紹回歐洲。比如前文說到，傳教士在南美看到當地人用金雞納樹皮治療瘧疾和發燒，就把這個樹皮傳回了歐洲，同時也帶到了中國。1693年他們就是用金雞納樹皮治好了康熙。58傳教士還把巧克力飲料從南美帶回歐洲，後來也帶給了康熙，康熙還很喜歡。59他們到了中國，當然也會把中國的特產介紹回歐洲。中醫在使用自然界動植物上，當時是遙遙領先於世界的。這就註定了當時傳教士在植物、動物方面有寫不完的內容。明代早期傳教士就寫過很多書介紹中國的動植物及其使用方法。殷弘緒神父就感嘆中醫對各種植物的研究太深入了，他根本沒有時間完全翻閱，只能挑一些歐洲常見的植物看看，然後介紹回歐洲。60
康熙年間的傳教士憑藉內務府的關係，獲知並向西方介紹了一些名貴的中藥。比如現在價格很貴的蟲草。法國傳教士巴多明記錄說蟲草貴得不可思議，要四兩銀子才能買一兩。而當時朝廷欽天監監正一年的俸祿是一百兩銀子。也就是說一個朝廷大員的年俸也只能買二十五兩蟲草（跟當下作比，2023年的蟲草均價為15萬-20萬元／公斤）。可見蟲草清初就很貴。巴多明神父說他沒有見過蟲草的生長環境，只知道它生長在川藏地區。他講到蟲草和人參都有滋補的功能，區別是人參有些人服用會引起出血。這和現代講的人參藥性強，蟲草溫補的特性是一致的。而且巴多明神父稱他能得到蟲草，是因為他和川陝總督（他沒有明寫是誰，可能是嶽鍾琪）有私交。川陝總督進京給皇上帶了很多蟲草，也送了一些給他。巴多明說他當時正好身體虛弱，食用蟲草後有顯著療效。當時別人給他介紹的食補方法是用蟲草燉鴨子。61這道食補方子今天依然很流行。
巴多明還講到了當時歐洲大量從中國進口大黃。大黃是瀉藥，可以治便秘，這點當時歐洲也發現了。巴多明認為歐洲生服大黃的方法比較原始，在治病的同時會引起疼痛。巴多明仔細學習記錄了中國烹製大黃的過程，再介紹給歐洲。經過中國方式加工後的大黃，再加上蜂蜜，巴多明說使用效果好，而且還沒有副作用。62
巴多明還提到了阿膠，他不僅知道阿膠是用驢皮製作的，還知道製作上等阿膠的阿井。按巴多明的解釋，阿井裡面的水，和一般的水確實有區別，這並不是迷信。北宋《夢溪筆談》以及明代《本草綱目》裡面也特別提到過製作阿膠的井裡的水有特別之處。巴多明說，那口井很珍貴，平時官府在井上貼有封條。巴多明同時提到由於上等阿膠產量有限，當時全國各地到處都在賣假阿膠。他說他不能確定阿膠是否真有很多療效，但他可以確認阿膠確實在治療肺病上有療效，因為有幾位傳教士都親身驗證過。巴多明也是因為宮裡的關係，才能接觸到上等正宗阿膠。他吃過、用過、研究過，說自己聞一聞就能鑑別出阿膠的真假。03
巴多明有很高的語言天賦，他1698年入華後，很快就學會了滿漢雙語的聽說讀寫，而且都很地道。他很快就成為經常在康熙身邊的傳教士，並且和朝廷眾多官員都有交往。包括雍正朝的寵臣皇十三子、年羹堯和隆科多。他歷經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一直混跡在北京的權貴圈裡。後面章節中還有他的故事。
像巴多明、殷弘緒這樣介紹中國方方面面給歐洲的傳教士還有很多。康熙年間，有上百個傳教士來到中國。每一個人華的傳教士在歐洲都有他的故鄉和他入華前所屬的教區，那些地方的教友一直在經濟上、物質上和精神上支援這些傳教士，因而這些傳教士也有責任向他們在歐洲的故人彙報他們在中國的所見所得。這也是為什麼有大量傳教士介紹中國的文字保留在歐洲的原因。同時入華傳教士的學養很高，他們很注重宗教以外知識的學習，這樣他們在很多領域都有觀察，寫出來的東西也很有價值。北京在康熙年間有三座天主教教堂，這是入華傳教士的中心。這三座教堂都有專門的圖書室，有專門空間存放教外圖書。那裡還存放著歐洲寄過來的書，包括當時歐洲的科學發現，同時還有在北京購買的漢文書和滿文書。在康熙末年，有朝鮮使團參觀過北京的教堂，他們聲稱教堂裡藏書超過萬冊。64
中西雙向交流
康熙朝的傳教士並不知道百年後歐洲在科學技術方面會有大的突破。當時在他們眼中，中國在很多方面都是領先的。所以當時的中西交流完全是雙向的。歐洲沒有而中國有的，他們發現有價值，就傳回歐洲。比如前文講到的瓷器燒製技術。同時，歐洲有而中國沒有的，傳教士根據他們傳教的需要，就傳到中國。比如傳教士把歐洲的玻璃燒製技術傳到了中國。歐洲量產的玻璃在明末傳入中國時，中國人最初以為是寶石，價格高得離奇。後來法國傳教士不僅給中國帶來了技術，還帶來幾位歐洲工匠，幫康熙在北京建起了玻璃廠。65康熙從南方招來學徒，很快北京出產的玻璃製品就可以媲美歐洲，1720年康熙贈送給彼得大帝的國禮中就有北京產的玻璃製品。當時的技術傳播交流是雙向的，互通有無。
當時人的思想中有中外之別，但沒有很強的中西之分。特別是對實用的東西，有的更多的是有用與沒用的區別。就拿中西都有的醫學來說，康熙和傳教士看待醫學只有有效與無效的區分或者說適合與不適合的區分，並沒有現代人有的中西醫區分。康熙見識過西藥有效後，便引進了西藥和西醫，在他宮裡常年儲備著多種有用的西藥。這些儲備並不能說明康熙特別看重西醫，只是說明他務實。歷史中喜歡談論康熙當年被傳教士治好了中醫都治不好的病，這其實和記錄有關，因為張誠等法國傳教士詳細記錄了他們治好康熙病的故事。但張誠常年被失眠困擾，最後被中醫治好了，他就一筆帶過。當然也沒有哪個中醫大夫會得意地記錄下自己治好失眠的醫案。後來的人讀到當時中西醫交流的高光時刻，好像就是西醫治好了中醫治不了的病，讓康熙很驚訝。康熙自己和周圍的人被中醫治好的情況有很多，只是當時人對此習以為常，並沒有覺得這些是值得記錄的事。細讀康熙和傳教士的交往歷史就會發現，康熙多次安排醫生為傳教士治病，可以說每一個傳教士都接受過中醫治療。
來華傳教士眾多，在很多問題上難免觀點不同。但就中醫和中藥來說，傳教士是一致的讚美驚歎，都是懷著敬意把中醫中藥介紹回西方。歐洲來的人，能在中國找到好的中醫看病，都是很高興的。教皇使節來華，路上腸胃出了毛病，進京都是抬入京城的，後來覲見康熙時，坐一會兒就很累，身體虛弱，隨團的西醫一點兒辦法都沒有。後來教皇使節請求康熙的醫生給他看病，康熙的中醫給他開了一個以檳榔為主的方子，把他的腸胃病治好了（方子見圖4.4）。
最後離京的時候，教皇使節已經完全康復，他多次上書康熙表示感謝。還有一次，宮裡一位西洋畫家，大約是畫畫時間太久，肩痛難忍，康熙派醫生過去，醫生報告說最好的治療方法是用針灸，但是畫家很害怕針灸，問康熙該怎麼處理。「傳教士安多病了，康熙的御醫去看診，給出的診斷是「中氣不足，脾胃虛損，四肢厥冷，大便溏稀」等等，開出的是以「附子、乾薑、白朮」等組成的理中湯（是附子理中湯加減）。本來這個病症配搭這個藥方是中醫的標準治法，但有意思的是，御醫還加了一句「其病情重大」，可以再用一些「聖藥德里雅噶」。67這個德里雅噶是theriac的音譯，這是古希臘開始就有的西藥，主要是解毒之用，一直流行到19世紀。68傳教士入華後，把德里雅噶介紹給康熙，並幫助製作出來，存在宮裡。康熙的御醫應該用過這個藥，所以才會給安多開出理中湯和德里雅噶並用的藥方。」康熙內廷中備有許多傳教士介紹過來的藥，這些藥當時被稱為「聖藥」，即皇帝才有的藥。這些「聖藥」不僅宮裡人知道，康熙私人圈子裡的人也都知道。下面一段是康熙在江南的包衣奴才李煦去揚州探望病中的曹寅後，向康熙彙報了曹寅的病情，並求「聖藥」治病的奏摺：
臣李煦跪奏：江寧織造臣曹寅於六月十六日自江寧來至揚州書局料理刻工，於七月初一日感受風寒，臥病數日，轉而成瘧，雖服藥調理，日漸虛弱。臣隨於十五日親至揚州看視。曹寅向臣言：我病時來時去，醫生用藥不能見效，必得主子聖藥救我。但我兒子年小，今若打發他求主子去，目下我身邊又無看視之人。求你替我啟奏，如同我自己一樣。若得賜藥，則尚可起死回生，實蒙天恩再造等語。
臣今在揚看其調理，但病勢甚重，臣不敢不據實奏聞，伏乞睿鑑。
這裡曹寅求的「聖藥」就是治療瘧疾的金雞納樹皮。從下面康熙的回覆中，可以看出康熙當年被治好後，還仔細研究過傳統中醫治療瘧疾中可能存在的問題，以及金雞納這種藥的使用注意事項：
硃批：爾奏得好。今欲賜治瘧疾的藥，恐遲延，所以賜驛馬星夜趕去。但瘧疾若未轉瀉痢，還無妨。若轉了病，此藥用不得。南方庸醫，每每用補濟，而傷人者不計其數，須要小心。曹寅元（原）肯吃人參，今得此病，亦是人參中來的。金雞拿專治瘧疾。用二錢末酒調服。若輕了些，再吃一服。必要住的。住後或一錢，或八分。連吃二服。可以出根。若不是瘧疾，此藥用不得，須要認真。萬囑，萬囑，萬囑，萬囑！8
康熙的四個「萬囑」也體現了他對曹寅的關心。在這之前，康熙就知道曹寅常吃人參，所以認為曹寅這次病惡化是補藥吃錯了的緣故。康熙的藥還是去晚了，曹寅在藥送到前去世了。從康熙與他親近奴才的通訊中，可看出康熙從實際出發，各種藥物並用來治病的例項。在當時人眼中，「聖藥」是皇帝那裡才有的特效藥，沒有人在乎這藥到底是中國的還是西洋的。
大部分傳教士入華後，都被中國這片土地以及這裡的人和文化所吸引，一生都沒有再回過歐洲，並安葬在了中國。後來在乾隆朝出名的畫家郎世寧，其實也是康熙朝入華的。康熙朝傳教士願意入華，跟傳教士在華的地位分不開。他們是內務府的人，所謂「朝中有人好辦事」，所以在地方上，他們也能得到各種照顧。這些客觀條件，不僅方便了他們傳教，也促使這些傳教士深入地瞭解中國的方方面面，並介紹回歐洲。歷史寫作和閱讀容易時空穿越，但理解歷史需要站在當時的時空中來理解。在當時的時空中，並沒有近代以來產生的所謂西方意味著先進和進步這樣的觀念。當時的中西交流就是相隔很遠的兩個不同文明區域在互通有無、互有啟發地平等交流。
小結
大清的權力分佈就是個金字塔，皇帝處於最頂端。當傳教士能夠接近處於塔尖的皇帝和王公大臣，他們就處在一個有利的位置。接近高層，接近滿人權貴，從而為傳教開啟方便之門，是清初傳教士的策略。他們希望以有限的人手撬動大清這個幅員廣闊、人口眾多的國家，最大程度把他們的福音傳到中國。南懷仁為如何實現這個基本目標指明瞭方向：就是要像包衣奴才一樣與皇帝和滿人權貴建立關係。這改變了湯若望和之前明代入華傳教士希望通過在朝廷做大臣來接觸皇帝的策略。南懷仁的策略調整反映了他對大清權力結構的深刻了解。大清的權力系統有兩個：一個是從明代那裡繼承下來的基於君臣關係的朝廷系統；另外一個是滿人的內部系統，其中康熙和他的部下講的是主奴關係。
主奴關係及其衍生出來的派系是理解清初政治的核心。朝廷各部，人員流動及升遷任用，表面上看講的是資歷，但真正在後面起關鍵作用的是人員的派系。而這個派系和八旗裡面基於主奴關係產生出來的派系有關。傳教士是看明白了這一點的，所以後來的傳教士到北京以後，都專注於進入內務府，私下為皇帝服務，爭取像滿人奴才一樣獲得皇帝的信任。
維繫清初皇親國戚私人圈子的紐帶是信任。這和官僚系統不一樣。官僚系統通過科舉吸收新人，其核心是才能。在私人圈子中，「信任」的來源有二：一是來自各種世襲關係，其中最主要的是血緣、姻親以及主奴三種世襲關係；第二個來源是保薦。圈中的人把外面的人推薦到圈子中來，這個推薦人其實是用他在圈中已獲得的信任來擔保新人，（見下圖）
傳教士能在鰲拜時期就進入康熙的內部圈子，信任來自於主奴關係。有了信任，傳教士才能被納人圈子中，開始了和康熙的往來。在往來過程中，雙方關係變近，傳教士就有了特權。這些特權包括可以私下見到康熙，有專門和康熙聯絡的通訊渠道，以及在地方上獲得優待，等等。有了這些特權，也便於傳教士完成康熙分配的任務。在完成一個個任務的過程中又加強了雙方的往來和信任。這就形成了一個良性迴圈。這三個要素的迴圈在清初以來的私人關係網中隨處可見，而整個過程中最核心的就是信任。只要信任沒有因為某件大事被破壞，那麼雙方關係就會持續。所幸的是，傳教士在康熙一朝都沒有辜負康熙對他們的信任，包括後來教皇派使節到中國來的時候。
康熙把傳教士納入自己私人圈子，其實也方便他對傳教士的管理和任用。從皇帝的權力運作方面來講，大清從明代那裡繼承下來的朝廷制度有很多條條框框。康熙作為皇帝，也必須尊重這些朝廷規矩，不能不理會大臣們的意見。容教詔書通過的全過程就很能說明問題。當時傳教士就在寫給歐洲信中解釋過：「當皇帝徵求大臣們的意見時，大臣們根據國法來回答，人們既不能責備他們，也不能對他們進行任何非難。」71所以，最後康熙解決問題的方法還是派索額圖去私下活動疏通。由於有朝廷的規章制度在，後來康熙和傳教士都在有意識地避免把問題送到朝廷的官僚體系下去解決。對於康熙來說，繞開朝廷的方法就是把問題變成家事，這樣就可以順理成章地讓內務府來處理。內務府就是康熙的內府，裡面的事就是他的家事，自然裡面的一切都是康熙一個人說了算，這樣他就完全不需要考慮朝廷那邊的各種成規。康熙如何把「國事」操辦成「家事」，這就是後面兩章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