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年11月20日，教皇克萊孟十一世（clementxi，1649-1721）簽署了教內的禁約，禁止天主教徒參與中國傳統的禮儀活動。明朝末年以來，不同天主教教會，甚至不同的傳教士個人，在如何界定一些中國傳統的儀禮上存在著分歧。比如，中國人在家裡供奉死去親人的牌位，在牌位前面上幾支香，或者在家裡供奉孔子的畫像，這些算不算天主教教義裡不允許的偶像崇拜？中國傳統的習俗跟一神論的天主教有沒有衝突？如果一箇中國人皈依了天主教，婚喪嫁娶中哪些中國的傳統儀禮他可以參與？哪些不能？這一大堆的爭議，在天主教內部一直都沒有定論。這些天主教內部的爭論歷史上稱為中國禮儀之爭。在中國傳教的不同教會對許多問題都各有理解，互相說服不了，只好把各自意見發回到羅馬教皇那裡，讓教皇仲裁。簡單來說，認為可以允許信徒繼續參與禮儀活動的一方認為中國的這些儀禮屬於世俗層面，沒有宗教層面的偶像崇拜意味，所以沒有必要在教徒中禁止這些儀禮。
為了說服羅馬教廷，耶穌會神父在1700年發了一個裝著各種檔案的大包裹去羅馬。這裡麵包括他們翻譯的儒家士大夫的論述，以及一篇他們寫的並得到康熙認可的分析。作為旁證，他們還特意找到住在開封的猶太人，讓他們寫下了他們眼中的中國儀禮。不過教皇沒有認同耶穌會神父的論點。為了儘快結束這個爭論了半個世紀的話題，教皇簽署了禁止教徒參與中國禮儀的諭令。不過，由於考慮到龐大的中國是很有前景的福音傳播地，以及對於歐洲各國的國王來說中國在當時世界航海貿易中地位至關重要，教皇特地派了一個使團到中國來做溝通。
在1705年，首位教皇特使多羅到達北京之前，禮儀問題主要在歐洲爭論。在華耶穌會士知道多羅到來以後，認為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可以在中國給多羅講解中國禮儀，傳達他們的觀點。在華耶穌會士懂中文，也讀了中國各種典籍，理所當然地認為在天主教世界，他們才是真正的中國通，他們才有資格解釋中國禮儀，而教皇應該接受他們的觀點。認為中國禮儀中有宗教意味的主要是天主教中多明我會的傳教士（耶穌會內部也有神父反對中國禮儀）。他們的說法其實也有一定道理。比如拜祭孔子，拜祭中當然有尊師重道的意思，但是很多人祭孔時也在祈求孔子保佑能考取功名等。在天主教的教義中，他們是不能允許信徒對其他偶像祈禱的。還有拜祭祖先牌位這些，其中有沒有祈求保佑的成分，都是很難說清楚的事。
康熙也不是完全不知道歐洲在爭論中國的禮儀問題。他或多或少從身邊耶穌會神父那裡聽到一些風聲。1700年，耶穌會神父在準備資料解釋中國禮儀問題的時候，有一份論述就呈給了康熙過目，還讓康熙簽名支援了他們的觀點。不過，康熙並沒有把這些爭論放在心上，也沒有關注過。當聽說多羅使團入華，他也沒有想到過這個使團是來處理中國禮儀問題爭論的。他最初以為多羅是來調解葡萄牙耶穌會神父和法國耶穌會神父之間的內部矛盾的，因為他知道雙方有很多家長裡短扯不清楚的問題。直到多羅入華半年以後，在康熙給多羅餞行那天，耶穌會神父才把問題報給康熙，希望康熙出面支援他們的觀點，要求多羅把他們關於中國禮儀的意見帶回到教皇那裡。不過耶穌會神父把問題捅到康熙那裡以後，整個事件走向就改變了。康熙作為大清皇帝立馬把這個問題當成他自己的事，參與到了爭論中去。
康熙和他的江山
1705年，康熙五十一歲。從剷除鰲拜算起，他已經親政三十七年。作為第二位在京的滿人皇帝，康熙先是平定了持續八年的三藩之亂。之後他直接掌控了繁華的南方諸省。在平亂一年後，也就是1684年，康熙第一次南巡。到1705年，他已經五次南下，其間登了泰山，拜了孔廟，還祭了大禹陵。康熙用這些象徵性的行動在收服中華文人士子的心。同時在南巡中，康熙也見識了江南的富足，感受了傳統中國的人文地理，對他治下的南方有了感性的認識。
南方平定後，康熙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北方。除了一直和俄羅斯談判，在1689年簽訂《尼布楚條約》以外，康熙的主要對手是準噶爾汗國的噶爾丹汗（1644-1697）。噶爾丹早年在西藏學佛二十年，在學佛修行方面是有造詣的，他的上師是藏傳佛教的大德。噶爾丹在他哥哥僧格汗被殺後，還俗去當可汗，開始了他的草原征戰生涯。噶爾丹坐穩了可汗的位置後，趁喀爾喀蒙古內亂之時，侵吞了喀爾喀蒙古的土地，勢力挑戰著清朝在草原上的權威。康熙招降過噶爾丹，但遭到了拒絕。
對於康熙來說，噶爾丹是大清的心腹大患。一來噶爾丹不是隻會挽弓射鵰的普通蒙古部落首領，他是有文化並得到西藏活佛暗中支援的可汗。噶爾丹的存在，時刻提醒著康熙當年女真金朝被滅的歷史。原本被金朝壓制的成吉思汗，在統一了蒙古各部後，反過來把金朝給滅了。所以康熙不能坐視噶爾丹壯大。但征討噶爾丹有很多實際困難。朝廷上下都反對遠征，因為大家都知道，在草原上的噶爾丹騎兵來去無蹤，可以隨時西撤。而大清要遠征的話，遠距離後勤補給也是很現實的問題。不過康熙還是力排眾議，決定征討噶爾丹，而且還是御駕親征。為了徹底消滅噶爾丹，康熙三次親自出大漠遠征，足見他對噶爾丹的重視。在1696年第二次遠征中，大清同時派出三支大軍北上，意在包圍噶爾丹部隊。康熙親自指揮中路大軍，與士兵同吃同住，北出一千多公里，穿越戈壁大漠，直接迎戰噶爾丹主力。噶爾丹得知康熙親征以後，迅速西撤，不過正好碰上大清左翼大軍。噶爾丹僅率幾十殘部逃脫。第二年，噶爾丹在康熙第三次親征中再次兵敗。有傳說他最後自殺。後世還留傳有他生前用藏文寫下的訣別詩。詩中的內容是希望他的上師能夠拯救他，讓他有機會轉世到能聽聞佛法的地方，來世有機會研習佛法。
康熙親征剿滅噶爾丹後，聲名在大漠中遠播，使他成為名副其實的蒙古各部可汗的可汗。耶穌會神父在康熙三次遠征中，都跟隨在側。在大漠晴朗的夜空下，耶穌會神父和康熙一起仰望星空，探討學問。他們留下了詳細的隨軍日記，是後世瞭解康熙遠征最詳細的資料。2
以傳統中國的家庭標準來看，1705年的康熙也是很成功的。他有十五個兒子，其中九個已成年，都是能文能武、獨當一面的角色。康熙1696年親征噶爾丹之時，有六個兒子隨他出徵。這個時期的康熙家庭和睦，後來困擾他的皇子爭位之事還未開始。應該說此時的康熙家和國強、天下歸一、名震四海。就連歐洲的哲學家這時期都在讀康熙的故事，萊布尼茨還提出了康熙是「開明專制」君主的典範。
康熙收服天下靠的不僅是戰爭，在文化上，他也獲得了多方的認同。對於傳統的中國士大夫來說，康熙發起了整理傳統中國文化的大專案，修《明史》、撰《康熙字典》、編《古今圖書整合》等，這些文化專案改變了許多晚明士人對滿人的看法。而在蒙古人眼中，康熙也是他們文化的捍衛者，特別是康熙支援當時蒙古人信仰的藏傳佛教。由於家庭緣故，康熙從小就在藏傳佛教影響下長大。他的祖母孝莊就是藏傳佛教信徒。孝莊派去照顧康熙的蘇麻喇姑更是虔誠的信徒，一生持戒。康熙五上五臺山參拜也是當時藏傳佛教界的佳話。3康熙還兩次重印藏文的全部《大藏經》來支援藏傳佛教。後來西藏方面直接認定康熙是文殊菩薩轉世，康熙也欣然接受了這個名號。「同時，對於當時的歐洲傳教士來說，康熙熱衷歐洲的各種學問，還把各種西學書籍翻譯成了滿文，介紹給滿人貴族子弟。所以無論是傳統中國士人、蒙古的喇嘛，還是歐洲傳教士，都覺得康熙是熱衷他們文化的皇帝。
在1705年，無論是作為一家之主，還是作為一個橫跨東亞中亞多文化區域的帝國皇帝，康熙都是成功的。他征戰草原，留下了各種神話。他巡遊江南，與各地士人談笑風生，留下一段段佳話。-方面，康熙是個有執行力的皇帝，敢於力排眾議，堅持自己的決定；同時，康熙也是個懂得周旋、很現實的統治者。他與俄羅斯長達十年的談判就是例證。康熙在知道藏傳佛教支援噶爾丹後，他也派人去暗中處理。5瞭解了康熙的基本背景，才能真正理解康熙在與教皇使團談判中言行背後的含義。
康熙眼中的教皇使團
一直以來，多羅使團都被看作第一個代表羅馬教廷來華的外交使團。但實際上，這是後人的誤讀。「康熙從頭到尾都沒有把多羅使團當成外交使團，也沒有通過任何朝廷部門來接待他們。康熙選用的是私人家庭會見的形式來和多羅使團見面，選用這種方式是基於他和傳教士的關係。因為多羅是耶穌會傳教士想要康熙接待的人，而耶穌會神父又是他內務府門下之人，所以作為一家之主的康熙接待多羅就像他其他奴才的親戚來了，他用家庭方式接待是一樣的。由於是家庭會見形式，接待多羅使團前後的全部安排都是內務府包辦的，整個過程沒有朝廷官僚系統的任何部門參與。」
耶穌會士第一次知會康熙多羅人華是在1705年6月。在接到耶穌會神父的彙報時，康熙出外打獵去了，不在北京。那時候多羅使團已經以商人名義交了該交的關稅，進入了廣州。也是這個原因，廣東那邊的官僚並沒有注意這個使團，也沒有向禮部通報。按照多羅的指示，耶穌會神父向康熙介紹多羅身份時，說他是聖教巡視官，是教皇派到各地檢閱傳教士所傳教法是否合乎羅馬教規的教皇欽差。康熙收到耶穌會神父的奏報後，並沒有興趣接見多羅，認為多羅是來檢閱他們自己宗教的，跟他沒有什麼關係。康熙讓他在北京的奴才把這個意思傳達給了耶穌會神父。耶穌會神父跪下懇求，大意是康熙接見多羅實際是給他們所有在華傳教士長「臉面」，希望康熙能夠成全。說到「臉面」，康熙大概明白了，說是看在「豢養爾等多年」的分兒上，就接見一次。8
康熙收到傳教士的奏報後，第一直覺是這個聖教巡視官是來調節北京耶穌會神父內部矛盾的。康熙知道耶穌會神父大概按國籍分成兩派，一派是法國耶穌會士，一派是葡萄牙耶穌會士。康熙多次為他們處理過內部矛盾，總體認為就是些家長裡短的小事。康熙和他身邊的奴才說過，清官難斷家務事，他根本不想管他們之間那些事。羅馬現在還存有一道康熙的聖旨，裡面專門說到他不能總是給耶穌會士斷他們的家務事。」康熙是懂人情世故的皇帝，在他看來，耶穌會神父之間的是非曲直不可能真的理清楚。要搞明白他們之間的問題，就要翻出很多陳年往事，這樣很大可能會把各種矛盾激化，從而進一步破壞耶穌會神父之間的關係。康熙認為耶穌會神父之間的矛盾根本就不值得去調解，冷處理為上。同時康熙還知道，兩邊耶穌會神父各有教堂，人教的天主教徒，因為人的教堂不同，也互相有矛盾。用康熙的話說：「凡人南堂之國人，則罵入西堂之人；而人西堂之人，則罵入南堂之人。」10想到這些問題，康熙認為要是聖教巡視官再把教徒之間的問題摻雜進去，麻煩就更大了。康熙寫了封信給赫世亨。赫世亨是康熙身邊的家奴，是內務府裡負責與傳教士打交道的奴才。康熙讓他去找所有耶穌會神父確認，是否他們全體都同意接待多羅。」同時他要找耶穌會神父問明白：為什麼天主教入華都一百多年了，從來沒聽說過什麼聖教巡視官，而現在突然教廷派了個這樣職位的人來。康熙想知道是不是耶穌會神父在中國做了什麼錯事，傳到羅馬去，羅馬派人來處理了。簡單來說，就是康熙首先想搞明白這個人到底來中國是幹什麼的。同時康熙把巡視官來華斷是非的猜想說出來，讓赫世亨轉告傳教士。這樣對傳教士也是一個警告，意思是如果你們各方都同意接待，那你們就要互相容忍，達成共識。12
1705年7月23日，赫世亨把北京耶穌會神父召集到一起，問了他們康熙要問的問題。耶穌會神父在跪拜感恩康熙的詢問以後，首先解釋這個聖教巡視官來華的主要目是感謝康熙容留傳教士和天主教的。第二，他們確認所有神父都贊同接見多羅。第三，他們保證已經互相協調好了彼此的關係。最後，他們解釋多羅是個虔誠的修教之人，很年輕時就已經開始當神父了。13
康熙接到赫世亨的彙報以後，在回覆中提到，這些北京耶穌會神父說的跟他身邊耶穌會神父龍安國等人說的有出入。具體有什麼出入，康熙沒有明示。康熙批註說，看在多羅確實是神父身份，就讓他進京。同時康熙吩咐赫世亨進一步詢問北京耶穌會神父，希望自己如何接待多羅，以及多羅一行人現在是何種穿戴。14
北京耶穌會神父很驚訝康熙還要詢問他們的意見，除了表示受寵若驚以外，他們說如何接待都聽皇上安排，皇上能夠接待就已經是天恩了。同時他們也不知為何康熙要詢問多羅一行的穿戴，只就他們知道的聖教巡視官去羅馬以外的歐洲國家是何種穿戴做了一個籠統的回答。赫世亨在彙報了北京耶穌會神父的回答後，最後加了一句，大意說，據他觀察耶穌會神父回答問題時的神色表情，他們確實在如何接待上沒什麼要求（「觀伊等之神態，確實以誠心懇請於皇上」）。15
其實康熙問這兩個問題是有深意的。站在康熙角度，接待這個使團有兩個方式：一是用傳統接待外國使團的方式，通過朝廷安排，走既定流程；二是私下由他的內務府當作他的家庭聚會來安排。既然傳教士之前提到，希望康熙接待的目的主要是給他們長臉，康熙自然想到他們是否希望要通過朝廷，在紫禁城的大殿中來接待。康熙問多羅一行人是如何穿戴，其實是想知道這些人到底穿的是宗教服裝，還是外國使節的服裝。
知道耶穌會士對接待方式沒有特別要求後，康熙認為事情就簡單了，直接批註多羅一行不是外交使節，不算西洋來的外國使團。而且命令他們北上時穿中國樣式的衣服，這樣就減少了一行人是外國人的直接觀感。康熙的原話是多羅一行「並非西洋王等所差進貢之人，因而著穿我此地衣服」。16這樣康熙就給這個使團定了性，它不是外交使團。康熙讓赫世亨在去辦理接待前，最後和耶穌會神父確認了一下，整個安排他們是否滿意，是否還有什麼遺漏。耶穌會神父接到赫世亨的傳話後，當然又是千恩萬謝感恩戴德，只是最後提了一個小請求，就是在安排使團北上的行程時，儘量能給安排水路，因為歐洲人並不像滿人那樣能夠長時間騎馬。17
初次接見
由於是康熙私下家庭內部接待，朝廷各部門對接待教皇使團的全部過程沒有任何記載。現有幾封康熙包衣奴才給康熙的滿文奏報，讓我們可以大概瞭解康熙是如何全面繞開朝廷部門的。權力運作，任何安排都離不開通訊聯絡。康熙要安排一個外國使團從廣州到北京，命令可以暢通傳達是運作的核心。朝廷的官僚系統中，北京與地方有專門的通訊驛站，可以互相聯絡，這是自古就有的。這之外，康熙和他在一些地方做官的包衣奴才還有私下的通訊渠道。一般是由地方上包衣奴才直接派他們的家人把信送到北京，由內務府的人或是特定宮中侍衛來接收這些信件。這樣一來，這些信不經過朝廷任何部門，就直接送到皇帝手裡了。後來雍正朝的密摺制度就是在這種通訊聯絡方式下發展出來的。這種聯絡具有私密性，皇帝主要用此來處理比較隱秘的事，或是需要保密的軍務。
接待教皇使團，屬於公開接待，不需要保密，而且地方上的接待過程需要彰顯大清皇帝的面子，這就決定了皇帝和地方官的私密聯絡不適用這種情況。同時全部安排又要繞開朝廷，這樣走朝廷的通訊網路也是不恰當的。康熙在接待教皇使臣上，展示了第三種北京和地方的聯絡方法：宮裡派人去找到各地方官在北京的親戚，讓這些親戚通過自己家族內部的聯絡渠道，去通知地方官員。在外面避暑的康熙，發信給留在北京的赫世亨，讓他把事情「飭交總督巡撫子弟」去辦理。赫世亨後來在給康熙的信中彙報說，他在北京找到了「總督族侄郭朝賓，巡撫之子內閣中書石成峨」。報告中沒說是哪裡的總督和巡撫。不過，這二人的姓氏正好對上當時的兩廣總督郭世隆和廣東巡撫石文晟。也就是說赫世亨是通過兩位廣東大員在北京的親戚來聯絡二人的。赫世亨還告訴康熙，石成峨說他馬上就去辦理，但說現在沿途道路泥濘（當時是7月底8月初，正是夏天），需要多些時日。18
可以想象兩位廣東大員接到他們在北京的子侄發來的康熙旨意後，肯定明白康熙守著現成朝廷的通訊館驛不用，而選擇私下聯絡他們，其中所包含的深意。站在兩位封疆大臣的視角，他們知道康熙這樣聯絡他們，意味著他們需要在完成康熙的部署之外，還得把這件事情和為朝廷辦的「公事」區分開來。這件事只能當成他們自己的私事來辦，就像是他們家人請他們辦的事一樣。後來赫世亨在另外一份奏報中告訴康熙，根據北京傳教士收到廣州傳教士的信中所說，廣東巡撫已經收到北京發去的指示了，而且還帶著當地官員去了教皇使節住的教堂。同時，赫世亨還在奏報最後附了一句，總督、巡撫都沒有發文過來。這樣相當於向康熙確認，總督、巡撫把事已經辦妥了，而且他們也明白這件事的「私」事性質，沒有發文到北京來。康熙看完以後，批註「知道了」。19根據傳教士的記錄，廣東官員收到皇帝通過他們親戚發過去的指示後，款待了教皇特使。而且廣東巡撫還自己出錢，給整個使團購買了中式衣服，讓他們進京路上穿。20這也從側面看出，廣東官員完全知道康熙的安排，也領會了其中的意思。
內務府不止通知了兩廣官員，教皇特使多羅一行沿著運河北上，沿路的官員都有接應。多羅一行人從廣州出發，經過三個月的跋涉，於1705年12月4日到達北京。根據當時去迎接多羅的耶穌會神父記載，一行人的行李繁多，裝了13輛馬車，外加80個挑夫。這麼大的隊伍，到哪裡都是惹人注目的。多羅到北京後詳細和耶穌會神父講了他在沿途遇到的各地官員和王公貴族款待他的情況。有北京方面打招呼，多羅自然是一路順風，外加各種禮遇款待。不過似乎多羅自己還以為是這些官員本性好客、和善，殊不知這都是皇帝的面子。
多羅進京後，一直生病。直到12月31日，康熙才安排接見了多羅。在接見當天，多羅一行在內務府安排下從故宮的西門進入。接見安排在下午兩點，地點是在故宮北面景山下的某處園子。21
整個故宮是按古代風水理論坐北朝南設計修建的，皇帝各大殿中坐的龍椅都是面向南方。大臣、外交使節，按朝廷禮儀，是從故宮南面過午門再進太和門來拜見皇上。同時，正式的朝廷接見一般安排在故宮正中富麗堂皇的太和殿，時間安排在上午。而多羅一行，走的是內務府專用的西門，會見地方也是皇帝平時遊玩的一處園子中。整個時間地點和路線安排，都符合康熙最初策劃整件事情的定位：這是一次私人的聚會。
儘管是康熙安排的私人會見，全程還是禮數周到，盡顯大清的皇家氣場。康熙派出侍衛護送多羅一行入宮，路上還有很多圍觀外國人的老百姓，侍衛還需要不停驅散人群，為多羅一行開道。多羅是坐著轎子，被抬到距離會見不遠的地方。轎子放下來以後，康熙的太監迎上來，跟多羅最後確認接見中的禮數等細節。康熙跟耶穌會士相處幾十年，知道歐洲人到中國後，對中國三跪九叩的禮節有顧慮。早在三十年前的1676年，俄羅斯使臣入京，就和禮部官員為這叩頭的禮節來來回回爭論了很久。康熙自己對這一點是很通融的。現在整個接見又沒有經過朝廷部門，他便讓太監直接告訴多羅，他可以自己選擇用中國的跪拜方式，或者歐洲屈膝的方式來行禮。22
多羅選擇了歐洲的方式，屈膝躬身給康熙行禮。康熙盤著腿坐在墊子上用滿人的方式接見了多羅。很快，康熙和他身邊的太監都發現，多羅身體還未恢復，很難像康熙一樣盤腿坐在地上的墊子上。但太監又發現當時的場景下，給多羅抬一把中式的椅子也不妥當。因為坐在椅子上，多羅就比康熙高出一截。最後太監想到一個辦法，把幾個墊子疊在一起，給多羅拼出一把小凳子。這樣整個會見還是在預先設定的滿人家庭接待的方式下進行的。23
作為家庭接待，現場沒有任何朝廷官員。康熙當時還向多羅專門強調了這一點，告訴多羅在座都是他自己人（耶穌會神父），讓他放鬆，不要拘謹。康熙還告訴多羅把這次聚會當成家庭聚會，該說就說，該笑就笑，不要有顧慮。雙方說了一些客套話以後，康熙讓太監端出了酥油茶（在場神父的記錄是有牛奶的茶），以及各種點心共計三十五道。在場的翻譯法國傳教士張誠告訴多羅，康熙只有接見他的家人親戚時才會如此安排。24
整個會見氣氛融洽，多羅也很得體地多次感謝康熙對天主教的包容，以及對傳教士的各種照顧。吃喝了一會兒，康熙覺得多羅比較放鬆以後，詢問多羅有沒有特別的事要向他面陳的。自從知道多羅入華以後，康熙就一直在琢磨這人到底是來中國幹什麼的。在會見前幾天，康熙專門派人去問了多羅有沒有什麼檔案要送呈的。當時多羅寫道：他是專門入華來感謝康熙對天主教的包容的。康熙看完後，對身邊的人說，這肯定不是真實目的。25康熙認為教皇不可能派這麼龐大的一支隊伍跋涉萬里，跑到中國來謝恩。康熙認為他們肯定有什麼特別的任務。同時，康熙又認為多羅寫出來可能有顧慮，只願意面陳。所以他在會見中，又問了這個問題。聽到康熙的提問，多羅又是一通客套話後，說他入華還有個目標，就是希望建立一個特別聯絡處，來加強教皇和康熙之間的聯絡。同時多羅還補充說，這個聯絡處還可以便利大清和歐洲各國之間的貿易。26歐洲知道俄羅斯在北京設立了一個辦事處，一直很羨慕，所以多羅認為自己要是能在北京談下一個這樣的聯絡處，可以大大提升教廷在歐洲的地位。康熙對建立聯絡處的想法並不反對，只是說聯絡處建立只能是應對宗教相關的問題，不能涉及貿易方面。27
這時候，雙方對聯絡處人選有不同意見。在康熙看來，要成立這樣的聯絡處，人選肯定要從他周圍的耶穌會傳教士中選取。但康熙發現多羅似乎不想在耶穌會神父中選人，要另找。這時康熙以為多羅對耶穌會神父有不滿，於是便開始誇獎耶穌會神父，為他們說了一大堆好話。不過康熙從談話中察覺多羅還是不願意用耶穌會神父後，就把話題岔開了。最後，康熙專門和多羅強調，他認為耶穌會神父從明代入華以後，所言所行，都無可挑剔。康熙讓多羅把他這個評語帶回去，轉達給教皇。最後，多羅懇請康熙能一如既往地優容傳教士。康熙回答說，只要他們遵守大清的規矩，他自會善待他們。28
會見結束後，康熙立馬私下把安多、徐日升、張誠三位神父叫到他那裡。這三人都是跟了康熙多年的傳教士。徐日升1673年入京，已在康熙身邊32年；安多20年；張誠16年。康熙見到三人，便開門見山地說他認為多羅不信任他們。而且康熙想知道他們與多羅之間到底有什麼問題。站在康熙的角度，他確實很不解。多羅是這些耶穌會神父引薦給他的，而多羅竟然又不相信他們，貌似對他們有不滿。耶穌會神父知道多羅對他們有意見。多羅到京以後，已經和耶穌會神父會見過好幾次，多羅對他們在中國的很多行為都有意見，幾次會見都在爭吵中不歡而散。不過面對康熙，傳教士還是不想張揚他們自己內部的問題。安多在康熙面前說，多羅表揚過他們，說耶穌會是天主教內部最虔誠遵守戒律的教會。康熙聽後半信半疑，向另外兩位神父求證。另外兩位點頭稱是。康熙似乎還是不相信，但也理解神父也許是不願家醜外揚，便沒有繼續深問。康熙補充說，只要你們北京神父覺得沒問題就行，反正接見多羅也是看在各位北京神父的面子上。29
16世紀初，歐洲基督教內部出現了分裂，一部分基督教徒不認可教皇權威，成立了新教。新教迅速在歐洲發展，後來荷蘭、英國都變成了新教國家。耶穌會1540年成立的背景就是為了宣揚天主教、對抗新教在歐洲的擴充套件。耶穌會成立之時，正值全球航海時代興起，因而該會還有一個宗旨就是把天主教傳播到世界各地。耶穌會成立時有七位元老。七位元老之一的沙勿略神父就親自遠赴亞洲傳教，先後去過印度和日本，最後在準備進入中國時去世。他去世時在上川島，該島現屬廣東臺山市。耶穌會到世界各地傳教，就要融入各地社會文化，在這個融人過程中，他們有些做法被天主教內部其他協會認為是不符合天主教教義的。特別是1622年教皇格列高利十五世（popegregoryxv，1554年1月9日-1623年7月8日）成立了傳信部（sacracon-gregatiodepropagandafide）來規範和監督去往世界各地的傳教士的所言所行。當時在世界各地傳教的耶穌會，也就成了傳信部重點監督的物件。多羅就是傳信部派出來的神父。30多羅自己在羅馬教廷內部地位很高，同時又是教皇欽定派出的巡視官，他自然認為北京耶穌會神父都應該聽他的教誨和安排。到北京後，多羅指出了耶穌會神父的許多問題。比如耶穌會神父在中國買田置地，然後用來收租，這一點有違教義。特別是耶穌會神父和當地人簽訂的租賃合同，在多羅一字一句的審視下，有很多違背教義的地方，這些都需要整改。儘管耶穌會神父表面上態度恭敬服從，但心裡是不服的。他們只承認多羅的職位比他們高，但不認為在天主教教義的解讀上多羅比他們更有發言權。多羅到了北京，跟北京傳教士發生多次爭論，很多整改意見他都沒辦法落實下去，這也是他不信任耶穌會神父的一個原因。
教皇使節與傳教士
多羅在與康熙的第一次會見中，表示出對耶穌會神父的不信任，實際是因為他當時還不知道耶穌會神父在京城中的能量，也不知道他們在北京和康熙皇帝之間的關係。北京傳教士能夠接觸到康熙皇帝，多羅是知道的。但在多羅的認知中，能接觸到皇帝的傳教士並不稀奇，在歐洲，能接觸到國王的傳教士有很多。但讓多羅想不到的是，這些傳教士在康熙的眼中，是他內務府中之人，也就說是他的自己人。
耶穌會神父和康熙的府內關係，多羅是在和康熙的交流中一步步明白的。康熙在接見多羅中，儘管對多羅不信任耶穌會神父有點奇怪，但總體上他認為多羅是得體的，同時也願意藉著這個機會，進一步和教皇發展關係。康熙提議他也派出一個使團，給教皇回送禮物。最初康熙決定派一個他身邊的內務府包衣奴才帶著禮物去歐洲。但是這個包衣奴才和康熙講，他一種歐洲語言都不會，不能和任何人交流，他去歐洲沒有辦法傳達康熙的意思。31康熙覺得語言確實是個問題，於是決定派耶穌會神父白晉做他的特使去歐洲。白晉已經做過一次康熙的特使，在1690年代返回過歐洲去招募更多傳教士到中國。所以康熙決定這一次再派白晉當他的特使。多羅聽說康熙要派使節去拜見教皇很高興，他把這看作是他出使中國的功勞。但當得知康熙指派了一位耶穌會神父去羅馬，他不放心，於是在他的使團中選出了沙國安神父，讓他和白晉一起同去歐洲。由於多羅總體上不信任耶穌會神父，因而他就讓沙國安神父作為負責人來運送康熙的禮物。同時，多羅還寫了一封長信，彙報他與康熙會面的情況，準備讓二人把信帶給教皇。信寫好後，翻譯了出來，多羅交給康熙過目。康熙看完以後，讓赫世亨帶話給多羅，告訴他，信總體內容很好，唯獨信中最後把白晉說成沙國安神父的助手，這一點不妥。32赫世亨向多羅轉達康熙的意思：
為了顯示對教皇的敬意，我特地選派了我御前之人白晉。白晉是真正侍奉我左右的人，所以我選他代表我把禮物送給教皇。當然，白晉跟你們其他人一樣，是個神父。但不同之處在於他是在我身邊服侍多年的人，也是我府內之人。我讓他全權代表我贈送禮物給教皇。33
派身邊的親信和親近奴才出使，是滿蒙的老傳統，這和漢人傳統中派有身份的官員出使不同。這也是為什麼康熙強調白晉是他「御前」之人這一點，而白晉在朝廷中沒有任何官職。
多羅似乎不完全明白派親信出使的意味，也不明白康熙強調這個「御前」之人的意義，因而他只是把信中的措辭稍微修改了一下，實際上還是讓沙國安負責帶領整支隊伍，並把裝有禮品箱子的鑰匙也交給了沙國安。但在1706年6月，當白晉和沙國安兩位神父到達廣州，在那裡等船去歐洲的時候，二人產生了矛盾，兩人開始爭論到底誰才是這個使團的主導，並把問題傳回了北京，要北京給出明確指示。當時管理康熙內務府的是康熙的大皇子，聽到這個事情，當著眾多傳教士的面就發火了，說：
這怎麼可能是個問題？怎麼可能有人對白晉是我們的使節有疑問？他在我們宮中二十年，滿文中文都會，一直在父皇那裡效力。而誰是沙國安？誰認識他是誰？34
當然康熙也是這個意思，肯定了白晉才是他的人。多羅在多方瞭解以後，也終於明白了康熙所謂白晉是他「府內之人」這個名號的分量。他也趕緊寫信給沙國安，讓他不要再和白晉爭了，他信中和沙國安講：
我不得不提醒你，那位神父是皇帝真正的僕人，因而無論怎麼讓著他都是對的。35
在歐洲的思維中，所有人都可以被稱為皇帝的奴僕，所以皇帝的僕人可以是個禮儀性的稱謂。現在多羅終於明白了，白晉是真正在皇帝身邊幹事的那種僕人，因而多羅稱其為「真正的僕人」。
把事情鬧大了，康熙還是下旨要求白晉剋制，注意言行。白晉的滿文檢討書發回了北京。這封檢討還在清宮檔案裡，以前將檢討書從滿語譯為漢語的翻譯可能不知道白晉和沙國安互相爭權的故事，所以把白晉翻譯成了博津。白晉的檢討如下：
博津謹奏：
康熙四十五年五月十六日，赫世亨、張常住、趙昌傳宣諭旨，六月十九日，博津我跪受。恭讀明主訓旨，始知我之所行最為無理。前日與沙國安同行，未有謙讓，與之爭先。我二人雖非不睦，但我無理，有違大主聖意，鑄成大錯。今我竭力仰副大主訓諭，嗣後不敢與沙國安爭先，必謙遜和氣，斷不違明旨，惟叩請仁主寬恕我此大罪。為此謹奏。
硃批：知道了。36
多羅與禮儀之爭
多羅到北京以後，其實還有一項任務，就是到中國來宣佈和執行教皇關於中國禮儀的禁令，即不再允許人教的信徒繼續參與很多中國傳統的風俗活動。作為教皇特使，多羅本以為他有權對北京的耶穌會神父發號施令。按照他的預想，到了北京以後，他要把各位耶穌會神父召集到一起，在天主教內部就把禮儀問題處理了。讓多羅沒有預料到的是，表面謙恭的耶穌會神父，其實根本不聽他的。他們利用和康熙的特殊關係來和他周旋。
多羅知道他沒有能力說服北京的耶穌會傳教士，所以到京後並沒有主動提及中國禮儀問題方面的事。這完全出乎北京傳教士的意料，他們反倒很著急，希望和多羅探討這個問題。1706年1月22日，德國神父紀理安給多羅寫了一份書面提議，要求與多羅探討禮儀問題，但多羅並沒有回應。37後來，紀理安又聯合法國神父雷孝思（jean-bap-tisteregis）向多羅提交了書面請求，請他檢視耶穌會神父關於中國禮儀問題的觀點。他們還附送了一個檔案包裹，裡面包含了90份各種關於禮儀問題的檔案。38這些檔案都是耶穌會神父為了論證他們的觀點，在1700年收集起來的。包裹中有耶穌會神父對中國禮儀的解釋，有康熙當年在該解釋後寫的評語，有當時中國一些士大夫對中國禮儀的解釋，以及一份開封猶太人對中國禮儀的解釋。
猶太人的故土耶路撒冷地區是各大古文明的交匯地帶，陸地部分處於埃及和古巴比倫文明之間，瀕臨地中海，又和希臘文明相連線。西元前8世紀開始，猶太人在每一次被征服後開始流散各地。西元前330年，希臘亞歷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後，耶路撒冷就處於希臘的勢力範圍之內。西元前37年，也就是相當於中國的漢代，羅馬人統治耶路撒冷地區。基督教耶穌受難等很多影響世界的事件都發生在羅馬人佔領時期的耶路撒冷。羅馬人摧毀了猶太人的教堂，把猶太人當作奴隸賣到歐洲。從此猶太人更大規模地流散到世界各地。開封猶太人教堂曾經有三塊石碑（分別刻於1489年、1552年、1663年）自敘其歷史，其中1552年的石碑聲稱「自漢代入華」大概就是對應猶太人在羅馬人統治下的流散。」學者認為，漢代入華應該指的是最早到中國的猶太人，而開封猶太人，根據他們的猶太經卷以及其他材料判定，學者大多認為他們是宋代入華定居的。還有學者在《宋史》中發現「僧你尾尼等自西天來朝，稱七年始達」的記錄。而開封猶太人有記錄的所有拉比（rabbi）的姓氏都是levi，這和「你尾尼」的音能對上。40開封猶太人是從絲綢之路遷徙到中國的。學者根據他們留下經卷中一些字詞音韻考證，證明他們與波斯猶太人有關聯。「除了開封猶太人以外，中國沿海還有猶太人的痕跡。此外，因最早進入敦煌洞窟而大名鼎鼎的斯坦因，在1901年新疆一次探寶發掘中，無意中發現了唐代的紙張，而紙上的文字竟然是用希伯來文書寫的波斯語。多虧斯坦因兩種語言都懂，才發現了其不可替代的價值。現在已知該紙還有兩頁存世，一張是殘存頁，藏於大英圖書館；另一張完整的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這些紙張說明猶太人早在唐代就到新疆地區來做生意了（紙上內容記錄的就是他們在做羊的買賣）。42
對於開封猶太人，他們受到世界的重視，其實源於一次誤會。1605年（萬曆三十三年）一位上京趕考的名叫艾田的人，聽說了傳教士利瑪竇的大名，懷疑利瑪竇傳的西方的教和他們族人奉行的教法一樣，所以專門前去拜訪。利瑪竇在與艾田的交流中（用中文交流，艾田不會希伯來文），發現他的族人繼承的教法是猶太教。艾田告訴利瑪竇他們已經在開封持續奉行這個教法幾百年了。利瑪竇立馬察覺到這是一個大發現，便把這一訊息傳回了歐洲。利瑪竇1610年去世，之後三年，負責中國教區的龍華民派艾儒略神父（giulioaleni，1582-1649）去回訪開封的猶太人。艾儒略懂希伯來文和多種中亞地區的文字，所以會派他去鑑定開封猶太人是否真有古代傳下來的經卷。艾儒略去後見到了古經卷，而且證實開封猶太社群裡還有懂希伯來文的人。43
這對當時歐洲來說，是個重要發現。首先開封猶太人讓歐洲看到了中國文化的包容性。猶太人流散到世界各地後，很多都因為當地的壓力，不得不放棄他們的宗教，或者繼續往其他地方遷徙。而在中國，他們安享了幾百年的太平，和周圍的漢人、回回和平相處，相安無事。而且開封猶太人裡，願意接受中國文化的，並沒有受到區別對待，他們跟漢人一樣，可以參加科舉考試，艾田就是一個例子。1663年重修猶太教堂，新立的石碑上就刻有考上進士的猶太人的名字。這些開封猶太人的生活狀態讓歐洲看到一個巨大的希望，就是天主教也能在中國落地生根。
後來康熙年間，耶穌會神父又專門去開封看猶太人的經書。可惜的是，明朝末年，一場大水淹沒了整個開封，猶太人的經書在這場洪水中損失嚴重。後來去的耶穌會神父記錄了水淹開封的往事，感嘆很多古代資料可能已經遺失了。4由於有傳教士持續對開封猶太人的記錄，這個猶太社群在西方世界很有名。鴉片戰爭後，又有傳教士去拜訪這裡，還買走了他們的古書。對於當時的中國人來說，普遍認為這些猶太人是回教的一個分支，因而稱他們「藍帽回回」。
由於猶太教和基督教在教義方面有共通之處，再加上這些猶太人已經在中國幾百年了，因而耶穌會神父認為他們作為第三方，寫出對中國禮儀的認知，很有說服力。所以猶太人的證詞會出現在耶穌會神父準備的檔案包裹中。多羅接收了兩位神父送來的檔案包裹，也同意會看。但他始終沒有做出任何批示。後來耶穌會神父還催促過幾次，但都沒有結果。45
多羅是1703年離開歐洲開始的赴華行程。離開的時候，教皇還沒有最後簽署禁教條約。不過多羅知道教皇要在天主教徒內部禁止中國禮儀，派他到中國就是來協調這個問題的。多羅在歐洲時就知道這個問題爭議很大，也知道反對禁止中國禮儀的主要就是在華的耶穌會神父，同時他很明白自己沒有學識可以和這些神父探討中國相關的問題。當時並不是只有在中國天主教內才有禮儀問題的爭論，印度南部也有類似問題，也在爭論到底是否應該允許印度天主教徒繼續他們的傳統風俗活動。多羅在到中國之前，在印度停留了半年，就是在處理當地的禮儀問題。他還把他的各種意見發回了羅馬。「6多羅深知中國的問題更復雜，更難處理。而且更現實的麻煩是，多羅發現耶穌會以外的傳教士中文都很差，連一個有能力給他做好翻譯的人都沒有。他到中國後，選的翻譯是遣使會派到中國的畢天祥神父（ludovicoap-piani）。畢天祥在四川傳教多年。多羅用過畢天祥以後，發現他中文滿文都不行，只能做最簡單的日常翻譯，跟康熙進行稍微深入一點兒的交流，畢天祥就跟不上了，這時多羅就必須用耶穌會的神父來做翻譯。也就是說，到中國以後，在交流上，多羅連一個可信賴又有能力的翻譯都沒有。這也是多羅人華以後，就一直想避開談論任何禮儀方面問題的現實原因。
從多羅和耶穌會神父的一些談話可以看出，其實多羅自己並不關心中國禮儀是否真的和天主教教義有衝突。在他看來，既然教皇決定了，作為天主教神父應該做的就是服從。不管自己私下認可還是不認可教皇的觀點，都不應該質疑，更不能繼續爭辯。在1706年2月，當得知耶穌會神父準備找康熙再簽署一份解釋中國禮儀的檔案以後，他就明確表示反對。他警告耶穌會神父這樣做只會給他們自己帶來麻煩。多羅讓耶穌會神父想想，羅馬會不會受制於一個「異教徒」（指康熙）對天主教的解釋？同時他還讓耶穌會神父思考，要是把康熙牽涉進來，最後羅馬做出的決定又和康熙的旨意相違背，結果會是什麼？最後有麻煩的是誰？還不是在中國的神父和信徒嗎？多羅勸耶穌會神父，不要陷於理論上的對錯不能自拔，讓他們從實際出發，去解決問題。多羅告訴耶穌會神父繼續在這個禮儀問題上爭辯是不值得的。他建議不要把康熙牽涉進來，給教皇施壓，這樣有可能把問題變得更復雜，更難解決。多羅認為最直接也最簡單的方法是，在中國找出一個切實可行的方案，按照教皇的旨意一點點修正以前的做法。按多羅的分析，如果循序漸進地在禮儀問題上做出改變，就既不會在中國教徒中引起風波，另一方面又遵守了教皇的決定。48
但耶穌會神父也有他們的想法。首先，耶穌會是天主教中最有學問的一個團體，能進入耶穌會的神父都是被考核過的。他們一個個都自視甚高，在很多問題上都認為自己的理解才是正確的。公正地說，單從耶穌會神父學習中文的能力來看，他們確實都很厲害，其他教會的神父很難和他們相提並論。這些在華的耶穌會神父其實就是第一代的西方漢學家。對於中國的問題，他們認為他們才是天主教世界最瞭解中國、精通中國文化方方面面的人，所以教皇應該聽他們解釋中國傳統禮儀。在他們看來，現在教皇禁止中國禮儀活動，是因為教皇被那些對中國一知半解的偽中國通誤導了。其次，從歷史上看，耶穌會神父以前通過他們的才學也確實改變過教皇的決定，這也讓他們對再次改變教皇的決定有信心。1645年，教皇英諾森十世（1574-1655）就下旨禁止中國教徒繼續參與中國禮儀活動。「在浙江的耶穌會神父衛匡國1653年回到歐洲解釋了中國禮儀問題，把中國的各種禮儀活動解釋為世俗活動，不具備宗教意識。也就是說，這些活動和一神論的天主教並不衝突。當時的教皇亞歷山大七世（1599-1667）就認同了衛匡國的說法，並下旨允准了中國的禮儀活動。衛匡國神父本身當然也是奇才，他回歐洲前在浙江傳教，和江南士人多有往來。他在回歐洲的船上，憑著記憶一口氣寫出了三本書，回到歐洲就出版-三本書都是當時的暢銷書。對於耶穌會神父來說，有衛匡國神父憑一己之力扭轉教皇態度的先例，他們這次也對改變教皇抱有希望。也就是說，在多羅來的時候，耶穌會神父一開始想的，就不是如何接受和執行教皇的決定，而是在盤算如何改變教皇的決定。
傳教士筆下的歷史
康熙在多羅到來之前，對歐洲進行的中國禮儀之爭並沒有特別關注過。他可能或多或少從耶穌會神父那裡聽到過一些風聲，但他沒有想到多羅到中國來是處理中國禮儀問題的。對於這一點，現在存世的滿文摺子就是證明。在知道多羅來華以後，在外打獵的康熙多次寫信讓赫世亨詢問耶穌會神父多羅來華的目的到底是什麼。康熙對多羅來華的目的有過各種猜測，但沒有任何地方提到過中國禮儀問題。在接見多羅的會談中，康熙也沒有提過禮儀問題。
康熙是被耶穌會神父引到天主教內部的中國禮儀之爭去的。他們希望通過康熙來向羅馬施壓，讓羅馬在這個問題上讓步。50不過，耶穌會神父大約心裡也知道把康熙這個教外皇帝引到自己的教內紛爭中是不對的。所以，在記錄多羅來華的《北京紀事》（theactapekinensia）中，他們一直有意識地在淡化他們把康熙引向了中國禮儀問題這點。他們希望看記錄的歐洲讀者認為是康熙自己發現了禮儀之爭的問題，因而參與了進來。但零散的清宮檔案顯示事情並非如此，康熙不是自已注意到禮儀問題爭論的。在《北京紀事》中，耶穌會神父詳細記錄了他們是如何跪下來懇求康熙接見多羅，而且還把安多神父請求康熙的奏摺完整翻譯了出來；但對於康熙的回覆，他們只翻譯了一小段。5康熙回覆的全文還在。52看完全文，就能知道，傳教士是有意迴避把全文翻譯出來。他們省略沒有翻譯的部分，就是康熙猜測使節來華目的的部分。這部分就可以看出康熙完全沒有想到過中國禮儀問題，他猜測多羅來華是為了處理耶穌會傳教士的內部矛盾的。《北京紀事》記錄的風格是儘量不遺漏任何細節。為什麼要有意識地隱去這部分呢？因為這部分正好說明了康熙開始時根本沒有關注過禮儀問題。
《北京紀事》有目的地省略某些內容，來傳遞自己想要傳遞的意思，這其實就是中國歷史書寫中所謂春秋筆法中的「筆削」。寫什麼、不寫什麼或者說「削」去什麼，都自有目的。《史記》中司馬遷評論孔子作《春秋》時有意省略一些東西，評語就是：「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耶穌會神父用春秋筆法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讓歐洲的讀者認為是大清皇帝自己要對中國的禮儀問題發表意見。而且他們還要讓歐洲讀者相信，康熙後來對中國禮儀問題很有意見，是因為多羅的處理不當導致的。客觀地說，耶穌會神父的《北京紀事》達到了他們想要達到的目的。後來的學者也確實相信康熙是被自大、自負的多羅帶進了禮儀之爭中。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