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清宮留下來一些零散檔案顯示，歷史事實並非如此。多羅住在北京的大半年中，康熙都沒有提到過禮儀問題。就是在《北京紀事》中，耶穌會神父的記錄也表明，在正式的辭行會上，康熙也沒有提到過禮儀問題，而只是多羅要求康熙給他一封官函，他好帶回歐洲覆命。康熙讓多羅第二天再來，而在這個臨時增加的會見中，康熙提到了中國禮儀問題。《北京紀事》其實又有意省略了一個重要的下午，就是辭行會結束以後到第二天臨時增加的見面會中間發生的事。這個下午康熙在思考應該如何答覆多羅要一封正式信函的要求，如果要寫這封信，應該寫什麼內容。耶穌會神父是北京城中康熙唯一能找來探討的人。《北京紀事》完全沒有提康熙那天下午和誰討論這件事了。而當時整個北京只有耶穌會神父有興趣討論中國禮儀問題。他們一直想找多羅談，但是多羅一直迴避。直到康熙和多羅正式辭行會結束，耶穌會神父都還沒有和多羅在中國禮儀問題上真正說上話。這時候，耶穌會神父只有靠康熙把這個問題提出來給多羅。因而我們看到，在第二天增加的會見上，康熙突然向多羅提出了中國禮儀問題。
耶穌會神父能把康熙的注意力引到中國禮儀問題上去，靠的是他們與康熙的特殊關係，這不僅讓他們能在康熙面前說上話，而且更關鍵的是他們知道康熙會為他們出面。其實在把問題推給康熙之前，他們早就利用在內務府的關係讓其他人為他們出面過。比如當時管理內務府的大皇子就出面問過多羅關於禮儀方面的問題。瞭解清史的都知道，康熙的大皇子是康熙兒子中沒有多少文化，也對文化問題不感興趣的一位。所以他出面向多羅提中國禮儀這樣的學術問題，多半是傳教士拜託他提出的，而不是他自己真對這個問題有什麼興趣。多羅有一次還對耶穌會神父發火，問他們為什麼要把天主教內部的爭論講給異教徒。多羅所謂的異教徒就是康熙身邊負責和他接洽的奴才。多羅責問耶穌會神父，難道他們認為他會聽不出來哪些論點是那個奴才自己的，哪些論點是他們教那個奴才說的？54北京耶穌會神父看起來是西洋人，但實際上北京是他們的主場，內務府的人就是他們的人。
同時，耶穌會神父不想讓康熙知道的內容，康熙就不知道。比如，多羅對於耶穌會神父在中國買田置地、賺取租金的做法就很有意見。而且認為他們與租戶、佃戶簽訂的租賃條款的很多細節是有違天主教教義的。為這些租賃條約，多羅和耶穌會神父爭論過很多次。耶穌會神父把爭論內容詳細記錄在《北京紀事》中發回了歐洲。55但是這部分內容，康熙就完全不知道，也沒有過問過。按理說，這還不完全是他們教內之事，因為租賃關係中的佃戶等，不是天主教徒，是大清內部的普通百姓。儘管這才是多羅和耶穌會神父在北京期間真正爭論過的內容，但康熙完全不知情，也沒有發表過意見。這說明哪些東西要康熙知道，要康熙出面，實際是完全掌握在耶穌會神父手中的。
《北京紀事》中，耶穌會神父還有意把多羅塑造成一個性格不好、脾氣暴躁、讓人討厭的人。但根據清宮材料來看，康熙對多羅並沒有什麼意見。康熙和多羅的私下交流更像現在朋友之間的交流，他多次讓御膳房給多羅送吃的，多羅有病之時，還為他安排醫生，為他找藥。同時，他還幾次問多羅有沒有西藥可以給他，還問多羅要過巧克力。現在看來，這些都是他們友好交流的證明。而且，康熙在寫給他身邊奴才的一份御旨中就明說：
覽多羅漢字奏稿，似並無大逆之處。唯因爾等究詰的太厲害，故伊以為爾等向此處西洋之人·····．56
上面的「爾等」，說的就是康熙身邊幾個負責和西洋人打交道的奴才。多羅在北京一段時間後，康熙知道他和耶穌會神父不和，也知道自己身邊的奴才都是向著北京耶穌會神父的，畢竟耶穌會神父和這些奴才有著多年的交情。所以他警告他身邊的奴才不要刻意為難多羅，總在他身上找毛病。
當然，儘管康熙作為國君不想過多摻和耶穌會神父和多羅之間的矛盾，但耶穌會神父畢竟是跟了他幾十年的家奴，作為主子，有些事他又不得不管。耶穌會神父常年在康熙身邊，知道康熙的脾氣，他們知道把關於中國禮儀的問題說給康熙，康熙就會出面管這件事。大半年過去了，他們都沒有辦法讓多羅和他們探討中國禮儀問題。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他們不得不找康熙出面。這樣，他們希望能在中國禮儀問題上和羅馬討價還價。
辭行會見
1706年6月29日，康熙專門給多羅安排了辭行會見。多羅之前一直沒有決定什麼時候離開，當離開的日期確定後，正好是在康熙準備離京圍獵之前幾天。這時多羅已在北京待了半年多了。這半年中，儘管多羅和耶穌會神父在很多問題上都吵到不歡而散，但多羅和康熙還是保持了良好的關係。康熙對多羅也很照顧。當醫生說狼的大腸能治療多羅的腸胃病，康熙就讓內務府安排在他圍獵的地方捕捉一匹狼給多羅。5後來多羅還請求去湯山溫泉養病，康熙也同意了。58那時候，湯山溫泉是內務府皇家專用的地方。
跟第一次接見多羅時的安排相仿，辭行會見也是以家庭會見的形式進行的。全程沒有朝廷大臣參加，只有耶穌會神父和康熙的幾個兒子到場。多羅在內務府奴才的帶領下從故宮西門的內務府專用通道進了宮。會見在內廷的養心殿中舉行，耶穌會神父和內務府的人一起站在大殿內的西側。在多羅和他的隨從給康熙行禮時，耶穌會神父沒有參與。這個細節說明耶穌會傳教士這時是屬於康熙一方的人。在禮儀性問候以外，康熙主要問了多羅哪天離京，以及離京以後，在中國內部的行程安排。多羅與康熙的交流一直都比較融洽，因而他在會見最後請求康熙寫一封信讓他帶給教皇。他解釋說拿著康熙的信，回到歐洲能給他長臉。康熙沒有預料到多羅會在最後時刻突然提出這個請求。根據耶穌會神父記載，康熙遲疑了一下，說好吧，讓他再想想。他讓多羅明天再來。會見就結束了。康熙允許多羅一行去參觀紫禁城內平時上下朝舉行國事活動的幾個大殿-由耶穌會神父帶著前去。59
在參觀時，耶穌會神父的記錄中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康熙派了一個太監過來，告訴多羅明天要麼到同樣的地方來見康熙，要麼去暢春園。太監還補充說，康熙這時還沒有想到要寫什麼給教皇。60這個細節說明康熙到這個時候都還沒有想到過禮儀之爭的問題。
耶穌會神父的記錄中有意迴避了當天下午，沒有說明到底康熙召見了哪些神父來商討如何給教皇寫信。但第二天多羅再次來見康熙的時候，康熙就突然提到了中國禮儀的問題。根據後來多羅所言，當天下午康熙找的是徐日升神父，但徐日升神父否認是他把康熙引人禮儀之爭的。
第二天，康熙在暢春園接見了多羅。康熙首先對多羅說，他沒有更多的東西要寫給教皇了。要說的，要寫的，之前都說過寫過了。康熙說他只是要補充一點，就是關於中國禮儀問題。康熙說中國的禮儀活動都是在儒家傳統中慢慢形成的。如果天主教認為這些活動和天主教教義可以調和共存，那麼這些神父就可以繼續在中國傳教。如果認為不調和，那麼就不要再傳教了。康熙還專門強調了一點，他說這些話不是在談論二者到底調和與否，只是指出一個現實。」換句話說，康熙的意思，中國的禮儀就是這樣的，你天主教覺得這教能傳就傳，不能傳就算了。然後康熙要求多羅把他的話帶給教皇。
嚴肅的話說完以後，多羅並沒有爭辯，只是連連稱是。根據傳教士記載，康熙這時口氣稍微緩和了一些。康熙向多羅解釋說，他個人倒是認為中國這些傳統和天主教的教義是可以調和的，這也是為什麼他會在大清容留天主教的原因。多羅當時也沒有想到，在這最後臨時增加的會見中，康熙還是被牽扯進了禮儀問題之中。多羅當時的回答還是得體冷靜的。多羅說他一個外國人，不懂中國禮儀，儘管聽到過相關爭論，但他自己沒有資格在這個問題上發表意見。康熙應該也沒有料到，多羅竟然會完全迴避這個話題，一句答覆都沒有。康熙沒有就此罷休，接著追問多羅，你能不能舉出一個例子來說說，到底中西方在什麼問題的操作上是不一樣的。多羅又說了一大堆話，說自己無知，謙虛了一陣，然後才說，據他所知，儒家對於兒子為父報仇，是贊同允許的；但在天主教中，無論什麼情況，報仇都是不被允許的，就算是兒子為父親報血海深仇也不被允許。62
康熙聽到多羅舉出的例子，並沒有生氣，反而很耐心地引經據典做了很長的解釋。大約在場的耶穌會神父對儒家經典不熟悉，所以沒有記錄清楚到底康熙引用了哪些古籍的話來論證這個問題。他們只提到康熙做了很長的解釋後，多羅連連稱是。康熙也就很愉快地結束了會談。63對於復仇這個問題，儒家和天主教各有各自贊成和反對的理由。所以多羅到底是真心認可康熙的解釋，還是適可而止選擇退出爭論，我們無從得知。
接見完畢以後，康熙的心情還是很好的，他恩准多羅一行在園中游玩，讓他坐上龍舟在園中的湖裡欣賞美景。康熙的第二子，也就是當時的太子，在會見結束以後，還邀請多羅到他的私家園林裡去看看。多羅很開心，感覺未來的皇帝也會繼續優容天主教。在去太子花園的途中，康熙派他掌管內務府的大皇子帶著僕人，又拿了幾套禮物過來，讓多羅再選一套給教皇帶回去。多羅選了一套黃色的瓷盤。「這個追加禮物的小細節，說明康熙對多羅當天的表現是滿意的。
第二天，康熙又派人把頭天說的關於禮儀問題的話，用文字形式強調了一遍，交給多羅，讓他帶回歐洲。康熙原話的底稿已經佚失，現在只有據傳教士留下的記錄把意思回譯為中文。康熙寫道：
五月二十日，聖上對多羅說過：昨天，你問過朕，是否還有其他未盡的事宜。朕後來想了想，也沒有什麼其他具體事要交代你辦，就是要你把朕的一個意思帶給你們教皇。在中國這裡，兩千年來，百姓都推崇認可孔子的說教。而從利瑪竇入華算起的兩百年來，特別是我在位的這四十幾年，西洋人在這裡沒有惹出什麼是非。但是如果有什麼新的東西出來，跟以前的成規有衝突，西洋人將很難繼續在中國立足。65
從耶穌會神父的記錄來看，多羅收到這份宣告後並沒有什麼大的反應。康熙也沒有繼續糾結中國禮儀這件事，第二天就出京打獵了。在打獵的途中，還下旨讓留在宮中的奴才赫世亨去問多羅，還有沒有上次進獻過的巧克力和多餘的西藥，有的話，讓他在走之前，再進獻一些。66在多羅離開北京前這段時間，康熙讓他的三兒子負責與多羅銜接，並讓御膳房給多羅送去些好吃的。「在7月10日這天，多羅還讓赫世亨轉告康熙，菜味道很好，他十分感謝。68
康熙面試顏璫主教
康熙真正開始認真思考中國禮儀之爭的相關問題，是在最後一次和多羅會談後。在會上，多羅告訴康熙，法國傳教士顏璫主教正在趕來北京的路上，他是中國禮儀問題方面的專家，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問他。其實多羅到北京以後，就知道耶穌會神父要問他中國禮儀問題，現在康熙也來問他，所以當知道顏璫來京的訊息後，多羅如釋重負，終於有人來幫他扛這個問題了。在多羅眼中，顏璫是回答耶穌會神父以及康熙疑問的最佳人選，最初禁止中國禮儀的觀點就是在福建的顏璫於1690年代提出來的，後來教皇禁止中國禮儀的條約也是基於顏璫的說法。所以，站在多羅的角度來看，顏璫是世界上解釋教皇禁約的最佳人選。
自從明代萬曆年間傳教士進入中國以後，如何把天主教引人中國就涉及各方面的具體問題。概括起來可以說問題來自兩個方面：一是語言，二是行為。語言就是翻譯，要把天主教的概念用中國的語言和能理解的方式表達出來。行為就是如何把天主教融入中國傳統的行為方式中，同時又要保持天主教的宗教行為方式。這些總結起來很容易，但操作起來卻是千頭萬緒。每一個具體問題，不同的傳教士都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從而引起爭議。比如天主教中的神（「deus」，也就是現在英文中的god）應該翻譯成什麼？這個問題就在天主教內部爭論了幾十年。最早傳教士利瑪竇決定把「神」翻譯為「上帝」，但後來有些傳教士又認為不對，應該翻譯為「天主」。還有傳教士早年認同翻譯為「上帝」，後來又認為這個翻譯是個錯誤。這個「神」的翻譯就是中國禮儀之爭中的一個重要問題。
1693年，顏璫作為福建教區主教，為了在他的教區內統一傳教士的思想，結束爭論，就在七個有爭議的問題上做了具體規定。其中第一條就是，停止使用「上帝」，而改為使用「天主」來翻譯天主教中的神；第二條是停止在教堂內掛「敬天」的牌匾；第三條指出前任教皇同意教徒參與祭孔子、祭祖的決定是基於不完整的資訊；第四條要傳教士勸說教徒停止參與祭孔子、祭祖活動；第五條，家裡要放祖先牌位的教徒，應該注意牌位上的字眼，比如牌位上的名字後如果有「神位」「靈位」的字眼，則把「靈」「神」去掉，僅保留「位」字；第六條，要求傳教士不能繼續在教徒中宣稱中國傳統文化與天主教義一致這樣的論斷；第七條，要傳教士減少利用中國古書來講解天主教教義。顏璫在他的福建教區釋出了這七條規定以後，就把規定發回了羅馬，要求羅馬裁決。差不多在顏璫之前四十年，教皇亞歷山大七世在1656年已經對部分中國禮儀問題做過批示。顏璫的七條規定相當於掀起了新一輪關於中國問題的爭論。這些問題當時之所以存在長期爭論，是因為背後有說不清楚的理論分歧。比如孔子的儒家到底算不算宗教？這在現在依然是有爭議的學術問題。祭孔儀式中的孔子是什麼角色？還有祭祖先的儀式中的祖先是什麼角色？在祭祀中，孔子和祖先有「神」的性質嗎？為了裁決這些理論問題，當時的教皇在羅馬成立了一個四人裁定小組。對於當時的天主教來說，中國是一個新的區域，羅馬處理這些教義問題是摸著石頭過河，很小心謹慎。為裁定相關問題，羅馬的取證和各方詢問的過程持續了近十年。最後的裁決報告，也顯示他們做了很充分的功課。比如，他們裁定中國的祭孔和祭祖儀式中，是有「神」存在的，引用的就是孔子《論語》中的「祭神如神在」這句話。羅馬的認定意見，總結起來就是中國傳統的禮儀活動中有宗教或者類似宗教的情節在裡面，不能視為單純的世俗活動。由於天主教的教義只允許信徒心中有一個神，那麼人教的信徒就不能再參與中國傳統活動中有宗教情節的部分。（見附錄三，顏璫關於中國禮儀佈告）。
中國禮儀之爭之所以會持續那麼多年，根本原因就是問題本身存在爭議，雙方意見都講得通。康熙在與顏璫會面前，專門抽時間看了顏璫的七條論斷。康熙看完後，和他周圍的奴才說，顏璫論述「淺薄」，但他也沒有認為其中有什麼大是大非的問題，總體來說，康熙是願意和顏璫會面交流的。긍
但讓多羅等所有人沒想到的是，顏璫在會見康熙時，把事情搞砸了，大大地激化了禮儀之爭的矛盾。最後也影響了多羅一生的命運，令他最後都沒能回到歐洲，客死在了澳門。
顏璫入京之前，主要在福建傳教。從1681年入華算起，他在中國已經二十幾年了。完全出乎康熙意料的是，見到顏璫後，康熙發現他的中文很差，基本不能交流。康熙在會面前，以為這個來華二十幾年的傳教士，中文水平應該和張誠、白晉神父差不多。這兩個神父1689年入京時，都還完全不會中文。但學了兩三年，中文滿文都過關了。顏璫的中文在康熙看來不是差一點兒的問題，而是基本不會。康熙在會見中，已經照顧顏璫是外國人，放慢了語速，但即使這樣，簡單交流到第三個問題，顏璫就聽不懂了，只好由康熙身邊的耶穌會神父來翻譯。當時跟在康熙身邊的是巴多明神父。巴多明神父1698年入華，比顏璫晚十七年。康熙又想這位顏璫神父是不是隻是口語不行，因而問他，認不認識大廳木頭牌匾上的字。牌匾上寫的是「華巖雲閣」四字，但顏璫只認識其中的雲字。1康熙徹底生氣了，問顏璫：「怎麼與你交流。你說也不會，寫也不會。算了，現在說的你也聽不懂。」72當然顏璫還是很尷尬的。對於康熙來說，這次會面讓他最氣憤的是，羅馬方面和多羅竟然說他是中國問題專家，而且羅馬對於中國禮儀問題的見解是基於顏璫的論斷。
康熙認為整個西方都被像顏璫這樣大字都不識的偽中國專家誤導了。作為中國的皇帝，他立馬認為他有責任派人到西方去闡明他的觀點，以正視聽。康熙在會見後第二天就下了兩份御旨。一份是給顏璫的，這是一份會見提要，說明他的中文很差。第二份是寫給多羅的，告訴他，顏璫沒有學問，叫他以後不要聽信顏璫的觀點。同時康熙擔心在中國的地方上，還有更多像顏璫這樣的傳教士。因而他要求多羅在南下離開中國的路上，不能巡遊各省，去單獨會見地方上的傳教士。康熙說如果多羅想要見地方上的傳教士，那就把他們召集到一個地方，一次性和他們見面。而且他還讓多羅轉告教皇，以後所有來華的傳教士，他都會仔細稽核，防止像顏璫這樣的人混跡在地方上。。73康熙在三個月後，正式要求所有在華的傳教士到北京接受稽核，通過了才能領取同意他們在中國傳教的信票。
多羅當然完全沒有想到顏璫覲見康熙會是這樣的結果。他離開北京的時候，自認為整個出使還是成功的。現在康熙決定要稽核每一個人華的傳教士，並要多羅把這個決定告訴教皇。根據當時送達這份御旨的奴才給康熙的反饋，多羅很猶豫要不要接這份御旨。74按照耶穌會神父的說法，多羅很生氣，不知道該怎樣把這個御旨帶回給教皇，多羅的翻譯畢天祥神父還安慰多羅說，就算教皇不滿意這個決定，想必也不會為難給他傳遞資訊的使節。多羅接受御旨時的情緒引起了康熙的懷疑，康熙擔心他不會準確地把自己的各種意思帶回歐洲。75取穌會神父早就懷疑和擔心多羅回到歐洲後會說他們的壞話，在《北京紀事》的序言裡，紀理安就寫道：
我知道歐洲將會出現各種對北京出使的記載。不過，我不會等到它們出現。我能做的就是把我的記錄寫出來，而且我寫的每個字都是真實並有據可查的。76
《北京紀事》儘管是紀理安編寫的，但是在北京的耶穌會神父都讀過，並且簽了名來擔保其真實性。他們都擔心多羅以及使團中的人回到歐洲後推出回憶錄，損害他們的名譽。因此耶穌會神父花了很大力氣來記錄整個使團在北京的大小事情，同時在很多有爭議的問題上，他們還附上了原始的證據。
康熙懷疑多羅是否會準確傳達他的意思，於是做了兩個決定：一是取消之前派赴羅馬的白晉使團。當時白晉和沙國安還在廣州等船。派白晉出使是當年1月做的決定，是康熙接見多羅後對羅馬的禮節性回訪。但現在情況有了變化，白晉帶出去的只有康熙準備送給教皇的禮物，代表不了他接見顏璫後要向教皇傳達的意思。同時，康熙的第二個決定是派出另外一個使團去羅馬，使節就是本書前言出現的紅票中提到的葡萄牙耶穌會神父龍安國和法國耶穌會神父薄賢士。這個使團除了向教皇闡述康熙的觀點以外，還有一個目的就是要讓歐洲廣泛知道北京所發生事情的來龍去脈。」兩位神父是在1706年10月17日離開北京的，而他們著手翻譯各種帶回歐洲的材料在9月4日就開始了，也就是說在多羅離開北京一週後他們就準備去歐洲的事了。78北京耶穌會神父得知康熙決定派出新使團後都很高興。」9除了康熙需要兩位使節帶去羅馬的各種材料以外，兩位神父還帶上了耶穌會神父最新寫出的《北京紀事》。80
康熙召回和新派使團的兩個決定，是寫在一個御旨上，讓他的奴才通知北京神父的。81從新派遣的使節選擇上看，康熙應該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選了一個葡萄牙神父、一個法國神父，這樣顯示出北京的傳教士無論國籍如何，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同時，他召回白晉使團給出的說法是，不知道多羅使團是否真是教皇派遣，需要先派人過去確認。當然，確認多羅真假，是康熙的說辭，傳教士早從各方面確認了多羅的身份。熟悉蒙古、滿人歷史的都知道，確認使節真假，是草原上傳統的外交說辭。這樣可以一方面把正在進行的任務停下來，同時又給未來重新啟動這個任務留下空間。
領票
康熙接見顏璫以後，發現原來還有這麼多在地方上的傳教士他完全不知道。像顏璫都入華二十幾年了，而且還在歐洲挑起了禮儀之爭，在會見前，康熙對他卻全然不知。因而康熙決定必須要管理來華的傳教士。按照紀理安的說法，康熙擔心還有更多像顏璫這樣的人在地方上。82在接見顏璫幾天後，康熙就告訴多羅，他未來要審查人華傳教士，而且他審查傳教士的決定是多羅造成的。因為是他把顏璫當作中國專家引薦給他的。康熙說他以前從來沒有查過來華的西洋人，在給多羅的信中說：
先來中國之舊西洋人等，除其修道、計算、天文、律呂等事項外，多年並未生事，安靜度日，朕亦優恤，所有自西洋地方來中國之教徒，未曾查一次。由於爾來如此生事作亂，嗣後不可不查，此皆由爾所致者。83
三個月後，也就是在1706年的12月，康熙決定像給僧侶發度牒一樣，給傳教士發認證的「票」。要領到這個票，傳教士需要宣誓遵守耶穌會神父利瑪竇定下的規矩，同時還要表示永遠留在中國。
對於康熙要求的這個「票」，以前的學者早就注意到了，認為這標誌著康熙開始限制天主教在華傳播，也是後來雍正禁止天主教的開端。當然，從教會角度看，領票確實是多出來的麻煩，某種角度上也確實限制了傳教士入華，但這並不表示康熙的目的是為了限制天主教的傳播。關於領票問題，有一點先要明確，就是康熙對於領票要求的核心不是改變，而是拒絕改變。康熙成長過程中，從南懷仁開始，一直都有耶穌會神父在他身邊，他從小就接受了儒家和天主教是相通的觀念，也就是說接受了耶穌會神父所說的利瑪竇規矩。他身邊熟悉的耶穌會神父也一直推崇利瑪竇規矩。突然，到康熙五十多歲的時候，一個連中文都說不流暢的人站出來告訴康熙，利瑪竇規矩是錯誤的，不符合天主教教義，這讓康熙難以接受。同時康熙突然發現原來在華的傳教士對他認為是常識的東西還有不同意見。這是康熙要求領票的背景，這也是為什麼康熙領票的核心要求是傳教士不要改變，保持已有的利瑪竇規矩。換句話說，康熙不是要改變而是要保持天主教在華傳播的原有方式。
從實際操作來看，康熙也完全沒有限制天主教的意思。反而他多次鼓勵傳教士來領票。有一次集會上，康熙像今天的銷售一樣，向傳教士推銷票的好處：
朕念你們，欲給爾等敕文，爾等得有憑據，地方官曉得你們來歷，百姓自然喜歡進教。84
康熙告訴傳教士領票的好處，這樣可以讓地方官和百姓知道他們的來歷。康熙這段話是在勸傳教士去領票，絲毫沒有限制他們的意思。而且在實際操作中，康熙讓他的奴才用《千字文》的順序對票進行編號，當時在華的傳教士全部加起來才一百來人。也就是說，康熙的票是準備長期發下去的。85
對於康熙的領票要求，北京耶穌會神父並沒有認為這是在限制他們。他們也領會到這個票是有很多好處的。第一，這個票確認了他們在中國的特殊地位。因為這個票是內務府發的，這就跟禮部發給其他宗教的度牒有本質區別。用耶穌會神父自己的話說，這個票其實附帶了很多「特權」。86而真正讓當時北京耶穌會神父煩惱的是，如何把分散各地的神父都召集到北京來領票這樣具體的操作問題。
不過領票問題後來確實演變成了天主教在華生死存亡的一個大問題。這是因為還在南京的多羅1707年2月以教皇特使的身份釋出了正式的諭令，反對在華所有傳教士去領取康熙的票，同時規定了應該如何處理與中國禮儀相關的問題。87多羅的諭令是這樣寫的：
我們忠於聖座的想法，忠於最近聖座和教宗克萊孟十一世的決定。我們知道這個決定，它是經過多年認真研究，詳細審議了長期以來擾亂著傳教士們的爭吵後作出的。
為了履行我們的職責，我們決定建議，公佈和建立一個明確的法規，以便使大家將來共同遵守。我們以全權代表的權威，制訂、命令、要求所有傳教士執行，不管是教區司鐸，還是各修會的傳教士們，甚至耶穌會的傳教士們都要照此回答我們所聽到的和要被問到的問題。
如果他們被問到有關中國傳統教導、法律、禮儀、一般習俗，他們是否同意這些東西，或者答允不攻擊它們，不在口頭上或書面反對它們時，他們都必須答覆如下：如果它們是和基督教法律相容的，或者可以與之合法及恰如其分地相符的，答覆是可以的，否則不行。
如果他們被問到在神律中是否有與中國傳統的教導的不同之處，他們必須回答：有許多不同。當要求他們舉例說明時，他們可以盡他們所能想到的，闡明算命，祭天、祭地、祭太陽、祭月亮，祭其他星宿和神靈等的意義。基督徒只能祭萬物的創造者天主，他們從天主那裡得到禍或福。
當他們被問到敬祭孔子和祖宗的焦點問題時，他們應該作如下回答：不行。我們不能奉獻這樣的祭品。我們不允許聽從神律的人們祭孔和祭祖。
同樣地，關於中國人習慣使用牌位以尊敬死去的祖宗，回答是：不行。
當他們被問到「上帝」或者「天」是否是基督徒的真正的天主時，回答：不是。
當他們被問到為什麼要這樣想時，他們應回答：因為這些事情和對真天主的真崇拜不相容，因為這個決定是聖座作出的，而在信仰領域內，聖座是基督徒的一貫正確的導師。
當被問到聖座決定是哪一天作出的時，他們可以說：眾所周知，這個決定是1704年11月20日發出的。88
多羅諭令以這樣一問一答的方式寫出來，很明顯就是針對康熙領票的要求。多羅同時申明教皇已經發布了禁止中國禮儀的旨令。多羅以教皇特使身份公開發出諭令，這就跟康熙領票的要求正面衝突上了。
康熙在1707年南巡中，就有五位傳教士告訴康熙他們私下都支援利瑪竇規矩，但是無奈不得不遵守多羅特使的諭令，因而他們不能去領票。康熙為此還兩次派他的兒子去和這幾位傳教士溝通，但五位傳教士沒有改變主意。康熙並沒有把這五人趕出中國，只是讓他們都去廣州待命，等待他派出去的使節回來以後再議。
康熙知道也理解傳教士面臨的二選一的窘境。在1707年3月，廉熙對著九位傳教士，說讓他們放心，他作為皇帝會幫他們、保護他們的，讓他們在領票問題上不要有顧慮。康熙原話是這樣說的：
你們領過票的就如中國人一樣，爾等放心，不要害怕領票。」
在寬慰傳教士的同時，康熙還讓閔明我神父寫信給多羅，讓他趕快離開中國，不要再生是非。閔明我起草好的信件，先交給康熙過目。康熙對這封信的批改還存世。我們可以看到，康熙改了幾個字眼。閔明我信中說，你的諭令把康熙惹「惱」了，康熙把「惱」字勾掉，旁邊改成了「怒」字（見圖5.1）。這可見康熙當時的心情。
當時的北京主教伊大任（bernardinodellachiesa，1664-1721）主張領票（第四章中票的實物圖就是他的），而且他還給出了十九條理由解釋為什麼傳教士不需要遵守多羅諭令。伊大任是獨立的天主教神父，他並非隸屬於耶穌會。他個人完全從宗教教義角度贊同耶穌會神父的觀點，因而他的主張在當時很有說服力。同時他又是北京的主教，所以儘管多羅發了諭令，大多數在華傳教士還是選擇聽從伊大任，申領了票。」根據現存內務府的一份名錄，在1707年5月，有四十八位傳教士領了票，有十三位拒絕領票後被驅逐出中國，同時還有五位傳教士的票屬於待定（領票名單見附錄二）。這五位就是前文提到的，因為多羅諭令而沒有領票，被康熙遣送到廣州待命的五位傳教士。
由於康熙用內務府發放這種票是史無前例的，地方官都沒見過，不能辨別其真偽，康熙讓禮部通過他們的渠道通知各地方。很快，地方上的傳教士也發現他們領的印票在當地是有用的。在地方官眼裡，這個票是內務府發的，相當於確認了這些傳教士是康熙府中之人。無論從康熙規定領票的初衷還是後來的實際操作上看，康熙要求領票其實跟今天開車需要領駕照相類似，目的是為了規範，而不是為了限制。
小結
民國時期，美國哈佛大學學者費正清在研究清代的外交中，提出了清朝的朝貢體系。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是20世紀40年代發表的總結清朝來華使團的論文，題目是《關於清朝的朝貢體系》。外要清總結了清代官方歷史文獻中的所有來華使團，他當時已經注意到，儘管清代的官方歷史對各種大大小小的入華使團都有詳細記錄，但教皇派到康熙朝的使團竟然在大清所有的官修史書中都未見記載。俄羅斯派往康熙朝入京的使團有三個，但其中兩個也都未見任何記錄。而這幾個未見記錄的使團在西方文獻中都很有名，費正清把它們單獨列入一張表格中，但他沒有能給出解釋，為什麼官修清史會出現選擇性的記錄和缺失。如果是因為別的原因，比如雍正不喜歡傳教士，所以把教皇派到康熙朝的兩個使團的記錄刪去了，那為什麼所有的大清官修史書中，又都記錄了教皇派到雍正朝的第三個使團？俄羅斯三次派到康熙朝的使團（1676、1693、1720）也是這樣，其中第一次1676年的使團在清官修史書中有記錄，而後面兩次就沒有任何記錄。如果是有什麼我們後人不知道的原因，又為什麼只刪除後面兩次，而保留第一次？
我們知道了康熙接待多羅的各種細節以後，原因就一目瞭然了。沒有記載並非後人的刪除，而是因為康熙從一開始就把接待教皇使團當作他的家務事在操辦，從頭到尾都沒有讓朝廷部門經手。在康熙的安排下，整個過程都是他的內務府在一手操辦，所以整個接待就不是外交活動了，而是他的家務事。因為是家務事，朝廷的史官自然就沒有參與，也就沒有留下記錄。同樣的原因，雍正在1725年接待教皇來使的時候，全程都交給了禮部在辦理，屬於朝廷接待，整個過程朝廷的史官都記錄了。俄羅斯使團也是這個模式，第一次使團是禮部接待的，所以有記錄，而後面兩次都是康熙的內務府承辦的。
康熙與耶穌會神父之間的關係決定了康熙接待教皇來使的各種安排。康熙在朝廷上是皇帝，而在他的家中，按照滿人的傳統，他是主子。他自然要照顧長期在他家庭圈子中的傳教士。按康熙對傳教士說的話，他同意接待多羅，是看在「豢養爾等多年」的分兒上。「豢養」二字在中文中是養家畜時使用的詞語，特別是「豢」字，最早是用來表示餵豬（豕）的。滿人主奴關係下，最早奴才和動物是一樣的，主子負責奴才的吃喝，像養動物一樣養奴才。在這個特殊的語境下，「豢養奴才」這樣的表達才大量使用。
最後康熙決定用內務府把多羅使團當成私人關係接待，接待中吃吃喝喝，都是很典型的滿人主子宴請待客之道。多羅後來慢慢明白了康熙和耶穌會神父之間的關係後，很無奈，因為無論他和康熙說什麼，耶穌會神父都要按照他們的想法給康熙分析一遍。多羅在一封信中說道：「耶穌會神父在寶座的背後，為了他們的自私想法，誤導著皇帝。」92
康熙對耶穌會神父的信任，從中國歷史上來看都是很不尋常的。比如他決定派遣使節到歐洲，選派的人員都是聽他周圍耶穌會神父推薦的。其中的薄賢士沒有在康熙身邊當過差，康熙只是看過他寫的對中國禮儀問題的論說，就決定選派他代表自己出使。薄賢士自己都有些意外，在謝恩中特別感謝康熙的信任。93康熙對待耶穌會神父的一切都是基於他和這些神父長久以來的私人關係。這和禮儀問題和天主教教義都沒有多大關係。他容納天主教也好，接見多羅也好，都是看在他周圍神父的面子上的。所以只要他和這些神父的關係不變，他對天主教的態度也不會有大的變化。對於多羅來講，他的出使在最後階段失敗了，他入華的所有目的都沒有達到。但是對於耶穌會神父和康熙來說，與羅馬的交流才剛剛開始。康熙派出的兩個去羅馬的使節帶著希望出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