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年2月7日，多羅在南京釋出了教皇特使諭令，公開反對康熙的領票要求，阻止在華傳教士去領票。在華洋人沒料到多羅會這樣公然反對康熙，紛紛寫信給北京的神父，希望他們從中調停，以免龍顏震怒。2
說來也巧，這年春天，資格最老、在康熙身邊已有三十四年的葡萄牙神父徐日升（1673年入京）得了頭痛病，病得很厲害，他在信中說，他的頭痛病好不了就是和多羅有關。3在康熙身邊二十幾年的安多神父（1685年入京）這個時期也病了，說自己病重到信都寫不了了。4如果說這兩位神父可能是裝病的話，那麼假不了的是53歲的張誠神父突然在3月份去世了。張誠1688年入京後就一直跟在康熙身邊。無論是奔襲塞外還是南巡，康熙都把張誠帶在左右。由於張誠和多羅都是法國人，多羅在京的時候，他是接待多羅的主要負責人。多羅走後，他也就成了多羅問題的責任人。張誠在去世之前並沒有什麼基礎疾病，直到頭一年12月，他都還忙著處理多羅入華後的很多遺留問題。但他的死很可能與多羅有關。因為張誠死後有一點很不尋常，就是康熙沒有任何表示，沒有給他舉行葬禮，一句慰問的話、一兩銀子都及給。翻看歷史就很清楚，康熙對傳教士很照顧，根據親疏遠近，摩熊多少都會對死去的傳教士有撫卹。張誠做過康熙的老師，後來又能年跟在康熙身邊。一直到他去世前幾個月，他都還在康熙身邊。他突然去世，而康熙沒有任何表示的最大可能，就是康熙這段時間正在問費張誠，他很可能是處於極大的壓力之下再加上得病才去世的。
最早在是否要接待多羅這個問題上，北京耶穌會神父內部是有分歧的。作為法國耶穌會神父的負責人，張誠主張接待，反對的葡萄牙神父們後來讓步了。」多羅入京後，和葡萄牙神父的負責人徐日升之間有很大矛盾。按照德國耶穌會神父的記載，多羅在眾多神父在場的情況下，公開羞辱了徐日升神父。說他到中國後根本不是個神父，就是個藝人（artisan），還反問徐日升：你到中國是「用手傳教」的嗎？徐日升神父和康熙私交很深，他也確實讓康熙喜歡上了西洋音樂。後來康熙的內務府中還有西洋交響樂隊，彼得大帝的俄羅斯使團1720年到訪北京時還聽過這支樂隊的演奏。康熙組織編撰的音樂著作《律呂正義》有一卷專門講西方音樂知識，就是徐日升神父寫的。站在徐日升神父的角度，他是希望用他掌握的音樂知識來接近康熙，從而換取康熙對天主教的優容。被多羅當著眾多神父的面說成藝人，他是很委屈難過的。因為在天主教語境中，「藝人」類似於中文裡的「戲子」。雖然當時歐洲整體並沒有歧視藝人，但是在宗教環境中，把一個神父說成藝人有很大的羞辱意味。北京傳教士大多同情徐日升神父，因為他們理解徐日升神父的不得已和委屈。」
多羅是教皇特使，在教會內部級別又高過北京耶穌會的神父，所以他面對耶穌會神父時態度居高臨下，說話也不客氣。他在責罵徐日升神父的時候，法國、葡萄牙等多國神父都在場，平時說法文的多羅，直接用所有神父都能聽懂的拉丁文對著徐日升神父開罵：「你，你，你，給我站起來，你有罪，沒有資格坐下⋯⋯"這樣的場景在耶穌會神父的《北京紀實》中被記錄下來，用來反映多羅對北京傳教士的傲慢。在北京，多羅唯一要給一些面子的耶穌會神父就是張誠。張誠在許多問題上也勸過多羅。多羅離開北京後，張誠也盡其所能地收拾多羅留在北京的爛攤子。顏璫覲見康熙後闖了禍，張誠撥出專款，給顏璫做路費，幫助他趕緊離開中國回歐洲。後來，一直很反感多羅使團、當時負責內務府的康熙大皇子，又發現多羅的翻譯畢天祥神父在四川還有官司沒解決，張誠又出面各方打理疏通。張誠在1706年12月給當時在南京的多羅寫了封長信，告訴他離京後留下的各種麻煩事。也是在這封信中，張誠告訴多羅康熙將要實行領票。現在看這封長信，張誠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跟多羅說他留下的麻煩已經夠多了，現在康熙皇帝又開始要求領票了。」潛臺詞是勸多羅趕緊離開中國。但張誠完全沒有料到，多羅後來會公開反對傳教士去康熙那裡領票。這樣一來，他就變成了給多羅通風報信的人。張誠受過康熙很多恩惠。康熙北出大漠，追擊噶爾丹都帶著張誠。張誠留下了詳細的日記。從中可以看出，康熙隨時都把他帶在身邊，他記錄下了康熙接見塞外蒙古各部落的瞬間。很多接見現場，連跟出去的朝廷史官都沒有機會參與。還有很多他和康熙的談話，可以說都是朋友之間的對話。所以當多羅諭令發出來，他被劃到多羅一邊後，於公於私，張誠都很委屈，百口莫辯。當然，也沒有直接證據證明張誠的死和多羅相關。但是康熙在張誠死後，對他這個鞍前馬後十幾年的老熟人，沒有任何表示，就足以說明問題。張誠死前面臨的壓力可想而知。
面對多羅的諭令，幾個月來一直稱病不出的一位老神父出面了，他就是68歲的閔明我。閔明我也是耶穌會神父，他1671年人京後做南懷仁的助手，在欽天監裡當差。由於閔明我有朝廷官銜，這在天主教內部是一個很有爭議的問題，所以多羅入京以後，閔明我一直避免和多羅有任何接觸。1707年3月底張誠死後，徐日升和安多也都病重，閔明我作為北京神父中的元老，4月不得不出來收拾殘局。簡單來說，閔明我神父處理多羅問題的策略就是把多羅和教皇區分開來，向康熙解釋多羅有問題是他個人的問題，他的觀點不能代表教皇。4月27日，康熙身邊的奴才赫世亨和趙昌稟報康熙，他們給閔明我帶去口諭，命他寫信給多羅。閔明我告訴赫世亨和趙昌，他們傳教士已經多次寄信給多羅，他都不聽；而且多羅還警告說要向教皇告他們的狀。閔明我還講，他們每次寫信都是好言相勸，但這樣多羅反而以為他們怕他。閔明我的原話是：「以和語寄信，爾似乎以為我等懼怕於爾。」閔明我彙報給康熙，說不要再理會多羅了，應該直接聯絡教皇，康熙表示同意，這樣康熙也就在多羅這個問題上翻篇了，不再繼續和多羅糾纏，只是讓廣東官員運作，聯絡澳門的葡萄牙人把多羅軟禁在了澳門。
康熙和北京耶穌會神父大概都沒有想到，他們派去歐洲的人，一去十多年都沒有訊息回來。一直要到1720年，才等來教皇的第二支赴華使團。從康熙1706年派葡萄牙耶穌會神父龍安國和法國耶穌會神父薄賢士去歐洲算起，康熙等了十四年。這期間康熙早年身邊信任的傳教士都先後去世了。除了前面提到的1707年去世的張誠神父，徐日升在1708年，安多在1709年，閔明我在1712年先後離世。被軟禁在澳門的多羅也於1710年過世。
康熙不厭其煩地和歐洲溝通，表面上好像一波三折，但內裡恰恰反映出康熙對歐洲的耐心和對北京神父們的關心。本書反覆提到的紅票，就是康熙在這等待中發往歐洲的尋人啟事。康熙和所有人並沒有不同，當一個人不厭其煩地幹一件事的時候，往往是有原因的。我們需要了解的是其不厭其煩的動力。而且當我們細察康熙和教皇第二使團的交往以後，我們就會發現康熙對教皇第二使團很滿意，根本就沒有過禁止天主教的想法。雍正後來要禁教，並不是康熙的意思。10
十四年的等待
教皇的兩個人京使團，當事人和後來的史家都有提及，從不同角度都有記錄。但是康熙等待第二個使團來華的十四年卻無人關注過。康熙在這十四年中，對他派出的使節有過無數次的關心和掛念。這些關心和掛念，單獨看只是一句問詢，一個小舉動，但把他一次次詢問彙集到一起，就是十數年的堅持。本書中出現的紅票，就是康熙掛念他使節眾多舉動中的一個。教皇派出的第二個使團是對康熙十多年等待和掛念的一個正式回覆。
多羅離開北京不久，1706年10月17日，康熙派出葡萄牙耶穌會神父龍安國和法國耶穌會神父薄賢士代表他出使羅馬。1707年1月，薄賢士在廣州登船後，給北京的閔明我神父寫了一封信，說他們二人已經登上了一艘堅固的大船，船上的水手對他們很好。他讓閔明我神父轉達康熙，讓康熙放心。這是二人留給康熙的最後資訊。二人選擇了穿越太平洋，從美洲返回歐洲的航線。他們抵達巴西后，在8月7日給羅馬耶穌會總會長寫了封信，告知二人即將返歐，並且通知會長二人將先分別回到自己的國家，然後再到羅馬會合。」二人在巴西，為了分散旅途中沉船的風險，分別登上了兩艘不同的船去歐洲。但不幸的是，在1708年1月，兩艘船都在途中遇到海難沉沒了。12
在兩位神父離開北京後的第二年秋天，也就是1707年的秋天，康熙就開始打聽二人的訊息了。根據現存的滿文奏摺，康熙派他身邊的奴才去問了閔明我，閔明我回答他什麼資訊都沒有收到。13因為1707年春天多羅宣佈了諭令，又發生了許多事，加上還沒有收到前次使節的訊息，康熙決定再派兩位使節去羅馬，更完整地傳達他的意思。這次康熙派出的是耶穌會艾若瑟和陸若瑟二位神父出使。二人於1707年10月27日離開北京去往澳門，他們在1708年1月14日登上了一艘葡萄牙的船，從印度洋線路前往歐洲。這次行程中艾若瑟還帶上了他的中國弟子樊守義。樊守義在歐洲待了數十年，後來回到中國，一直到乾隆中期去世。身後留下了《身見錄》，記載了他的歐洲行程。
艾若瑟一行於1708年9月抵達葡萄牙里斯本，葡萄牙國王接見了他們。1709年2月艾若瑟抵達羅馬，並見到了教皇。教皇沒有同意艾若瑟關於中國禮儀的意見，堅持他之前禁止中國天主教徒參與中國傳統禮儀活動的決定。同時，教皇讓艾若瑟留在歐洲，不要返回中國。14
艾若瑟一行在歐洲的行蹤，康熙並不知道。不過康熙沒有忘記他派出去的兩個使團。在1708年8月的時候，康熙派人去問北京的神父們，怎麼這麼久他們都沒有到康熙處報告和請安。正常情況下，7、8月份是西洋帆船乘著季風到來的時節，所以康熙這時候專門派人去問詢。閔明我彙報說，他確實早就準備給皇帝請安了，但他在等訊息，希望有了使團確實的訊息以後，一併向康熙奏聞。閔明我還補充說，現在正是西洋船來華的時節，就算他不能收到兩個使團的來信，也會多多少少從其他渠道得到一些關於兩個使團的資訊。15閔明我的回答說明康熙一直在期盼訊息，而且這種期盼給了閔明我很大壓力，以至於他都在迴避向康熙請安了。一個月以後，1708年9月23日，閔明我不得不上報康熙，被他派出去測量長城、繪製地圖的法國傳教士白晉從馬背上摔了下來。在彙報完這件事後，閔明我在末尾提到他還是沒有收到兩個使團的訊息。16
等了兩年什麼也沒等到，康熙在1709年春決定增加資訊收集的渠道。在4月份，也就是西洋船到來之前，他通過朝廷的官方渠道，下旨給江西、福建的巡撫，以及兩廣總督，讓他們留意西洋過來的包裹和信件，有新的發現立刻上奏。下給這幾位封疆大吏的諭旨都是中文寫的，內容基本也是一樣，分別發給了他們。」這幾位封疆大吏收到諭旨的時候，應該都比較驚訝，不知道為什麼康熙會突然讓他們關注西洋來信來物，而且諭旨又沒有明示到底要關注西洋來的什麼，幾人也不知道該怎麼回奏。幾位封疆大吏不知是否私下聯絡過，但他們的反應都是一樣，猜康熙所謂的西洋物品是西洋紅酒，於是都到自己管轄地區去找西洋人要洋酒，然後又把洋酒派人送到北京進獻給康熙。18到這年8月的時候，康熙還是什麼訊息都沒有。他又派人去問北京傳教士，但他們也沒有收到任何資訊。19
1710年3月，康熙通知兩廣總督，讓他關注所有將要來華的西洋船隻，一有訊息，迅速奏聞。208月，兩廣總督稟報多羅去世。21康熙在回兩廣總督的摺子上，讓他繼續關注西洋來船，有信件和訊息都迅速奏報。221711年夏天，康熙還是沒有收到任何訊息。於是又幾次派人去問北京傳教士，仍然未果。23
1712年8月，康熙終於等到了訊息。距離使節離開北京已經六年。葡萄牙人蘇霖神父（josédesuarez，1656-1736）上奏康熙，他從歐洲朋友的來信中得知艾若瑟見到了教皇，人現在還在羅馬。同時蘇霖神父還解釋說，這是他剛剛得到的最新訊息，這封信所在的葡萄牙大船在人華途中耽擱了。蘇霖專門解釋這個細節，是因為不久前康熙才派人問過北京傳教士。儘管蘇霖解釋了，康熙還是不相信，認為這些神父有意隱瞞。24好在兩天後，康熙收到一封沿海官員的奏報，奏報中也提到了蘇霖神父說到的大船，也說這條船延誤了。25這樣康熙才相信了傳教士的話。10月1日，蘇霖神父再次上報，他又收到一封信，也提到艾若瑟已經到了羅馬。信中還說，葡萄牙國王接見過艾若瑟，而且還派遣了使臣去羅馬，勸說教皇不要聽信多羅的話。금
康熙收到這些訊息後，也算一塊石頭落地，好歹終於有使節到了羅馬。這之後，康熙開始等待使節迴歸了。兩年前，也就是1710年，廣州巡撫範時崇奏報過，他從澳門人那裡聽說，康熙派出的龍安國和薄賢士已經沉船身亡。範還請旨康熙應該如何處理當時軟禁在廣州的幾位神父。那幾位神父是康熙交給範時崇，讓他等龍安國和薄賢士回到中國以後再發落的。康熙告訴他，什麼都不要變，繼續照看那幾位神父，等待他派出去的第二個使團迴歸。27不過，康熙對兩位神父去世的資訊持懷疑態度，他們的死訊當時也無法證實真假。康熙交代沿海官員繼續查證。後來1718年另一位巡撫上的摺子中提到他從西洋人那裡得到資訊，龍安國和薄賢士二位神父確實已死亡，驗證了範時崇的報告。28
1712年以後，現存的奏摺中開始有不少沿海官員上報西洋人和物的摺子。以前都不知道為什麼沿海官員這時期突然開始定期報告西洋來船和物了，這都是因為康熙掛念他派出去的使節的緣故。29特別要注意的是1708至1712這幾年，是康熙人生中比較艱難的幾年。這一時期正是康熙被太子廢立問題搞得焦頭爛額的時候。1708年康熙廢太子，1709年又復立太子，1712年再廢太子。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康熙在百忙之中，被家庭內部問題搞得心煩意亂之際，還惦記著他派去歐洲的神父們。這些彙報西洋人事的奏摺為後人提供了很多有用資訊。比如著名的宮廷畫師，後來一直活躍到乾隆中期的耶穌會士郎世寧，他的入華訊息最早就是廣東巡撫1715年彙報給康熙的。30
康熙發給歐洲的公開信
1715年3月19日，教皇重申了1704年他簽署的關於禁止天主教徒參與中國禮儀活動的諭令。教皇知道他的諭令發出去了十年，相關的爭論還在持續。他進一步確認之前的決定，希望這樣能夠平息爭端。31一位英國船長在1716年8月來華貿易的時候，把教皇關於中國禮儀的決定全文帶到了中國。32康熙從北京耶穌會神父那裡看到了該決定的翻譯。康熙很氣憤，認為他派出去的人都沒回來，而且他已經等了近十年，不能就這樣接受一份隨便抄來的教皇決定。於是康熙決定主動出擊，既然等不回他的使節，他就昭告天下。本書所寫的紅票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
康熙讓內務府印刷的紅票，是一封讓往來的西洋船隻帶回歐洲的公開信。這封公開信上有漢文、滿文、拉丁文三種文字。由於印刷的墨色為硃砂紅色，歷史上又稱「紅票」。紅票交給廣東官員，讓他們分發給所有「有頭面」的西洋人，讓他們帶回歐洲。同時，康熙也把紅票交給俄羅斯的往來官商，讓他們也幫忙傳遞給歐洲。
紅票的全文如下：
武英殿等處監修書官伊都立、王道化、趙昌等，字寄與自西洋來的眾人。我等謹遵旨於康熙四十五年已曾差西洋人龍安國、薄賢士，四十七年差西洋人艾若瑟、陸若瑟，奉旨往西洋去了。至今數年，不但沒有信來，所以難辨真假。又有亂來之信，因此與鄂羅斯的人又帶信去，想是到去了。必竟我等差去人回時，事情都明白之後，方可信得。若是我等差去之人不回，無真憑據，雖有什麼書信，總信不得。因此，唯恐書信不通，寫此字，兼上西洋字刊刻，用廣東巡撫院印，書不封緘，凡來的眾西洋人，多發與帶去。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七日。
康熙紅票的內容沒有講道理，也沒有表明他任何觀點，只是簡單陳述一個事實，就是我派了人出去，但都沒回來。康熙發出這封信的時候，其實已經知道派出去的四個人中有三個已經去世了。四個人的名字一起點出來，就是要教皇給個說法。
康熙紅票中玩的這個計策，他早年就用過。在與噶爾丹汗交戰時期，康熙從一個俘虜那裡得知達賴喇嘛早已圓寂多年，統治西藏的桑傑嘉措卻一直對大清隱瞞這個訊息。康熙當時不願意跟西藏方面把關係鬧僵，這樣很難收場。康熙在他的使節離開北京前，秘密跟使節交代，去了西藏不要質問達賴去世的訊息，只需要堅持和達賴會面，看桑傑嘉措怎麼說。33康熙紅票就是這樣，把四個人的名字都寫出來，要教皇給一個交代。紅票的內容是康熙用滿語口述的，漢語是他身邊的奴才翻譯的。文字沒有經過康熙的內閣大學士潤色，完全是口語，而且細讀還不通順。這也說明康熙一直堅持他跟羅馬的聯絡是他的私事，不把朝廷裡面的人牽涉進來。
紅票傳到歐洲以後，確實給教皇帶來了很大的壓力。艾若瑟回到歐洲，各國的教會內部早有耳聞。紅票讓歐洲知道原來艾若瑟是康熙皇帝的使節。這讓教皇在道德層面很難堪。當時18世紀的歐洲已經很開明，攔著別國的使節不讓回去是不可接受的。教皇在1717年收到紅票後，趕緊召見了艾若瑟，讓他回去覆命，並讓他用身體原因為藉口解釋為什麼這麼多年沒有回去。34艾若瑟走後，教皇迅速籌備了第二個赴華使團。教皇準備了一封長信讓使團帶給康熙。這封長信除了官方問候文字，還用了很多筆墨向康熙解釋四位使節的遭遇。35
對於康熙來說，紅票達到了預期的效果。艾若瑟被允許回大清，同時教皇又派了第二個使團親自來解釋。不幸的是，艾若瑟病逝在回大清的船上。他的漢人弟子樊守義守著他的棺材一起抵達廣州。廣東巡撫向康熙報告了樊守義的迴歸。康熙看完報告很疑惑，命令巡撫詳查樊守義，因為康熙懷疑艾若瑟是在路上被害死的。但是，巡撫嚴查以後，並沒有發現艾若瑟之死有可疑之處。康熙還是不相信，後來見到教皇的使節，還當面發火說道：「中國所使之人，一字不回，都暗害殺死。」36
康熙的耐心
康熙皇帝文韜武略，南征北戰，是世界歷史上都赫赫有名的君主。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康熙都完全可以按照他的想法決定傳教士、天主教以及禮儀等眾多問題。他完全有權力這樣做，根本不需要和歐洲任何一方囉唆。但在與羅馬的溝通上，康熙顯示出了非同尋常的耐心。就連到京的俄羅斯使團也看出了這個問題，很驚訝為什麼康熙大帝會有耐心跟天主教爭辯這些理論問題。俄羅斯彼得大帝派使團1720年11月9日入京，比教皇使團早二十五天。兩個使團到北京後都互相知道，康熙還一起接見過雙方使團。雙方也都用北京的傳教士在做翻譯，兩邊使團成員私下也有往來。俄羅斯的隨團醫生約翰·貝爾（johnbell）是蘇格蘭人，在他的旅行遊記中就記錄了康熙參與中國禮儀問題的爭論，而且還評價道：
從任何角度來審視，一個異教的皇帝有興趣參與到天主教內部的紛爭中去都是一件很奇怪的事。37
約翰·貝爾解釋說中國禮儀問題的爭論是天主教內部的耶穌會和多明我會兩邊的爭論。他作為基督教新教徒都沒有興趣瞭解，因而很驚訝康熙會有興趣摻和進去。西方研究康熙的權威、耶魯大學的史景遷教授，在1990年代一次關於「中國禮儀之爭」問題的研討會上，也對康熙參與到爭論裡面表示很疑惑。史景遷這樣評價道：
簡單來講，康熙完全可以把所有中國禮儀相關的爭論都當成無稽之談，那麼這樣我們也就不會在這裡（開這個會）了。或者，他就堅持他自己的想法，無論想法是什麼，他都可以堅持。他有權力這樣做。他完全可以把一些傳教士趕出中國。但他沒有這樣做，而是選擇參與、爭論、勸解，有時候還要發火。他真的很投入地在參與。38
史景遷認為康熙的參與不同尋常，他完全可以簡單粗暴地處理這個問題，但他沒有。那為什麼康熙會耐著性子參與到這場耗時耗力的爭論中去呢？
流行的說法是康熙是要捍衛中國文化，要從道理上說服西方。前人有這樣的看法也不奇怪，因為一直以來，北京耶穌會神父就有意要把康熙塑造成文化捍衛者的形象。他們希望這樣羅馬教廷可以看在康熙皇帝的權威上有所讓步。在歐洲的文化傳統中，耶穌會神父把康熙描繪成文化捍衛者，完全吻合歐洲對東方開明皇帝的想象。他們自己心中的偉大皇帝就應該這樣。3因此，耶穌會神父對康熙這樣的人設塑造在歐洲很成功。康熙身邊的樂師、遣史會派到中國的德里格神父（teodoricopedrini，1671-1746）就反覆說過康熙不像耶穌會神父說的那樣，他是可以接受不同意見的君主，而且完全有可能接受教皇對中國禮儀的禁約。在德里格之前，多羅根據自己和康熙的接觸也說過相同的話，認為康熙是有可能接受禁約的。多羅認為，之所以康熙不能接受，是耶穌會神父從中作梗，誤導康熙。多羅寫過信直接點明這一點。「但是，歷史是後人根據自己的理解書寫的。無論是多羅還是德里格，他們留下的資料、信件，在後人看來，都有很多偏見，不夠客觀。最主要的是，他們的文字完全沒法和耶穌會神父留下的記錄做比較。耶穌會神父對事件做的記錄，都是絲絲入扣，各種材料互相印證，讓人無從反駁。「2這也是為什麼後世基本都相信耶穌會神父們的記錄的原因。
但一些新出現的漢文、滿文奏摺，說明康熙確實如德里格、多羅所言，是有可能在中國禮儀問題上接受不同意見的。1715年，德里格給康熙上過一封漢文密摺，摺子開頭就希望康熙保密，不要把摺子內容透露給他身邊的奴才，因為那些奴才都是站在耶穌會神父一邊的。「3德里格的摺子的核心是向康熙說明為什麼那麼多年都沒有他兩個使團的訊息。按德里格的說法，是耶穌會神父有意遮蔽了歐洲過來的訊息。德里格在這封摺子中向康熙講了教皇禁約的大概內容，同時告訴康熙歐洲所有天主教修會都表示遵守教皇禁約，而且特別點出在羅馬的耶穌會總會長都已經明確表示了要遵守教皇禁約。德里格告訴康熙，中國地方上的耶穌會神父早就收到了羅馬發來的教皇禁約，但是以紀理安為首的北京耶穌會神父阻止教皇禁約在中國流傳。這就是為什麼所有在華西洋人都知道了新傳來的禁約，而沒人稟報給康熙的原因。為了說明耶穌會神父的霸道，德里格還提到了西洋人羅若德。441712年羅若德在澳門上交給廣東巡撫一封教皇寄給多羅的信件，那時多羅已經去世，他就轉給大清朝廷。德里格說，在澳門的耶穌會神父知道羅若德把信給廣東巡撫後的當天晚上，就逼著羅若德登上了一艘離開澳門的船。
儘管德里格的奏摺中很多事的真假無法查證，但他所說的羅若德一事是有據可查的。1712年10月11日，廣東巡撫滿丕上了一封滿文摺子，轉交了羅若德的信。滿丕在摺子中還說，他收到羅若德的信後，專門去找廣州的神父們鑑定過，廣州的神父說信確實是教皇發出的。45
除了封鎖歐洲的訊息以外，德里格還說耶穌會神父打著康熙的名義警告歐洲不要亂髮訊息入華。其中一封郵寄到歐洲的信，耶穌會神父是讓康熙身邊的奴才趙昌簽字的，讓歐洲不要把有關禁約的內容發到中國來。趙昌其實在歐洲的教廷那邊已經小有名氣，因為一直是他在替康熙打理所有跟西洋人有關的事務。當然，可以想象，康熙對德里格反映的事情應該是半信半疑的。一方面，德里格所言部分地解開了康熙長期的疑惑，為什麼他的使節出發近十年，一點資訊都沒有發回來。另一方面，康熙也知道德里格和耶穌會神父是有矛盾的。康熙看完德里格的摺子，並沒有大的舉動，只是吩咐把摺子轉給他的兩個兒子看。
最能反映康熙真實想法的是他私下的談話。康熙雖然表面上堅持天主教和中國傳統文化互通，不矛盾，因而天主教應該允許中國禮儀相關的活動。但私下康熙很清楚天主教教義和中國傳統儒家有很多不相通之處。他表面上堅持的觀點，並不是他內心的真實想法，不過是為了在天主教世界繼續中國禮儀活動而硬著頭皮堅持的。1711年6月，康熙還在翹首等待他的出訪使節回覆的時候，耶穌會神父白晉把他新寫的《易經》註解拿給康熙過目。康熙看後很著急，下旨讓他身邊的奴才把所有在京的耶穌會神父叫到一起，告訴他們：
覽白晉所寫一文，其中引語多為繁雜。日後若有顏璫、劉應一類人物出來，則必款款皆難解釋。若不從今日起有所謹慎，朕亦無法解釋或說明。所有西洋人應當共同商議為妥，決不可輕忽。46
顏璫就是反對天主教徒繼續參與中國禮儀活動的核心人物，康熙和他的會面上一章已經講到過。劉應（claudedevisdelou，1656-1737）是法國耶穌會神父，他是法國國王選派，當年和白晉、張誠一起最早入華的五位法國傳教士之一。康熙接見過他，也知道他。劉應在中國待過一段時間，學習了中文以後，強烈反對天主教徒參與傳統中國禮儀活動。他是持反對意見中很有名的一位，也是對中國文化比較瞭解的一位。所以康熙這裡特別提到了他。
《易經》儘管是儒家六經之一，可以看作是哲學書，但說到底，這是一本傳統占卜的經典。特別是裡面的卦象卦圖，這些和天主教教義是有根本衝突的。康熙很明白這一點，因此很著急，告訴北京傳教士，要是你們寫的這些《易經》的書落到了顏璫、劉應手中，這還怎麼解釋天主教和中國傳統文化不矛盾？所以康熙對傳教士說，如果你們這樣寫書，「朕亦無法解釋或說明」。康熙說這句話，並不是他過於小心，而是他已經有過切身體會，要論述天主教和中國傳統文化互通是不容易的。當年他和多羅會見的時候，多羅舉出儒家主張為父報仇，而天主教不允許的例子，康熙就已經覺得不容易辯駁了。康熙明白，要是對方再把《易經》中的東西翻出來，那就更沒有辦法繼續了。這也是康熙為什麼要把北京全部傳教士召集到一起，親口警告他們的原因，而且還叮囑他們「不可輕忽」。
儘管這段滿文諭旨說的是讓傳教士小心，但這最直接地反映了康熙的真實想法。康熙知道也明白中西不調和之處有很多。從歷史的角度看，康熙是一位很務實的君主，他一生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堅持。作為一個國土同時橫跨中亞、東亞的君主，他當然清楚各個文化有不同之處。佛教、藏傳佛教、道教等哪一個宗教都和儒家傳統學說有衝突矛盾的地方。康熙也不會天真地以為儒家和天主教教義是相通的。所以耶穌會神父筆下那個要捍衛文化傳統的君主只是他們理想中的康熙，真實的康熙是一位現實的、沒有文化偏執的皇帝。
那麼到底又是什麼原因使康熙能不厭其煩，耐著性子和歐洲保持聯絡呢？這正反映了康熙是個世故圓滑的皇帝。因為那時的康熙急需歐洲人和他們的技術。這種需求在當時是很現實的，無法以其他方式替代。耶穌會神父在康熙年輕時給他介紹了歐洲的文化技術，康熙知道的越多，對歐洲文化技術的興趣就越濃，需求也越大。康熙在1700年以後，不止一次通知南方口岸的官員，注意發現歐洲過來的有真本事的洋人。後來，遇到有技術的西洋人，廣東的官員自己就摸索出了一套方法，來鑑定這些人是否有真本事。擅長繪畫的馬國賢神父和擅長音律的德里格神父，都是廣東官員先面試過一輪後，再奏報給康熙的。德里格神父還記錄了他第一次見到康熙，康熙面試他音樂知識的場景：
他（康熙）把翻譯叫到寶座附近，再把我叫過去，就開始「考試」了。他先問我是否帶來跟音樂相關的新東西。我回答說我有自己創作的新曲子。然後，他又問我創作中是否用了一些新方法，問我是否使用哆、來、咪、發、唆、拉音符來譜曲。我回答說我使用了。他問我是否會在「拉」之後新增「西」（這是法國教授音樂的方式），或者說有沒有不用「西」這個音符的其他方法。他說的這個其他方法指的是義大利方法，在「來」這個音中有上升突變，在「拉」中有下降突變。我回答說使用哪個方法對我來說都是一樣的，我用義大利的方式舉例講解了其中的變化。他問我是否會用哆、來、咪、發、唆、拉音符唱曲。我說我嗓子不好，唱起來不好聽。儘管如此，他還是讓我試一試。他開始唱起來，我跟著他唱，他很滿意。然後他問我是否知道縮短的音符，像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三十二分音符。翻譯遇到了一些困難，他們只好用手來比劃。我其實已經明白了問題，但還是等他們解釋。然後我回答說，我不僅知道這些音符，而且還知道它們的用處，知道沒有它們很難寫出好的曲子。他問我是否知道升音符（sharp）和降音符（flat），在這裡我沒有等翻譯，因為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我看著皇帝，問他是不是這些······然後我開始用升調來唱出音符。他高興地說：「是，是，好，好，好。」47
德里格和馬國賢二人其實是由軟禁在澳門的多羅推薦給康熙的，但康熙明顯不在乎這些傳教士的派系，只要有真才實學，他都求賢若渴。在後來的相處中，康熙並不喜歡德里格的個性，但康熙還是優容了他。
德里格1711年入京後再沒有回歐洲（馬國賢1723年回去了），活到乾隆年間。他在中國譜的曲子流傳至今，網上可以找到欣賞。
在有些領域，康熙和他兒子已經學得很深入了，他們在等歐洲的學術突破。比如1717年，得知在歐洲大學做過數學教授的戴進賢神父（ignatiuskgler，1680-1746）到達了北京，康熙讓他的三兒子去試探對方是否有真才實學，同時讓三皇子特別問問歐洲有沒有找出新的簡潔的數學方法來獲取平方根和立方根。懂數學的人都知道，平方根和立方根求解是有一定難度的。特別是立方根求解，涉及跟虛數相關的問題，歐洲在18世紀中期以後才完全解決。康熙有這樣的數學興趣，就註定了他需要和歐洲保持良好的關係。48
如果說學術興趣是抽象的，那麼康熙當時正在進行的國家專案則是實打實急需有技術的西洋人。1710年前後，在張誠、徐日升等老一輩傳教士相繼去世後，康熙在進行中的一些大專案急需西洋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勘測疆域，繪製地圖。康熙由於缺人手，不得不把白晉派到一線去勘測。當時白晉醉心於《易經》研究，不願意去。他到西安以後不久，康熙收到奏報，說白晉從馬上摔下，需要回京調養。康熙對此硃批第一句就是「白晉原先即不願去」，他看出這是白晉逃避工作的藉口，接著寫道：「理當痊癒之日即以自力追上去。」意指他要真是墜馬，就應該等病好了自己追上勘測的隊伍。然而白晉竟然回京了。康熙不僅生白晉的氣，連轉奏的奴才赫世亨也一起罵了，因為他的說辭感覺是在幫白晉掩飾，康熙寫道：「爾如此含混轉奏，理應即行革職。50從康熙對白晉墜馬一事發火來看，1710年前後，康熙確實缺人手。但做西方式的勘測，畫地圖，只能用西洋人。康熙越到晚年，與西方各方面接觸越多，也越需要更多的西洋人。1718年，康熙吩咐兩廣總督：「西洋來人，內若有各樣學問或行醫者，必著速送至京中。」1721年，康熙去世前一年過壽時，當時在北京的葡萄牙耶穌會穆經遠神父（1681-1726）建議葡萄牙國王選送西餐廚師給康熙作為壽禮。穆經遠說他自己的廚師被康熙徵調到御膳房去了。52
康熙從接見多羅以後，無論是派遣使節還是期待使節迴歸，處處都顯示他有很強的意願與歐洲進一步聯絡。他發給歐洲的紅票更是說明了這一點。教皇在收到康熙紅票以前，已經在歐洲公佈了他禁止中國禮儀的諭令，洋洋灑灑寫了一大堆理由。而對比來看，康熙的紅票全篇沒有一句話在闡述他的想法和觀點，他只寫了一個內容，就是昭告歐洲：我派了兩批使節到歐洲，人都沒有回來。這樣的公開信發到歐洲，很明顯，目的就是要求回覆，要求繼續談。理解到這一點，以及看到康熙在接待第二個教皇使團前的漫長等待，我們才能夠真正理解康熙在和教皇使節談判中的各種說辭。
彼得大帝來華使團
在教皇使團到來前，彼得大帝的來華使團在1720年11月18日抵達了北京。兩個使團差不多時間先後抵京純屬巧合。彼得大帝使團到北京來是談判貿易的。自從1689年簽訂了《尼布楚條約》後，俄羅斯與大清貿易往來頻繁，嚐到了與大清和平往來的好處。但1710年代以來，俄羅斯對華貿易日漸衰落。衰落的根源，按照今天的說法是市場經濟競爭的結果。當時大清理藩院給俄羅斯的公函是這樣解釋的：
（大清）各種皮貨甚為豐足。況廣東、福建等沿海地方，每年又有西洋等國商船前來貿易，諸凡物品甚足，無人購買爾之商貨。皮賈乃寒冷季節需用之物，內地暑熱，而且所來皮貨又甚多。小康人家購買貂、鼠皮張縫製衣服，一件衣服將穿多年。富有之人雖然願買，而爾屬之人又高抬物價，因此不能賣出。遇有內庫購買各種皮貨時，爾商人不但不肯出售好皮貨，反而高抬物價，暗中私自賒給無名商販，此等商販皆為貧窮之人，一旦無力償還，則又再三求告監督催收。⋯⋯53
當時俄羅斯賣來的皮毛製品價格太高，無法和歐洲國家從海路賣過來的皮毛製品相競爭。除了價格高以外，俄羅斯產品質量也沒有南方海運過來的東西好。跟俄羅斯做生意的中國商販，賒了俄羅斯的貨款，最後還不上了，俄羅斯商人又在北京告官。為了兩國和睦，如果中國商販實在沒錢還給俄羅斯商人，最後是康熙從內庫拿錢出來賠付給俄羅斯商人。理藩院寫了一大堆理由來告訴俄羅斯，貿易減少不可避免，「歸根到底是因為俄羅斯的商品在中國沒有市場競爭力。當時俄羅斯正在歐洲一側和瑞典等國打仗，爭奪出海口，彼得大帝需要大清的貿易來支援他在歐洲的軍事行動。1719年，彼得大帝派伊茲麥伊洛夫率團出使大清，目的就是來找大清談貿易。出行前，俄羅斯知道大清對書寫用詞這些細節很在意，專門在稱謂上做了特別安排。彼得大帝讓使節帶給康熙的國書，最後的落款是：「大皇帝的好友，彼得。」55這樣通過朋友相稱，避免了稱謂上出現高低之分。
從聖彼得堡到北京，整個使團兩百多人，停停走走，走了十六個月才到達北京。隨團醫生約翰·貝爾在遊記中說，他估計速度快的話，應該半年時間可以從聖彼得堡到北京打個來回。56使團到了北京，受到了康熙的熱情接待。康熙一向重視與俄羅斯的關係，從國家戰略層面講，他一直認為大清最大的敵人是西北還沒有歸順的蒙古部落。1720年，西北依然不太平。康熙派出他最得力的皇十四子前往處理甘肅、新疆、西藏這些地區的邊務。所以，康熙對俄羅斯使團來訪的舉動也很歡迎。對康熙來說，能通過貿易穩住俄羅斯，把俄羅斯變成自己的盟友，是代價最小的解決大清北方地緣政治問題的方式。
俄羅斯使團是帶了彼得大帝信函來華的正規使團，同時也提前通知了禮部和理藩院。本來是要這兩個朝廷部門負責接待使團，但使團到了北京後，和禮部以及理藩院主管在接待的具體禮儀上不能達成一致。俄羅斯大使要求親自把彼得大帝的信送交到康熙手中，同時要求免除三跪九叩的儀式。這兩條禮部都不能答應，說這不符合規矩。571676年來華的俄羅斯使團就在禮儀問題上和禮部談崩了，以至於最後什麼實質條款都沒有達成。有了前車之鑑，在兩國又因禮節問題陷入僵局以後，康熙決定繞開禮部等朝廷部門，讓內務府通過滿人傳統的私人方式來接待俄羅斯使團。這樣一來，整個接待又變成了康熙的私人行動。所以這次俄羅斯訪華使團也和之前章節中的多羅使團一樣，在《清實錄》以及後來各種官修史書中都沒有記載。
康熙繞開了紫禁城，把接待地點放到了他西郊的暢春園中。俄羅斯使團的隨團醫生約翰·貝爾大概也覺得奇怪，為何康熙沒有在皇宮中接待他們，只是在他郊外的「鄉村別墅」（countryhouse）中接待了使團。58接待中，康熙完全放棄了中國傳統方式，而改用滿人的待客之道。約翰·貝爾說，他們被帶到接見的院子後，看見各官員在通向接見大堂的道路兩旁，露天席地盤腿坐在皮墊子上。當天是11月28日，北京已經是冬天，約翰·貝爾感嘆好冷。當時在場的翻譯是三名傳教士，約翰·貝爾專門記錄說他們當時穿著大清的衣服，也就是說他們是代表大清出席這次會見。根據康熙派人和俄羅斯大使在接見之前的交涉，雙方各自退讓一步，俄羅斯大使在見到康熙以後，把信放在一個小桌子上，再由康熙的人把信拿著，在大使看著的情況下，轉交給康熙。這樣做應該是出於安全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