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五年四月初八（1727年5月24日），雍正收到了廣東發來的訊息，新來的葡萄牙使團已經離開廣東趕來北京了。這一天正好是釋迦牟尼佛的生日，雍正在朝會上公開評論了天主教和佛教：
今日為佛誕之期，恰遇西洋國使臣上表稱賀，兩事適然相值，爾等在廷諸臣奏事之暇，偶將朕意宣諭爾等知之。······朕意西洋立教之初，其人為本國所敬信或者尊之如天。倘若立教之時，居然自稱為天主，此理之所無者也。釋氏原以清淨無為為本，以明心見性為功，所以自修自全之道，莫善於此。
雍正在朝會上公開對著群臣臧否宗教，是很少見的，特別是他評點的內容和時政又沒有什麼關係。雍正大概也知道這有點不合常規，所以還專門解釋了一下，他只是在大臣們「奏事之暇」，抽時間說幾句。很明顯，雍正這段話說明他對天主教中像「天主」這樣最基本的概念都是不認同的。儘管他措詞委婉，「此理之所無者也」，但明白人都能聽出，雍正是從根本上否定了天主教。同時，雍正也講出了他心中最好的宗教，那就是釋氏的佛教。在朝堂上，面對朝臣，這樣公開的一貶一褒，雍正的態度不能再明確了。
其實，早在三年以前，雍正元年都還沒過完，他就廢除了康熙的容教詔令，禁止傳教士在中國地方上繼續傳教。傳教士只能留在京城為朝廷做天文觀測這樣的技術性工作。當然，北京的傳教士也沒閒著。從雍正禁教起，他們就在北京找各種關係，希望說服雍正取消禁令。雍正也明白這個在路上的葡萄牙使團，大概又是來求情的。在葡萄牙使團來華前兩年，雍正已經拒絕過教皇派來的使團。2所以雍正在收到葡萄牙公文以後，就在朝堂上公開評價了天主教，並讓官員們把他的意思帶給葡萄牙使團。
北京傳教士煩惱的不僅僅是他們的宗教這樣被皇帝公開羞辱，最讓他們沮喪的是他們看不到一點兒希望。康熙去世後，他們在北京的狀況江河日下，一步步被排擠出了北京的權貴圈。雍正登基後，第一件事就是把他自己府上的和信任的人，換去管理內務府。傳教士作為康熙內務府的一部分，與康熙其他近身奴才遭遇基本一樣，都被逐出了宮，不再屬於內務府。據馬國賢神父回憶錄所記，雍正元年管理內務府的是康熙的十七皇子，他把神父們召集到一起，通知他們以後就不再歸內務府管，也不算內務府的人了。不歸內務府管也就是被剝奪了內務府身份，最直接的一個結果就是以後他們得不到皇帝的專門召見，不能入宮了。皇十七子還專門強調了這一點。能入宮面聖是了不起的特權。這個傳教士享有了超過半個世紀的特權，就這樣被取消了。最讓傳教士們失望的是，雍正皇帝連表現機會都沒有給過他們，就直接把他們趕出了內務府。沒有了內務府的身份，他們就只是一群懂天象觀測的術士，地位一下子就跟市場上掐八字算卦的沒多大區別了。
從被趕出內務府，到雍正全面禁止天主教，中間大概相隔了九個月時間。這期間，傳教士已從朝野上下對他們態度的轉變中，預感到了禁教的前景。被逐出內務府對傳教士來說是釜底抽薪，一下斷了他們在大清朝野存在的根本，朝野上下也都明白這其中的意味。傳教士很真切地感受到了各方面勢力對他們態度的變化。很快，許多權貴都開始迴避他們，不和他們來往了。
雍正繼位的時候已經四十五歲，思想、性格都已經完全成熟。對於傳教士來說，他們沒有任何機會影響、改變雍正。這一點，跟當年七歲繼位的康熙不一樣。傳教士那時接觸到的康熙，正處在學習階段。他們成功地用他們的知識來引導康熙，讓康熙對西洋知識、器物都發生了興趣。可惜的是傳教士的一切在雍正那裡都沒有吸引力。雍正二十歲開始就喜歡和喇嘛、和尚、道士往來。在雍正還是皇子的時候，傳教士也沒有特別花過功夫去接近雍正，雙方儘管沒有矛盾，但也沒有特別的關係。前章講到，傳教士在康熙朝受到的厚待得益於他們和康熙之間的關係，那麼雍正朝他們受到的冷遇，也是他們和雍正關係的體現。傳教士和康熙各個皇子建立關係的黃金時段是康熙晚年廢掉太子以後，也就是康熙的最後十年。在這段時間裡，為什麼傳教士會錯過雍正，沒有和他建立起良好的關係呢？這就不得不說到康熙晚年的儲位鬥爭。
康熙晚年的皇位爭鬥
康熙晚年的儲位之爭大概是他一生中最感棘手的問題。涉及的人都是自己的兒子和親人，手心手背都是肉，康熙很難恰到好處地處理。滿人的傳統，大多是不立太子的。努爾哈赤和皇太極去世的時候，都沒有立太子。但也正是因為沒有立太子，二人死後滿人內部都有劍拔弩張的爭位戲碼上演。立太子是漢人朝廷的傳統，也是皇位和平有序傳遞的一個措施。1675年，康熙聽了漢人臣子的意見，在他二十一歲的時候，就冊立了當時才兩歲的皇二子為太子。太子長大後，中年的康熙也確實體會到了立太子的好處。康熙幾次塞外遠征和南巡，都是太子坐鎮北京，管理朝廷日常運作，讓康熙可以放心遠走。但問題是，康熙走後，太子在北京朝廷中體驗著當皇帝的感覺，康熙回來，他又回到太子的角色上去。太子等待皇位的時間是漫長的，在當了三十三年的太子以後，還是在1708年被廢了。康熙在頒佈的廢太子詔中，從太子「秉性乖戾」說起，給出了一大堆太子不好的理由。不過，最本質的問題應該還是康熙察覺到了太子想登位，他自己感受到了威脅。但是廢黜太子並不是解決皇儲問題的辦法。康熙很快發現這一舉動反而激化了皇儲問題中隱藏的各種矛盾。太子位空缺讓他眾多兒子看到了機會，一個個蠢蠢欲動，同時整個朝廷的各派勢力也通過支援不同的皇子在暗中角力。康熙的大皇子甚至對康熙說，如果殺廢太子下不了手，他可以出手。康熙一直敬重的舅舅佟國維推薦立皇八子為太子，康熙不同意，也讓舅舅不要摻和這事。佟國維則直言康熙要讓自己閉嘴的話，除非把自己給殺了。遇到這種家務事，舅舅又這樣講話，康熙應該是很煩惱的。歷史記載中他和舅舅佟國維的爭論只是隻言片語，但從後來康熙的反應看，二人應該不是簡單的幾句爭吵而已。康熙幼年就喪父喪母，他小時候，母親家裡的兩個舅舅佟國綱、佟國維一直作為侍衛守在他身旁。他們之間是有深切親情的。傳教士記錄中，康熙無論朝堂上還是私下裡，都是親切地直呼二人為「舅舅」。而佟國綱又在跟隨康熙追擊噶爾丹時戰死疆場，佟國維就是康熙晚年最親的長輩了。按正常情況，佟國維1719年去世，康熙會賜給他這個舅舅很高規格的葬禮。但實際上，康熙連諡號都沒有給他。最後佟國維能有諡號，全靠他的兒子隆科多輔佐雍正有功。雍正上臺第一年為了拉攏隆科多，就先給佟國維補上了諡號。這說明康熙晚年和他的舅舅為儲位問題應該產生過很大的分歧。
康熙廢黜太子不久，便發現太子身上的許多問題其實是大皇子從中搞鬼的緣故。這讓康熙對廢太子的決定有些後悔。權衡各種利弊之後，康熙又在一年後，也就是1709年復立了太子，希望以此結束皇儲的紛爭。太子儘管恢復了，康熙對太子的猜疑還是沒法去除。康熙本來有南巡的雅興，1699年、1703年、1705年、1707年數次南下，但經過1708年、1709年廢太子後又復立太子，康熙至死都再沒有長時間遠離北京南下巡遊。1712年，康熙再次廢太子，公開的理由還是跟第一次廢太子時差不多，就是太子品行等各方面都不配做一個君主。廢太子一直被軟禁，直到雍正登基後的第二年去世。康熙廢太子以後，拒絕了所有立太子的建議，這也就開啟了歷史中被津津樂道的九子奪嫡時期。
北京傳教士既是康熙宮內人事起伏的見證者也是參與者。1675年，當兩歲的太子剛剛被立以後，傳教士就開始了長遠計劃，努力接近太子和他的勢力圈。這個圈子的核心是索額圖，是太子母親的叔父。傳教士一直和索額圖保持著密切的私人關係。很多傳教士的書信中都提到過索額圖，稱他為「索三」，因為他是索尼家的第三子。索額圖和傳教士的往來在剷除鰲拜之前就開始了。傳教士能得到康熙頒佈的容教詔令，就是索額圖幫傳教士打通了禮部的各個關節。有了索額圖的這層關係，傳教士在太子還未成年之時就在太子的核心圈子中了。從北京傳教士發回歐洲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們對太子讚譽有加，而且認為他能延續康熙的容教政策。1706年，教皇特使多羅參加了康熙的辭別會後，還去了太子那邊。多羅對太子的印象很好，認為太子會繼續容留天主教。「對傳教士來說，1712年太子再次被廢也是他們的重大損失，這意味著他們三十多年來在太子身上付出的心血付之東流了。他們需要重新猜測誰會是新的皇帝，並和可能的人選建立關係。
康熙一朝，傳教士前後來去已歷三代。他們跟所有的皇子都有交集。康熙學習了西方知識以後，讓傳教士把許多西學科目首先翻譯成了滿文，教他的兒子和皇族子弟。在康熙晚年爭位的兒子中，大概可以分為四派：
第一派是廢太子一派，以前的太子黨還在寄希望廢太子能有再被複立的一天。
第二派是以皇三子為中心的一派。皇三子以學問大聞名，康熙把跟學問相關的專案都交給皇三子去辦。比如著名的《古今圖書整合》就是皇三子在主持。還有跟西學相關的天文、數學等專案也是他在負責。皇三子自己就是有學識的，他帶著一幫滿人子弟，通過他們自己的天文觀測資料，竟然發現了傳教士所講天文學中的漏洞。在1716年前後，皇三子、十五子、十六子一起上書康熙，報告根據他們從1714年開始持續三年對夜晚的觀測，發現傳教士講的天文理論有問題，有誤差。5對於皇子們發現的問題，傳教士是承認的，只是說他們給的資料是目前最好的資料。有新來的傳教士，康熙也是派皇三子去測試來者是否有真學問。在歐洲大學講授數學的耶穌會傳教士戴進賢來到北京，康熙就是派皇三子去測試的。6
皇三子在以前爭位歷史中被提到的不多，但是皇三子在當時是一個不可小視的存在。研究雍正皇帝的學者黃培就提出，康熙最中意的皇子是皇三子，因為根據已知康熙晚年的滿漢奏摺來看，康熙聯絡最頻繁、交辦事務最多的皇子就是皇三子。」後來雍正登位以後，第一年就把皇三子放逐去為康熙守陵，這也反映出雍正對皇三子的忌憚。康熙是否有心傳位於皇三子，已無從考證。這裡要強調的是，研讀歷史必須要站到當時人的環境中去體會。當時所有的人，包括傳教士，都不知道康熙會傳位給誰，他們只能猜測。那麼他們猜測的憑據是什麼？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看康熙把重要的任務交給哪個皇子，平時和哪個皇子走得近，往來的多。從這一點看，皇三子確實和康熙來往頻繁。從現存的滿文奏摺上看，就特別明顯。皇三子管著大大小小很多事，經常出現在奏摺中。
爭位中第三派勢力是各種史書、小說、電影、電視都經常提到的皇八子一系。這一派還包括皇九子、皇十子和皇十四子。在1708年廢太子以後，皇八子確實有很高的呼聲。八旗中支援皇八子的權貴眾多，他在皇子內部也呼聲很高。康熙的舅舅佟國維就支援皇八子。後來朝臣發現康熙鐵了心不會傳位皇八子，又把目光集中在這一派中的皇十四子。各種野史中盛傳康熙有意傳位給皇十四子的說法，並非空穴來風。康熙在晚年把最重要的西北軍務交給了皇十四子。康熙一生最在意的就是平定西北，消滅還沒有歸順的蒙古部落。皇十四子有勇有謀，在處理青海、西藏等問題上讓康熙很滿意。只是皇十四子在西北的歷史功績後來在歷史中被雍正抹去了。
康熙晚年，皇子內部就認為康熙讓皇十四子領兵去西北，就說明他有意把皇位給皇十四子，同時也用這個任務來最後考察皇十四子。對於這一點，當時人應該都知道。傳教士穆經遠被抓以後的審訊記錄裡面提到這事。穆經遠承認他確實聽到過皇子之間說康熙讓皇十四子領兵就是中意他的表現。8
同時，約翰·貝爾在他的記錄中提到，他當時在北京聽說，皇位是要傳給皇十四子，同時也說皇十四子正在處理當時最麻煩的西北軍務問題。約翰·貝爾所在的彼得大帝使團是1721年3月離開北京的，也就是在康熙去世前大概一年半時間。他這條記錄應該算是一個跟大清內部沒有任何利益關聯的人留下的一條珍貴的歷史記錄。」爭奪皇位的歷史情形複雜，這裡只能講到一個脈絡。就本書關注的傳教士來說，他們也跟眾多朝臣一樣，把寶押在了這一派上。
第四派就是最後登位的雍正一派。雍正一派中還有皇十三子，這也是歷史中常常提到的人物。在上面四派中，傳教士可以說跟前面三派都有很好的關係。唯獨在皇四子雍正這裡，傳教士基本沒有下過功夫。為什麼在廢太子以後漫長的十年中他們會恰好錯過雍正？要真正理解這個問題，必須站在傳教士的角度思考。站在傳教士角度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明白他們是歷史中的人物，無法知道歷史後來的演進，不知道最後皇四子會登位。他們所有的決定，都是基於他們當時所觀所感，做出他們認為的最好選擇。
雍正登位中的謎團
康熙是1722年冬在京郊打獵時染了風寒，突然過世的。根據傳教士記錄，康熙其實在前一年身體不佳，而1722年身體已經恢復。康熙1722年秋已經去熱河木蘭打過一次獵了，冬天這次是再次出京打獵。這麼頻繁圍獵也說明康熙身體沒有什麼問題，起碼他自己沒有感覺到有什麼問題。所以康熙並沒有特別準備過傳位事宜，只是身體抱恙以後，在病床上匆忙開始了繼承人選擇。根據清史官方說法，康熙是口諭傳位給皇四子的，給出的理由是皇四子「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就是說雍正品行好，康熙認為他像自己。正史中還說，傳位時還有康熙的幾位皇子和九門提督隆科多在場。
從官方史料記載來看，傳位皇四子並沒有什麼疑問，但雍正篡位的說法一直存在。這個說法到清朝滅亡，所有宮廷檔案公開以後，變得更盛行。儘管沒有鐵證，但疑點很多。通過各種清官方記錄比對，學者發現雍正時期刪除了許多康熙時期的記錄，而且刪除的記錄正好跟雍正的繼位有關聯。民國初年清史學者孟森對雍正繼位的合法性做過深人考證，其中提到一點懷疑，這一點也是雍正朝時就被提出的問題：為什麼雍正兩個最親的人，都對他登位不滿？這兩個人一個是雍正的母親，一個是皇十四子。就宮廷常態來說，皇帝兒子眾多，皇子之間一般最親近的是同父同母的兄弟。雍正和皇十四子就是同父同母，在康熙駕崩之時，皇十四子正在西北處理西藏事務，過了幾個月才回來，回來後就和雍正鬧翻了，被雍正發配到城外居住。更詭異的是，雍正的母親也對雍正繼位沒有半點高興的樣子，在雍正把皇十四子發配到城外以後，雍正的母親竟然以死抗爭，撞柱而死。這個「撞柱而死」當然在正史中不會說到，提出這個的是雍正時代的曾靜。他列舉了雍正十大罪狀，遊說川陝總督嶽鍾琪謀反，其中一條就是雍正逼死生母，是大不孝。至於雍正生母是否真像曾靜所寫是撞柱而死已不可知，但雍正生母對雍正登位不滿，和雍正關係很差，這在很多歷史記錄中都能看到。所以為什麼雍正當皇帝，連他母親和親兄弟都不滿？這不得不說是一個很大的疑點。對於曾靜的指控，雍正曾經公開逐條批判。雍正把逐條批判，以及曾靜被抓後寫的悔過書，一起結集出版，取名《大義覺迷錄》。雍正這樣一條條批判，相當於把當年的各種傳言，以及宮廷矛盾記錄下來，公佈於眾。但問題是雍正寫的東西並沒有起到他想要的效果，反而暴露出更多的疑點。因為他的記錄又和當時其他正史記錄有出入。
乾隆初年，為了永遠平息相關爭議，乾隆又花大力氣在全國範圍內收回銷燬了這本書。清末留日學生在日本發現了這本書，使其重見天日。孟森先生的考證很多就取自《大義覺迷錄》，指出了很多細節與公佈的正史之間的矛盾。」後世懷疑的邏輯總結起來就是：如果繼位沒有問題，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細節上的出人？而且是在雍正的御用學者編輯校對了正史各種記錄以後，都還有那麼多出入。也正因為存在各種疑點，雍正的繼位問題成為後世每一位研究雍正歷史的學者都繞不開的問題。當然這些疑點也為後世各種文學創作留下了想象的空間。
瞭解了雍正繼位的疑點，也才能理解傳教士在雍正繼位之前的言行。第一，傳教士跟當時大多數的朝臣一樣，並沒有預測到雍正能夠繼位。這也是為什麼傳教士在雍正繼位之前並沒有專門花精力接近雍正，跟雍正私下建立起關係的原因。傳教士內部其實分析過誰有可能繼位，但他們並沒有想到雍正。他們也跟當時的主流分析一樣，把重心放在了皇八子和皇十四子一派上。當時，皇九子、皇十子在京城負責給在西北的皇十四子通報朝廷中的訊息。而傳教士穆經遠就屬於皇九子一系，參與了康熙晚年皇子間的爭位鬥爭。清亡以後，民國年間，雍正上位後處置皇八子允禩和皇九子允禟一派的案子就是當時的研究熱點。當時故宮博物院把宮中發現跟案件相關的審問材料結集出版，取名為《允禩允禟案》。其中的第一份口供材料就是穆經遠在雍正初年被抓以後錄的。12在羅馬還存有一份當年刑部根據口供寫的中文判決書（見附錄四：穆經遠判決書）。3口供中他坦然承認和皇九子的密切關係，開頭就說，皇九子對他好，是「天下共知」的。皇九子被雍正流放，穆經遠就跟著他。單看口供，根本看不出他是一個西洋神父，反而處處顯示出他是一個忠於主子的滿人奴才。錄口供的人還問穆經遠，抓你的那天，你對著皇九子的房子跪地磕頭是什麼意思？這些如果還是小細節的話，那麼穆經遠口供裡還說，他在康熙末年私自聯絡過年羹堯，給年羹堯送過禮物，這就是大事了。穆經遠在康熙晚年還向康熙推薦立皇九子為嗣，當然這被康熙呵斥了，說他不懂規矩。這些事情都說明傳教士是參與到了康熙晚年皇子奪位政治中的，他們心中有支援的候選人。不過可惜的是，他們的候選人沒能登上大位。
雍正的繼位出乎朝廷上下意料，加上當時還有各種對他繼位的流言，這些決定了雍正繼位頭幾年的重點任務是逐步清除異已。雍正繼位後的第一步就是更換內務府裡面的人。那些常年跟在康熙身邊的奴才都被換掉了。趙昌是康熙身邊一個重要的貼身奴才。很多奏摺上都能看到他的名字（注意趙昌是滿人中的包衣奴才，不是太監，康熙還在其生病時，勸他禁房事）。傳教士和他的私人關係也很好。雍正登基後，趙昌就被趕出宮，關在一個監獄裡面。「所以傳教士們被趕出內務府，其實也不是雍正專門針對傳教士的措施，只是雍正重新配置內務府人員的一個操作。後來乾隆上臺以後，也把內務府裡雍正養的和尚道士驅逐出宮，並且警告他們出去後不要亂說話。內務府就是管理皇帝家務事的部門，皇帝上任後，這裡面的好多人物都要置換，屬於常規操作。雍正朝由於有繼位風波，外加雍正疑心大，當時被趕出內務府的人很多。內務府調整完後，雍正的第二步就是處理讓他感到威脅的眾兄弟們。雍正1722年冬繼位，幾個月後，就把皇三子發配去給康熙守墓，把皇九子發配到西寧，皇十子被移送到蒙古。皇十四子在康熙死後幾個月趕回北京後，被要求在北京城外居住。當時皇八子在京城勢力很大，人脈很廣，雍正暫時沒有動他，反而任用了他。雍正穩住大局後，在雍正四年正月把皇八子圈禁於宗人府，當年10月皇八子就死了。到皇八子死為止，可以說雍正前四年的執政重點都在打擊異己、鞏固皇位上。15雍正和康熙以及後來的乾隆不一樣，他在位期間沒有長期離開過北京，也從來沒有下過江南。雍正似乎對他的江山一直到死都有幾分不安心。
傳教士也盡力了
雍正元年秋（1723年10月），閩浙總督滿保上了個摺子，細數天主教在福建的問題，建議全國禁教。這個摺子從內容上看，並沒有多少新意，還是老生常談，總體就是說天主教教義與傳統觀念有諸多衝突，不適合在中國傳播等等。摺子建議除有技術的北京傳教士繼續在朝廷留用以外，地方各省都應該禁止傳教士出入傳教。
這封奏摺很簡短，兩三句說了地方上的問題，就轉入了禁教的話題。北京傳教士得知後，迅速派人瞭解事件的原委，瞭解什麼原因導致福建官員突然要求禁教。傳教士探詢一番以後，發現並不是什麼大事。當時福建有兩位西班牙新來的傳教士，沒有遵循男女有別的原則，在福安允許男女同時出現在教堂的宗教儀式裡面。為什麼閩浙總督滿保要把這件地方上不算大的事件捅到朝廷裡去？傳教士並沒有找到原因。傳教士只打探到滿保先是與雍正溝通過，得到雍正的批覆以後，才又用公開的朝廷渠道，以地方疆臣的身份上了摺子給朝廷。現存的滿語奏摺確實印證了傳教士的說法，是雍正指揮滿保把事情鬧到朝廷系統裡面去的。16
打探中，傳教士還了解到福建地方上對修女問題有意見。當時福建有遺棄女嬰的習俗，傳教士因此收容了不少女嬰。收容的女嬰長大後，傳教士把他們培養成修女。當時福建以及浙江很多地方男女比例失衡，由於男子娶不到老婆，這些地方還存在賣妻、典妻的習俗。福建鄉紳看到修女，認為這是天主教蠱惑婦女入教，影響了當地的傳宗接代。他們並不瞭解這些修女大部分是由棄嬰長大而來。
而福建地方官場上有禁教的說法起源於福安一個秀才皈依了天主教。這讓福安知縣不安，上報了閩浙總督滿保，說傳教士在當地興建教堂，蠱惑人心。福安知縣知道康熙是容留傳教士的，也知道傳教士手裡有印票。但福安知縣認為此印票是通融傳教士在華居住之用，不是允許傳教士私建教堂用的。福安知縣提到，大清明文規定和尚道士不得私建廟宇，而傳教士理當不能私建教堂。福安知縣巡查，整個福安縣有多處新修教堂。一個小小縣城，就有15座之多（滿保後來上的摺子中提到了這一點）。滿保讓知縣利用當地宗族勢力，小心處理，限制天主教的發展。17
北京神父在寫回歐洲的信件中，坦承男女區分不嚴格，共同參加宗教活動確實是中國的大忌，很容易惹出麻煩。但他們覺得很冤枉，因為新來福建的傳教士，北京的神父其實都不瞭解。而且傳教士認為這個男女區分就算是問題，也只是一個小地方上的問題，全國其他地方都對這個問題處理得很好。對於福建當時的狀況，波士頓大學的梅歐金教授在他研究福建天主教的專著中有過考證，認為當時禁教的摺子是北京朝廷政治的需要，並不是福建當地問題的反映。18一個最直接的表現就是雍正頒佈了禁教條約以後，反而福建各地並沒有嚴格執行，許多地方教會依然長期存在。這也印證了當時耶穌會神父的說法，當時福建並沒有什麼跟天主教相關的大事發生。
雍正收到福建的摺子後，把摺子轉送到了禮部，讓禮部部議。禮部給出的最後結論是贊同摺子所請，同意禁止天主教。雍正元年的最後一個月（1724年1月），雍正發出諭旨禁教。整個過程從滿保上奏，到最後禁教，事情發展得很快，總共不到三個月。北京傳教士從知道摺子開始，就在動用他們多年在北京建立的關係網，四處活動。他們先是找到欽天監裡和滿保是世交的滿人主管，請他寫信給滿保。同時，廣州傳教士又多次登門拜見兩廣總督，請他出面幫傳教士說情。兩廣總督開始本不想摻和這件事，但抹不開和傳教士來往多年的面子，最後還是寫信請滿保三思。滿保對各方求情的人，回覆都差不多，大意就是事情已經捅到北京，後面事態發展他已無力把控。這樣婉言回絕了各方，欣然事外了。
之後，北京傳教士把活動的精力主要放在了北京。他們畢竟紮根北京幾十年，在北京官場也是有根基的。他們很快通過各種渠道打探到了各種細節。1723年12月29日，巴多明神父從宮裡一個內線那裡得知，皇帝的意思是保留北京的教堂和傳教士，但是禁止地方各省教堂和天主教傳播。20巴多明得知雍正這個處理意見的時候，整個案子還沒有交到禮部商議。這個資訊很重要，這讓傳教士明白禁教就是皇帝的意思，調子已經定好了，禮部部議也就是走個過場而已。知道這個訊息以後，巴多明又找到他以前在內務府裡面一個老熟人，從那裡得知摺子送到禮部的時間。21
儘管傳教士知道禁教是雍正的意思，但還是決定要在禮部那邊做最後的努力。他們先是花重金賄賂了一個禮部的小職員，讓他幫忙找出當年康熙容教的諭旨，原封不動地抄寫出幾份來。22他們希望康熙朝的這份諭旨能派上用場。他們先後通過各種關係，找到禮部中多人。其中，康熙的皇十二子、禮部滿人尚書以及另外兩位官員都同意幫他們仔細過問案情。1724年1月3日，禮部部議了滿保的摺子。會中，一位官職低、平時不起眼的官員給出了處理意見，同意滿保所請。答應幫助傳教士的幾位，相繼在會中發問：為什麼整件事都沒有參考過康熙容教的諭旨？幾個官員要求那位下級官員重新思考，下一次部議中再給出新的意見。奇怪的是，那位下級官員竟然一字不改，把前一天的處理意見再次拿到了第二天的部議上來，而且強調他不會做更改。按照傳教士的記錄，禮部官員從這位官員不同尋常的強勢中，察覺到了他背後有人，而且很可能就是皇帝。所以這位平時不起眼的官員才會在這個跟他私人利益沒有關係的問題上公然頂撞部門內的領導。在這種情況下，大多數禮部官員都很識相，默默地同意了那位低階官員給出的議案。倒是傳教士沒有打點過的理學名臣、當時任漢人禮部尚書的張伯行，以及另外一名與傳教士有交往的禮部官員，拒絕在議案上簽字。不過二人因為此事受到很大壓力，幾天後還是同意了議案。23
這個時候，傳教士看禮部方面愛莫能助，也確認了禁教就是雍正的意思。由於他們已經被趕出了內務府，早已不可能像以前見康熙那樣，去直接求見雍正。他們就去找了雍正朝唯一可能幫到他們的人，那就是康熙的皇十三子。傳教士以前和康熙的各位皇子都有交往，知道各位王爺的喜好。他們知道皇十三子喜歡書畫，而且特別喜歡傳教士郎世寧。郎世寧在康熙晚年才到北京，在傳教士中屬於晚輩，出面應酬的事一般還輪不到他。這次兩位神父特地帶著他一起去求見皇十三子。
雍正登位第一年，最忙碌的臣子大概就是皇十三子。傳教士第一次上十三王爺府，皇十三子正要出發入宮，但還是匆忙中跟他們說了幾句。這也可見傳教士確實在康熙朝積累了過硬的關係。當時想要求見皇十三子的達官貴人太多了，很多都排不上號。皇十三子一見到他們就說，知道你們是為什麼事情來的，告訴他們這事已經轉到他和皇十六子這裡處理了，他還沒有具體瞭解過整件事，讓傳教士第二天到朝廷那邊去見他。當時傳教士感覺皇十三子的口氣和善，似乎看到了希望。
第二天傳教士去朝廷那邊等了一天，都沒有見到皇十三子。那時年羹堯正在西北平定羅卜藏丹津叛亂，戰事吃緊，皇十三子當天公務繁忙，讓傳教士明天到他府上去商談。傳教士第二天一直等到晚上六點才終於見到了皇十三子。皇十三子過問了這件事，已經知道禁教是雍正的意思。於是一來就跟他們說事情很棘手，大意是他也幫不上忙了。24
第二天傳教士們寫了一份陳情書交給皇十三子。送陳請書的太監出來告訴他們皇十三子和皇十六子看了他們的上書。晚上他們等到了皇十三子，皇十三子說他認為陳情書措辭不恰當，整篇文字是在和皇帝爭辯的架勢，這樣只會起到反作用。同時說如果他們實在要把這陳情書交到皇帝那裡，要有什麼不好的結果就不要再來找他了。25
聽完皇十三子的話，傳教士感覺情況嚴重，也就沒有提交他們的陳情書。皇十三子同時還告訴他們，跟皇帝上書要以謝恩和祈求的方式來寫，這樣才會有結果。還沒有等到傳教士再次寫陳情書，雍正禁教的諭旨就下達了，而且很快就知會了地方。
傳教士面對這樣的局面已經無計可施。幾個月後，他們又再次去找皇十三子，告訴皇十三子各省傳教士在禁教後遇到的具體困難，希望皇十三子能幫他們疏通。按照雍正禁教的安排，各省傳教士要被驅逐去澳門。但當時澳門被葡萄牙控制，許多非葡萄牙籍的傳教士到那裡反而更難找到回國的船。所以傳教士希望朝廷能允許他們去廣州，那裡各國來的船都有。同時許多地方上的傳教士年事已高，外加在當地都住了幾十年，突然要離開，需要更多的時間來善後。皇十三子聽完這些具體困難，認為雍正會同意他們的請求，然後教他們應該如何上書雍正來提這些問題。皇十三子告訴傳教士，禁教之事，木已成舟，新上摺子就不要再對禁教之事做爭辯。同時，皇十三子教傳教士摺子前半部分強調傳教士入華百年來奉公守法，然後祈求皇上開恩，寬限一些時日。最後皇十三子交代他們把摺子送到內閣，讓大學士幫忙轉呈皇上。同時皇十三子告訴他們如果那邊不能把摺子遞上去，再來找他，他用他的渠道幫忙送呈皇上。26
上面皇十三子的指點是傳教士寫回歐洲的信中提到的。由於傳教士這封摺子是通過內閣提交上去的，因而該摺子得以保留在宮廷檔案中。摺子全文如下：
西洋人戴進賢等謹奏，為籲恩垂鑑事切。臣等自利瑪竇航海東來，歷今幾二百年。幸荷聖朝優容無外，故士致入歸，守法焚修，原非左道。茲因福建之事，部議波及，一概驅往澳門。遠臣奉命惟謹，敢不凜遵。
惟是澳門非洋船常到之地，若得容住廣東，或有情願回國者，尚可覓便搭船；今俱不容托足，則無路可歸。澳門雖住洋商，而各省遠臣，不同一國者甚多，難以倚靠。可憐欲住不能，欲歸不得，此誠日暮途窮之苦也。
近接廣東來信，撫臣奉文之後〔指朝廷禁教條文〕，出示行牌，嚴加催逼，限六月內驅往澳門，不許遲過七月。因思臣等荷蒙聖恩，留京備用，每年家信往來，亦所不免。倘廣東無人接應，將來何以資生。我皇上仁恩溥博，薄海內外鹹荷覆幬〔受到恩惠意〕，似此老邁孤蹤，棲身無地，不得不冒瀆嚴威，惟望聖恩寬厚，俯賜矜全，行令廣東，免其驅逐。嗣後各省送往之西洋人，願赴澳門者，聽往澳門；願住廣東者，容住廣東。如此則臣等感激涕零，受恩靡盡矣。再各省現有衰老病廢難行之人，可否暫容？此又出自皇上格外隆恩，非臣等所敢擅請也。臣等不勝呼號待命之至。謹繕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鑑，特賜俞允施行。27
很明顯，摺子就是皇十三子提的思路：開篇說傳教士一直遵紀守法，接著講困難，最後祈求皇上開恩。傳教士雖然很多懂中文，但這篇摺子，遣詞造句很可能是找過漢人幫忙潤飾修改而成，比他們其他的中文摺子高出一個水平。最後「臣等不勝呼號待命之至」「伏乞皇上睿鑑」，把他們趴在地上求皇上開恩的即視感都烘托出來了，深得文臣奏議精髓，神情並茂地把皇十三子交代的「祈求皇上」的意思寫了出來。
這個摺子大概也真是感動了雍正。根據傳教士記載，雍正接到奏摺後立馬就給了批覆。當時去送摺子的三位傳教士還在跟大臣寒喧，尚未離開。官員接到送出來的雍正回覆以後，看了一眼，馬上就把批覆遞給了傳教士。巴多明神父看完回覆後，馬上用滿文說了一句官場逢迎的套話。巴多明到底說了什麼話，傳教士的記錄沒有寫明。他們只記錄了傳批覆的僕人，一聽到巴多明的滿文回覆，馬上就跑回去稟報雍正。而雍正聽完後，立馬就召見了三位傳教士。這次召見對傳教士來說意義非凡。自從康熙去世，他們被趕出內務府以後，就沒有機會見到皇上。這次會見，是自福建上禁教摺子以來，快一年時間裡第一次有機會見到皇上。這跟他們在康熙年間隨時能見到皇帝完全是兩重天。
傳教士記載，雍正大約接見了他們十五分鐘，雍正說什麼，傳教士都點頭稱是，沒有任何爭辯，只是一再謝恩。感謝雍正同意讓傳教士去廣州。雍正說完以後，也對傳教士的反應表示滿意，還賞了每人一件小禮物。
雍正為什麼要禁教？
雍正為什麼要禁教？這是天主教歷史中一個繞不開的話題。雍正登位後第一年就禁教，而這時全國上下並沒有什麼跟天主教相關的大事發生。福安縣反映的案子，指控教堂內男女混雜，當時的大臣和後來的學者都知道那不過是禁教的託辭罷了。每年無論寺廟還是道觀，出現這種小範圍的問題可以說數不勝數，地方官連朝廷都不會上報，就把事情處理了。既然當年沒有什麼大事，後世學者自然把目光放遠，把禁教聯絡到之前發生的大事上去。這也就是為什麼提到雍正禁教，原因都聯絡到了康熙時期的禮儀之爭和康熙會見教皇特使這樣的「大事」，甚至還有的把禁教與20世紀以來流行的中西文明衝突理論聯絡到一起。以前的說法，總結起來就是雍正禁教是長時間積累的結果，康熙時就有了苗頭，雍正元年禁教只是表明雍正做了康熙準備做還沒有做的事。歷史學家宏觀看待問題，把事件放到歷史長河中去思考，這種思考方法本身並沒有什麼問題，但問題是這樣的宏觀思考，忽視了雍正這個個性鮮明的皇帝自身的作用。稍微瞭解清史的都知道，雍正是個有主見的皇帝，他做決策有他自己的決斷思路和邏輯。在禁教問題上，雍正才是真正的主角。
清初皇帝手中的權力跟明朝皇帝完全不一樣。康雍乾三個皇帝不僅手上都有實權，而且他們每個人也都追求對國家的管控。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很生動地講述了明朝皇帝被朝廷制度限制，不能放開手腳切實地管理國家，以至於萬曆皇帝二十多年都不上朝，讓朝廷各部自行運作管理。儘管大清繼承了明制，但是大清皇帝有人關前就形成的滿人權力運作網路。皇帝如果遇到在朝廷那邊不能按心意解決的問題，可以直接繞過朝廷處理，最直觀的就是康熙雍正都繞開朝廷，有自己的秘密通訊系統。皇帝可以直接通過主奴關係，秘密地和地方上的滿人聯絡，繞開朝廷管道來辦他們想辦的事。比如前章講到的康熙兩次接待教皇使團，全部過程沒有經過任何朝廷部門，從廣東一路到北京，康熙自己的內務府就一手處理了。朝廷的史官，無論是《康熙起居注》還是後來的《康熙實錄》，一條康熙接待兩個教皇使團的記載都沒有，就是這個原因。有些事需要朝廷部門配合的，皇帝秘密聯絡了他在地方的官員後，再讓官員把事情遞交到朝廷裡處理，這樣裡應外合，事情很容易就按照皇帝的想法來辦理。前面講到的閩浙總督滿保的摺子就是這個情況。滿保本來只是私下向雍正彙報了一些地方上天主教的情況。雍正表揚了滿保「卿所言甚是」以後，御批最後一句讓滿保「如此繕本具奏」，29就是讓他換成正式官文樣式重新把事情公開上奏到朝廷裡面去。後來朝廷禮部的部議其實就是走個過場。以前歷史中也注意到雍正逐漸把權力集中到他自己的手裡，稱之為加強「中央集權」，其實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個人集權」。明代也是中央集權，但那是把權力集中在朝廷中央，而不是皇帝個人。清朝康雍二帝利用滿人的渠道把權力集中到了個人，所以在看待康熙雍正朝的事件時，得把他們個人意志放在首位。
歷史中的細節也印證了禁教是雍正自己要禁教，根本沒有什麼歷史趨勢以及大的歷史事件迫使雍正禁教。在知道福建遞上來的摺子後，康熙的十二子、十三子、十六子在傳教士找到他們後的第一反應都是他們可以幫忙。但他們最後沒有幫上忙，就是因為知道那是皇帝個人的意思。但他們的第一反應都真切地說明當時並沒有什麼大事，幾個皇子都沒有感受到有什麼原因需要禁教。這幾個皇子都是雍正的人，反應尚且如此。其他跟傳教士交好的，如皇三子、九子、十子，這時都已被流放。當時跟雍正關係最近，也是雍正朝權力最大的皇十三子，就當著傳教士和皇十六子的面說過，他一看到滿保的奏摺就覺得不妥，認為不能拿一個小地方事件，做成一個全國範圍內的政策。而且禮部中的滿人和漢人尚書在第一次會議中，同時都反對這個摺子所請。30雖然他們二人最後都妥協了，但他們最初的反應也說明當時社會沒有什麼大家公認的「潮流」「趨勢」在支援禁教。這些歷史參與者的第一反應是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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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對禁教的解釋
上面提到北京傳教士求雍正開恩，讓各地傳教士可以去廣州的摺子。對於這個摺子，雍正給了回覆。這個回覆應該是雍正第一次正式向傳教士解釋他為何禁教。他的硃批是這樣寫的：
朕自即位以來，諸政悉遵聖祖皇帝憲章舊典，與天下興利除弊。今令爾等往住澳門一事，皆因福建省住居西洋人在地方生事惑眾。朕因封疆大臣之請、廷議之奏施行政者，公事也。朕豈可以私恩惠爾等，以廢國家之輿論乎？今爾等既哀懇乞求，朕亦只可諭廣東督撫暫不催逼，令地方大吏確議再定。31
由於傳教士的摺子不是以私人的密摺形式遞交給雍正，而是通過內閣傳遞，這樣一來，雍正的回覆就是公文性質。他知道他的回覆內閣裡的人都會看，所以這個回覆有很明顯的官腔。回覆的實際意思是同意曉諭廣東不要催逼傳教士，但前面一大部分是在為其禁教做解釋。雍正一開頭就聲稱他繼位以來，一直遵循康熙的政策。而禁教是「封疆大臣之請」，結果是大臣「廷議」的結果。這樣一來，雍正把自己在裡面的角色撇得乾乾淨淨，而他只是在根據朝臣意思辦「公事」罷了。